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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讯逼供

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讯逼供

　　一、引言

近些年来，尤其是自从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关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引进沉默权制度的问题，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及司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发表论着或谈话，见仁见智，表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引进说

认为将沉默权引进我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二）否定说

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

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

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三）限制说

认为从原则上来说，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对某些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严重犯罪，如贪污贿赂等官员犯罪、黑社会有组织犯罪、雇佣杀人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等，不适用沉默权。

对沉默权制度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了帮助立法机关正确决策，有必要对这项制度的来龙去脉和利弊得失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

二、何谓“沉默权”

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

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沉默权也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

大体来说，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

广义上讲，沉默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即任何人有权决定他愿意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因此，面对其他人或机构的提问，均有权拒绝回答，更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他自陷于罪的问题。

狭义的沉默权则是专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来自警察和法庭的讯问，有拒绝回答和保持沉默的权利。

根据这种狭义的理解，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有的一项诉讼权利。

一般来说，不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沉默权，各国法律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本文所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上述狭义的沉默权。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沉默权又有“默示沉默权”与“明示沉默权”之分。

所谓“默示沉默权”，是指法律并未使用“你有权保持沉默”之类的字样，但默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提问的权利，通常的立法用语是“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而“明示沉默权”，则是指法律明确规定：

任何执法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之前，必须明确告知他有保持沉默而不必回答提问的权利。

正像美国于1966年通过一起判例所确立的“米兰达规则”那样，如果警察或法官在进行讯问前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就会被认为是非法取证，即使取得了当事人认罪的供述，也不能据此认定其有罪。

还应当说明：

关于沉默权的适用，最初是来源于“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证言特免权”，而在英美法系中，证人也包括了被告人。

由于在早期的英国司法体制中，侦查职能和审判职能还没有分离开来，对刑事案件查明案件事实的任务，基本上都是由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完成的，因此被追诉者的沉默权，自然也就是针对法庭的审判而言的。

其时的沉默权，也就主要是指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享有沉默权，可以概括为“审判沉默权”；后来，随着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逐渐实现了侦查与审判的分离，由于在法庭审判之前，先要由警察来讯问犯罪嫌疑人并提取其口供，于是产生了犯罪嫌疑人在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在接受警察讯问时是否有权保持沉默的问题。

据有的学者考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法律都把沉默权局限于审判阶段，有关的判例也只认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沉默权，而没有把沉默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法庭审判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直到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英美法律才将沉默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之中。

①

“米兰达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正式将原来的“审判沉默权”扩展成了“审讯沉默权”，由此而造成了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很大限制。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议的焦点，主要不在于“默示沉默权”和“审判沉默权”，而是集中在中国是否应采用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

因此，本文着重围绕这个争论的焦点，来阐述有关沉默权的种种问题。

三、沉默权的起源与演变

沉默权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星座法院在审理约翰·李尔本（又译“利尔伯”）案件时，以被告人拒绝宣誓为由，判定其犯有蔑视法庭罪。

但两年后议会掌权，议会经审理认为星座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并决定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让被告人宣誓。

其理由是：

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

随后，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

但据我国青年学者孙长永博士引述着名法史学家郎贝恩教授的考证，认为沉默权或“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都不可能产生于17世纪。

在整个17世纪，英国采取的是“让被告人说话”的模式，直到18世纪后期辩护律师大量介入导致刑事审判对抗化之后，才正式确立了沉默权制度。

①

1912年首次制定（后经多次修改）的《法官规则》，明确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先告知其享有沉默权。

其告知语为两句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说任何话。

”如果警察不履行告知义务而径行向被拘禁的嫌疑人讯问，所取得的供词便有可能被法庭以取证的手段不合法而排除于证据之外。

尽管英国的《法官规则》并非议会制颁的法律，但由于它是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集体制作的，作为指导法庭审判程序的指南，其限制警察在审判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积极审讯的规定，对于警察的执法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

