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对19201940年代关于农村建设争论的评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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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对19201940年代关于农村建设争论的评析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对1920－1940年代关于农村建设争论的评析

　　自1920年代始，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走向崩溃。

其原因首先是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向下沉沦；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国内天灾人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等。

从19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而农村建设又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议题，究竟应该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就成为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

众多学者在围绕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进而涉及到对影响农村建设的各种因素、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条件以及中国农民特点的分析。

了解这场争论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

“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工业，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

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

“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

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

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法律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

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

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

“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

“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

“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

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

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

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专制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

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

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

“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

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

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

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

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

“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

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

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

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

不足之处有二：

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

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

“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

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

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

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

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

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

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

》一文中谈到：

“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

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目前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

”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

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

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

“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

“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

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

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

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

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

“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

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

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

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内容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

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

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理论层面。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发展民族工业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经济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

“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

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

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

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政治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

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

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

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

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

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历史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

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

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

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