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想象及疑惑docx.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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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想象及疑惑docx

　　我们无法否认，媒介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它打乱了与我们经验法则相维系的时空观，重新组织了社会环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并不断地侵蚀着我们依存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强制要求我们调整与他人的社会距离，还迫使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

　　媒介时间正在试图取代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传媒制品近乎狂轰滥炸的激情出演，这些变动使我们面对零散、瞬时、无序的超强度刺激，已无法保持心灵的平静，更无需追求心无旁骛的矜持和万念归一的清寂，有的只是世纪末的狂欢和时不我待的躁动。

　　今天，没有任何一门学问像传播学那样荒诞不经。

　　随着岁月沉积，她却反而变得愈发轻佻，愈发放荡不羁。

　　我们尽管弄清了她从哪里来，却无法回答她将到哪里去。

　　为伊消得人憔悴，望着她行色匆匆，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却感到自己迂腐得像一个提着历史尿袋踯躅蹒跚的老人，或许再过二三十年，我们对传播学所涉猎的研究对象，会变得更加茫然无知。

　　一、空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用时间消灭空间是从马克思到麦克卢汉的传播理念，也是媒介理论的主流范式。

　　但不能不承认当我们依存的物理空间被媒介代表的速度文化强力压缩后，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种尴尬的自失状态，空间毕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遗产。

　　对于南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未必是经济领域的累累硕果，北方发达国家借助文化殖民的全球战略布局，其娱乐音像制品在凯歌高奏的十字军南征途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或许为了安抚南方国家的不满，美国学者罗伯逊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外，又创造了意图体现双赢的球土化这一复合新概念。

　　但南方国家毕竟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的，未来的发展也许会像罗伯逊描述得那样，衍生出一个由发达国家强势主导，却又不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本土元素的球土化，但北方发达国家却绝无可能满足南方发展中国家试图以我为主，念兹在兹的土球化愿景。

　　这一不平等的现实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半世纪前，两位共产党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资产阶级将用价格低廉的商品这门重炮，摧毁任何一座万里长城[1]。

　　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认为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介，重组了社会空间和场景地理，同时还改变了私人情境与公共情境的界线。

　　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

　　[2]实质上，消失的地域这一新变动，也注定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语境的满目疮痍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困窘。

　　媒介载体革命重建了文化疆域的基本轴线，高语境与低语境传播社会的传统学理特征，已渐渐变得模糊难以辨认，其消蚀融合的直接结果是混血文化的滋生蔓延鲁尔，2004[3]。

　　终究有一天，或许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会吃惊地发现在我们的周围，竟然很难再找到具备高语境社会特质的那种含蓄内向、厌恶冲突、规避风险、稳重保守的中国人。

　　何以至此？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封闭、孤立的中国，而是深深融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几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大变局[4]。

　　传播语境的变动究竟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

早在外来文化大举入侵的五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文化青年曾引吭高歌，确信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在外来文化的洗礼中，像凤凰涅磐一样浴火重生。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资讯传播无国界化双重夹击下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而言，我们会不会像面临着保护稀有物种熊猫一样，全力拯救行将绝灭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是，地域疆界的消失虽未摧毁我们的民族国家，但却早已阉割了我们民族文化得以维系的魂灵。

　　国家并未因空间感的丧失而消亡，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内涵却悄然发生着蜕变———西方学者如是说。

　　对国家政治合法性本质的探讨原本是发展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全民普选和代议制曾一度被视为是这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一些中兴国家却重塑了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完成了由政治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范式转型。

　　发展政治学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国家主权的体现并非只是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由外延拓展的领土疆界向内涵深化的责任疆界过渡，将会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一门发展传播学，其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政治合法性由政治绩效到经济绩效，并最终走向传播绩效的第三次转型？

其理论要义或可标榜这种合法性，将更多地取决于执政者是否为民众提供了丰沛的，并足以使他们醉生梦死，忘却疾苦的传媒产品。

　　当然，这仅仅是荒谬的超前假设，但不可否认的是，物质空间内的贫困至死，势必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精神场域上的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2004[5]，却可以在数字革命的乐土上建立起长治久安的社会。

