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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上

“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上)

  在宋儒构造的“道统”谱系中,曾子、子思、孟子前后相续,一脉相传。

但历史地看,一个学派或思想家的影响往往并非单向的,而是存在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

据《韩非子·显学》,儒家分化的八派中,有乐正氏之儒而无曾氏之儒。

乐正氏即曾子弟子乐正子春,这说明曾子之后又有乐正子春一派兴起,其影响甚至压倒曾子。

这样,曾子在先秦儒学中便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思孟学派,同时还发展出了一个乐正子春学派,以上两派虽然代表了先秦儒学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但都与曾子思想存在渊源关系。

本文拟结合《大戴礼记·曾子》及《孝经》等文献,勾勒出从曾子到乐正氏之儒思想的发展演变,同时说明思孟在“道统”选择上的艰难探索过程。

一、上博简《内礼》与《曾子》

今人讨论曾子的思想,往往仅根据《论语》中的材料,然而据记载,历史上还曾有《曾子》一书。

如《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着录“《曾子》二卷”。

按照古书体例,这部名为《曾子》的着作,应该是曾子及其门人言论的记录,它同样是了解曾子思想的重要文献。

但据学者考证,十八篇的《曾子》唐代时可能已散佚、失传,后来流传的二卷本《曾子》似另有来源。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

“今此书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

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

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

”可见晁氏所见《曾子》已是二卷十篇,他认为“盖唐本也”,说明唐代情况亦是如此。

今本《大戴礼记》中有篇名标有“曾子”的文章十篇,分别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所以唐宋以来流传的十篇本《曾子》可能即是从《大戴礼记》中辑出的。

钟肇鹏先生曾检索历史上引用“曾子”的情况,发现唐代以前所引,或见于这十篇之中,或不见于十篇,前者如董仲舒引用曾子二则,分见于《曾子制言》和《曾子疾病》;后者如汉刘向《说苑》引曾子数则,徐干《中论》引曾子二则,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上》引曾子二则,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引曾子一则,却不见于这十篇,而唐代书籍《群书治要》及马总《意林》所引,均见于此十篇之中。

[①]这说明《曾子》一书经历了散佚、失传和重新辑佚的过程,今天所见《曾子》主要是依靠《大戴礼记》保存下来的。

由于《曾子》一书的复杂性,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

如,宋朱熹说:

“世传《曾子》书者,乃独取《大戴礼记》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语气象,视《论》、《孟》、《檀弓》等篇所载相去远甚。

”黄震也说:

“《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之?

”并提出非曾子所作的四点证据:

一是皆世俗委曲之言;二是若乐正子下堂伤足之事;三是所言“良贾深藏如虚”,近于老子之学,不类曾子弘毅气象;四是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

明方孝孺说:

“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

”近代梁启超也认为:

“《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

”[②]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曾子》一书不伪,它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反映的是曾子学派的思想。

[③]那么,《曾子》一书的情况究竟如何?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说明:

一,《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是否即来自《艺文志》中的《曾子》十八篇?

二,《曾子》是否形成于战国时期?

其中,前一点又涉及到《礼记》的成书问题。

我们知道,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收集和发现的儒家着作的汇编,据《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

“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

”“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

”可知《礼记》往往又称《记》,《汉书·艺文志》就有“《记》百三十一篇”,它主要来自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而大戴、小戴则是对其传人的称呼。

又,汉人所说《礼记》,内涵实较驳杂,有些本来是经不是记,如《小戴礼记》的《奔丧》、《投壶》等,有一些则是将子书的单篇收入其中,如,小戴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出自《子思子》,《月令》出自《吕氏春秋》,《乐记》出自《艺文志》的《乐记》二十三篇,《三年问》出自《荀子·礼论篇》等等。

《大戴礼记》的情况亦是如此,沈钦韩《汉书疏证》说:

“今《大戴礼》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周兵》、《少闲》七篇。

刘向《别录》曰:

‘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

’今在《大戴记》是也。

”这是大戴抄入它书的明确记载,此外如《礼三本篇》出《荀子·礼论篇》;《劝学篇》取《荀子》首篇,同时附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哀公问五义》即《荀子·哀公篇》的首段;《礼察》、《保傅》出自贾谊《新书》等等,所以大戴收入《曾子》十篇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④]近些年出土的简帛中,也多见子书的单篇,一般是持有者根据需要选择抄写,而较少将整书抄入的,这在郭店简中尤为明显,李先生所论可谓有见。

同时由于当时流行的书籍单篇多是阐发儒家理论尤其是礼的思想,与礼存在一定的联系,故往往被编入《礼记》,并被归于其中的“通论”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说:

