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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应传承经典
蒋劲松：
语文教材应传承经典
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民国语文教材最近很火，叶圣陶当年在编教材时，万万想不到这些教材在21世纪居然还会重印，甚至热卖到脱销。
这一奇妙现象的原因很复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父母、孩子乃至全社会对当下语文教材的不满。
今天的语文教材说教味道太浓，缺乏趣味，不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令人生厌，有的甚至篡改历史，欺骗儿童。
这样的教材，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语文能力，更会污染孩子的心灵。
在这样糟糕的教材衬托之下，民国教材自然就会显得非常出色。
老实说，这些老教材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
例如，当时教材编写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给编写者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各出版社可以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让市场和学校选择。
当时的社会也比今天更重视教育，教材是由叶圣陶、张元济、丰子恺这些名家编写的，这在今天难以想象。
教材中浓郁的人文情怀，尤其是自然流露出的对亲情、大自然、小动物的热爱，是今天的社会极度缺乏的文化资源。
但是，也不能过度神化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这种情绪性的反应对教材的改革并没有好处。
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今天语文教材和教学的许多弊端，其实在民国教材中已经初露端倪。
要彻底纠正今天教材的问题，必须追本溯源，从反思和批评民国语文教材的缺点开始。
以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受白话文运动偏见的影响，几乎全是白话文，没有文言文，所选的诗歌也全是白话诗歌。
所有的文字都是叶圣陶创作或重新创作的，没有一篇是经典的诗文。
这种编写思路，既低估了儿童的理解能力，也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对文言文的偏见。
其实，如李白《静夜思》这样的经典名篇，儿童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诸如《论语》、《道德经》的某些篇章，也是儿童学习的好教材。
不仅如此，这种排斥经典的教学理念，还导致小学生在记忆能力最强的年龄，丧失了接触中国文化传统经典的机会，影响了儿童对经典的学习，也影响了写作能力的提高，给后来的学习带来了负担。
许多经典，儿童本可以先记忆背诵，然后再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加深理解。
儿童的心灵，正是接受经典教育的最佳土壤。
一旦错过了早期教育的黄金时机，效果就差多了。
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当年有幸接受了传统的小学教育。
他发现自己对经典和汉语的掌握，远远领先于新式学堂的同龄孩子。
民国语文教学的实践，体现了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理念，使得儿童学习的内容过于幼稚浅俗，缺乏高远深刻境界的熏陶，今天看来是有严重缺陷的。
当下，大陆各地兴起的儿童经典诵读实践，正是对民国以来语文教学缺失和对待传统文化偏颇态度的纠正，值得深思。
在创建公民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从容思考近代以来支配中国文化的许多理念，重新反思过去不假思索的做法，以一种温情的态度，重新审视文化经典和传统教育方式，须知尊重传统文化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
各国的经验表明，传统文化越是得到充分继承，社会就越是稳定少动荡冲突，现代化的进程就越是顺利。
语言文字是民族精神最重要、最直接的载体，语文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应以戒慎敬畏之心，尊重凝结了历史文化积淀的经典，回到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的教育本质上去。
在语文教材编订和语文教学实践中，不应为一时风气的变化所干扰，应更加尊重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经典，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挖掘。
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概览
20世纪20年代初-1949年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是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
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科书25篇。
当时，边区教科书中也选入了鲁迅作品。
笔者见到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厅审定、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1948年3版）第1册30篇课文中有3篇鲁迅作品，分别是《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想象的愚蠢》、《给颜黎明的信》、《一件小事》。
●1949年-1966年
有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所选入的鲁迅作品有31篇，实际上并不止这些。
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作品选目如下：
散文：
《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小说：
《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11篇；
杂文：
《〈呐喊〉自序》、《灯下漫笔》等14篇；
诗歌：
