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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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1
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
科学以它经验的观察，可重复的试验，精确的数据，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共同体自我确认的、确实的可靠感和确定性。
这对于曾经深陷在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泥潭”里的人类来说，几乎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对确定性问题的自我怀疑。
因为在以往，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某种规范性陈述，在被另一种规范性陈述所推翻之后，我们常常只能感叹地说：
哎呀！
这东西原来错了！
现在，社会科学对大家保证说，这种尴尬我们不会再经历了：
因为确定性来自于科学论证和数量统计支持！
而不是强势的规范陈述！
强势的形势改变了，你就得按照强势的新结构重新认知。
那认知的随强势改变而改变的尴尬就具有着某种必然性。
似乎这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经历上得到证实。
比如毛泽东时期，实行毛式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说毛式社会主义很正确。
大家热情高涨，全力投入。
但是后来政治家说“那时”错了。
那时错了，我们就批判吧。
而对于“这时”正确的邓小平来说，他提出的两论，曾经引导改革开放走向相当成功的境地。
但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两论也很危险。
猫论、摸论，可能抓对、摸对，也可能瞎摸、乱撞。
偌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么能这样走呢？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科学的设计以及长远的规划，怎么能以那么简单、乃至儿戏的猫论、摸论来指导呢？
又错了！
如今在干嘛呢？
我们又在寻求新的国家指导思想了！
而经历过三番五次的类似变化的我们，可能醒悟到这些规范式的政治陈述可靠性有限。
我们就会开始努力寻找“可靠的”政治言述。
所以，从政治理论的演变上，也从政治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出，一切规范的陈述带给我们的确定性是严重不足的。
只有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使我们有一种可靠感。
那是一种什么可靠感呢？
那是一种依靠冰凉的数据代替感性的判断，而产生出来的可靠感。
请问，当你认定任何个人，不论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神武，他的政治判断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不信这个冰凉的数字，你能信什么？
一切个人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带有感情的。
感情的判断，给人的确切可靠感，就必然是弱的。
而只有不带感情的判断，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力学科之一的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兴起了，它代替了传统规范方法主导的政治学（politics）的地位。
政治科学发挥到极致，建立在实证调查、概率统计基础上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
统计的基础，是调查。
调查的方法，就是随机抽样、实地访谈的方法。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研究格局？
就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太客观了，太具有可信性了！
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本身在强调自己客观性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把此前的整个政治思想悬搁起来了。
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原来的古典政治理论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过去的”政治理论。
这样，它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价值论证也就被悬搁了起来。
如此，我们可以做的政治学研究工作，就是统计，就是调查，就是访问。
我们依靠这些来判断政治活动中谁是谁，谁支持谁，谁反对谁。
这样一种价值中立基础上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我们对政治生活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变成了数字游戏。
如果以前是认为好的，现在则变成了大数字支持的，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好的。
而这个数字游戏，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理解政治生活而且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
像韦伯这样的政治学家，如果一旦去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他就得先放弃自己对于统治合法类型问题的思考，去追求大数字的支持。
假设他知道自己的当选率低于百分之十，对手的当选率是百分之八十，那他自己就知道是彻底没希望了，而不是去从规范意义上为自己“应当”当选辩护。
这种辩护，没有任何意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假如完全没有希望，还要顽强地参加竞选，那就只是参与一个好玩的政治游戏而已。
比如美国的大富豪佩罗特，成立一个改革党，他就是建立在“你能参加竞选，我也能参加竞选”的想法基础上，投入到竞选之中的。
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正当性上应当具有比台上政治家更多的底气。
但是，他只能觉得参与总统竞选真过瘾，过把瘾就行，至于输赢，就保证不了什么了。
因为数据表明，他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所以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具有选择和组织政治生活的支配性。
而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可以根本不予关注。