　　地球村的形成，带给我们的未必都是嘉年华的一片欢腾。

　　媒介革命和空间距离的丧失，究竟是进一步扩大，还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从不同的视点我们会得到正反两极的解读2005年7月,深圳打工妹通过网恋喜嫁波兰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曾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人们由此更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里；巧合的是，该市一项关于社区人际交往调查的统计数据却显示，邻里之间有六成以上的人没有任何互动来往，八成以上的人对邻居的情况一无所知。

　　通讯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吊诡的悖论人们在感受到天涯若比邻的欢快充实时，却也不得不忍受着比邻若天涯的孤独落寞。

　　空间感的丧失，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角色，也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

　　人际传播的方式，方位以及空间关系都有待重新界定，以往所谓的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已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规定性。

　　空间正在建立抑或摧毁、强化抑或弱化、维持抑或改变着我们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它甚至重构了种种人际交往和人际冲突的新模式。

　　数字革命亦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家庭形态、社区交往模式以及校园和企业文化，今天，我们面临着太多无法描述的困窘和无法解释的问题，但在这一剧烈变动中，人际传播的研究却灾难性地缺位。

　　二、时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农耕社会，时间观念上人们习惯于滞后的满足，工业社会的时间刻度则是永远追逐即时的回报。

　　而在资讯社会，人们的时间倾向则是把握未来，并获得超前的充实快感约翰•奈斯比特，1984[6]。

　　无疑，与农业社会相维系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自然时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月盈月缺，草木枯荣的周而复始，反映的是农业社会春华秋实的客观现实。

　　与工业社会相维系的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人造钟表时间以大机器生产方式为特征，以工作流程为参考，带有强制性严格作息制度的钟表时间，把计时单位精确到了分秒。

　　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刘易斯•芒福德由此认为与其说是蒸汽机，不若说是钟表建构了现代工业化时代。

　　实质上，人造钟表时间彰显的是企业主时间就是金钱，争分夺秒追逐利润的主观现实。

　　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时间观，即与资讯社会相维系的将是一种破碎无序的媒介时间。

　　数字革命催生了媒介时间，它颠覆了钟表为我们建构的生活作息指南，解除了线形钟表时间对人们的束缚。

　　诉诸人们情绪活动的文化工业娱乐产品，不断打破传统时间的障碍，试图使人们在任何一个无序的时间点上都能得到虚幻的快感。

　　无疑，媒介时间所创造的是一种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拟态现实。

　　今天，家庭生活的时间坐标已被各个时段的电视节目所操控，日常的起床、更衣、炊事、用餐、亲友往来、户外活动、洗浴、睡眠甚至如厕，都要配合电视节目的切换穿插进行。

　　媒体经营者依据人们每天饮食起居的作息规律，与广告商合谋挖掘了一个个温柔的陷阱，试图将每一个人牢牢拴死在荧屏前，使之成为患有高度依存症的沙发上的土豆。

　　而当土豆的多寡变成统计学上的收视率时，媒体人与广告商之间便有了相互要价的筹码。

　　其实，当你身不由己地陶醉在拟态现实的娱乐消遣中时，恰恰忘了自己已经成了为媒体经营者和广告商奉献8小时之外剩余价值的志愿打工者。

　　在这里，媒介时间已成为媒体人、广告商与受众共同支付的通用货币。

　　大众媒介也改变了我们周历、抑或年历的参考基准对于芒果控的学童而言，进入周末的判断，是从周五到周日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及勇往直前等娱乐节目的轮番轰炸。

　　而对于某些喜欢江苏卫视的宅男宅女来说，他们根本无需翻动手边的台历，看到荧屏上不见不散、职来职往、非常了得、欢喜冤家、老公看你的、非诚勿扰一连串综艺节目交替登场的激情出演，就能清楚把握今夕是周几。