《自题小像》、《自嘲》、《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1966年-1976年
有研究以“文革”期间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为例，指出该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无一篇鲁迅作品；1969年版开始收录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和《“友邦惊诧”论》两篇杂文；在之后的版本中，陆续出现了《论“打落水狗”》、《文学和出汗》、《自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鲁迅作品。
●1977年-20世纪90年代初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科书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28篇，其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5篇为首次入选。
90年代中期以后，又去掉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政论性强的杂文。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主要是对“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此时期，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学术研究阶段。
有的小学语文课本只有《少年闰土》一篇入选。
中学语文课本中最新鲁迅作品选目有《雪》、《孔乙己》、《灯下漫笔》等15篇文章。
另外，香港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鲁迅作品，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少，只有《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伤逝》、《非攻》等。
台湾中学课本则几乎不选鲁迅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只有《风筝》入选。
语文教材撤经典篇目引争议《阿Q正传》等消失
《阿Q正传》《雷雨》等20余篇课文“消失”——
新学期伊始，语文教材收录了哪些文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昨天，一则《各地中学教材大换血，看看被踢出教材的课文》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孔雀东南飞》《阿Q正传》《雷雨》等20多篇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课文从教材中消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正方：
教材更新很正常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经典，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支持语文教材“大换血”的网友表示，教材的更新很正常。
“我们过去的教材编写不尊重学生的口味需求，不尊重教学需要，导致审美功能与人文精神缺失。
而现在正在进行还原文学审美本质功能的一次尝试，更注重时代元素，更关注人文精神，更强调教材编选内容的丰富性，这实际是对现行语文教材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位网友说。
反方：
教材求新是剑走偏锋
不少网友强烈反对语文教材有如此大的改动。
“编写教材，要用一种长远和宏观的目光来选择教材内容，既要能够传承文明，又能够面向未来。
语文教材大换血可以，但不应把原先拥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篇目撤换殆尽，这对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啻为一种灾难。
”
中立：
新增的篇目也挺好
有网友认为应该客观地看待教材“换血”一事，他认为语文教材新增的篇目也有辛弃疾的《水龙吟》、戴望舒的《雨巷》等经典作品。
编剧柏邦妮在博客上撰文说：
“大家纷纷指责这么好的东西不应该全部抛弃。
可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问：
"拿出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看到事物的两个面，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
“让语文教材回归到人文”
各地语文教材变化
剔除：
《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雷雨》《南州六月荔枝丹》《陈焕生进城》《廉颇蔺相如列传》《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病梅馆记》《石钟山记》《五人墓碑记》《伶官传序》《项脊轩志》《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牛郎织女》
新增：
蒙田的《热爱生命》、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杜甫的《咏怀古迹》、柳永的《望海潮》、苏轼的《定风波》、辛弃疾的《水龙吟》、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各地语文课本删除大量经典文章鲁迅作品大撤退
9月6日，编剧刘毅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
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20多篇经典课文一列出来，既让网友开始怀念起那些熟悉的字句，也让网友唏嘘感慨，更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
而本报记者从广东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写人员处了解到，广东今年的语文教材也有改动，依然保留鲁迅作品，但是把《药》换成了《祝福》。
遭遇“大撤退”
网友为鲁迅叫屈
很多网友认为，删除大量经典作品无论对于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不利。
一位叫做“阴谋小集团”的网友为鲁迅“叫屈”：
