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反讽叙事修辞简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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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反讽叙事修辞简析

《聊斋志异》反讽叙事修辞简析

　　反讽是小说艺术中常见的叙事修辞辞格，甚至被认为是叙事文学乃至诗歌所使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修辞手段。

克林思?

布鲁克斯将反讽看作是诗学的结构原则，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

他说：

“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

”［1］（P335）他认为，作者的叙述文本应该看作一种表意系统，具有字面上组合所传达出来的意义（仅就言语表层而言），这是表层意义。

此外，叙述文本还具有深层意义，这种意义是作者故意创设的或正是作者要表达的叙述意图，或者是读者通过书面意义所认识体会到的。

这两层意义相反对立，便产生了反讽。

美国乔纳森?

卡勒认为，“反讽来自于叙述文本的字面意义和读者所认识到的深层意义之间的差异（未必是相反）。

为了构成反讽辞格，必须考虑到确有一批读者会按照字面去理解意义，否则，表面意义与读者所认识到的意义之间就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反讽游戏的空间了”［2］（P229）。

在我国，反讽这一叙事辞格于先秦时期便被使用。

《左传》载宋襄公率军与楚作战，主张“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3］，念念不忘君子之德。

这些主张与当时敌我对峙的情境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戏剧性的叙事效果。

明清之际，反讽叙事修辞在小说中被大量使用，以达到委婉讽刺、含蓄深沉的叙事效果，其中以《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为最。

现就《聊斋志异》的反讽叙事辞格作以解析，以深化对蒲松龄小说艺术的认识。

　　《聊斋志异》的叙事反讽可以从积极、消极两个层面去理解。

就使用方式来看，作者通过一定的话语组合形式或情境设置，有意识地调控读者的阅读接受，让读者领悟到自己的某一表述的字面意义或深层意义的对比差异关系，由此形成的反讽是积极的。

如《沂水秀才》一篇，叙述沂水秀才夜坐时，有两位美人走入书斋。

其中一美人以白绫巾展放在几上，巾上书有书法作品，秀才置之不顾；另一美人置白金一锭，秀才掇纳袖中。

就人物身份而言，秀才作为文士，其人格特征按一般的社会标准来审视，应该好文艺而轻财色的。

自视清高、才情风流倜傥的，往往热心欣赏美丽的女子，很少热衷钱财的。

而沂水秀才孤居书斋，不欣赏文雅的书法，不欣赏动人的艳容，反而贪爱钱财。

秀才的举动与其身份的社会角色特征产生了差异，构成了反讽。

为了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反讽的戏剧性、讽刺性，作者还直接介入小说进行评论：

“丽人在坐，投以芳泽，置不顾，而金是取，是乞儿相也……”作者的直陈或评述，破坏了反讽的婉而有力的叙事效果，但这恰恰可以证明，作者乃有意为“反讽”。

消极的反讽是从读者接受这一层面而言的。

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往往存在作者意在此而读者意在彼的现象：

作者意在褒扬人物，或寄以同情，而读者却可以从作家之叙述中体会到贬斥或看出滑稽，这种差异亦可以视为反讽，是消极反讽。

《青娥》一篇，作者的叙事本意在于宣扬用情真且坚可以得佳人、修道诚且坚可以为仙人的观念。

而小说叙述语话层面传达的意味与作者意图存在迥然的差异，形成了浓郁的反讽意味。

小说中的霍桓“遗生最幼，聪惠绝人。

十一岁以神童，入泮”。

就是这样的聪慧神童，在实际生活中异常“无知”，年已十三岁却“尚不能辨叙叔伯舅舅”，实在难以想象作者对人物聪慧的评价是从哪儿得来的。

最有意思的是，霍桓见到青娥“只觉爱之极，而不能言”。

长幼之序未识，而先识男女之情，其聪慧神智本来就没有用在世务、世事上，读者读至此处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

冯镇峦对此评语下得最为幽默――“惜玉怜香如此，成人后定能向绮罗丝中做功夫者”［4］（P930），含蓄地嘲讽“以神童，入泮”这一人才选拔的滑稽性。

显然，作这样的品味解读是接受者体悟到的，虽然不符合作者主观叙事意图，但却别有新意，反映出小说留给了读者无尽回味的艺术空间。

　　从作品的实际情况看，《聊斋志异》构成反讽修辞格的机制各种各样，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利用人物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的性质差异构成反讽

