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下一个20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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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下一个20年
林毅夫：
中国下一个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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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朗润思辩圆桌会议，在会议 的最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做了一小时演讲，题目为“中国下一个20年”。
该演讲定义了未来 20年发达经济体的主脉络，并提出了未来中国20年经济发展方略。
林毅夫教授提出，未来20年发达经济体将进入低增长、高失业、低投资回报率 的“新常态”，但货币状况会非常宽松。
在金融泛滥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强调 “实体经济至上”理念，并坚持约束消费理念，不走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过度 消费”道路。
在内需发展上，林毅夫强调要继续扩大投资，他还认为，人民币不 应追求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目标，也不应追求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在国际货币宽 松的背景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自毁长城”。
尤其是对于中国未来10年、20年经济发展方略的思考，林毅夫教授所强调 的约束消费、扩大投资思路，与中国目前的“调结构”战略截然不同。
林毅夫教 授强调的10年、20年不追求资本项目开放、不追求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也与当前的金融开放战略目标截然不同。
尤其是，在全球总需求下降，全球产能 过剩压力加剧，投资至少理论将受到很大争议。
当前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给经 济理论界带来的凯恩斯主义扩张理论的反思，也与未来继续扩大投资不符。
在圆桌讨论会现场，就约束消费、继续放大投资、重新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等 议题，王小鲁、秦朔、曹远征等意见领袖提出了问题和讨论。
综合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应怎样思考未来10年、20年的经 济发展方略将是至关重要的。
林毅夫教授所定义的战略是这一格局下的思考，但 也将产生巨大的争议。
1.发达国家将陷入失去的20年
围绕中国下一个20年谈几点，因为这是一个大题目可以从不同的侧面。
对 于中国的下一个20年，我想从国际环境、国内发展动力两个方面来说。
未来20 年，我认为国际环境会相对很差。
我认为发达国家完全有这个风险，会陷入像日 本那样的迷失的20年。
当然，现在国际上一般关注的焦点是欧债危机。
对欧债危机，我想市场也有 共同的看法，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最终需要结构性的改革。
所谓结构性改革， 就是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社会支出、提高产业竞争力、消除一些浮肿就业、金融 上的监管去杠杆化，如果不推进这些结构性改革，任何短期的解决方案是在买时 间，有点像吃止痛药，吃了以后问题可以缓解一下，但是不管你开什么药方，市 场上都会觉得这是不够的，都只是缓解一下，长则几个月短则几天，市场上又觉 得不够。
当然，出现欧债危机，那些国家存在当前结构问题，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过去也曾经有过。
在过去，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和结构性问题，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一般会建议说你在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通常会减少国内 需求，增长就会放缓，失业率会增加，结构性调整就会雪上加霜。
但过去碰到这 种情形的时候，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靠外需拉动内需增 加就业。
如果这个能够实现的话，经济的变的比较健康，外需增加需求以后走出 危机很正常。
但是，这个方案对于有些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像希腊、意大利、 西班牙、爱尔兰来讲，他们没有这个选择，因为是欧元区一体，根本没有独立的 汇率政策。
欧元区整体也可以货币贬值可以增加出口，但是，欧元区用货币贬值来增加 出口的可能性却并不大，现在出现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只是发生欧债危机这些国 家，美国也基本是这个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以后到现在失业率还是很高， 失业率高实际上反映的也是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房地产建筑业失业率很高，金 融部门脆弱性还是很高。
美国从08年突然间雷曼兄弟危机以后是靠政府很强的 金融输送方案稳定下来，这么高的失业率状况之下，虽然也在讲结构性改革，但 是结构性改革也有推进要求。
日本的情形是，从1991年以后，大家知道日本必 须有结构性调整，但是他也推行不下去。
日本原来是靠增加出口维持低的失业率， 可是这样结构性问题就存在。
如果欧元区要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因为发达国家 出口结构是相同的，他想用增加出口去增加就业的话，那跟他竞争的发达国家， 美国、日本就要减少出口增加失业率。
因此，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了保住自己 国内出口也会进行货币贬值，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
因为有可能竞争性贬值 对大家都不利，这一招使用空间就非常小。
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货币竞争性贬值推高外需的空间又非常小，所以我判 断，很可能在欧元区、在美国、日本、在未来5—10年或者相当长一段时间，就 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要有一些短期的失控，而且短期的失控都没有办法解决根 本性长期性的结构问题。