由于《法官规则》的上述规定，使“明示沉默权”在英国正式确立。

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源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确立的反对自我归罪原则。

该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

”由于美国把被告人也视为证人，由此而推演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不过，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来看，其条文中并未出现“沉默权”一词，因而，充其量也只能将其解释为它只是确立了一种“默示沉默权”。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再审，确立了着名的“米兰达规则”。

它要求警察在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后，在对其进行讯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你有权雇请律师为你辩护。

如果你无钱雇请律师，我们将免费为你提供律师。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警察在讯问前未履行上述告知义务而直接讯问嫌疑人，由此取得的供述将被法庭以程序违法而排除于证据之外。

从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这一判例，将原来的“默示沉默权”正式升格为“明示沉默权”。

属于“大陆法系”的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原本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

在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两大法系的交融，大陆法系各国也效仿英美法系，加强了诉讼中的对抗性，逐渐引进了沉默权制度。

但各国的法律对沉默权的表述和实际运作方式略有不同，其适用范围也不尽一致。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孙长永博士在《侦查程序与人权》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四、确立沉默权的理由

沉默权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产物，它是个人本位主义的西方历史文化价值观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按照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追诉机关的讯问时享有拒不回答提问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是为了构造原、被告平等的诉讼结构，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

在这种诉讼结构下，作为侦控机关的警方和检察机关（控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方）是平等对立的双方，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就如同市场上做生意的买、卖双方，一方要卖个好价钱，另一方则想讨个最低价。

警察和检察官以国家的名义追究犯罪，力求能够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绳之以法；而被追诉者则要尽量开脱罪责，逃避惩罚。

这两者都被认为是正常的。

在这种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沉默权便以国家权力的对立物出现，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国家追诉行为的挡箭牌。

沉默权的理论依据，是“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

个人尊严是—项与人性共存的自然权利，是个人作为人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

按照这种理念，刑事诉讼是被追诉的个人同作为控诉方的国家之间的抗争，由于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事人显然处于弱势，因而根据西方所谓的“民主宪政”精神，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权是维持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客观需要。

五、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两项权利：

一项是辩护权（包括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帮助进行辩护），这可看做是“积极的防卫权”；另一项就是在接受官方讯问时享有沉默权，这属于“消极的防卫权”。

①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项权利可以同时行使，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讲话，行使沉默权；他又可聘请律师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也就是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行使防卫权。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以下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

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六、对沉默权的反对意见

如前所述，西方各国实行沉默权制度，自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沉默权是一把“两刃剑”，它本身有其难以消除的弊端。

因此，从开始实行沉默权制度以来，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它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且这种抱怨之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英国着名法学家边沁就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沉默权，并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说沉默权是“人的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①他还以讥讽的口吻说道：

“如果每个级别的罪犯聚集在一起，并且按照他们的愿望设计出一种制度，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这项规则作为首选，还会是什么?

无罪者绝对不会利用这项规则，无罪者会主张说出来的权利，就像有罪者援引沉默权一样。

”②

美国法学家庞德接受了边沁的思想，并在20世纪初期对沉默权提出新的批判。

他不否认沉默权在历史上产生的必然性，但认为沉默权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

因为沉默权不能帮助无罪的人，倒是职业罪犯通过律师滥用这一权利。

③他还认为警察的讯问常常对贫困者、未受过教育的人滥用，富裕者、受过教育的善辩者则会拒绝警察的讯问，并在审判时主张沉默权，这就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①

迄止今日，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反对沉默权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有人甚至提出：

通过肉体的或精神的强制进行讯问，当然需要禁止，但明确要求嫌疑人或被告人有陈述的义务，也未必就违反了正义的原则。

②

反对沉默权的最主要的理由，概括来讲有三点：

（一）沉默权无助于保护无辜。

真正无罪的人需要的是允许他陈述和辩解，而并不需要沉默权。

（二）沉默权的理论基础是“保护弱者”，但在罪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