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创新赢得光明未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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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创新赢得光明未来

以文化创新赢得光明未来

——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新探（六）

范浩里

随着晋商故里9个民营企业家发起、冠名的“重走晋商万里茶路”大型商业文明传播活动的启动、发酵和国内线段的圆满收官，晋商文化在中华商业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主流特征和精神价值，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省内各类商会的兴商活动和异地晋商会的持续勃兴，再次把晋商文化的传播扩大到国内外。

与此同时，晋商文化研究领域的不同分野也初见端倪：

以“发掘历史、保护遗存”为己任的“传统研究学派”，是多年来省内外晋商文化研究的主流。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算起来至少也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期间，尽管经历了社会变革与时代更迭，但“文化人”研究晋商文化的热情不减、成果迭出。

为今人和后人走近晋商、认识晋商、研究晋商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与论著；由晋商文化热而推波助澜所带动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热、开发热，也着实让器物文化层面的研究开发取得很大突破。

一个规模宏大、生命力充足的文化旅游产业在晋商故里蓬勃兴起，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以“应用研究、文化创新”为己任的“现实应用学派”，是近十多年晋商文化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一支新生力量。

还很稚嫩、还很微弱，还没有引起政、商、学界足够的关注。

但它在晋商故里以“经济人”的视角研究晋商文化，已有十几年的研究历程和并不算显赫的初步成果。

他们的主攻方向是从晋商、晋商现象、晋商文化中发掘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研究山西商帮的治理模式，探寻晋商制度文化的传承基因，揭示晋商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经营机制的运行机理与基本规律。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管理变革和转型发展，探索文化反思、文化借鉴、文化变革、文化引领、文化超越和文化创新的实现途径。

并通过晋商制度文化资源整合和创新，攻克当代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

从而使企业资本化、制度化生存环境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和创新。

随着“重走晋商万里茶路”大型商业文明传播活动和“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成果进京展示讲座”等活动的持续扩展，晋商文化应用研究得到省内外商、学各界的热烈呼应。

特别是纳入国家文化保护区“大晋中文化旅游核心区建设”的战略性重大举措和晋中市提出的“晋商文化品牌工程”，已经把晋商文化的应用研究列入重要的文化工程项目。

这将对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力得到更加广阔的释放。

有鉴于此，现阶段我们应把晋商文化应用研究的重力，放在企业及经济领域认知能力的改善提高和应用方向的选择定夺上。

让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成果的实践运用，与当代企业变革思维的有效拓展融为一体，并逐步转化成企业制度变革和发展转型的内生动力。

一、晋商资本组织形式和商帮治理模式的创立，蕴含了传统晋商生生不息的文化大义。

这是我们在研读大量晋商史料和论著之后的一种顿悟！

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晋商既有彰显崛起、兴盛、辉煌的“万里茶路”、“百年票号”和五百年商业文明史迸发出来的“晋商之光”；也有折射着晋商落寞、衰败、终结、断代和百年整体沉寂抹不去的“晋商之殇”。

作为历史，它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交叉发展的结果；作为文化，它是生态环境与生活经验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经济，它则是劳动者与资本拥有者共进共创的结果。

对这样一个绵延庞杂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想把它从整体上把握并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是不可能的；而在其研究领域的学术分野和不同方向的持续研究，却能够逐步还原晋商文化的本真特点和深邃精神。

从晋商产生、发展、衰落、断代的历史扫描中，对晋商的商业思想、商业成就、商业管理经典等方面的挖掘，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识多于分歧；而在晋商从峰巅跌入谷底的落寞衰败并整体沉寂百年的历史原因探究，却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

作为基层实务工作者，我们没有那种高深学养和充足时间去发掘考证历史，只能是避开学术上的无端纷争和传统“名分”，顶着“你们这一套根本就不是晋商文化”的压力，持续着以基层企业为载体的应用研究，并陆续有初步成果问世。

十多年来，我们通过对晋商历史地位的探讨，拓宽了研究视野，确定了研究向度。

我们之所以把晋商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和发展的先行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中国近现代金融汇兑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来定位，就是要为晋商文化的应用研究确立一个基本坐标。

虽然从学术的角度衡量并不一定精准，但它是晋商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高度统一的一种历史象征；也是屹立在中华商业文明进步之巅、最具晋商本质特征的一座文化丰碑。

晋商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轨迹，必然决定它延绵持续、逐步凸显的主流特征！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理念文化，代表着山西商帮治理的道德标准和人格诉求，成就了晋商的商业道德；“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文化，代表着山西商帮治理的制度敬畏与权利诉求，成就了晋商的商业道理；“产业链接、集群发展”的器物文化，代表着山西商帮治理的物质表达和财富诉求，成就了晋商的商业道路；“家国兼济、回报社会”的责任文化，代表着山西商帮治理的责任担当和社会诉求，成就了晋商的商业道义。

