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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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课程名称：
社会发展与健康课程代码：
PHPM119003.01
开课院系：
公共卫生学院考试形式：
课程论文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题目
1
总分
得分
一、下列题目范围内任选一项撰写一篇论文（题目自拟）
1.健康不公平性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2.老龄化趋势及其带来的健康挑战
3.环境问题对健康的影响
4.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策略
5.慢性病防治策略
6.或自选关于中国与全球范围内的某一健康问题与挑战
二、论文写作要求
1．选题应明确具体，切合当前中国或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问题与挑战。
行文条理清晰、论证有力。
文中应体现个人观点。
2.正文字数：
不少于3000字（不包括注释和参考书目等）
3．论文统一按word格式A4纸（“页面设置”按word默认值）编排、打印。
装订时，以此试卷作为论文封面。
4．字体：
宋体；字号：
小四号、字符间距：
标准、行距：
20磅。
5．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正文、参考文献等。
应严格遵循论文写作规范，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可采用脚注或尾注，格式参见附件《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6．如果所提交论文不合规范者，必须改写。
如果两次改写后，仍不合规范者不予以评分。
严禁抄袭，一旦发现按零分处理。
7．请于6月19日晚18:
00-19:
00将作业打印稿交至四教H4104教室邓青龙助教。
并将作业电子版提交至E-learning.
8.个别需改写的可顺延四天，最迟于6月22日之前将电子版发至助教邮箱。
逾期按零分处理。
压力过程视角：
试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摘要：
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压力过程理论为切入点，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文认为，“迁移压力”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压力来源，以直接急性压力亦或间接慢性压力形式对个体的心理及精神健康产生了负面作用与消极影响。
同时，个体的抗压能力也影响其对于压力来源的认知与解读，影响其应对压力的行为与策略，作用于个体最终的以个人价值感缺乏、精神健康躯体化为主的可能的消极心理健康结果。
最后，本文从社会多主体入手，讨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压力过程模型
1、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是以乡村向都市为主要迁移方向的农民工群体，其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作为都市生活中的新兴群体，都市社会建设与发展中又一能动性的主要来源，其物质生活环境、劳动工作条件、人际交往关系、群体文化观念、身心健康状态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为社会各界学者所意识与关注。
而其中，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态及其身心平衡问题，因其作为有效参与城市建设与维持社会稳定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及受到来自于2010年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推动，更是开始由边缘化探讨向主流研究方向过渡，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开始更多地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并获得更多的关注。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所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版块，对其身心健康的促进与保障，是满足实施制造强国策略、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此外，在对有关农民工心理健康状态的不断聚焦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尤为突出。
其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当下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力量，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力来源。
新生代农民工，亦称“第二代农民工”，即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农民工群体[1]，他们之中既包括自小随父母进城务工的人群，也包括从一开始就出生于城市但仍为“农民”身份的群体。
2010年全国总工会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占农民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并约为在城职工人数的一半[2]。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
在黄四林等人对中国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中便发现，自1995年至2011年的17年期间，尽管中国农民工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在逐步提升，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却在下降，相较于其父辈或老一代而言，其在心理层面所感知到的敌对与焦虑状态更为显著[3]。
此外，杨卓耸等人在就青年农民工心理障碍问题的研究中也指出，该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同年龄阶段的城市青年[4]。
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心理健康问题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包括感到生活艰难、前途茫然、孤独和觉得自己没用在内的个人价值感缺乏问题，以及包括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失眠等在内的精神健康躯体化现象[5]，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的倾向。
此外，由心理健康问题所引发的新生代农民工失范与越轨的现象于近年来也层出不穷，作为影响社会秩序的关键要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有其获得更多重视的急切性。
由上，本文将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探讨其与老一代农民工、同年龄段城市青年相比，具有更低心理健康水平的原因与其心理健康发展的具体机制。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下的迁移主体，无论是其自小随父母从乡村到城市的“物理迁移”，还是其出生于城市、渴望融入都市生活“心理迁移”，迁移作为一个伴随着个体所处社会结构的众多变化、充满压力的过程，必然会对其心理健康水平造成影响。
