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兴衰史.docx
《八旗兴衰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八旗兴衰史.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八旗兴衰史
八旗兴衰史
□张宏杰
第一章性格的胜利
一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
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
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
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蚊子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
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
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
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
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
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
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
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嗑下牙”。
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
贝勒岳托，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
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二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
“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
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了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
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
“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
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
朝鲜使者回忆说：
“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
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
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
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
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
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们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们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
“兵者，不祥之器也”。
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能够写出华丽的词藻，而不是武功。
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
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手无缚鸡之力以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
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做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
“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
在这个国家里，当兵打仗是一个人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选择。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与满洲人渴望战死不同，走向战场的汉人们通常是满脸悲愁，路两边是他们哭得昏厥过去的妻子。
当这样两支气质相反的军队相遇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三
就像食草的大象并不怕食肉的狼一样，中原王朝虽然文弱，但由于其体积的庞大，相对于周围的马背民族还是具有巨大的优势。
如果中原王朝能有效地以人口及经济优势来补偿气质劣势，边疆民族永远也不会有下口的机会。
汉唐之时，中原王朝因此曾有过驱逐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辉煌战绩。
因此，我们只能把武勇列为满洲人取胜的第二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中原王朝根深蒂固的老毛病：
窝里斗。
中原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败于蛮族之手。
它们总是败于自己的窝里斗的习惯上。
每一次蛮族入侵，都是中原王朝的内部矛盾给人以可乘之机。
从岳飞、于谦到袁崇焕，中国不是缺乏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这些汉子最后都不是死在异族的刀剑下，而是被背后同族人的暗箭所射中。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细考证中原人“窝里斗”的根源，那将是另一篇长长的文字。
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明清争斗的过程中，正是大明王朝的内部斗争，替满族人消灭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并且为他们输送来最急需的人才。
1644年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
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朝廷。
这两大阵营内部又处于分裂状态。
两大起义军主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彼此仇视，在四川大打出手。
而南明政权此刻也分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为拥立不同的人做皇帝而争执不休。
一开始，是隆武政权同鲁监国在福建争立，彼此互不承认。
1646年隆武皇帝死后，桂王和唐王又在广东争起了皇帝的宝位。
因为互不相让，两个王爷集中全部兵力，在广东大打内战。
因此，满族人发现他们此刻面对的中原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却是一堆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团结起来的碎块。
虽然整体上他们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在每个局部都可以享有相对优势。
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当初想象的要简单：
只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分而食之，把这些碎块一块一块有条不紊地吃下去。
第二章碳与铁的比例
一
一百多万满族人口中，有九十万争先恐后“从龙入关”，迫不及待地奔赴那处处奇山秀水、遍地金帛的辽阔内地，毫不惋惜地听任他们生息了千百年的故地人去屋空，一片荒凉：
“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
就这样，几乎整个满族抛弃了他们的根，像一滴水一样，掉进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峻问题。