“《大戴》十篇皆冠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书入于杂记之中,识之以别于他篇也。

”阮元认为十篇中的“曾子”是保留了原来的书名,而非篇名,是有一定道理的。

按照古书体例,篇名往往取篇中文字或根据文意而定,而很少再加以人名的,所以《曾子立事》的篇名应该是“立事”,取文中多谈为人处事之意;《曾子本孝》的篇名应该是“本孝”,源于文中“忠者,其孝之本与”一句;《曾子立孝》的篇名应该是“立孝”,取文中首句“曾子曰: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的“立孝”二字。

用标点符号表示,应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等等。

这也说明,《曾子立事》等十篇确实是来自《曾子》一书。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有《内礼》一篇,其内容多与《曾子立孝》等篇有关,为我们利用“二重证据法”探讨《曾子》的成书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材料。

其首段说

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

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故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

故为人父者,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不与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与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

故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不与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

故曰:

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使君。

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

与兄言,言慈弟;与弟言,言承兄。

反此乱也。

此段又见于《曾子立孝》而文词略有异,除了第一句《曾子立孝》作“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爱”写作“忠”;[⑤]及最后一句作“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多出“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几字外,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曾子立孝》略去了“故为人君者……”、“故为人父者……”、“故为人兄者……”等内容。

竹简整理者李朝远先生说:

《曾子立孝》“仅记‘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者,简文中的‘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句,文献失载,且君臣、父子、兄弟的顺序也不同于现存文献。

简文更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的思想。

”[⑥]廖名春认为,“简文‘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与‘为人子者’、‘为人兄者’与‘为人弟者’是相对待的关系:

讲‘为人君者’没有离开‘为人臣者’,讲‘为人臣者’也没有离开‘为人君者’;……它讲‘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既要求‘为人君者’,又要求‘为人臣者’;……说明这里的‘爱’就不是下对上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爱’;这里的‘礼’也不是下对上单向的,而是下与上双向的、相对待的互‘礼’。

”[⑦]《曾子立孝》略去有关君、父、兄的内容,实际是将竹简中君臣、父子、兄弟间双向的、相互对待的“爱”和义务关系,转变为臣、子、弟下对上片面的职责,“颇有‘为尊者讳’的意涵。

”不过,由于《曾子立孝》保留了“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兄言,言顺弟;……与君言,言使臣……”一段文字,仍依稀可以看到前面曾有讨论君、父、兄职责和义务的内容。

所以《曾子立孝》“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兄”三句应是在后来流传中被删除了,而被删除的原因可能与后来儒家君臣父子关系被绝对化,竹简要求君臣父子互“爱”、互“礼”的观点显得大逆不道、难以被接受有关。

《内礼》下文又说

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

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

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

君子曰:

孝子,父母有疾,冠不力,行不颂,不卒立,不庶语。

[⑧]

这段文字则多与《曾子事父母》有关。

其中,竹简“君子事父母”一段也见于《曾子事父母》,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少“无私忧”三字,以前清代学者曾怀疑这三字为阙文,惜无直接的证据,现在有了竹简,这一问题便清楚了。

[⑨]竹简主张对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曾子事父母》则说: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二者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不过从《内礼》与《曾子》的相关文字看,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像是对某种相同观念和思想的记录和叙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早期儒家学者没有着书立说的习惯,其言论往往由弟子记录、流传下来,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固定的传本,《内礼》与《曾子》是当时流传的不同传本。

或者当时虽已有固定传本,但儒家学者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摘录,《内礼》是其摘录本,其中也包括了《曾子》的言论。

但不论是那种情况,《内礼》与《曾子》存在一定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据整理者的介绍,该篇“第一简背有篇题‘内豊’。

‘内礼’一词,文献中未见。

《礼记》中有《内则》,篇题郑玄注云:

‘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内礼》或与《内则》有关”[⑩]。

不过,从《内则》的内容来看,《内则》的“内”应是“门内之治”的“内”,指家族之内,“内则”即“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而“内礼”的“内”则似是指内心而言。

《曾子事父母》说:

“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

”王聘珍注:

“‘养’读若‘中心养养’,忧念也。

内谓心,外谓貌。

……内外养之,谓忧诚于中,形于外,冀感悟之也。

”故“养之内”,是指从内心忧念之,而“养之外”,则是从容貌礼节上忧念之。

《曾子事父母》主张“君子内外养之也”,实际也是“内礼”一词所要表达的含义。

故“内礼”是说,孝既要有内心的忠爱之情,也要有外在的礼节形式,它实际是对该篇首句“君子之立孝,爱是用,礼是贵”的概括和总结。

随着《内礼》的发现,前人关于《曾子》的种种怀疑已不能成立,《曾子》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成书。