由此，本文将以社会学的视角，运用泊林（Pearlin）等提出的“压力过程模型”，主要从压力的来源、个体应对压力的的行为模式两方面以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健康发展机制，阐析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2、心理健康的社会学视角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以个人价值感缺乏、精神健康躯体化为主要心理健康问题表现的原因探讨之前，本文首先将对所采取的分析研究视角加以简要阐析。
1.心理健康问题及其社会学解读
首先，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通常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心理困扰，即由个体所感知到的包含生活适应与压力、情绪情感、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由各种境遇性问题所造成的心理健康后果；二是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人的感知、思维、记忆、智能、注意、意志及行为等心理过程和人格偏离了正常人群，并没有能力按社会认为适宜的方式行动，不能适应社会，具体包括神经症、抑郁、强迫、疑病、广泛性焦虑、人格障碍等；三则是精神病性心理异常，指人脑机能活动失调，丧失自知力，不能应付正常生活，不能与现实保持恰当接触的严重心理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和反应性精神病等[6]。
其次，针对以上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与医学模式视角下所认为的心理健康问题根源在于个体自身，认为导致一系列越轨行为发生的原因即在于病理的、体质的、器官，或者偶尔为心因性的研究观点不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更多强调社会因素在个体心理健康层面的重要性[6]。
即首先承认心理问题的客观存在性，其次主张心理健康问题既不仅仅只是一种疾病实体，也不完全单纯由社会建构，而是一个综合社会、文化、心理和生理因素所得的结果，并提倡以一种综合的研究范式对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建构及其表现进行探索。
2.压力过程模型的研究范式
由前所述，本文将选择社会学视角下的“压力过程模型”对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解读。
“压力过程模型”是当前心理健康社会学中一个解释各种地位—心理健康模式的综合性理论范式。
泊林等人认为该模型由压力的来源、压力的中介变量及压力的表现三个概念领域相互联系构成，同时，在此研究范式下，心理健康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沿两个维度发展[6]：
第一个维度是压力暴露的方向，即以急性生活事件、慢性生活压力、日常生活烦恼等为主要内容的对具体压力来源的探索；第二个维度则指向影响个体压力易感性因素，主要围绕社会支持、自尊及应对策略与模式等展开，探索其对于压力影响过程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由是，压力过程模型即主要通过对以上两种路径的展开，解释社会结构—心理健康发生发展的机制与过程。
三、压力过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机制
1.压力的主要来源
作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向城市方向流动、主观上更趋于积极融入都市生活的迁移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压力来源即来自于其在城市定居、适应、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迁移压力”。
如此迁移压力因其具有急性亦或慢性的压力特征，从而使得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影响的方式有直接与间接之分。
1.1直接与急性压力
1.1.1生存议题
直接与急性的生活压力即首要表现为生存议题，涉及包括农民工住房、工作等需要在内的即时满足问题。
一直以来，由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及精神健康状况研究可见，经济和就业压力、语言障碍、恶劣的生活条件、歧视等关乎该群体在城市得以开展并维系正常生活的重要影响要素，是该群体的主要且直接的压力来源，因而对于其心理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且直接的影响作用。
其中，在心理健康与经济就业压力关系方面，心理健康受就业压力的影响除了表现为由“找工作困难”而带来的心理压力感受，也表现为在“找工作容易”下所导致的个体心理及精神健康变化，即“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感觉越容易，其精神健康越差”[5]。
具体而言，即新生代农民工所进入到的就业领域往往是城市边缘化的、以项目型或季节型为主要形式的体力劳动工作。
除了低收入、低职业地位之外，相对而言较短的工作周期使得该职业下的人员频繁流动更为普遍[7]。
而这种持续的长期、频繁的职业流动往往会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弱势地位增强的后果，即因其频繁流动而带来的个体归属感与位置感的缺失，从而对个体心理及精神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
1.1.2劳动权益
劳动权益作为农民工又一主要压力来源，其主要是通过工时及工作环境、拖欠工资、强迫劳动等方面对该人群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造成影响[8]。
首先，由上，受经济导向而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从事低工资、低职业地位的工作领域，对应地，这些企业为节约用工成本也存在有对有限员工过度使用、工作条件与环境本身恶劣的情况。
由是，超长工时往往使得该人群身体常常处于疲劳状态而难以获得放松与调节，从而使其易产生空虚、烦躁等负面情绪，并甚或由此而造成工伤事故。
此外，工作场所所存在的有害物质、气体与噪音污染等问题也在造成农民工身体健康伤害的同时，使其可能形成职业病，影响其心理及精神健康发展。
其次，“拖欠工资”则通常作为一个急性的生活事件对农民工造成经济层面上的压力，并随之带来不安、焦虑、恐惧的情感情绪变化，同时，不断上涨的城市物价水平与得不到同步增长的农民工工资也对其造成不小的生活压力。
最后，强迫劳动则是因其对个体劳动意愿的违背以及对个体自主性的不充分尊重，所带来的对农民工心理上一张持续且直接的压力。
1.2间接与慢性压力
1.2.1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即指新生代农民工所处迁出地与迁入地在文化规则、文化实践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个体带有乡土性的原生文化与价值观念因其与都市文化规则和实践的“格格不入”，而产生的伴随着文化冲击与差异而来的心理不适感。
这种由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具有长期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其中，长期性即表现为文化差异—心理压力过程通常会转化成以一种“日常生活烦恼”的形式，“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个体的生活实践之中，并对个体产生长期的影响；多样性则指向文化差异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多渠道性，即既包括有衣食住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内容，也包括有因不熟悉文化规则的不遵从、因不愿接纳的不遵从甚或对抗的冲突形式。