从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来分析，晋商的商业道德、商业道理、商业道路和商业道义，确实是站在了中华商业文明进步的历史巅峰，它对世界商业文明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轨迹看，晋商兴衰成败的各种表象和对晋商是非曲直的评说，往往总给人以纷繁复杂的多元判断；但站在文化创新的制高点上看，晋商五百多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大义，早已超越了漫长的历史衍变和现实的学术纷争。

它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对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变革转型，确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这种文化大义把它曾经引领过的那段辉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制度、组织形式、运行机制设计思想，通过挖掘、研究和应用传承而一并馈赠给当代。

并帮助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大义的复兴与回归中重新认识自我，以迎接未来新一轮文化创新与制度涅槃！

二、晋商出资人与职业经理人分权治理、共进共创的实践，揭示了产权制度运行机制设计的基本规律。

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产权经济学》。

无论是1991年世界“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组织成本”理论的引进，还是2007年世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赫维茨的“机制设计理论”的传播，对中国当代产权制度改革的思维创新都产生了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当下中国的产权经济学理论“硬核”是否已经形成？

我们不得而知；但与晋商曾经奉行了数百年的产权制度运行模式相比，毕竟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应当说，两位世界级大师的学术地位毋容置疑，对中国未来产权经济理论的形成自然会有很大影响；然而，中国晋商早于他们理论数百年的产权制度运行机制设计理念，则更具有当代企业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以“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安排，曾经开创了新的资本组织形式，成为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

它让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在“身股制”与“银股制”的“合力向量”中削平财富悬殊、共享平等权利。

并用产权制度将劳、资双方的利益诉求绑定在同一平台上，从而把企业成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

以达到“劳资一体、共进共创、以人为本、激励兼容”的终极目的。

以“专营”与“兼营”相依相济的经营谋略，曾经开创了全新的商业运营模式，成为晋商物质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基本特征。

它把整个商业运营过程中“劳资共创”的资本组织形态，按不同的产业领域演化成各种具体的经营模式和运行方式，形成一个总部——行业——企业梯度展开的市场竞争链条。

它在产权运行上的无缝对接、经营方式上的连锁拓展、区域协调上的集群式推进和高度组织化的集团式经营，是当代大多数企业仍然难以企及的一种机制设计精品和文化精神高地！

以“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行权制度，曾经开创了“两权分离”的职业授权方式，成为晋商责任文化引领的一种经营权运行机制。

它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企业分权治理模式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开创了资本出资人同步输出资本价值和产权激励制度的历史先河！

打造了晋商独领风骚的人格境界和卓尔不群的物质文化管理体系。

晋商数百年前就已经形成的“设权方式契约化”、“行权方式职业化”、“权利义务人格化”、“激励约束制度化”的委托代理模式，在全球企业制度发展史上也是最精彩的一笔！

以“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人本制度设计，曾经开创了全新的人力资源开发范式，成为晋商制度文化建设与人文思想传承的动力之源。

这种把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绩效，与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以及经营人才的时间经济价值融为一体，不仅具有了职工行为和经济利益同频共振的机制功能，而且也为企业未来的经营风险，设定了制度化分配的约束机制。

综上所述，无论是现代“洋大师”的产权理论深义，还是晋商本土化的制度设计经典，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理论支撑和思想发散的地域环境与文化背景。

尽管他们之间在编年顺序上相差了数百年，但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用不同的方式探索劳动与资本相向交流的法则和规则，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先贤们产权经济思想的高度，完全可以与现代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赫维茨们媲美！

如今，赫维茨的“机制设计理论”已被世界各国政、商、学界广泛应用，并在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中成了热门理论；“科斯定理”在中国的传播，也已成为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推崇备至的产权经济理论“圣经”；而中国晋商数百年开创的以“身股制”与“银股制”为核心体制的产权制度实践“经典”，却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也未能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眷顾与垂青！

甚至在社会坊间或文人骚客中，偶尔还有妖魔化宣传与“打倒晋商？

”等一些对晋商的讽刺、调侃与贬损！

这些就是我们在晋商文化应用研究实践中，之所以兼收并蓄、突出主流、反身求己，下功夫在晋商文化资源整合中寻求突破与创新的初衷与动因。

三、晋商传统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变革思维的贯通，完善了当代企业文化创新和转型发展的制度逻辑。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传统企业本来就没有经历过晋商制度文化的熏陶，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现代企业理论教育。

不少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自身功能定位和企业生命周期状态，缺乏客观认识和分析把握。