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二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
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
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
“汉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
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
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
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
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但是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汗王”努尔哈赤即如此。
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
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
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
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
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汗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在对待汉人的问题上远比他明智。
年轻一代总是比老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皇太极即是汉文化的坚定拥趸。
即位以后，他热衷于组织文化人翻译汉文书籍，出征之余，经常手把一卷，从《三国志》《金瓶梅》到《孟子》，看得津津有味。
在汉文化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远比“老汗王”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的自信。
他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汉文化相比满文化的巨大优势，如果不借助汉人的智慧，他没有可能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满民族也没有可能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状态。
事实证明，皇太极的汉化政策是满族人崛起中的关键步骤。
他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招徕汉人中的人才，洪承畴、祖大寿、“三顺王”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投奔到后金。
他利用汉人的方式组织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集权能力和行政效率。
他设立八旗官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
在他的影响下，满族上层社会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满族人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为满族人日后取得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准备作用。
但是，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汉化”的另一面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满族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精致，贵族子弟们身上的武勇精神开始出现退化的征兆。
他们对父祖们惯用的弓箭开始不感兴趣，而更喜欢追求汉人提供的种种消遣用品。
皇太极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苗头，对此十分忧虑。
他提醒贵族们说：
“过去太祖皇帝之时，我等闻听明日出猎，今日即调鹰蹴球，积极准备。
若不令往，泣请随行。
今之子弟惟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
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备马披鞍，自炊而食。
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病，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
不思奋发问前，而惟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
”
这个在满族人中第一个系统读过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十分清楚本民族的优势和劣势。
他很清楚，满族军队之所以在汉人面前节节胜利，就是因为满族人身体里面异于汉人的那些特质。
如果最终他们征服了汉人，却失去了本民族的天性，这对他们来讲，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个问题缠绕着他，使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征服天下的梦想是否明智。
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在写给敌方将领袁崇焕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为什么他几次引兵入关，都迅速返回：
“我父亲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昔日辽金元各朝，不居其国，入处汉地，几世之后皆习染汉俗，深为可虑。
所以我们打算听任汉人居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仍居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
”
这个解释也许并非完全是托词，而是确实反映了皇太极内心深处的一种担忧。
随着满族西进的步伐越来越快，“汉化”现象也越来越迅速地在满族人的生活中蔓延开来。
越来越多的满洲人开始推崇汉人的礼仪态度、语言文字甚至衣冠服饰。
他们开始觉得“饽饽”远不如汉人厨子做的大菜好吃，觉得全是口语的满语太鄙陋，甚至觉得箭袖马褂太不美观。
许多贵族换上了汉人的宽衣大袖，并且给皇太极上书，要求皇太极更改服制。
皇太极看到，《金史》中记载的那些汉化情景现在已经纤毫毕现地复现在他眼前，他毫不困难地预见到了全盘汉化的可怕前景。
崇德元年十一月，他专门召集满族全体贵族到皇宫，命人宣读《金世宗本纪》，给他们讲解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历史。
他对大家说：
“我听了金世宗关于不要汉化的说法，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
……金世宗即位后，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所以预先做出禁约，屡屡以‘无忘祖宗’来教训后人。
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
然而金世宗虽然垂训如此，但金代后世之君，还是渐至懈废，忘其骑射。
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
还没有真正占有汉地，皇太极就已经给出了如何面对汉化的答案。
他认为，“汉化”与保持满族特色，是满族发展壮大的双翼，两者必须保持平衡，执两用中，缺一不可。
为此，他定下了“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的国策。
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方针，三代少数民族的学费看来没有白交。
三
当满族人进入山海关时，他们牢记着皇太极的话。
这些皮肤黝黑、满面风霜的汉子骑在马上，惊讶地注视着从黄河到长江再到珠江这个广大帝国景象的雄伟壮丽与千变万化，观察着道路两旁那些高大美丽结构各异的汉地建筑，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在他们马前文质彬彬而又胆战心惊的汉人。
