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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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全国包括杭州在内的私营金融机构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典当、以汇兑起家的票号、以贷放业务为主的钱庄和股份化综合经营的私营银行因业务各有侧重、制度各具特色而活跃着近代杭州的金融市场。

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在中国国门洞开、中外贸易日益增长的大环境中逐步发生变化。

杭州的典当、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在上海国际贸易和金融地位逐步确立及金融风潮的迭变环境中盛衰起伏。

而杭州被迫开埠通商、划定租界，及共同抵制外资力量创建的第一家私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在封建主义汪洋大海中民族资本主义有限度的发展，也表现出了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有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启动时期的独到特点。

反思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发展及影响因素，可以管窥近代中国私营金融业的历史变迁规律。

一、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发展呈现的主要特点

1.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在风潮迭荡中盛衰不定。

晚清中国既面临外敌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挑战，又面临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剥削、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压迫和儒家文化的统制；广大农民、工人及资产阶级不堪忍受剥削与压迫而相继群起反抗，民变突起，社会经济惨遭破坏。

在中外贸易的带动下，江浙一带以上海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晚清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地区各类金融业日益活跃。

尽管金融环境变化莫测，金融风险无处不在，但到1911年辛亥前后，全国仍有钱庄约1000多家，资本总额接近白银4000万两698。

1912年的全国典当数为4215家，与鸦片战争以前相比，发展深受影响10。

而汇通天下的票号在1894年到1911年间，全国共计约有24—27家，共在95个城镇设立总分号495个91。

整个19世纪中后期，传统私营金融机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现代化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的设立、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的设立以及自办银行高潮的到来，全国乃至杭州金融市场才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首先是钱庄在风潮迭起中又见繁荣。

始于兑换业的杭州钱庄因商而兴。

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曾几乎全部关停歇业。

同治、光绪年间再次复兴，主要钱庄有宁波帮开设的近20家，杭州帮、绍兴帮开设的近20家。

1883年的倒账风潮致使胡雪岩联号钱庄遭遇巨大危机。

到辛亥革命前十年时，金融风潮波及杭州又使大同行钱庄纷纷倒闭。

风潮过后，钱庄业再次复兴。

光绪末年，仅杭州一地就有各类钱庄百数十家。

又有统计称，清末时期浙江全省共有889家钱庄，登记注册的钱庄有360家，杭属49家，其中杭县31家67。

到1910年时，杭州入会的大同行钱庄有59家，未入会的现兑庄和兑换店有百余家65。

而到1912年，浙江全省的钱庄数仅有245家，资本额约337万余银圆，其中大多集中在商埠城市宁波、杭州等地。

其次是典当业在衰势中仍然活跃。

兴盛于明清的杭州典当业以质押贷款为主进行高利贷经营。

清顺治时期，浙江全省典当行有1000余家。

康乾年间，杭州典当有50多家。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杭州城内典当业务全部停顿，光绪年间日渐恢复。

从1864年起，官绅、富商纷纷在杭州增设典当，如胡雪岩在全国各地开设典当达26家，其中杭州开设公济典等3家16。

到1881年，杭州典当行共有19家，清末有20余家61。

再次是“汇通天下”的票号面临覆灭。

太平天国运动后，创造过金融神话的山西票号和南帮票号开始到上海开设票号，代理官款汇拨，并在杭州设立分号。

1867年，杭州的票号有日升昌、元丰玖、胡通裕等7家；胡雪岩、严信厚等人也在杭州开设阜康票号，后总号改设上海，设分号于杭州、宁波、福州、镇江、汉口、长沙、北京等地，承做官商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由于票号与晚清政府联系比较密切，清朝灭亡后，票号拒绝变革而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最后，私营银行肇始创办。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开创了近代自办银行的历史。

从1897年开始，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间，全国创办新式银行19家。

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尚存的中国银行有12家，其中除官办银行外，私营银行有3家378。

1907年10月，浙江绅商为抵制外商筹办铁路，在杭州成立首家私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为修筑铁路融资；1909年，浙江银行通过改组官钱局在杭州创立，并设上海分行（1915年改称浙江实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成为杭州唯一一家私营银行。