　　同时，标志春夏秋冬季节变换的参照物，也已和自然界的寒暑交替、草木枯荣无关，阿尔文•托夫勒将这一新参照界定为万众瞩目的媒体事件阿尔文•托夫勒，1985[7]。

　　在美国，它是不同季节全国棒球赛事的实况转播；在日本，则是随季节变更易地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冈登场的相扑比赛现场报道；而在中国，预示着一年一度除夕来临的，已不再是腊梅瑞雪，紫燕春风的自然景观，也绝非采办年货，围炉向火的人文气象，而是春晚总导演的选定、组委会策划方案的出炉、出场明星阵容花絮、节目编排录制进展、封镜进入倒计时等等，各种平面和电子媒体持续造势的新闻报道。

　　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自然时间，刻录的是由血缘和地缘纽带连接的礼俗社会；分秒必争的钟表时间几乎是强制性地将我们推入了高度自律自制的法理社会；今天，媒介时间又扭动着妩媚的腰肢，不由分说地将我们拖入了充满诱惑的资讯社会。

　　中国是一个后发产业化社会，又被认为是全球资讯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与业已完成高度产业化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却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几乎同时经受了第二、三次浪潮的洗礼，当我们的泥足尚未完全摆脱礼俗社会的羁绊时，却跌跌撞撞地扑向前去，左拥右抱了法理社会和资讯社会。

　　时间的超越未必意味着障碍的超越，现代产业化与全球资讯化的同轨并行，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特殊的新课题？

早在电视机开始普及的上一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一项权威调查就已表明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文盲人口的比率在全球也随之大幅度增加。

　　今天，各种便捷的电子媒介更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已由识字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作为原本就是一个文盲大国的中国，媒介时间将会对我们的传播生态产生何种影响？

它究竟会滞缓还是进一步加速恶化这种状况？

无疑，横亘在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难题，势必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三、受众维度的想象与困惑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正扮演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角色，人们不再以真实的自我出现，而改以虚拟的面孔粉墨登场，将性别、年龄、容貌、学历、职历等真实的背景隐去，试图完全用另外一个，甚至多个不同的角色去和他人交往。

　　不知道我是谁所导致的自我迷失已愈益常态化。

　　而在明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受众更是无从把握。

　　今天的基因工程似已可克隆人的肉体，而未来媒介甚至可以塑造人的灵魂。

　　美国人工智能学家马文•明斯基在《心智的社会》1986中提出人脑中存在着电子运动，而人的个性实际上又多是在记忆基础上形成的，记忆是以电子脉冲的形式存在，测定这些脉冲并把它们在记忆库中复制出来，我们就可以大量复制出新的数字自我[8]。

　　生产、复制和保存人的灵魂，对人类而言或许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憧憬。

　　科学家希望通过生物芯片大脑的研制来实现记忆的移植，用生物芯片拷贝一个人大脑所储存的全部记忆信息，再将载有这全部信息的生物芯片植入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记忆移植就会变成现实。

　　早在1992年，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心理科技研究中心，曾将全美业余体操赛冠军大脑所储存的记忆信息全部输入芯片，并将这一芯片植入到因车祸损害了大脑平衡功能，且已无法行走的一位中学生的大脑中。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患者借助移植的记忆芯片，迅速获得了类似优秀体操选手的平衡感觉，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

　　只是当体内生物芯片耗尽了电能后，他又恢复了此前的病态。

　　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担忧。

　　市场导向、唯利是图的传媒大亨，或许会在新一轮复制灵魂的数字革命中大展宏图。

　　他们通过数字增强、数字改造、数字美容、记忆移植等科技手段，根据受众的喜好、兴趣及忠诚度，对原装受众的记忆系统进行提取和分析解码，然后将这些数据在工厂生物基因的生产流水线上，进行移花接木的重组和复制，并将这些标准化、制式化的记忆芯片移植到尚未建立起忠诚度的受众群体中，从而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一大批符合各家媒体胃口的资讯消费者———复制受众。

　　未来研究传播对象时，我们是否应将传统范畴的原装受众和数字记忆技术生产的复制受众加以区隔？

在灵魂的记忆复制库大量充斥市场后，媒介效果的讨论是否还有什么学理意义？

可以想象，正是由于复制受众这一新产品的诞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媒体经营者将不必再为提高收视率和发行量伤脑筋，他们只需不断地扩大各家企业记忆复制库的库容，并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芯片移植施工队，便可立于高枕无忧的不败之地。

　　明天是美好的。

　　明天是令人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