这样的短期方案会有不少的所谓的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 的问题，这个含义总得来讲经济增长是相当缓慢的，跟其经济长期增长是很低的， 财政赤字是可以不断积累的，日本在1991年的时候政府财政赤字占其国内生产 比重60%，这还算是OECD国家非常低的。
现在日本积累财政赤字超过200%， 在OECD国家当中最高的，未来10年或者更长时间里，这些主要发达国家财政 赤字也会比较快速地起来。
这些财政赤字会有相当多的货币化需求，可是，保持比较宽松货币政策的状况 之下，由于国内存在产能过剩的状况，在经济上的投资空间会很少，这就会逼使 很低廉的资金去从事具有比较大投机性的活动。
比如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空 置率非常大，老百姓收入增长比较低甚至有下滑的情形，有不少钱就会流向股票 市场，所以未来股票市场虚热的情形会不断出现，这种虚热没有真实的经济增长 来支撑，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比较高了，就要挤泡沫。
另外，短期资金充斥，在发达市场国内除了这种比较具有投机性股票市场的， 将有不少钱会流到国外去。
流到国外，好几种流动具有投机性，它不会投到长期 性的真实经济，就会流到国外股票市场或者国际性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 这种价格在低廉资金投机下而被逼的比较高。
但同样的，因为是短期性、投机性， 有点像洪水一样有来有去，有进就会逼新兴市场股票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升高， 汇率也会升值，因为升值以后就减少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率，国内通货膨胀率压 力高，出口又低，真实经济就会不好，这些资金就会流出。
这很可能是未来10年、20年大的国家经济格局。
2.超越凯恩斯主义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出路，只不过这个出路在目前的理论框架跟国际框架之 下不容易被揭示。
它的出路，我们座谈当中我曾经谈过，就是以“超越凯恩斯主 义”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因为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确实要解决，如果你没有 创造一个比较大需求的空间，结构性改革就推行不下去。
这个需求的空间，特别 是比较高的增长率，给结构性短期调整创造空间，但是怎么样创造一个比较大的 需求，创造就业的空间，目就要靠公共缓周期政策才能够刺激需求。
而公共缓周期政策怎么样来做？
公共缓周期政策短时期增加需求、增加就 业，如果只是短期增加需求、增加就业，不能够长期提高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 率的话，那么现代的缓周期就会导致公共财政赤字增加，债务积累的非常快，到 最后债务积累货币化。
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既短期能够增加就业、增加需求，又能 够长期提高生产率跟增长率呢，这样的措施就必须超出原来凯恩斯主义，当经济 箫条的时候、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要有积极财政原则，必须比这个更进一步， 必须找能够短期增加需求、增加就业、长期有增长率的项目，这种项目发达国家 有，但机会不多。
比如说基础设施是一个相当好的项目，可是发达国家的基础设 施相对完善，日本缓周期从1991年以后的财政刺激也做的很多，比如在东京住 了一个五年门前道路挖了又补补了又挖，这样生产率就没有提高，日本几乎每个 县都有机场，不能再增加一个机场。
所以这个空间不是说没有，美国的高速公路 相对老化，但是再重新补新修，效率提高一点。
美国基本没有高铁，修高铁效率 能提高，但是跟原来没有好车修高铁来讲这种效率提高差别很大。
另外我们讲绿 色经济是一个方向，可是目前其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你要大量投资的话一样效率 不是很高。
我认为机会比较多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你去看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相对 好，你看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交通瓶颈、能源瓶颈比比皆是，发达国家要走出当 前所面对的两难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要有全球性眼光的大的缓周期赤字计划。
把 钱投资到能够短期创造需求就业、长期提高增长率，而且能够提供高投资回报的 地方。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投资高，需求多，增长 快，就会给发达国家创造需求的空间。
等到需求多了，就业能够恢复，有这么一 个需求，增长就会提高，发达国家就有进行结构性调整的空间。
但是我们讲这个，首先，在理论上，目前我们的宏观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自 己国家作为讨论，没有全球宏观经济学，而且我们现在读的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 以自己国家为单位，假定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因此在理论指导上只强调国 内的结构性调整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全球的宏观经 济，作为大家在政策桌上讨论的参考依据。
其次，各个国家利益相对不一样，欧元区德国等北欧国家的经济是相对好的， 南欧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作为欧元区来讲，要解决南部债务危机或者结构调整空 间，从整个欧元区里讲的话并不是空间太大，但是北欧要解决南欧的这个问题， 不仅是财政方式帮忙，或者欧洲中央银行多发货币帮忙，到最后北欧国家要多负 担，到最后还是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还债。
将来如果要全球性的这种大的刺激计划 的话，按理说，比如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应该可以利用有储备货币的功能，可 以靠买东西的功能来进行刺激，可是又有谁多出点钱或者出多少钱，因为在跨境 投入拉动全球需求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希望别人多出点钱，到需求增加的时候自 己的需求多一点，这种利益格局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状况下， 即使在理论思路上是有出路的，但在现实上对来讲是比较难的，既然现实相对比 较难，从政策角度看，每个地区更多都是做短期的直攻要点的稳定措施。