　　当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叙事，尽量保持与事件、人物的距离，不介入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叙述、描绘，展现人物行为方式特点与行为目标本身之间存在的性质上的相左或反差，以此构成的反讽往往可以揭示出人物行为隐含的强烈的悲剧性。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作品往往既客观摹画人物追求目标的虔诚痴迷的态度、异常坚定的意志、极为执著的信念，也客观揭示人物追求目标的虚妄滑稽、毫无价值的意义。

通过这样的手段，让读者清醒地认识到，人物付出的艰辛执着与追求目标的价值不等价，以此唤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悲悯或者批判反省。

如作者笔下的金世成，行为素不检点，出家为僧“以啖不洁”为美，“犬羊遗秽于前，则伏?

n之”。

就是这样一个秽污佛门的人，愚妇愚民“执弟子礼者以千万”。

官府囚之使修圣庙（孔庙）时，门人募金捐物的热情异常高涨（《金世成》）。

这一副怪世相，即可看作是金世成抓住俗众的心理弱点，假作痴狂啖污食秽污来惊骇俗众，而俗众也乐于为其所骇以至于顶礼膜拜的结果。

处于狂热状态的礼佛民众的心境是庄严的、神圣的，但是膜拜的却是处于污秽状态的佛教徒，俗众的愚昧与麻木便在这样的庄重的崇拜行为与荒谬的追求对象之间被含蓄地刻画出来，令读者喷饭之余体悟到悲哀与怜悯，由此构成了具有浓厚的悲剧氛围而又意味深厚的反讽。

《叶生》中的叶生生前在考场挣扎，所遇不偶，屡战而屡败。

死后尚未能彻悟，以魂魄参加科考，来证明自己的失败非“战之罪也”。

粗读下来，读者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

作者似乎希望读者同情人物追求人生目标的执着精神。

但是仔细品味便会发现：

既然失败不是“战之罪”造成的，却偏偏用文战去证实，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叶生由此陷入一个怪圈。

这一反讽叙事蕴含着对叶生一生不幸遭逢、穷困落魄的深切同情，是替“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所代喊的郁怒不平的悲歌，从而使小说叙事充满压抑气氛和悲剧色彩；同时又蕴含着嘲讽与悲叹：

哀其不幸，悲其不悟。

《司文郎》中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的宋生；《于去恶》中的“烧文稿吞灰以代读”的于去恶；《王子安》中在醉梦中闻喜报，以醉境、幻境为真，乃至呼骂长班，遭狐狸戏弄的王子安，都处于作者反讽叙事的圈子里。

这些人物身上均有叶生的影子。

　　二、以话语交流错位构成反讽

　　所谓话语交流错位是指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时，发话者意在此，而受话者意在彼，二者对对话的诠释构成差异与对照，传达出别样的意味。

在这样的反讽叙事中，作家介入叙事的成份更少，往往是通过巧妙的暗示，或纯粹通过以发话者与受话者的对话描写，来实现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的和谐统一。

这种方式的反讽，其戏剧性往往多于讽刺性，有较强的喜剧色彩。

如《驱怪》一篇叙某邑一有地位的人派人带财物邀请徐远公（徐远公弃儒学道，颇会驱魔避邪的道术），并不言明所为何事，但作者不断以“礼遇甚恭，然终不道其所以致”、“言辞闪烁”、“仆人仓皇撤肴器”等话语描述情状暗示出“必有难为而不可言之事”。

其实，到底为了何事，邀请人心中有数，而徐远公则一无所知，想亦未想便在懵懵懂懂之间行了一次驱怪术。

正是这样的交流错位，带来了徐远公驱怪行为的莽撞、紧张和悬念。

《婴宁》中的王子服入山村到了婴宁家，与婴宁相会在后花园时二人对话一节非常有意思。

看到王子服出示初次相遇时自己遗落的花，婴宁问：

何以留此花？

王子服说：

“以示相爱之意”，婴宁回道：

“园中花折一巨?

负送之。

”这是以曲解“爱”的意义来构成对话交流错位。

王子服无奈只好直说：

“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

婴宁问：

“有以异乎”？

王子服说：

“夜共枕席耳”，这是一句极富暗示和挑逗性的话。

出人意料的是，婴宁继续以错位（错解、歧解）应之：

“我不惯与生人睡”。

对话双方两次错位交流，可以传达作品的多重意味，丰富了故事情节内蕴。

婴宁天真烂漫的性格特点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王子服怀一颗热切之心却苦于不被对方理解接受的焦灼和窘态也能为读者真切感受到。