“为什么鲁迅先生被踢掉这么多好的文章，从小他的文章就是重点学习的内容，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弯，真的是对学生好吗？
”
一位叫“末小瓶”的网友愤愤地表示：
“为什么《药》会被踢出来？
！
当年它带给我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难道说如今再提人血馒头已经过时？
还是不敢让祖国的花朵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
”一位叫“官窑没人”的网友说：
“中国教育需要改革，可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删除了不少佳作。
”
但也有相当部分网友力挺新语文教材。
网友“本来老六”说：
“那么多年课文一直不更改才叫人沮丧呢，哪怕这些作家其他的文章也可以用的啊。
”网友“费舍”说：
“很多文章到现在确实没有意义了，应该更换。
”
记者了解到，发轫于本世纪初的普通高中新课改，率先在广东、海南等四省（区）启动，按教育部规定的时间表，今年，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等也陆续进入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阶段。
阿Q走了，余华来了
巴金反思散文入选
一位名叫彭博的四川教师拿到了人教的新教材。
他透露，与此前相比，新课本“现当代作品及外国作品54篇，其中新选课文35篇，占总数的64.8%”。
尽管有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比如“阿Q”，离开了新教材，但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根据彭博的总结，现代文部分中，课本新增了反映“神舟六号”飞船升空的《飞向太空的航程》，呼唤奉献精神的《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反映香港回归的通讯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等作品。
散文方面，则有巴金的《小狗包弟》，这是一篇反映“文革”的“反思文学”，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
该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巴金用“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
这是巴金写《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古代诗文也新增了诸如柳永的《望海潮》、杜甫的《咏怀古迹》、辛弃疾的《水龙吟》、李商隐的《李贺小传》等作品。
“小说部分，则选入了‘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这是一篇‘荒诞小说’，写的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外面的遭遇，全文都在用一个18岁孩子的口吻进行叙述。
阅读这篇小说的高中生也差不多处于那个年龄阶段，所以他们会觉得有同感，读来很亲切。
”彭博说。
广东今年也有改动
保留鲁迅《祝福》换《药》
事实上，自高中课改以来，每年都会引起关于语文课文删改的争论。
去年就曾经因为鲁迅的文章大幅减少，而引起舆论的广泛争议。
今年，亦有专家提出应删除《背影》，理由竟是文章里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横穿轨道。
此次引起争议的是“人教版”的语文教材。
而早在2004年，当时广东省在选择高中课改的教材时，就首次打破了多年来高中教材由“人教版”一统天下的局面；广州市高一年级语文、物理两门课程选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这也是解放以来，广东省第一套通过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
当时，粤教版新版语文课本新课文占了54%，做了大力度的改革。
以第五册为例，在国内首次推出“走进经济”单元，充分展现广东特色，收入经济学教授王则柯的《钱》和沈杰《向小康生活迈进的期待》等文章，被视为一大创举。
昨天，广东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写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广东今年语文教材也有改动，比如增加了现代文《论握手》、古诗文《兰亭序》等。
在有争议的鲁迅作品方面，广东方面则做了保留，但是将《药》换成了《祝福》。
“我们认为祥林嫂更符合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
”而网友热议的《记念刘和珍君》，广东版语文课本本来就没有收录。
至于“朱自清的散文，我们没有选《背影》，一直选的是《荷塘月色》”。
周泽雄：
语文教材改革，不仅仅关乎鲁迅
周泽雄评论作者
快成为惯例了，每年秋季入学之际，围绕各种语文教材的改变，都会引起人们热议。
今年概莫能外，引发较大争议的，是人教版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
对此，我愿从积极一面去看。
在积极一面，我们的语文教材不再一家独大，一些地方教材得与曾经一统天下的人教版同台竞争，总是一件好事。
日后，如果私人编著的教材也能获准竞争，使学校和学生得到更多“择善而从”的机会，无疑更是美事。
在人文著述中，集体的力量弱于个人，乃是一个被无数经典证明了的事实。
以为集中一群专家就能获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不过是一种认知盲点。
遗憾的是，在这个盲点里，我们沉陷过深。
在对语文教材的认知上，过往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表现在迫使语文教材兼任过多政治教化的功能上。
无论主事者如何振振有词，此举总是包含着对语文本身的轻慢。
近年来的语文教材改革，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只是积弊较重，仍有余地可挖。
即使撇开“脱政治化”，仅从语文自身发展的角度着眼，每隔数年对教材作一些改进，也是必要的。
在一个良性教育秩序里，此类改变不应引起太大争议。
因为，语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一味怂恿创新，语文教学所必然附带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它具有某种保守天性，捍卫传统远比所谓“锐意进取、突破创新”来得可贵。