2.杭州私营金融业以传统金融机构为主，组织形态简单，业务各有侧重。

首先，活跃在杭州的各类私营金融机构中，除了浙江兴业银行是现代股份化金融机构之外，其余的，無论是钱庄、票号，还是典当，均是传统金融机构的典型形态。

晚清杭州唯一的私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股份制的组织结构相对比较完善，设立了股东和股东会、董事和董事会、监察人、总办事处、总行、分行、支行等各类机构。

浙江兴业银行以扶持民族工商业为目标，实行股份化集资模式，但是铁路公司认股有一半弱，其他多数股票是由浙江及杭州富商投资，如主要股东蒋海筹、蒋抑卮父子首次认股就达200股，蒋家在浙江兴业银行的股数占比18.80%，后替代铁路公司入股，又增加到23.2%，成为”浙兴”最大的股东。

而多数传统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实行独资或合伙制的筹资形式。

独资或合伙筹资模式中，股东出资并负无限责任，经营权全权交与经理，经理负责运作经营、职员任命及日常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开。

股东根据投资比例和经营业绩，根据盈余多少，按比例参与分红，经理也给予一定比例的分红。

经理聘用类似于“八把头”的各职员参与日常业务，也实行培养职员的基本制度——学徒制度，如杭州商界名人胡雪岩（阜康钱庄学徒）、宁波的严信厚（宁波恒兴钱店学徒）等都是钱庄学徒出身99。

为了维护行业利益，杭州钱庄业于同治末年建立起类似封建行会性质的同业组织——钱业会馆，既作为祭祀的场所，又作为同行交易的场所，内部事务由各钱庄轮流值班服务，并通过制订营业规则，初步发挥传统行会所起的管理作用。

典当业以独资筹资方式居多，组织结构较为完善，尤其是以徽帮为主的典当内部分工相对明确、组织较为严密、营业高效有序。

票号以山西人和安徽人居多，也实行两权分离的投资经营管理制度，还实行“身股”、“故股”方式参与分红，加强激励。

因票号依赖官厅较为严重而不善于改变，最终失去发展的机会。

其次，杭州私营金融业经营范围各有侧重。

一是杭州钱庄主要经营存放款、兑换和汇划等业务。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上海钱庄一样，部分参与资本主义商贸经营与投资。

杭州钱庄存放款的业务对象是丝茶贸易商。

杭州的丝茶生意兴盛，吸引宁绍徽各地商人纷纷入杭进行丝茶贸易，积累资本后投资钱业，如宁波帮著名钱庄家族的镇海新方家的慎裕，镇海老方家的豫和、赓和钱庄，慈溪董家的阜源、阜生钱庄，镇海叶家的和庆、元大等钱庄都是典型商人钱庄。

1902—1922年间，惟康、介康、寅源、仑源等庄也先后在杭开业。

有的钱庄股东或经理兼营商业的不在少数，如惟康的经理宓廷芳经营烟叶、油米和丝茶；寅源经理李春枝做丝绸、茶叶、南北货和药材等买卖；仑源经理叶元责经营油米雜粮生意等等114。

甲午战争以后，上海钱庄开始经营“道库存款”，并向华资银行拆借存款483-484。

杭州钱庄也较早地参与经理府道县官库和官兑，如瓯海关上解的户部关税银4498两，由杭州春生钱庄汇兑京城上交户部。

1894年前，参与官款汇兑的钱庄还有裕源、开泰等数家82。

胡雪岩利用与杭州知府、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关系，由阜康钱庄专门汇兑粮饷。

胡雪岩先后又创办多家钱庄，专做苏、沪、甬、绍汇划，藩运两司库运解款，均由阜康独家承汇k190。

二是杭州典当以物押高利为主要业务，也经营传统的典押借款。

典当主要收取日常用品如个人衣物被帐、铜锡器皿、皮毛绸货、字画等为押品，同时，还经营金银首饰、古玩玉器、钟表字画等贵重物品的传统典押借款。

长期以来，典当业务变化不大，主要是封建经济的伴生物，与贫困农户和小手工业者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直到1931年，杭州19家典当所存当物种类，各典衣物被帐占比约为六成，金银首饰占比约为一点五成，铜锡器皿占比约为一成，丝棉绸布占比约为一成，其他物品占比约半成78。