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政治科学家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坚定地预测，昂扬地分析，自信地断定。
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
什么一种两难状态？
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面，我们基于对数字的信任，认定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古典社会。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克制了不确定性，克制了朦胧美。
我们在政治科学中做出的判断，是确定性基础上的实在的判断。
这是一种超越了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理论抉择。
因此，这是我们对政治理论应当建立起来的一种新信念。
与之相联系，我们还建立起另一种信念。
另一种信念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探索，必须变成为行为观察。
所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变得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发生过绝对支配性的功能。
比如，我们要研究个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就可以把我们预设成一个学习的个体，借此来观察我们政治社会化是怎么构成的。
而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就是下述这一类问题：
家庭、学校是怎么教育你的？
给你的爱是多大的比例。
给你的知识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情感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经验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一合成，就知道你的社会化状态是如何的了。
而情感教育也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述为一个行为的具体指导：
如果你跌在地上，为了训练你的勇敢，不仅不会将你扶起来，反而可能会给你一个耳光：
你哭什么！
跌下去爬起来就是。
这种比例各是多少，加起来进行概率统计，证明教育社会化的有效的程度是如何的，我们就可以依循这种方式来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
所以大家一窝峰而上，根据个人完成政治社会化的不同指标，发疯地对后代进行诸方面的培养。
所以今天出生的小孩是痛苦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仅要学习系统知识，还要拉小提琴、拉二胡，还要学英语、学法语、学德语。
家长、学校、社会，都认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最具有适应社会化要求的“素质”。
素质在政治社会化中，也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指标，而不是综合的、规范的先天、后天因素的良好结合状态。
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
除了政治社会化的行为主义观察以外，还有社会、政治行为过程本身的行为主义观察。
比如你选择什么产品，你是依靠什么选择的，你这个依靠的根据的权重有多少，由此画出的量表是会么样的？
我们画出来一条弧线，来显示其中的变化情形。
这个变化的弧线交叉点在哪里？
而这个交叉点本身，可能象征着我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和政治行为抉择方式的变化。
这样，复杂的、基于深思明辩基础上的传统规范政治理论思考，在政治科学家那里就变得简单了！
假如我们问谁对于政治科学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我们可以回答说具有深厚的数学修养的政治学家、或者径直说数学家最有发言权。
所以美国着名的数学家卢卡斯，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及有关模型》，将数学用来分析比例代表制、选举法、权势集团、委员会抉择、以及分配问题等等。
并且强调，“政治科学领域里数学模型应用的发展相对说来较缓慢，……这个领域的成熟有待于数学的进一步高度发展。
”[16]
这种数字信息显示出的行为主义的方法支配性，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一方面，当然是对于政治问题了解的清晰化趋向，以及使得政治学具有了“科学的尊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政治行为的实际情况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政治科学许诺的那种清楚明白、比之于“政治学”更为科学的程度。
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变得有些模糊。
为什么争取对于政治问题的清晰了解结果反而变得模糊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行为主义是建立在社会统计学的确实可靠性的基础上的。
他们对概率统计非常信赖。
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对政治行为再精确的观察，概率统计仅仅是大概率的统计。
他可以精确到%，像我们的99金一样。
但是，99金不是纯金，只是杂质少到不能再少而已。
行为主义方法的这种大概率思想支撑的可靠性，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亿分之一的例外来推翻这种可靠性。
比如你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一旦在非洲发现了哪怕是一只黑天鹅，糟糕，科学的真确结论变成假的了！
因此，对概率统计的信念也只能是一种相对信念。
它的可靠性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可靠性，而不是绝对可靠性。
政治科学对于大概率的充分信任是有问题的。
[17]现代数学方法的自我反省以及模糊数学的兴起，使得数学作为最可靠的科学工具的信念被颠覆了。
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信念于是坍塌。
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信赖变成了一个困惑。
[18]困惑什么？
困惑数据不可靠了。
因为连最可靠的数学都变得不可靠了！
那么依赖数学的可靠性建立起来的政治“科学”的可靠性，势必也就不可靠了！
这就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了。
在政治科学可靠性受到质疑的情形下，我们怎么认识人类自己的政治行为呢？
首先，需要我们在方法思路上做出转变。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率总不是绝对可靠的，导致对概率统计方法途径方式的选择肯定也不是最可靠的判断。
