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八大金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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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八大金刚

军统四大金刚

军统四大金刚，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作“军统”）的“四大金刚”。

他们分别是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

陈恭澍

1早期经历

陈恭澍，出生于1907年，

陈恭澍

河北宁河人。

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毕业。

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

国民党军统特务。

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

2北国锄奸

刺杀张敬尧

1933年1月，华北局势不稳，郑介民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

此时，日寇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令他赴华北收集旧部，勾结帮会，策反驻军，阴谋暴动。

张敬尧随即携带700万元巨款来到北平，入住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鉴于张敬尧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决定除了他，郑介民亲自前往北平向陈恭澍传达了针对张敬尧的锄奸令。

陈恭澍在摸清了六国饭店地势之后，决定实施暗杀。

1933年5月7日，军统特工王天木与白世维潜入六国饭店，发现饭店二楼有一处房间窗口半敞，一个人当窗而坐，正百无聊赖地摆弄一个小玩意儿。

王天木一眼认出此人便是张敬尧。

他回头示意白世维，手指房内，连连点头，作出杀人手势，还小声说道：

就是他。

白世维看在眼里，亮在心上，说时迟那时快，撩袍取枪，一步跨到窗前，对准张敬尧的胸部连开三枪，张敬尧倒地毙命。

白世维闪身下楼，大步流星迈出大厅，负责接应的特工戚南谱站在车前，彷佛有预谋那样望着门内。

二人四目交投，一言不发，从两边上车，司机一踩油门，疾驰而去。

[1]

毒杀石友三

1934年，戴笠下达锄奸令，要求对投靠日本的汉奸军阀石友三予以制裁。

陈恭澍接到指令后，立刻策划行动。

由于石友三一直藏身于天津日租界，军统一时难以找到机会。

经过反复考虑，陈恭澍派人策反了石友三身边的副官先鸿霞，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石友三，先鸿霞为人直率，当即同意。

随后，先鸿霞又策反了石友三府上的另一副官史大川和厨师老楮。

最终，先鸿霞和老楮二人决定在石友三所吃的饭菜中下毒，毒死石友三。

不料，因厨师老楮在行动之时神情紧张，被石友三看出破绽，导致先鸿霞和老楮身份暴露，被押进了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

至此，毒杀石友三行动彻底失败。

制裁殷汝耕

1935年11月，殷汝耕与日寇勾结，炮制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而推动“华北五省自治”。

殷汝耕附逆后，军统局长戴笠指示陈恭澍立即动手除掉汉奸殷汝耕。

陈恭澍接到锄奸任务后，立即布置行动。

首先，陈恭澍派遣一名女特工以美色接近殷汝耕，并在殷汝耕所吃的食物中投毒，不料却被殷汝耕识破，致使计划功亏一篑。

最后经过策划，陈恭澍决定偷袭殷汝耕的办公地点。

先指定一个行动小组制造事端，引起门岗的干涉，并出其不意，予以格杀。

同时，由其他两个行动小组冲进大门，绕过影壁，通过中门，闯进办公大厅。

另一小组则进行掩护。

进入办公厅内后，不管是否遭遇抵抗，都要以迅速发现行动目标，立即予以制裁为第一要务。

然而，该计划最终因无法掌握殷汝耕的作息时间而功败垂成。

至此，刺杀殷汝耕行动彻底失败。

袭击王克敏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统辖平津等华北地区，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

鉴于王克敏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下达了针对王克敏的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

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为尽快完成锄奸任务，不辞辛劳多方奔走，打探王克敏的行踪，终于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

陈恭澍立即布置行动，首先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还专门调来了几名职业杀手。

1938年3月28日，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各小组人员迅速准备就绪。

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缓缓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

军统事先制订的计划是：

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对面一个小摊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准备“戴上帽子”时，则示意行动人员可以举枪射击。

此刻，王克敏的汽车已经向煤渣胡同驶来，陈恭澍发现目标后便立即起身，示意行动人员准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他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看到信号已发出，两名军统特工兰子春和徐自富便拔枪向王克敏的专车连连射击。

杀手兰子春共有四弹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

不料，当天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搭乘王克敏的专车，与王克敏共同坐在汽车后排，兰子春打出的四枪中，一枪击中山本荣治头部，另一枪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山本荣治的右脚，山本荣治当场毙命。

陈恭澍误以为击中目标，遂下达了撤退命令。

事后，陈恭澍才得知所杀之人并非王克敏。

更为遗憾的是，刺杀行动中，兰子春腿部负伤，留下了血迹。

日寇出动军犬沿着血迹搜寻，最终抓获了兰子春和徐自富。

不久，二人都惨遭杀害。

至此，刺杀王克敏行动彻底失败。

[1]

3河内刺汪

暗杀源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极力反对抗战，主张投降。

他带头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斥。

但汪精卫决意在投降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惜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39年2月，蒋介石派出与汪精卫素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劝汪精卫迷途知返，遭到汪精卫的拒绝。

鉴于汪精卫的叛国行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党内职务，并命令戴笠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前往南京组建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随即向陈恭澍下达了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汪逆精卫。