三是山西票号和南帮票号仍以经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款和国省库运。

票号存户多是清廷钱粮公款，私人存户以官僚富户居多。

有记载称，胡雪岩的阜康票号存款中，既有光绪叔叔恭亲王奕的存款，也有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的存款，一户就存有白银50余万两17。

阜康倒闭时，杭州另7家银号被指替阜康汇解各县公库款项，其中1家专解运库公款114。

票号主要通过与官府密切联系取得对官款的经营权]90-94。

四是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伊始即被允许发行银行兑换券，并经营各种存放汇兑贴现等业务。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后数年间，每年吸收存款200万元上下，至1910年已达300万元，多数为浙路公司的往来存款，还有一笔邮传部出面向中英公司借款150万英镑存入，以备随时归还；放款主要面向钱庄，进行短期拆借生息。

1907—1911年共发行银行兑换券189万余元。

总体来说，1907—1910年间，存款只上升27.1%，放款只增长36.8%，银行券发行不过128万元，其业务发展相对较慢10。

3.杭州私营金融业的经营群体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关系信用特征明显。

杭州私营金融业中，包括浙江兴业银行在内，从股东到经理和日常工作人员，均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血缘、地缘关系明显。

首先，杭州钱庄主要由浙江宁绍商人和杭帮商人开设经营，其中宁绍商人占比最高，如宁波方家在杭州设立庚和等4家钱庄，叶澄衷在杭州设有和庆、元大2家钱庄，慈溪董家在杭州开设阜生、阜康2家钱庄，宁波银行家叶琢堂外甥张忍甫在杭州投资同昌、益昌、诚昌钱庄，严康懋与姻亲赵占绶在杭州开设寅源等4家钱庄，并拉拢小港李家李咏裳一起投资钱庄，等等185-186。

在杭州钱庄的投资经营者中，与上海钱庄相同的是，宁绍帮也占据主体地位；不同的是，杭州本地商人经营杭州钱庄较多，而上海则除了浙商之外，还有其他各地商人参与其中。

其次，杭州典商投资经营的主体是徽商和杭帮商人，如徽商胡雪岩经营的包括杭州在内的江浙两省共有26家典当61。

这与以潮商、徽商、本地商、浙商为主，潮商较多的上海典当情况不同。

再次，从杭州票号的投资经营者来看，山西票号和南帮票号各有千秋，而“南帮”票号日益占据主体地位，其中最著名者是胡雪岩创办的票号。

最后，浙江兴业银行投资经营者中，浙商仍为该行的投资经营主体，地缘关系依然十分显著。

浙江兴业银行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确定资本额为100万元，分l万股，每股100元，浙路公司承购384l股，占比资本额43.1%外，其余大多为杭、湖、宁、绍等地的商人投资。

其中的十大股东除了2位不明籍贯之外，杭州人共4位，湖州人2位，鄞县、嘉兴人各1人120。

整体来看，杭州私营金融各业中，除了典当业徽商势力较大外，其他私营金融机构多为浙籍商人控制。

杭州私营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关系信用开展运营。

从私营金融业投资者、经营者、普通职员和学徒的选用等各方面来看，一般参照一定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关系开展业务，多数钱庄家族集团就很能说明关系信用的明显特征。

即便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经理及职员的任用在科层制基础上也脱离不了以关系信用为依托。

这种建立在一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以家族为基础的泛家族人事关系网是杭州私营金融业呈现的主要人事特征。

关系信用主要凭借个人能力、经验、声望等品质，通过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经常性的关系的互动，形成一种社会公认的规则机制。

这是建立在泛家族文化基础上、以人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在杭州私营金融业内的主要体现。

关系信用会使私营金融业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形成合作，从而有效提升了私营金融业的经营效率。

关系信用体现了近代杭州私营金融业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仍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密切相关。