一方面，这是因为，概率统计的可靠性还得依赖于方法上的假设，就是我们进行概率统计的时候是有方法最优的保障的。
然而，方法最优其实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达到。
美国的《文学文摘》杂志使用较为严格的技术规则预测总统选举。
使用这一技术规则，它准确地预测了四位总统的当选。
当时人们都很相信这种预测方法。
而有一次预测却失败了。
因它预测一个总统有百分之六十的选票，但最后这个人却没有当选。
而现在人们大都相信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的盖洛普预测方法，是一种较为科学的随机抽样预测方法。
就是这种方法，在总统选举的预测中，也有失误。
如它对于杜鲁门就不看好，但是，杜鲁门却当选了。
[19]所以说方法最优，一方面只能是作为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最优，另一方面到了后来变成了次优，再后来变成满意，再后来变成有缺陷的方法，再后来当然就是被淘汰。
所以这样一种概率统计方法的衰变的过程，使实证主义（或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可靠的信心，也就不那么可靠了。
概率统计上所提供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
而且还不说极小概率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或预测的不可靠性。
[20]
所以正因为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实证方法经过五十年代一批政治思想名家的打击，再加上当代政治生活极其复杂的走向，实证方法所显现的解释力度弱化了。
它的弱点开始暴露。
因为实证的政治理论最多只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最多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认识政治情形的一个描述状态，尽管它是比较精确的描述。
但这样一种描述的合理性基础在哪里？
正当性依托在哪里？
合法性基础又如何？
这种描述而出的政治状态是否是值得期望的、是否是好的？
如此等等价值问题它是解释不了的。
精确描述与合理解释，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解释生活的两种方法选择。
但是，比较而言，解释理论着重于什么呢？
理解政治。
精确描述描述什么呢？
描述现实的政治状态。
后者可以为我们提供量表，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模型，但是，难以稳、准、狠地点出政治活动的要害何在。
在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视野中，我们通过对政治生活的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可以洞见性地指出政治的关节点在哪里，它的力度要比形式的和实证的政治理论强得多。
实证科学是反对洞见的。
为什么？
因为洞见是研究者个体性的东西。
作为规范政治学重视的思想性工夫，洞见是我们点透政治必须依靠的。
然而洞见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
这对于政治科学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东西。
因为，在政治科学那里，凡是无法检验的东西，我们要审慎处理它，把它悬隔起来。
随着西方的政治科学的发展，这种方法要求已经不仅是政治科学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而且也是政治科学的学习者所必须接受的。
在大学里，判断一个政治科学的学生写作的论文是否是一篇合格的论文，多数都得看这篇论文，有没有量表，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曲线，有没有模型，否则，这篇论文就是一篇不合格的论文。
当代西方的政治科学界里头，真正地要成为名家，你也一定要用数学方法。
比如说着名政治科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里头就认真地应用数学作为分析政治问题的工具。
但这种应用不见得能够获得认同。
尤其是不见得能够获得科学家的认同。
自然科学家们对社会科学家们滥用自然科学的做法，常常嗤之以鼻。
比如耶鲁大学数学系的一个着名教授，就专门打击亨廷顿。
他运用数学的演算和推导方式，来把亨廷顿这本书所列出的数学算式重新检验一遍，结论是：
没有一个算式是成立的。
而且，据此他坚决反对亨廷顿进入美国科学院，他认为科学家绝对不能认可这种“科学”。
[21]应用“可靠的”数学方法的亨廷顿，因为数学却没有“可靠的”得出科学结论，以致于也没有“可靠的”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也有点反讽的意味。
因为数学家说他的数学是伪数学、政治科学是伪科学。
而在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看来，亨廷顿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科学大家。
为什么呢？
像政治科学这样的理论，它一定只能够在为我们清晰的、明白的、可靠的，更关键地有效的解释政治生活，这样才达到了政治科学之作为“科学”的理论目的。
亨廷顿似乎做到了这点。
但是，政治学真正的尊严不在于借助理性主义的可靠性、客观性，而是在于解释政治生活时表现出的有效性，实证政治学就达不到这一要求。
这样一来，规范政治学被人认为没有客观性、确定性，实证主义理论解释力度又不够，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或是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对当代大型的、复杂的工业社会政治生活的解释具有可靠感？
四、方法的意义
为什么政治学研究的方法的意义值得我们特别强调呢？
这是因为，从二十世纪50年代前后，那些接受并实践实证主义、客观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政治研究方法的政治理论家们，在研究中所产生的认知区别、甚至态度差异，仍然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遭遇到了选择规范的、或者实证的方法，只要寻求理解当代政治生活，便都会发生可靠性的歧义这一难题。
于是，这样的探问就提出来了：
究竟是实证主义、还是规范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更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现代政治生活？
换言之，哪个更可靠？
抑或是将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结合起来，达到一个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可靠理解？
这样，就将政治学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
但显然这是一个困扰现代政治理论家的问题。