这些由“獾”率领的“胎盘”和“尿炕孩子”及“烂眼皮”们，心态颇有点微妙。
他们既羡慕又轻蔑，自信同时又提防。
对于汉人创造的这样辉煌灿烂的文化，他们不能不钦佩。
而这样精美的文化也不能保护他们免于被征服，则不免使他们钦佩里又掺进了深深的怀疑。
不论钦佩还是怀疑，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进一步汉化。
汉化之不可避免首先在于他们不想避免。
这些“野蛮人”之所以提着脑袋杀进山海关，并不是为了到长江和黄河里捕捉大马哈鱼。
他们期望领略传说中美如天堂的苏杭美景，期望品尝据说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式，期望欣赏优雅、精致的昆曲南音……这个民族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历代边疆民族中进取心最胜、征服欲最强、生活欲望最炽烈的一个。
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崭新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
为了充分享受他们的征服成果，他们在穿越土石城墙后必须突破文化城墙。
汉化更有力的动力则是忧患意识。
汉族人口的众多令满族人震惊，在进入了汉地之后，他们才对本民族的“小”有了直观的认识。
精明的满族人深知，以百万之众统治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聪明的民族，他们只有竭尽全力，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
汉人顺从外表下掩藏着的敌意迫使他们必须深入汉文化，以掌握汉人心理，学习统治汉人的技术，精通汉人社会的运转规律。
因此，在征服了汉地之后，这些只会蹦几个简单汉语单词的满族人又开始雄心勃勃的新的征服：
征服汉文化。
在战场上，满洲人个个是条汉子。
在纸上的世界，他们也是一样刚强和血性。
就以皇帝为例吧。
出生在关外的顺治皇帝在征尘中度过了童年，在亲政前，他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汉语，以致十四岁亲政时根本看不懂臣下的汉文奏折。
这个好胜心极强的小皇帝发下弘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汉语。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晨牌至午理国大事外，即读至晚”，五更又“起读”，这样的苦读生活持续了九年。
过度的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
康熙皇帝在学习异族文化时表现出来的勤奋和顽强一点不亚于他的父亲。
他自述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
“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一次南巡途中，泊舟于燕子矾，康熙夜读至三更，仍不肯释卷。
侍从们劝他旅途辛苦，“圣躬过劳，宜少节养”。
康熙听后作答：
这是从五岁开始养成的习惯，“乐此不为疲也”。
从康熙时起，清宫对皇子的教育定下了严格的规矩：
每天早上四点，皇子们就要起床，到无逸斋开始几乎不间断的六个小时学习。
两个小时的午休后，下午一点到七点，他们要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
皇子们每天习文练武的时间长达十三个小时，天天如此，“无间寒暑”。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是这些异族皇帝，成了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最炉火纯青的统治者。
他们的书法、诗文，比绝大部分汉族皇帝还要漂亮、精彩；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体会，比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还要深刻、透彻。
上帝从来都乐于奖赏那些勇于付出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是异族就少给他们收获。
对汉文化前所未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清代统治成功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成功继承和光大了汉人的政治传统，全面借鉴吸收了历代汉族帝王的统治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汉人积累千年形成的统治技术。
四
作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
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
即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
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
那就是既吸取，又拒绝。
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的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弱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
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进关之后，他们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
实行满汉隔离。
从龙入关的满族人被分派到全国二十余处战略要地，或者在旧城内划地居住，以界堆为标志，与汉人中间留出隔离带；或者在当地修建“满城”，与汉人完全隔绝。
为避免他们“沾染汉人习气”，“满城”城门由驻防将军直接掌管，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汉人无故不得入内。
满人则没有特殊任务，不得离城超过二十里，否则以逃亡论处。
不仅满汉不许通婚，满族军人死后，不论驻地满城在何处，都必须回北京旗茔安葬，其寡妇也必须回京居住。
甚至如广州那样数千里之遥也不能例外。
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
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
他们长年跋涉在外，不断地亲征、行围、巡视各地。
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
不要认为皇帝们都是旅游爱好者。
在那个朝代，即使贵为皇帝，外出旅行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
康熙二十一年，传教士南怀仁曾荣幸地随皇帝东巡，从他的详细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皇帝的旅途远远谈不上舒适，在有些地方，由于没有道路，“皇帝、小皇子以及全体贵戚，不得不经常在泥水中徒步前进。
”在这样艰苦的行程中，皇帝还要自找苦吃，“在近三个月的行程中”，皇帝“一日也不停留地追逐着野兽”。
南怀仁有一天受邀参加了一次皇帝的猎虎行动，“同皇帝一道登高山，涉深谷。
”他说：
“在这样的激烈的活动之后，尽管过一段时间是有些适应，每当傍晚回到帐篷，我从马上下来，都几乎站不住，疲惫不堪。
”
担心丧失“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是历代满族皇帝一个持续的焦虑。
每一个皇帝都不断命令、号召、强调满族人一定要勤习国语骑射。
从康熙的“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到嘉庆的“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其次则诵读经书，以明理治事为用”，这种强调几乎达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
为了保持满族的军事优势，康熙帝频频举行秋弥大典。
在行围过程中，对那些懦弱不前，武功不佳者严加惩罚，虽亲贵不免。
雍正皇帝虽然本人武功不佳，但是对于保持满族人的武勇本色屡下严谕。
为了保持祖先遗风，乾隆皇帝作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最苛刻的一条是规定满族的高级大臣上朝时不许坐轿，只能骑马，以提高他们的骑乘本领。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清代皇帝维护民族传统的种种措施的坚定性和连贯性以及有效性，都远远超出他们的先辈民族。