但奇怪的是，坊间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议，每每流露一种舍大抓小的倾向，论者不是从教材编纂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上入手，而是性喜就哪位作者入选、哪篇文章落选争执不休，致使关于语文教材的探讨，滞留于人事之域，缺乏向前推进的势能。
一个突出表现是，只要事关鲁迅文章的存废，总令人群情激昂，似乎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一举一动——有时不过是总量略有削减或用鲁迅文章A替换了鲁迅文章B——都关联着一国文脉的存续。
这难免有点神经过敏。
前人创造的作品是如此群星闪耀，课文可以容纳的篇数又是如此有限，这使得任何一篇作品，都难以被赋予标志性意义；所谓的标志性意义，往往是人为放大的。
一篇作品的入选，更像是一种由机率左右的中奖，它不过是在数百篇条件相同的文章里侥幸胜出罢了。
拿不同作家进行比较是这样，单独考察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假使起鲁迅于地下，让他自己挑选适合入选中学教材的文章，几乎可以肯定，他的选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有鉴于此，我们实不必对某篇课文的入选与否过于敏感，只要入选文章水准适宜，哪怕鲁迅文章一篇不选，也不见得坏事。
语文教材毕竟不同于文学史，在文学史里“光芒万丈长”的作品，也不见得适合进入中学教材。
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世界也一样。
荷马、但丁的作品曾经被西方人视为“世代相传的书和学校”，今日也已在教科书里风光不再。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一章里感叹道：
“当我还是孩子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几乎是学校课表上普遍都有的，它是莎氏悲剧最精彩与最感人的入门之作。
现在的老师却告诉我，许多学校都无法让学生读完这部剧作，因为学生们发现它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兴趣范围。
”他还说，为了方便学生理解莎士比亚，有些学校的老师不得不“制作纸盾纸剑来代替对该剧的阅读和讨论”。
即使如此，难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因此就打了折扣？
此外，虽然鲁迅有其伟大之处，但人们对鲁迅作品倾注过多的情感，也有文学外因素。
由于政治上的干预，鲁迅与其他作家，并非始终处于平等竞争的态势中。
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文字，曾经被蛮横排除在教材遴选范围之外，他们只能在鲁迅作品的注解里略略栖身。
理由仅仅是：
鲁迅批评了他们。
就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独一无二性的体认，与他曾经被政治性地赋予独一无二的地位，密不可分。
因此，在我们谈论教材里的鲁迅时，先对自身的这份情感进行约束和反省，去除其中可能残存的“情感滞留”因素，就颇为要紧了。
依我小见，中国文化和文学里，历来有一种重审美轻说理的倾向，理性之道长期被我们贬为文学审美的旁门左道，致使国人的思维能力较难得到系统培养。
这是令人痛惜的认知痼疾，也是我渴盼语文教学予以重视并改进的。
我在新编语文教材里，既欣喜地发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帕斯卡尔《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等文章入选，也哭笑不得地看到王羲之《兰亭集序》赫然在列。
对《兰亭集序》文章义理上的种种错乱，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曾经批亢捣虚地予以分析，并化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名句，以“词肥意瘠”概括之，持论周正，足以服人。
我们的某些教材编纂者不予吸取，固步自封，在一种惯性驱动下将其囫囵选入，未免过于粗疏。
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鲁迅作品减少引热议人教版高一语文课本“变脸”，减少鲁迅作品
梁实秋作品进入中学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首次选入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表示，“这是正常的调整，几篇课文的变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某网站的调查中，多数网友赞成这一调整。
新版减少鲁迅作品
据《长江商报》报道，今秋起，湖北省高一新生全部使用新课改教材，语文包括5本人教版必修教材和11种选修教材。
最新收入的包括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巴金的《小狗包弟》、古代诗歌《采薇》、《涉江采芙蓉》等。
新课改教材中鲁迅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了《拿来主义》、《祝福》和《记念刘和珍君》3个篇目。
外国作品中的《项链》、《欧也妮·葛朗台》等也从教材中消失。
语文教师：
改动顺应时代
在语文教育界颇有名气的杭州高中语文教师蔡少军表示，“我们使用的是苏教版教材，原来选入的鲁迅作品就不算多。
人教社新课改教材的变动，说明教材编者思路的改变。
原来的编者主要是从成人角度出发，首先想到的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应该让学生学什么，而没有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到学生更喜爱什么。
现在这种变动应属正常，不能说大逆不道，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教材也应该相应改变。
”
长期关注语文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称，“这种微调对整个语文教育来说意义不大，我现在更关注教育本身的功能问题。
”《中学人文读本》主编之一、学者丁东认为，“多元化是一个好现象。
”
网友：
多数赞成改动
记者在某网看到，三分之二的网友对于人教社新课改语文教材的这次变动表示支持。
福建一网友表示，“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鲁迅的文章，半文言半白话，又拗口，还经常是连标点符号都要背下来的，太痛苦了。
而且我跟他老人家没有共鸣，永远都弄不清楚他想说什么。
”还有网友称，“说实在的，读书的时候很不容易看懂鲁迅的文章，倒是梁实秋的文章,特别是散文,的确很有韵味。
”