如果撇开具体的规范主张不谈，仅从政治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在斯特劳斯、伯林他们看来，没有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奠基的政治科学是虚弱的。
因为，政治活动的基石应该建立在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而正当性和合法性在什么情境下才能提供得出？
必须要在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提供了善的、正当的、应该的、好的这些价值论证的基础之上，政治理论才能成为我们解释日常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工具。
而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理论建构所设定的政治学研究基础是什么？
却是数据的库藏。
这些数据能够说明什么？
不能够说明什么？
只要我们试图在数据背后追问价值蕴涵，它就无能为力了。
作用于现代政治理论研究的两种主流方法，似乎使得我们陷入了可爱与可信的死结之中。
解开这个方法死结的关键问题何在？
解开这个死结，关键的问题是找出死结的结点。
这个结点，简单地讲，就是在发现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之间是否有一个结合点的基础上，指出结合两种方法的前提条件下面，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寻找到一个健全的政治学方法论基础。
其实，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结合起来的结合点，就是促使支持两者之一的方法立场的研究者，意识到这两种方法的良性互动之必要。
结合两种方法，那就是现代政治的实证理解方法和规范的政治理解方法携起手来，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在政治生活的解读中，交互使用以便建构更为强大的政治理论，更富有解释力度的政治理论，来为我们理解当代政治生活提供工具。
这中间当然有一个可能性问题。
我们质疑源自传统人文学的规范方法，与源自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证方法，能否结合得起来，是有充分理据的。
因为，只要指出一个政治生活的解读者，一个政治问题的研究中，是很难具有两种知识传统的深厚修养一点，就足以说明这种结合的难度。
况且不说具体的研究者始终只能从一种方法切入问题，他才可以指望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
这似乎是现代政治理论思想史给我们的方法训示。
其实，思量一下，这一结论也未必尽然。
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像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这类政治哲学家，像亨廷顿、达尔这些政治科学家，他们这样一系列着名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理论家在方法上，是既采用了精确的分析研究方法，为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政治学提供了智慧之宝。
同时，也采取了规范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价值规范的论证范例。
比如罗尔斯之成为罗尔斯，一方面，是因为他借鉴了规范政治学的三位大师的思考方式，承接了他们的思想主题——在洛克、卢梭、康德的思想丛林中穿行后，他利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论证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利用洛克的宪政权力的原则、生命财产自由与宪政制度对公平的分配的享有，来论证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同时利用康德的先验主义方法从一个抽象的道理出发演绎出一套复杂的正义理论。
另一方面，他特别引入了数学的思考方法来对公平的分配加以深入的研究。
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数学的基础上，对罗尔斯的数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分配公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他各种学科的专家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规范蕴涵或实证分析的深入研究，以致于产生了庞大的“罗尔斯产业”——现在西方有很多政治学家们靠着罗尔斯吃饭。
这有如中国的“鲁迅产业”——中国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如果一脚踹出去，会有很多教授和博导被踹中的。
直到现在，罗尔斯还受到来自左冀、以及右冀的政治学家们的挑战。
但是以现代政治理论应用于解释现代政治生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来衡量政治来临的建构，罗尔斯是空前的，起码暂时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为什么？
一是因为罗尔斯的解释在整体上，较有厚度。
二是因为罗尔斯的方法具有力度。
这就是方法的意义。
罗尔斯把行为主义的观察和分析的方法，以及数学的精确性的思想混合起来，在这种方法指引下解释当代政治生活，可靠感自然会得到加强。
同时，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规范的方法得以很好的运用。
两者的交替使用，产生一种交替化的方法论。
这使得罗尔斯足以对于现代政治生活进行具有说服力的研究——该精确的时候，可以精确到科学家认同的程度。
该规范的时候，对于价值问题的言述又足以让人感佩（认同还是不认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罗尔斯那里，都有非常好的理解以及推论。
所以如果要评选20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起码应在前三位，他的《正义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他的《万民法》，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尤其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复争论的问题，以及对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都进行了比较好的融合。
罗尔斯的理论，一方面宣告了实证政治理论的方法的效用，另一方面又宣告了规范政治理论的复兴。
[22]这比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呼吁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复兴的政治理论家们（如前述斯特劳斯、伯林等）在方法上要高明许多，因此获得的认同程度也就要高出许多。
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往我们总试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判断政治生活的状态。