哪个地 方失火就帮他解决一点问题，短期问题解决了，根本问题还是存在的。
我想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际经济格局，这种国际经济格局在国外创 造了一个词叫“新常态”，所谓“新常态”也就是失业率高、经济的不确定性大、 投资的回报低，这么一个常态叫“新常态”，这可能是我们未来10、20年要面对 的国际格局。
3.中国仍有空间维持20年高增长
这种国际格局是相对不好的，但是我认为，即使在这样一个国际格局相对不 好的状况之下，中国还会是风景这边独好。
我个人比较有信心。
可以从短期的缓 周期的可行性，从中长期发展动力两个方面来看。
短期，中国是一个出口相当大 的国家，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如果不好对中国并不是没影响。
但是主要原因是， 即使外部环境不好，我们内部用缓周期的政策来维持比较高的需求跟增长的空 间，还都非常大。
前面讲发达国家做缓周期刺激难很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即使 公共支出也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
中国作为一个才刚刚迈过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发 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空间还很大，现在的产业不仅在国内还是国外的需求是饱和 的，甚至产能有过剩了，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升级要投资，投资要创造要拉动 增长。
当然，硬的基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这几年建的比较多，但是其他基础 设施空间还是很大，包括房地产，商品房的房地产现在大家觉得有点价格过高了， 但是中国还是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这种社会的住宅，空间还会很高。
另 外像环境、其他社会设施空间都很大，项目很多。
不仅投资空间大、好的项目多， 国内自己可以动用内源资金还很多，储蓄率很高，那样可支出的钱就多，不仅民 间储蓄率高，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好，我们积累的公共赤字也很低，20%多，在所 有国家当中也处于最好状况。
所以民间可动员的资金也多，政府可用的钱也很多。
再一个我们的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要搞投资的话，必然会从国外进口一些机 械设备原材料等等，对中国来讲不管是国内资金、外汇储备缺口都非常少，因此 对我们拉动投资增长空间非常庞大，这个空间也不是5年、10年就能够完全用 完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升级产业在国内国际上有竞争力，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产业要升级、技术要 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话，后发国家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可以利用跟是发达国家现 有技术差距，对你来讲是创新但对于世界来讲是成熟的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后发优势的间还会增加。
怎样来衡量我们后发优势的空间有多大？
其实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作为最发 达国家的代表，我们现有的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购买力平价是衡 量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水平一个很好的指标。
总体生产率反映的是技术水平、资本 水平，如果技术越高、资本越多、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
所以从购买生产力平价 来看，我看到的是麦肯锡2008年发布的全球各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的数字，中 国在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
这是什么意思？
日本在1951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水平也是美国的21%，我们的台湾地区在 197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水平也是美国的21%，韩国在1977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水 平也是美国的21%。
之后，日本从1951—1971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是 9.2%，台湾地区从1975年—1995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8.3%，韩国从 1977—1997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6%，日本、台湾、韩国在这20年的时 间能够维持8%或者更多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也就是我前面所讲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开放的出口多进口多，这是东亚经济特性。
另外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产业不断升级，升级过程当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维持8%的经济增长。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这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跟改革 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够维持32年9.9%的增 长，实际上跟改革开放前就看到了对比优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走东亚经济 发展模式，发挥我们比较优势，提高我们的竞争优势，我们从1979年以后走的 是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同样的具有后发优势的道路上维持20 年，日本是9.2、台湾9.3、韩国7.6的增长，我相信未来20年中国利用产业升 级过程当中的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我相信我们平均每年还 有8%的增长。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格局又会怎么样，？