这样的反讽增强了叙事的趣味性，让人忍俊不住。

　　三、利用读者感受和作者意图错位构成反讽

　　读者接受文本过程中产生的体会与感受，与小说中人物认识与体会形成反差、错位，也会构成反讽。

蒲松龄讲述故事，有时会安排小说中人物直接表述对自己的经历、行为的认识和体会。

由于人物处于事件中，视野受到限制；而读者置身事外，可以借助于作者全知叙事洞烛一切。

由此，人物和读者之间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接受的信息不同，容易导致对事物的认识产生反差，催生了反讽效果。

如《三生》中的刘孝廉能记得经历三生的事：

一世托生为马，不堪主仆虐待之苦，愤而不食死；二世被罚转生为犬；三世再被罚作蛇，被车辗死。

读者看到的是三世惨报，足见其为人时恶行之深重，亦知欲脱胎换骨实为不易。

但刘姓三世受苦得到的体会是：

乘马必厚其障泥，股夹之刑，胜于鞭楚也。

三生的艰难波动，换来的是至为浅陋、意义微不足道的体会，人性的迷茫的可笑、可悲由此透露出来。

这样的反讽是滑稽的，亦是带有嘲讽性的。

　　四、以人物言行德才与其身份反差构成反讽

　　使用此种反讽时，蒲松龄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自身的言与行之间的对比反差、建构意义落差带来的张力，来表现人物自身的可笑之处，含蓄有力地表达对人物的批判。

如《孙必振》一篇中，孙必振渡江遇到大风雪，同舟人十分恐惧。

这时有金甲神手持金牌，上书“孙必振”。

众人以为孙必振犯天谴，便将孙必振推置小舟中，结果是“前舟覆矣。

”此一短小故事，反讽的构成却是较为复杂。

如果真是上天惩处有罪之人，那么众人谴责孙必振的话恰与自己的行动形成悖反，犯天谴者反而是众人。

因为就当时的情景看，众人将孙必振推置小舟，正是无仁义的做法。

对此但明伦评说得很深刻：

“金字牌下示人，是明使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当全覆矣。

”［4］（P1198）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话语、价值观产生了悖逆。

小说就是通过对这一微妙悖逆的反映，揭示了命运不可逃的怪圈和众人的可悲，讽刺深沉而不露痕迹。

《佟客》中这样的对比更加强烈，反差更加迥异，讽刺色彩更加鲜明。

小说中“好击剑”、常慷慨自负的董生在谈吐豪迈的佟客面前以忠臣孝子自许，畅言己能。

对于这么一个喜欢雄谈、以勇毅自许的人，佟客用幻术假作强盗殴打其父，对他稍加考验，董生竟“皇然不知所主”。

在佟生假意宽慰和妻牵衣哭泣劝阻下，董生“壮念顿消”，将父亲安危置于不顾，缩在家中不敢出头。

作者将董生豪言壮语与他的萎缩行径作对比构成反讽，嘲讽了董生言过其实、大言自夸的弱点。

　　人物的道德品行与其社会角色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行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构成反讽。

读者常会按社会生活面貌来还原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以此推论小说中承当某一个社会角色的人物应当具有某方面品性。

当人物在叙述话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德行与读者接受心理中的该人物扮演的社会角色应具备的德行相反、相逆时，反讽就出现了。

这种反讽常被蒲松龄用于文士或书生身上。

按封建社会的礼教规范和道德伦理，文人士子受儒家德谕教化之影响，应当“以德立身”，遵礼守制。

但《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文人士子缺乏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代言人、受诲人的风范，在道德品行方面更多的是世俗气息、俗众倾向，甚至有些丑陋龌龊。

《娇娜》中的孔雪笠乃是孔圣人后裔，“为人蕴藉”。

以此身份，以此为人，孔生应当有高尚的修养，高远的追求。

但从小说叙事看，无论从德行品性方面还是从学识谈吐方面，实在看不出与孔圣人有何瓜葛，倒是孔生在追求女色方面颇有勇气。

皇甫少年招其父豢养的香奴奏乐助酒兴，孔生趁酒意凝视她；见到为自己治病的娇娜，孔生则贪近娇姿，剜肉而不觉痛；娶娇娜无望时，孔生随即移情娶松娘为妻。

作者叙事意图在于称扬异性之间的知音之交，但读者能敏锐判断出孔生的德行品行与其身份实不相称。

作者主观意图与话语的客观作用发生了悖逆，塑造的人物与人物承担的社会角色应该具备的性情品德有巨大反差，反讽机制就开始发挥作用，讽刺揶揄的意味由此产生。

　　其他如《劳山道士》中王生身为儒生却不能专心业儒，赴劳山学道又难耐艰辛，得一小法术则回家炫耀，乃至当场碰壁；《死僧》中的和尚本应潜心净修，四大皆空，但死后却不忘钱财怀抱藏钱的佛像而笑；《放蝶》中的王进士身为朝廷命官，断案惩处百姓，却责令百姓捉来蝴蝶赎罪、在公堂上放飞以自娱等等。

都使用了利用人物的言行德操与其社会角色应该具有的言行德操之间的反差构成的反讽修辞。

　　五、以词语巧用构成反讽

　　如果从字表含义与叙事文本的深层意义二者关系来看，以词语巧用构成的反讽，无疑最合乎乔纳森?