比如，在二十世纪70年纪以前，西方的人们对于自己崇尚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处境，总是换算为具体的数据，并将之视为观察政治问题的可靠切入口。
在分析民主政治的运行情况时，也总是着力于统计谁、以及多少支持或反对哪个党派。
研究者或者观察美国的工人阶级哪部分人投了民主党的票，那部分投了共和党的票。
而对于部分工人在投了民主党的票之后失望了，对于民主党他们没有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代表下层阶级而感到厌恶。
他们转而支持声称代表上层阶级的共和党。
为什么下层阶级要支持上层阶级呢？
研究者就会从数据上找理由。
他们要从综合统计量表上进行解释，然后进行分析和归纳。
其实，这样一些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有复杂的导因的。
不能简单地指望从量表上得出结论。
所以要真正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脉搏，在方法上一定要脚踏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只船。
以前规范政治学家蔑视实证政治学家，说你们的理论只能来自于数字，数据拿出来还要依靠我来给你分析这些数据是什么意义。
而实证政治科学家则说，你规范政治理论家在书斋里冥想苦想当代的政治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你不进行调查，你不进行访谈，你不进行统计，你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呢？
你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
而在脚踏两只船的方法思路里，规范政治学家一定要通过访谈统计，你才能提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规范。
实证政治学家一定要对调查材料进行规范政治学的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你才足以说明你那数字背后潜在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判断。
起码两者都不具有蔑视对方的理由。
而只具有尊重对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的动力。
必须脚踏两只船的方法，启发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要建立在复杂性的基础之上。
政治学方法论一定要建立在一种具有兼得性的方法基点上。
一方面，政治生活的理解并不单纯是一个理论规范的自我确认，而也是对于理论尝试和实践生活的定量了解。
另一方面，政治问题的了解，也不仅仅是对于社会调查的量化，而也是对于理论规范的验证和修缮或改变。
仅仅强调政治规范的规定性、或者某种数量模型的决定性，都会掩盖住你观察分析政治生活的眼睛。
所以当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上做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理性选择。
要反对规范政治哲学中存在的对某种政治哲学信念的自我神化。
一切政治神话，我们都可以依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教侮，把它放到科学的砧板上重新切割，分开了解。
同时，一切来自第一线政治舞台的调查，也必须经过规范政治哲学的价值检验，检定这些数据所说明的问题。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在政治理论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特定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必须对于两种方法的重要性加以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具有一种相对于实证方法的优先性。
所以我们对施特劳斯那种单纯的所谓神性的政治哲学的呼吁，对伯林那种对政治生活表现出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
虽然同时，对于政治科学家吁请我们重视实证调查与科学统计的方法立场，也要加以理解的同情。
持有这样的方法立场，是因为，一方面，对某一种政治价值来说，它天然地存在，无须论证而自然成立。
比如说自由，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不受约束。
但是，要想证成这种自由，或不受约束，一个政治理论家就必须意识到，他对于人的天性自由的论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一个人想要自由。
想不受约束，就需要一个社会契约。
进而在组成国家时，需要有一个国家契约。
否则人人都不受约束，人人就都会丧失掉自由。
我们达成一个契约之后，才能扞卫我们天生的权利或自然权利。
这就是所谓“法治下的自由”的含义。
人类的这种政治处境，就为规范政治哲学的论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同时，就像伯林所特别强调的那样，一个书斋中蕴含的观念可以导致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而不要以为书斋里的政治哲学思考没有用处。
如果有一个疯狂的政治家来推行一种疯狂的政治理念的话，那就必然陷入一场灾难。
这就是当初施特劳斯和伯林努力思考纳粹问题的政治理论动机。
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站在生活本身的绝对的善基础上，也就是自由天性绝对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思考政治问题与解析政治生活。
任何政治理论不管以什么样的政治学方法，什么样的政治学陈述，来进行政治理论建构，这都是必须要坚守的最重要原则，否则政治生活就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不可组织起来的。
或许，这就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是重要原因——事实与价值是相关的。
[23]但是，价值对于事实具有一种先在性。
因此，他对于事实世界也就具有一种引导作用。
而在后行为主义兴起之后，复兴的规范政治哲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政治学的研究实践中，一个研究者必须首先具有某种政治价值理念，他才可以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工作。
这既因为他在研究活动之先就已经受制于他具有的某种先在的价值观念。
也是因为他在研究活动的过程之中对于研究对象表现出的方方面面特征或现象的观察、探询与描述，也会对于他分析观察的对象的价值注入产生制约。
更是因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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