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20年每年 9.2%的增长，到了1971年他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5.6%。
台湾地区经过20年 的快速增长，它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4.2%，韩国同样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 它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2%。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按照改革开放 以来所走的道路，维持8%左右的增长，到203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至少应该是美 国的50%，如果是美国的5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 美国是3亿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30年我们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 倍，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30年肯定是全球最大经济体。
这是按 照购买力平价，如果按照汇率计算的话，如果购买力通常按照汇率计算×2，这就 靠汇率升值互补，汇率升值越快储的越多，如果按照现在汇率计算跟购买力笔算 的话，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跟美国至少相当。
而且到2030年以后，还可 以相对看好经济，为什么？
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不过就是美国的一半，美国的一半也是高收入国 家，美国现在是5万美元，一半也有2.5万美元，那也是高收入国家。
但是跟世 界发达的前沿国家比还有差距，有差距还有不少后发优势，有更多产业已经达到 世界前列，就像台湾地区、韩国已经有不少产业已经是全世界最前列，那该要靠 自主创新，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
当时跟最发达国家比只能自己创新，我们还 有一部分引进吸收。
这样比的话，我们经济增长需求还是比发达国家更快，东亚 也是这样，韩国现在也维持6%左右，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总体国际环境是相对疲软的，风险相对大，但是中国国内只要 经济发展确实是按照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实事求是、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形 成竞争优势，这种竞争的发展，由于我们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这么充实的资源， 不管是国内资金资源或者是外汇储备资源，经济维持相对快速增长，维持相对稳 定的快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存在的。
4.靠高投资、不能过度消费
在总体条件好的状况之下，我提两点跟各位讨论一下。
第一个，如果外需相 对不好增加内需，这个国内讨论很多国际上讨论也很多，第二个，是人民币国际 化的问题，因为到了203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地位会提 高，国际化的问题怎么来对待。
第一个问题，外需不好，相对靠内需我想这是必然的，可是相对靠内需，到 底应该以消费需求为主，还是以投资需求为主，我看呢，国外谈的很多是增加中 国的消费需求，国内也谈了不少要增加消费需求，因为我们消费比例确实是低， 但是在这里我倒是想提出，还是必须以投资为主。
消费有改善的空间，但不能说 为主。
我认为，必须以投资为主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必须不断以 提高收入水平为主，要追求产业升级、生产力提高，不投资怎么提高，增加消费 没有办法提高生产力。
用后发优势的空间，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升级，必须以不断 投资才有可能的，不然前面讲的增长的空间潜力就不能实现。
其实对发达国家来 讲，真正要帮发达国家走出困境的并不是中国增加消费需求，是中国增加投资需 求，为什么？
发达国家的出口主要是资本品，发达国家的进口主要是消费品，如 果说我们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话，发达国家能够创造帮他出口的需求品就好，那 对他来说不是雪上加霜。
而且，中国出口的是消费品，如果中国增加消费的话， 消费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发达国家跟我们买的消费品价格也要提高，发达国家居 民用来购买商品的总预算支出就会增加。
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有限，如果购买中 国进口消费品的预算比重多了，剩下的预算可以买发达国家国内自己的产品或者 服务消费品就会减少，发达国家就业不是进一步减少吗。
所以，我看国内国外的讨论我都搞不懂，国外讲中国增加消费，中国增加消 费对他们有帮助吗？
中国实际上要增加投资对他们才有帮助。
如果只是提消费的 话，国外现在这些问题不都是消费造成的吗？
欧洲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都是因 为消费过多变成债务积累，因为消费不创造生产力，结果还债的时候没有支撑可 以还债的物资，所以中国如果这样走的话，无非把现有的钱用光了以后就变下一 个危机的根源。
我这样讲也不是说中国没有增加消费的空间，但是怎么来增加消费？
在我出 国之前，在国内谈的主要问题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国内在谈增加消 费的时候经常讲用二次分配的方式来改善消费，我比较高兴的是，看到国内现在 讨论逐渐谈到要改善一次分配。
一次分配，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各种要素的回报问 题，我们这几年消费相对不足是跟收入分配的格局不断恶化有关，而收入分配的 格局不断恶化主要问题是在一次分配上出了问题。
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双轨制的改革。
双轨制改革有 大的优点，双轨制是对旧有产业仍然给予必要的保护，原来重工业发展下所形成 的那些资本相对密集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没有支撑力的产业，继续给予一定 的保护，避免苏联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崩溃，另外一方面放开鼓励符合劳动力 比较优势的密集部门的介入。