二、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1.开埠通商及租界设立为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开放的经济环境。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中外贸易地位的逐步确立带动了本地及毗邻的杭州各个行业不同程度的发展。

1865年到1894年30年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值从6100万海关两，增加到1894年的*****万海关两，各口之间的贸易值从5738万海关两增加到*****万海关两。

从开埠到1894年，上海外资船舶修造厂共有27家，经过兼并改组继续开工的8家资本总额达323.8万元，在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中占比1/3。

贸易加工厂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截至1894年，实际存在资本在1万银圆以上的自置动力设备的工厂有31家636。

上海国内外贸易转口集散地的地位带动杭州丝茶贸易的兴盛。

杭州部分商品经由上海销往海外，这些都影响着杭州私营金融业资金的流动方向。

五口通商之一的宁波从上海转运进出口贸易带动了杭州等地的经济发展。

杭嘉湖地区的丝茶贸易改变过去从陆路转运广州出口，均转向上海出口204，而杭州每年春季和夏初丝茶开市之时，所需资金达数千万银圆。

宁波对外贸易额在19世纪70年代已达到每年千余万两33。

中外贸易及市场融资需求推动上海、杭州等地私营金融业勃兴。

杭州丝、茶业发展较快，春秋二季汇兑业务增多，钱业成为浙江土特产品与口岸交流的重要环节，加以外国银圆深入内地流通，货币兑换业务增加64。

经营兑换和存放款业务的钱庄也发展起来；而从事典当的人员在全国依然占据很大比例。

1894年，杭州各行业中，“以钱铺为第一资本，最大者可盈余三四万，锡箔次之……典铺仅得官利禄，典质者多，取赎者少，架本过重，以致不能利市”。

《马关条约》要求开放杭州为通商口岸。

1895年，杭州开埠通商及次年杭州海关及城外运河北拱宸桥租界的设立，更是盘活了杭州的商贸联系，拱宸桥一带成为杭州的商贸中心。

杭州的丝、绸、茧、茶、棉、扇、烟等土特产品与进口商品染料、洋油、白砂糖、锡、铜、炭、洋伞、牛皮交易非常频繁。

杭嘉湖平原与杭州的经济往来加速了杭州商品的集散和营运244。

商贸活跃带动了杭州丝绸各业发展。

杭州是全国四大产绸中心之一。

从1860年以前创立的瑞云公绸庄开始，悦昌文、春源馥、蒋广昌、豫昌祥绸庄相继设立，到1904年，杭州绸庄已发展至20余家，1910年以后发展至50余家104-105。

絲绸业的发展与私营银钱业的支持密不可分，如杭州老字号恒丰绸庄“为绸业中最老之店”，历年与私营行庄往来密切。

商贸的繁盛带动了杭州私营金融业的贷放、汇兑、兑换等各种业务不断发展。

2.上海金融业的辐射和联动直接左右着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兴衰成败。

从区域来看，逐步聚集起全国的绅商发展金融业的上海对毗邻的浙江进出口贸易集散中心地杭州的私营金融业发展影响显著。

自外资丽如银行进驻上海，到1894年，在中国开设的外国银行共有14家，清末外资银行创设不下40家，1911年仍尚存11家233。

外资银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发钞、放贷及其他普通金融业务，垄断了中国金融市场。

外资银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积极利用钱庄熟悉市场、庄票流通广泛和票号总分行汇兑便利等优势，开展竞争与合作，既带动了二者的发展，又刺激了华资银行的创建。

这反过来又刺激和带动了各地商帮尤其是浙江宁绍商人开展私营金融业的投资经营。

他们除了经营沙船业，还主要经营钱业和炭业。

早在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分别捐资兴讼勒石保护钱业公所产业晴雪堂和创建四明公所，并集资569万串兴建浙绍公所永锡堂211-259。

19世纪60年代，上海各地富商、洋行买办等纷纷投资钱庄，如上海钱庄九大家中有六家是浙商所建，其中五家是宁波帮商人，他们在上海均拥有四家以上钱庄，并在家乡和省会杭州广设联号或分号，如镇海叶家也在杭州创办了两家钱庄743。