卡勒对反讽作的看法。

卡勒认为，“对反讽的领会要有一种期待，使读者能感受出词句表层意义所反应的逼真性与他架构文本的逼真性之间存在着不和谐之处”［2］（P230）。

因此使用词语反讽，作者必须考虑到的是，必须保证如果仅从字面来理解，小说叙述仍然是清楚明白，即读者可以依据词语表层意义来建构故事；如果深入到词语背后，读者仍然可以建构出叙事文本的内蕴和深层的故事。

《曾友于》中，曾氏兄弟六人，分别名孝、忠、信、悌、仁、义。

除了曾悌重兄弟情谊外其余兄弟多不以兄弟为意，彼此仇视、争斗不休。

身为妾室的曾友于母亲张夫人去世，正室所生的曾孝、曾忠却不为庶母服丧，孝道不存；曾孝妻子亡故，侧室所生的曾仁、曾义却奏乐为乐，仁义亦失。

他们的德行与他们姓名用字蕴含的“孝、忠、信、悌、仁、义”道德内涵相去甚远，形成了反讽。

读者如果仅仅把他们的名字用字当作指称人物的符号，可以构建出清晰完整的故事；如果透过字表审视它们代表的伦理规范，仍然可以获得完整的叙事意义系统。

作者始终站在局外客观叙事，让人物自身的行动、言语来说明一切，留给读者去评判人物的善恶是非，体味反讽修辞的叙事效应。

运用姓名用字含义与人物行动反映出的品行特点构成差异创设反讽的小说还有《马介甫》。

《马介甫》中的杨万石、杨万钟兄弟，其名用字甚为响亮，隐有对官禄（孟子云：

“万钟于我何加焉？

”）的祈愿，但二人竟然对一悍妇束手无策，以致父亲遭受辱斥，自身受尽折磨。

名字的蕴涵成为对人物表现的嘲讽。

　　还有一种语词反讽构成与上述情况不同。

小说直接运用某种语句形式陈叙事件或描绘人物，字面意义完整清楚，但深层意义需要补充解释方可使读者认识到，反讽辞格的叙事效果才能实现。

《三朝元老》中对一投降流寇的故明相，作者借世人的口吻来嘲讽批判他。

小说中为此人拟了一匾一联，匾题“三朝元老”，对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

“三朝元老”字面为褒扬，但其深层含义须根据历史知识进行补充才能明晰：

既然是故明相，那么清朝入主中原时，此人应该还活着且做官，中间又降过流寇，则明、流寇、清三朝为广义“三朝”，原来匾额题辞的意图在于讥讽此公既降叛贼又降清毫无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的丑行。

对联从字面看也是赞扬，但是根据文化背景补充尚未表述出来的内容是上联忘了“八”，下联漏了“耻”，喻指“王八无耻”。

寓辛辣于深婉之中，极其犀利有力。

《仙人岛》中也用了类似的反讽手法来批评王勉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特点。

心高气傲的王勉在仙人岛上吟诵自己的诗句：

“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芳云用了“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两句话加以品评，但明伦称赞芳云的评语是“绝妙品评”。

两句均是语词反讽，读者需了解《西游记》的相关故事内容，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参与理解，才能发出会心的微笑，反讽的修辞效果才能达到。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反讽辞格经过蒲松龄的发扬与创造，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广泛全面的运用，增强了文言小说的表意功能、审美功能。

它在一定程度上把话语权、解读权让给了读者，使作者的叙事意图保持在适当的尺度之内，在拉开作者与叙事距离的同时增强了读者对小说的信任度。

《聊斋志异》反讽修辞还构建了作品意义与作者意图的差别机制，使作品意义存在着意蕴丰厚的“多解现象”，透过文字表层可以品味到曲折复杂的内涵，细读下去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曲径通幽处”的匠心，从而使部分作品中寄托的“孤愤之情”被抒发得愈加深沉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