这既维持了稳定，又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维持 了三十几年快速增长，但是它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收入格局不断恶化。
为什么？
比如说，目前一个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我们知道，大银行能 够提供的资金服务主要是大型企业，可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生产活动 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小农户或者是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但是在这样一个金融格 局之下他们得不到金融服务。
这样的话，不仅得不到金融服务，他们把钱放到金 融体系里边，然后得到的这种资金回报相对低，用相对低的资金来补贴这些能够 得到资金服务的大型企业。
我去年讲，大家把钱放在银行是支持富人，确实是这 样。
这是我们收入格局恶化的一个原因。
不仅如此，由于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农 业农户制造业服务业得不到服务，而这些是能够创造劳动力需求的，它的发展相 对滞后，这就等于劳动力就相对少了，也同样抑制了工资的增长。
这几年工资增 长也快，因为我们逐渐走出二元经济结构，但是相对是比较低的，因此对低收入 阶层实际上他资金回报相对低，劳动力回报也相对低，相对低的资金回报补贴大 型企业跟富人。
中国储蓄率很高，家庭储蓄率20%，稍高一点，大部分是企业储蓄。
而且在 家庭当中收入又向高收入家庭转移，这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在这种收入分配 格局之下，当然就会出现不仅是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也会在投资跟消费上的 不平衡，因为富人储蓄高、企业储蓄更高，如果收入分配往他们集中的话，消费 倾向必然低。
相反更多变成出口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跟这个格局有关。
所以 我认为，消费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式，而是改善我们经济当中由于双轨制改革时 遗留下来结构性扭曲的问题，如果结构性扭曲改善收入分配就会改善，收入改善 消费比现在来讲会多一点。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上不能过渡强调消费需求。
而且 未来中国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也不能够过渡强调消费需求，因为现在高收入国 家的问题不就是过渡强调消费需求所形成的吗，难道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就要 走高等收入国家所出现的问题么，这一点要正本清源。
5.人民币不应追求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开放资本项目是自毁长城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的货币地 位是要提高的，但是中国要不要把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作为一个目标？
我觉 得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对中国来讲，一方面是最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2030年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一半，只是一半而已。
如果用汇 率计算的话说不定只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还不到二分之一。
既然我们的收入 水平跟人家比还是相对低的，我们所有经济政策必须围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来考虑。
如果从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也就是怎么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经 济环境，让我们的产业能够不断升级，技术能够不断提高，在产业升级跟技术提 高的过程当中提高收入水平。
在这种状况之下，作为储备货币，从一个中等收入 国家来讲，如果要把货币变成储备货币的一些制度安排，可能不利于将来目标的 达成。
因为作为储备货币，经济体规模是一个前提条件，这一点中国是完全符合的。
但是第二点，资本市场要相对扩大，中国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金融结构 应该以什么为主？
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是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不是说 我们不应该有大银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资本市场，这不能作为中国金融的核 心，中国的金融主体还是金融必须服务于真实经济，这是一个前提。
很不幸过去 几十年来金融经济学老是以发达国家作为指标，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是全世界最 根源的产业，需要的资金多。
他们技术创新主要靠的是自主创新，所以它的金融 就必须能够动员非常多的资源，然后又分散风险，不断是大银行跟资本市场后续 的风险基金，这是非常符合他们的，但是它失于监管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作为 发展中国家，既然我们生产活动80%还都是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农户跟中小企 业，我们金融结构应该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这种金融结构能够深 化到作为一个储备货币所需要的。
更重要的是资本兑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就一定有很 多虚拟的东西，这就会让资金可投机性增强。
尤其就会出现什么呢？
我前面谈到 为来20年国际格局是什么样的？
未来二十年是发达国家可储备货币，不管是欧 元区或者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是会是新常态，在新常态之下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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