“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开设的阜康雪记票号，分号遍布北京、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等全国各地，在杭州、苏州各地开设典当26家206。

上海私营金融业既拉动了杭州私营金融业的发展，反过来，上海对金融业的集聚效应又牵扯了杭州金融业的整体实力。

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从集沪城，仅1860—1862年间，就有650万银圆的江浙资本流入上海。

1907年上海洋厘上涨，杭州大量银圆流向上海，致使银根紧缩，最后不得不和钱庄、商号商议，向省政府借公款30万元解决困难，公推浙江兴业银行出面承领并分借给各钱庄商号10。

3.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元化经济结构培育了杭州私营金融业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慢慢发展壮大，到辛亥革命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但是，整体来看，除了上海、广州、宁波、厦门、杭州、武汉、天津等主要通商城市中心地区之外，全国各地封建地主制经济依然占据主体地位。

杭州周边的广大农民及杭州城市小生产者、市民、工人生活依然贫困，他们不得不借助高利贷性质的典当融资生产生活。

而随着贸易兴盛，以经营存放汇兑业务为主的钱庄的活跃，典当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旺盛。

钱庄主要与近代各类中小商业来往密切，票号在晚清政府官兑支持下进行汇兑业务，这使他们获得不同的发展空间。

而《马关条约》允许外资设厂激起了民族资本家“与洋商争利”的热情。

1900年以前，浙江创办的私营企业共计40家左右，其中以棉纺织企业和缫丝企业占半数强270。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清政府倡办银行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900—1911年间，浙江工商业三次发展高潮促进了以杭州、宁波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发展。

这一时期，杭州新办各类厂矿企业就有32家16-18。

而1905—1908年间，杭州新成立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即达到7家，资本万元以下的企业不断出现。

1900—1911年间，杭州各类轮船航运企业达6家。

189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承办权转予英商之手。

为反抗外国侵略，浙江绅商汤寿潜等人主张自办铁路，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并设立银行进行融资，促成了浙江兴业银行的创设。

由于浙江兴业银行的初创是在与外资银行争利过程中进行的，因而直接导致外资银行没有从上海延伸至杭州。

4.晚清战乱频仍和金融风潮不时发生直接导致杭州私营金融业迭变不断。

国内农民战争、中外军事对抗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杭州私营金融业的起伏变化。

尤其是19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波及江浙一带，直接造成苏杭地区各业停顿，融资停滞；而外国侵略者不时发动军事和经济战争，更加破坏了近代金融环境的稳定。

而经济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私营金融业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因中外贸易引起的金融风潮从上海蔓延至杭州，直接影响着杭州金融业的生存。

如1883年外丝挤轧华丝致使倒账风潮从上海发起，引发上海、杭州各地钱庄纷纷倒闭。

杭州首富胡雪岩的连锁票号钱庄发生歇业倒闭风潮，影响巨大；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牵涉多家钱庄倒闭，杭州绅商汤寿潜的钱庄也被迫歇业。

1911年，辛亥革命政治上的成功难以避免直接的经济损失，杭州钱庄倒闭歇业，仅剩半数，从1908年的115家，减为1911年51家，又减为1912年的28家114。

而清王朝被推翻后，全国票号总号从二十几家减少到仅剩三四家，彻底终结了票号的命运。

三、结语

晚清杭州私营金融业随着中外贸易的兴盛而活跃，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均有各自的发展态势。

但是他们以各自相对独特的业务占据一定的金融市场，组织结构在银行发展起来之前相对简单，筹资模式以投资与经营相对分离的合伙制为主。

私营金融业的投资经营者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尤其是以地缘为主的浙商为主，以泛家庭主义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的关系信用起着主导作用，这跟近代日益强大的浙江财团密切不可分。

杭州私营金融业的这些特点既受近代中外贸易带动下的上海经济金融发展的刺激，又受上海经济金融发展的制约；既是传统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反映，又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客观表现，发展水平与二元经济结构中占主导的经济成分密切相关。

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深受近代中外经济军事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