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浙江一网友称，“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民族魂！
如果一个民族弯了脊梁会怎么样？
……不反对梁实秋的文章入选，但绝不能牺牲鲁迅先生！
”山东一网友称，“鲁迅乃一代文学宗师，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绝非他人可比！
怎可随意在教科书中删除？
”
肖畅：
去鲁迅化的背后能有什么“世界观”
教材去鲁迅化又被拿来说事了。
8月22日《上海商报》发表张永峰文章称：
“是当今流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促成了这次教材的改革。
”
作者所谓的“当今流行的世界观”，“就是用去政治的、非历史的眼光看世界，将一时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永恒化，将西方的优势地位本质化，并进而衍生出一种世俗、功利、犬儒的人生态度。
”看前半句，我以为作者想表达的是类似于“普世价值”的意思，但看后半句，又觉得作者说的是一种实用理性而已。
前者尚有价值诉求，不管值不值得批驳；后者则无价值诉求，徒有功利主义的态度而已。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即便是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罢，何以又衍生出了去价值化的实用理性来？
这种“衍生”有什么逻辑吗？
作者的靶子到底怎么打的，我实在不明白。
接下来，作者大致阐述了鲁迅的文学思想，以鲁迅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说明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说明当今的犬儒态度是多么无知的。
如此看来，作者的立论点，仍在对“犬儒式的世界观”的批评上。
说白了，向西方看，或者向自己看，都得有价值上的追求，不能只剩了功利主义的态度（犬儒是否意味着功利主义，也值得商榷）。
可是，功利主义的态度与“去政治”、“西方优势地位本质化”等等有何种逻辑联系？
甚至，到底是否存在一种“去政治”、“西方优势地位本质化”、“一时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永恒化”等等为特征的“当今流行的世界观”？
如果功利主义盛行，又能有什么世界观呢？
题外话，鲁迅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仍然是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的，就看是全盘照搬还是拿来主义。
以上论述，只想说明作者的论述立错了靶子，其一，这种所谓的“流行的世界观”，有点让人不知所以，有点像虚置的靶子；其二，即便这个靶子成立，从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的世界观，到去价值化的功利主义，其间并无“衍生”的逻辑。
教材删减鲁迅篇幅，唯独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鲁迅曾经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所倚重的作家，如今已经回归其文学身份。
所以，我以为用“去意识形态化”比“去政治”倒更为贴切一些。
至于一个时代对鲁迅的态度，到底体现了何种主流观念，我以为倒不如从如今的文学史书写中去找答案。
基础教育的语文教材，不再承担意识形态灌输的功能之后，不过是更偏重语言文字本身而已。
房向东：
胡适和鲁迅教育孩子的区别
房向东文史学者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
在这一点上，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
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较有平常心，他在文坛行走多年，见多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丑陋嘴脸，看够了上层社会的堕落，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
胡适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总统的朋友，因而，他对孩子也有一样的要求。
当年，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苏州读书，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适写道：
功课及格，那算什么？
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
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
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大约是胡祖望向父亲报告考试及格了，胡适才有了“功课及格，那算什么”之说。
如果功课是优呢？
胡适会不会像当今某些家长，又有别的说辞？
难说。
鲁迅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
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
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
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胡适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
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像胡适这样，一生大约应算是“最上等的人”吧？
倘若以胡适本人为标杆，似乎不好说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达的指标。
胡适的长子是有一点出息的，蒋介石政权搬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
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都没有毕业，还几乎成了“问题青年”，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是一个名人了，一生在捣鼓他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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