至于其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子思、孟子、荀子等都曾引用其言论,其中有些是明引,有些是暗引,这说明《曾子》当成书于《子思子》、《孟子》之前。

此外,《曾子》为记言体,体例类似《论语》,文字质朴简短,一些概念如“忠”是指人内心的真诚状态,[⑪]而不仅仅指忠君,这些都是其成书较早的证据。

钟肇鹏先生说:

“曾子卒后,他的第二、三代弟子结集《曾子》书,亦如孔子卒后,其二、三传弟子结集《论语》。

《曾子》的结集,盖略晚于《论语》,其时代当在战国早期。

”王铁先生具体推定为公元前4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

[⑫]由于《曾子》中载有乐正子春与弟子的问答,故《曾子》的结集可能完成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

附录:

先秦典籍引用《曾子》表

《曾子》篇目原文征引文献引文《曾子立事》“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

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曾子本孝》“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

”《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曾子立事》“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

”《缁衣》“子曰: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曾子立事》“君子患难除之,财色远之,流言灭之……君子不唱流言。

”《缁衣》“子曰:

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

故大人不倡游言。

”《曾子大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殁,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

‘舜往于田,号泣□天。

何为其号也?

’孟子曰:

‘怨慕也。

’万章曰: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

然则舜怨乎?

’”《曾子大孝》“曾子曰:

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孟子·万章上》“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曾子制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荀子·解蔽》“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曾子立事》“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亦可谓知矣。

”《荀子·君道》“君子恭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审之以礼也。

”《曾子立事》“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

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

……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

”《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

少不讽诵,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

”《曾子立事》“无益而食厚禄,窃也;好道烦言,乱也;杀人而不戚焉,贼也。

”《荀子·大略》“无益而厚受之,窃也。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曾子立事》“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君子之于子也,爱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导之以道而勿强也。

”《荀子·大略》“赐予其宫室,犹用庆赏于国家也;忿怒其臣妾,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视,道之以道而勿强。

”《曾子本孝》“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荀子·大略》“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

”《曾子制言中》“曾子曰:

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怀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有知之,则愿也;莫之知,苟无自知也。

”《荀子·大略》“君子进则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

不能而居之,诬也;无益而厚受之,窃也。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曾子疾病》“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华抱足。

曾子曰:

“微乎!

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汝哉!

然而君子之务,尽有之矣;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鹰鶽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鼍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

”《荀子·法行》“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

‘元!

志之!

吾语汝。

夫鱼鳖鼋鼍犹以渊为浅而堀其中,鹰鸢犹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饵。

故君子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

’”《曾子大孝》“曾子曰……身者,亲之遗体也。

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

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

”《吕氏春秋·孝行览》“曾子曰:

身者,父母之遗体也。

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

居处不庄,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笃,非孝也。

战阵无勇,非孝也。

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曾子大孝》“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

《吕氏春秋·孝行览》“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余忘孝道,是以忧。

”《曾子大孝》“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

养可能也;敬为难。

敬可能也;安为难。

安可能也;久为难。

久可能也;卒为难。

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宣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吕氏春秋·孝行览》“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

父母既殁,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

[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

乐自顺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曾子大孝》“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淮南子·原道训》“夫道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

”《曾子天圆》“曾子曰……参尝闻之夫子曰: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

”《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方者主幽,圆者主明。

圆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

吐气者施,含气者化,是故阳施阴化。

”《曾子制言上》“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

”《春秋繁露·竹林》“曾子曰:

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

”“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

”《曾子疾病》“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矣。

”《汉书·董仲舒传》载《对策》引“曾子曰:

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

  二、《孝经》的成书与作者

根据汉人的记述,与曾子有关的还有《孝经》一书。

司马迁说:

“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班固说: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按照这种说法,《孝经》是曾子对孔子“孝道”思想的记录和发挥。

但据研究,《孝经》与孔子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差距,故后世学者对此多持怀疑态度,又提出了曾子弟子说、子思说、孟子门人说、汉儒杂凑说等等。

认为《孝经》作于子思,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冯椅说,近年虽然有学者继续申论此说,[⑬]但证据不足,只能算是个推论而已。

清人陈澧曾说:

“《孟子》七篇中,与《孝经》相发明者甚多。

”王正己进一步提出,《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相同,不过是文字略有变化而已,由此认为,《孝经》大概是孟子门人所作。