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率领特工潜入越南河内，伺机刺杀汪精卫。

[2]

前期行动

陈恭澍亲自探查，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处高级寓所，这是一栋西式楼房，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

在了解了地势之后，陈恭澎当即布置行动。

经情报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就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个含毒面包，由特工人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

不料汪精卫当天食欲不佳，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再次策划，欲在汪精卫住宅的浴室中放置毒气罐，只等汪精卫洗浴时散发的水蒸气引发毒气，将汪精卫毒死。

但苦于没有内应，此计划无法实施，只得作罢。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八十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陈恭澍立刻布置暗杀行动，由陈恭澍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埋伏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

不料，汪精卫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返。

陈恭澍只好调头，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

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无果而终。

[3]

喋血河内

最终，陈恭澍决定孤注一掷，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

1939年3月21日凌晨，陈恭澍亲自指挥行动人员来到汪宅附近，军统特务翻墙进入汪寓。

特务侦得三楼朝南的一间，几个晚上电灯通夜未熄，断定此房必为汪精卫卧室无疑。

特务冲上楼去，发现房间中正有一人躲在床下，特务认为此人就是汪精卫本人，于是乱枪齐发，将此人打死，即下楼夺门而逃。

其实，被杀之人并非汪精卫，而是其秘书曾仲鸣。

至此，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彻底失败。

[3]

4沪上风云

枪杀张啸林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

青帮流氓头目张啸林公开投敌，沦为汉奸，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

鉴于张啸林丧心病狂的恶劣行径，军统局长戴笠向潜伏在沪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

陈恭澍随即建立行动组并制定了锄奸计划。

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

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枪法好的人的当保镖保护自己。

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

在阿四的引荐下，林怀部向张啸林展示了精准的枪法。

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除掉张啸林。

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妓女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

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

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故意上前与他争吵。

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林怀部见时机已到，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啸林抬手一枪，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

[4]

刀劈傅筱庵

上海沦陷后，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军统局长戴笠指示陈恭澍对傅筱庵予以制裁。

因傅筱庵防范严密，陈恭澍一时难以得手。

最终，陈恭澍策反了傅筱庵府上的仆人朱升源，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傅筱庵，朱升源表示同意。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喝的烂醉如泥，回到家里倒头便睡。

朱升源觉得时机已到，他拿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悄悄的走进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早已熟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连砍三刀，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筱庵当场毙命。

[1]

5定居台湾

编辑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政治作战。

1949年解放前夕到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著有回忆录《英雄无名》一书，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

但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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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理君编辑

赵理君（1905-1942），四川蒲江人，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四大杀手之一，江湖人称“追命太岁”。

抗战初期赵理君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最初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

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

中统特工人员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情报活动，竟也遭赵理君及其手下抢劫或打死推入黄河。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的，其成员除天主教徒、军统分子外，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

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实际上与日本人勾结，从事毒品走私，赵理君实际为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

韦孝儒案件

1941年底，赵理君的督导团公然用枪枝与日本鬼子换鸦片，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处死了首恶分子。

赵理君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42年3月15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他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

但第二天却离奇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韦氏随从。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着要找到人，死了要见尸首。

岳烛远经过两天调查，此案告破，凶手竟是赵理君，赵也毫不在乎地地承认。

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

这时在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缉拿凶手，以平民愤。

蒋介石接到蒋鼎文呈报，要求立即将赵理君拘捕审讯。

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将赵理君移交给了军法执行分监部监押审讯，赵理君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无法抵赖，供认了作案意图和经过。

并根据中统提供的确凿证据，赵理君为日本蓝衣社特务，是一个早已投降日寇的汉奸。

戴笠“爱将”

戴笠闻讯，矢口否认赵君理为汉奸，企图保全赵理君的性命，便致电战区长官部；要求提人，交由军统内部处理。

蒋鼎文鉴于案情重大，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员的强烈呼吁，便直接电请蒋介石，要求将赵理君等就地正法，蒋介石命令于洛阳将赵君理就地正法。

对赵理君的死戴笠流了几滴眼泪。

他确实有些欣赏赵理君。

赵理君死后，戴笠总感到少了什么。

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戴笠情不自禁流露出爱惜之情，“赵理君是一位勇于冲锋的同志，是组织中的佼佼者……”

戴笠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理君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以后戴笠每经过成都都要去墓前凭吊一番；并指示军统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说赵理君是秘密投敌的日特，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了致其于死地而编造的黑材料。

事后证明子虚乌有。

）

沈醉编辑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

国民党少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

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1949（待考）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

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天木编辑

王天木（1883--？

）原名王仁锵，化名郑士松，东北人（一说河北人）。

他和戴笠差点成为儿女亲家，也是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抗战初期，王天木是军统华北区的副区长，1939年给日本人逮捕了，他是通过日本人的关系参加汪伪组织的。

初任76号的高级顾问，也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

1939年10月，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

迨肃清委员会成立，调任该会委员，兼所属

“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唐蟒），后又升为总指挥。

中间一度因在兆丰总会枪杀何、陈事件上有重大嫌疑，为76号拘押，1941年释放后任汪伪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副团长兼天津站站长，1943年任江苏省镇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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