五
如果仅仅满足于保持了“清语骑射”之类外在形式，那么满族人比他们先辈民族不过是取得了量上的进步。
事实上，满文化对汉文化的拒绝，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对汉文化核心精神的拒绝。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守旧”。
汉人的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
圣人浩如烟海的教诲如同一条条绳索，束缚了汉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到古人那里去找依据。
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
而满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现实”。
早在关外，皇太极即说：
“凡事莫贵于务实。
”他说，读书必须“明析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
”满民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
因为这种与汉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明、理智，远远超过了文化水平远高于他们的汉族。
在明清争霸的大棋局上，这些“野蛮人”次序准确，招数老到，处处棋高一招。
他们头脑中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忠臣贰臣的概念，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对那些真心效命者，他们不计前嫌，异常慷慨地给出高官厚禄，并且真的放手使用。
此举十分明智地弥补了满族人人才及兵力的不足，并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汉人官员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号召力。
在天下初定之后，他们也很明智地对那些在汉人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前对手实行宽容政策。
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这些前反清领袖，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现行活动，对以前的反清行为一律不予追究。
清王朝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下台阶，听任其保持其遗民气节。
这种太极政策使这些遗民从激烈对抗渐渐转为平和容忍，最后转向为新王朝文化建设出力，真正从精神上瓦解了反清势力的基础。
这种高明的政治手腕，寻常政治家很难参到。
而反观大明，从崇祯朝到南明历朝，没有出现过几个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政治家。
那些由饱读诗书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
他们头脑被“名分大义”及书本经验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
弘光朝廷建立于危急之际，然而朝廷上下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反而急着为二百多年前被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大臣傅友德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南明后期，大西军余部、拥有雄厚兵力的孙可望一心想投奔南明，如果吸纳此人，则必将大大增强南明力量。
然而仅仅因为他是起义军出身，南明朝廷死活不肯给一个他所期望的王爵，最终导致孙可望投奔清朝。
政治家们一再下出的诸如此类的大恶手，终于导致汉人全盘皆输。
进关之后，满族统治者不断参悟列祖列宗取得丰功伟绩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到位的，应该是那位骑射功夫十分平常的雍正皇帝。
他说：
“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
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
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
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
入关之后，清初诸帝在用人行政上，表现出了汉人王朝罕见的一以贯之的现实感。
汉人王朝往往是开国之主能够创立制度，因革损益。
后代君主所做的，往往只能是把一时一世的做法演化成万世不可改易的陈规教条，最终导致名实分离，制度失效，国家灭亡。
而康、雍、乾三朝，我们所见到的，却是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对西方医学持肯定态度的皇帝，他命人把欧洲的《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并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他鼓励研制西药，他以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为示范，在中国首次推广种痘，以防天花。
在处理国事上，康熙帝也表现出了历代帝王少见的科学精神。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都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苦心经营的大事，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康熙一样，想到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一直上溯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治黄之策。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皇帝”。
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汉人“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对康熙皇帝因为过于宽仁而遗留的问题痛下杀手，革除积弊。
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间，依据时世变化，大幅度地调整了康熙的晚年政策，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
雍正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统治者。
他审时度势，一改父亲矫枉过正的严苛之风。
即位一个多月，即连发谕旨，对雍正时期的一系列大案进行了更冷静的，合乎人情的处理，为死者恢复皇室地位，对生者大度开释。
同时，停止了父亲毫无希望的“井田”实验以及种种苛政，实行与民休息。
这些举动修正了前帝的偏差，使大清的政治航船驶上了更为平稳的水道。
在父祖两代开创的太平基业上，他毫不懈怠，采用铁腕手段，打击党争，严惩腐败，消灭权臣，根除外患，消灭了威胁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弱点：
“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并最终把大清王朝推向了极盛的顶点。
六
对汉人政治家来说，经典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
满族帝王们却缺乏那样的虔诚与敬畏。
进关之后，满族皇帝们在“务实”精神指导下，对汉人奉为“一字不可改易”的神圣政治教条，大胆取舍、主动扬弃，在政治实践中轻易颠覆了奉行了千百年的种种金科玉律，给中原政治吹来了一股可贵的清新之风。
传统观点认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给天下人做道德表率，而不是政治事务的具体执行者。
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清心寡欲，静默无为。
孔子说：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荀子则干脆说：
“君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