依靠简单的创业冲动和机会型发展的暂时成功而不思改革进取，很容易在企业遇到冲突与失衡时陷入非理性的管理盲区。

企业产权纠纷频发、劳资矛盾尖锐、人才资源溃失、道德风险丛生，从而引发了企业生命周期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屈指可数，当代企业所有的这些通病，恰恰都能在晋商文化大义和制度经典中找到诊治的方法。

特别是晋商“劳资共创”、“两权分离”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给我们的开悟，让我们发现了晋商经济实践这本无字的“资本论”。

劳动与资本这个被全球经济学家关注了数百年的研究命题，在晋商那里找到“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实践基础，并由晋商们用“劳合”与“资合”的独特认知方式和行为结果表达出来。

这对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研究“晋商”、“晋商现象”和“晋商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

用“劳资共创”的理论概括和思维导向来推动晋商文化应用研究，能够突破对晋商“诚信”、“节俭”、“精于管理”等长期固化了的传统研究方法与认知方式，为重新揭示晋商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本源价值，找到全新的切入点！

劳动与资本是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变革转型也不例外！

它涉及要素资源的市场配置与结构转换、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和能力修炼、企业管理的组织环境和人文精神等基础治理领域。

同时，也左右着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人本制度与管理路径。

因此，企业体制型构与制度转轨，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刚性的约束机制，并要形成一整套企业行为规范。

从而以制度逻辑的不断完善，带动体制、机制的持续创新。

晋商故里在企业管理变革中创立的《三维（PEC）战略管理模型》，就是应用晋商“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逻辑而推动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成果。

该管理模型是介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之间的一个全新的管理工具，发端于晋中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1995年，成型于“榆化机制研究”的2004年。

此后在榆化公司、天星集团、金恒集团和月亮湾集团等多家企业的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企业经验到管理模型、从文化脉络到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

其间，吸纳了十余年来文化反思的得失感悟和晋中本土120多家企业社会化、资本化改造的经验教训，并从企业管理的本质、共性和规律出发，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操模型：

一是以晋商文脉为基础的思想文化体系；二是以现代管理为核心的系统结构体系；三是以实操推进为重点的制度创新体系。

就其管理模型核心架构中的“一个思维逻辑”、“三维结构组合”、“六步流程驱动”、“四个实操重点“、“八大调控机制”和“六项学习方法”，都是在企业管理变革实践中抽象、归纳出来的理性思考与实战精髓。

其思维逻辑清晰、型构方法科学、运行流程顺畅、哲学蕴含深刻，而且突出了实务操作中整体性、子级性、序贯性运行特色。

与时下盛行的某些“经院派”泛管理模式相比，少有那种理论空乏、概念玄妙、相互抄袭而游离于企业管理现场之外的演绎诟病；其能够吸引管理者的是一种连接“地气”、身临其境的立体感、现场感、融入感和对这一管理工具的整体驾驭感！

《三维（PEC）战略管理》所以独树一帜，就在于它把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成果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嫁接在一起；把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贯通于企业管理变革实践；进而让人的地位、作用、价值和权利，真正以制度的形式“长”入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

三维战略管理崇尚大道至简，提倡循环思维，把资本、成本、人本之间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关系，框定在“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和“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三大基础治理领域，为企业打造了一个易学、易懂、易记、易应用、易复制、易推广，且具有中国特色和晋商文脉的现代管理工具。

三维（PEC）战略管理所独创的“管理势”认知方式、“管理能”分布格局、“管理力”运行秩序，作为诞生在晋商故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设计“蓝本”及操作大纲，它所彰显的是一种结构特色和制度逻辑。

掌握了它，就能够为当代企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企业制度转型，提供一个正确的战略导向与具体的实现路径！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多数企业都获得“发展红利”而值得庆幸的话，那么，能否在后三十年的转型发展中获得“制度红利”？

则是对当代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再一次重大挑战！

而在未来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中，企业公民“资本化、制度化生存环境”的开创，则是当代企业绕不开的一个时代命题、发展课题和体制难题！

须知：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富有远见的企业领袖们，一定要居高虑远、未雨绸缪、依时夺势、慧眼识机：

非以文化创新的胆魄与智慧，不能完成从道德正义向制度正义的转轨；非以逻辑变革从抽象上的独立自由变成一种行动上的权利与机会，不能开启制度转型的传动基轴；非以突破旧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困扰，不能赢得经济大转型、利益大调整和文化大创新的光明未来！

谨记：

我们正在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是乘风破浪、激流勇进，还是推而不进或退而不改？

这些都考验着企业及企业家们的智慧与审慎、勇气与担当！

也检验着政府的公权与公信、判断与决策。

唯政府、市场、企业三路改革的兼容配套和整体推进，才能让我们顺畅地进入未来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