[⑭]不难看出,此说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

因为即使孟子与《孝经》思想具有某些相同之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甚至可能是孟子曾受到过《孝经》思想的影响,若由此推断作《孝经》的是孟子门人,则显然难以成立。

另外,由于《孝经》中的文字已被《吕氏春秋》引用,认为《孝经》成书于汉代同样证据不足。

[⑮]

这样看来,关于《孝经》的作者,真正值得重视的应该是曾子弟子说。

认为《孝经》作于曾子弟子,至少有以下根据:

《孝经》一文为“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且称曾参为曾子,如果它不是实录,而是假托的话,那么,假托者应该就是曾子弟子。

晁公武说:

“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着矣。

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

”曾子以重孝着名,而《孝经》阐发孝的思想,后者应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曾子弟子论述孝的作品。

《孝经》与前面提到的《曾子》十篇在文句、思想上多有相近之处,是在后者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如《孝经·开宗明义章》说: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而《曾子大孝》说:

“民之本教曰孝”,二者极其相似。

《孝经·开宗明义章》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曾子大孝》则说:

“身者,亲之遗体也。

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

”《孝经·三才章》说: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而《曾子大孝》说: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孝经·圣治章》说:

“子曰:

天地之性,惟人为贵。

”《曾子大孝》说: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

”这些都是二者思想相同的例证,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孝经》应为曾子弟子的作品。

《孝经》常引用《左传》中的文句,似对其内容较为熟悉。

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孝经·三才章》引用此段,仅将“礼”字改为“孝”字。

又《左传·宣公十三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孝经·事君章》照抄。

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等语,《孝经·圣治章》改为“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

《左传·文公十八年》“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孝经·圣治章》仅改“度”为“在”。

据刘向《别录》记叙《左传》的传授,是左丘明传曾子之子曾申,曾申传吴起。

可见,曾子一派曾参与了《左传》的传授,所以在创作《孝经》时常常将其文字引用其中,这同时也说明,《孝经》确实完成于曾子弟子之手。

曾子弟子众多,《孝经》反映的是哪些弟子的思想呢?

不少学者认为应是乐正子春一派。

[⑯]前面说过,乐正子春曾独立创派,影响巨大,该派有自己的着作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何休注:

“乐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着名。

”据《曾子大孝》及《礼记·祭义》、《吕氏春秋·孝行篇》记载,乐正子春下堂伤足,伤好之后,仍有忧郁之色,数月不出门,认为损伤了身体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而《孝经》首章《开宗明义章》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与其思想是一致的。

至于《孝经》成书的时间,可能比《曾子》略晚,但也应完成于乐正子春弟子和再传弟子之手,反映了乐正子春一派对曾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孝的起源发展及孔子的仁、孝观

仁与孝是儒学思想中两个互为关联的基本概念,徐复观先生说: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实践意义的却是孝。

”[⑰]这实际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思想的基本方向。

孔子在创立儒学时,一方面通过对仁的创造性发挥,使其成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将孝作为切实入手处,确立了“行仁自孝悌始”的思想方法,突破了西周以来以宗法孝悌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

但是在儒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仁与孝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起伏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就被后人看作是孔子“嫡传”的思孟学派而言,其内部对仁与孝关系的看法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分歧和对立。

根据《曾子》、《孝经》等文献,曾子后学中曾出现过一个“重孝派”,他们将孝置于仁之上,使孝取代仁成为其思想的最高概念,改变了孔子以来对于仁与孝关系的理解和看法,使儒学理论出现重大曲折。

从子思到孟子,是经过艰难的选择、探索乃至是斗争过程,才重新确立、发展了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思想方向。

所以在讨论《曾子》、《孝经》的思想前,首先要对孝的发展演变以及孔子的仁、孝观做出分析和说明。

如学者指出的,孝是“以父权为中心所渐渐形成的巩固家庭组织、秩序的道德观念”[⑱]。

所以孝作为一种事实出现应当较早,但它反映在观念形态中,并见诸文字记载,则是周代以后的事情。

《说文》说:

“孝,善事父母者。

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尔雅·释训》说:

“善父母为孝。

”但据学者研究,孝最初的对象并非健在的父母,而是神祖考妣,其内容为尊祖。

[⑲]所以孝一开始并非是伦理的,而是宗教的,是祖先崇拜宗教观念的产物,而崇拜、祭祀祖先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的庇护,同时也是对祖先功德的歌颂和赞美。

金文和《诗》、《书》中常见“享孝”、“用享用孝”的用法,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如《诗·小雅·天保》:

“是用孝享。

”享有献物祭祀之义,是祭祀神灵、奉献供品的宗教仪式。

周人将享、孝连文对举,说明当时孝的观念是以禘祖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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