此外，在应对文化差异困境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也会因迁出地生活文化方式与迁入地的断裂而产生“失落”的心理反应，而“失落”则具有进一步发展成为“抑郁”的可能风险。
1.2.2结构性制约
结构性制约则是指由城市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对农民工群体的压力与约束，对其余地选择所作出的限制。
城市社会制度造成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区隔”，并为其建构了特殊的、另外的社会空间。
同时，由于制度的广泛性与其变迁的长期性，这种更多从宏观层面作用于个体心理及精神健康的制度压力也因此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从而构成个体生活中慢性压力的来源之一。
其中，户籍制度是结构性制约的主要作用方式，它作为一种“社会屏蔽”的制度，将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屏蔽在城市社会资源的分享之外[9]，同样，对于那些城市化进程下试图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分享城市社会资源机会的农民工而言，户籍制度也是其实现机会并融入都市生活过程中的一大“绊脚石”。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区隔作用，农民工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拥有更少且质量更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因城市社会制度所赋予的权益与资源覆盖空间的不同，而与城市居民处于不同的社会空间并形成了空间边界。
这种在不同社会空间下资源种类、数量、质量的差异，反映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诸多方面。
具体表现为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工更多是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机会，且其劳动权益往往面临风险；因缺乏城市户籍而无法获得城市相对完善的养老、医疗与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
此外，教育，作为农民工子女实现向上结构流动的主要机会，也因户籍制度而受到阻碍，该人群往往被区隔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普通小学所特设的农民工子弟班级，由此获得相对更差与更不充足的教育资源。
其次，户籍制度除了导致农民工群体的不平等利益获取之外，也使得该群体由于“区隔”而“标签化”、“边缘化”，导致其受到来自社会或隐蔽或暴露的偏见与歧视。
由上，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外来人口所受到的城市社会制度制约，其所带来的异质性观念、区隔区别化措施与歧视都会对个体产生具有长久性影响特点的压力，由此导致其心理与精神健康产生累积性的、负面性的情绪情感问题。
2.个体的抗压能力
在心理健康层面，个体负面性情绪的产生往往不是由压力事件亦或其它情绪性事件直接激发而成，而主要决定于个体自身对压力事件及来源的认知与解读。
由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发展机制的解释，除了要对其所受压力来源进行阐析，更要对其个体抗压能力进行分析，而本文认为，个体的抗压能力则主要受其所属群体特征、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2.1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由上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描述中已指出，有关研究发现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差的心理健康水平。
由此，在压力过程模型分析下，当压力来源大致相同却出现群体间不同心理健康结果时，便须要更多关注个体压力易感性因素与其应对压力所采取的行为策略。
由此，影响价值观念与行动策略、造成与老一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特征应当首先加以讨论。
全国总工会在就有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该群体在城市适应性过程中表现出了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个特征[2]。
简而言之，时代性即指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正处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新阶段的新生代民工，更注重其发展需求，注重自我技能的提升与权利的实现，在接受城市多元价值观的同时更渴望与努力适应城市生活。
发展性则是认为年龄在20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尚处于心智发展、认知模糊的阶段，由此满怀理想却也因其个人能力的不充分而面临着诸多变数。
双重性则指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向“城市人”过渡，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其身份仍是“农村人”。
最后，边缘性则既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原本所处乡土社会的边缘化，也指他们相对城市生活的边缘化，而由此导致其边缘性心理出现，导致其心理问题的出现。
由上述特征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带有“时代性”的奋斗渴望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得其在向城市流动之初，赋予自身迁移以更多的积极意义，并对未来城市的适应与融合生活，有着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更高的心理预期，对日常生活中的关乎其自身发展的压力事件敏感性更高。
然而“发展性、双重性、边缘性”却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来自城市社会生活的压力时很可能因其能力与资源的匮乏而耐受力不足，同时客观上的资源限制使其难以实现奋斗渴望，由此巨大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催化并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的心理健康问题。
2.2社会支持
个体抗压能力除了由其个人及所属群体的人口特征影响之外，也取决于个体可利用的获得工具性亦或情感性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
已有迁移群体的研究文献显示，社会支持是可以减少不良精神健康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社会资源，具有改善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的作用[10]。
然而，就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具体关系而言，提供社会支持的主要以家人、朋友、同事和老乡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可以是支持源也可以是压力源。
就支持源而言，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支持与网络发挥对个体心理健康保护性作用的关键前提，其中，特别是良好的家庭环境是缓解城市歧视对新生代农民工消极影响的主要因素[11]。
其间原因有二：
一是家庭环境会影响个体对压力的感知程度，而高亲密度、高情感表达性的家庭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自由表倾诉由歧视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感受的不受约束的良好环境，由此通过相互支持降低个体所感知到的由歧视所带来的压力感；二是良好的家庭环境本身也有利于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和成就感[11]。
由此，通过家庭所给予的情感性支持及其推动下个体对自身价值感的认知获得，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城市压力所带来的抑郁情绪，促进其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
然而，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总是积极且有效的，相反，它也可能成为压力的又一来源，从而削减个体的抗压能力。
除了不良的家庭环境会反而加剧个体的心理问题之外，一系列有关农民工心理健康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表明，老乡间竞争与攀比关系、企业内部人际疏离关系、与本地人因语言文化而存在的社会交往障碍等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负面影响[8]。
当原本可获得情感性与工具性帮助的社会支持网络反之成为又一新的压力来源时，个体原有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则可能存在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
四、多主体：
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
由上，通过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形成机制的阐析与探讨，针对个体压力来源与抗压能力，本文认为缓解其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不同主体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1）新生代农民工。
作为迁移压力的主要承担者，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抗压能力是缓解其由城市社会压力所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所在。
个人抗压能力的增强，包括其对急性生活事件与日常生活烦恼的自主认知与情绪调节，包括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以增强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最为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可能的巨大落差关系，做好个人发展定位、适时调整个人目标、主动寻求情感性帮助，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其因“落差”所带来的心理及精神健康方面的消极影响。
就具体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缓解而言，可以动员社会资源，包括心理咨询服务与社会工作者个案、小组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情感咨询与帮助，提供其情感梳理技巧与方式，为其链接可能的协助其更好发展的资源与机会。
（2）个体社会关系网络。
家庭环境、老乡关系、企业员工或工人之间关系、与本地人交往关系等，都应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外寻求情感性帮助与工具性帮助的社会支持来源，而非由上文所提及的可能成为压力的又一来源。
其中，促成其向支持源转变的关键即在于网络中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由此学会交往、学会沟通、相互理解、同理心回应则应当为个体所更多的关注。
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正功能的发挥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与家庭、老乡、同事、本地人的主动且积极的互动。
（3）用人单位。
无论是从保护员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角度出发，亦或从提升企业自身劳动效率与利益的角度着眼，改变有限员工过度使用的用人策略、改革落后的管理方式、改进绩效考核和薪酬福利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着积极作用。
此外，用人单位也应当加强与员工的交流与沟通，倾听员工对于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反馈与意见，并通过举办用人单位内部的集体活动，以拉近个体间的距离，并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由此，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可能的由于工作就业压力所导致的心理问题的产生与加剧。
（4）政府。
由上，除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于压力事件亦或日常生活烦恼的认知与解读外，影响其心理健康问题的另一重要根源即在于其迁移过程中所承受的来自于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与压力。
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制度结构、以文化差异为基的生活文化冲突，是使得该人群“区隔化”，并向城市边缘体群体逐步过渡的主要推动力。
来自于制度的制约使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无可奈何”，并逐步丧失肯定个体价值感的信心，出现精神健康躯体化现象。
由此，政府，作为社会结构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应当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其他迁移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
并应当努力推进完善新的劳动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全民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更好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中的基本权益，满足其基本需求，通过制度完善从根本上给予该群体在城市社会中基本的立足之地，甚或进一步给予其归属感并提升其融入城市生活的信心。
5、总结
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以压力过程研究范式进行分析，探讨了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产生背后有关社会因素的具体影响机制。
并通过论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目前城市发展的主要建设者，其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应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应当借由社会多主体的力量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
同时，本文也认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不能仅始于个体精神性心理疾病的产生，而也应该多关注其前期同属于心理健康范畴内的心理困扰与心理障碍问题，以防范未然并推动个体及所属群体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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