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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游词心说别解

少游词心说别解

少游词心说别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邓乔彬赵晓岚在历代对秦观词的评价中,有一说法别具深意,但似乎未见阐发者,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别解",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望不吝赐教。

一据宋史本传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

举进士,不中。

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

读兵家书,与己意合。

"但是,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

轼以为有屈、宋之才。

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

"著名的前辈欣赏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

苏轼赏其赋,王安石赏其诗,而秦观最擅者还是词,《四库全书总日提要淮海词提要》认为:

"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尽管此说以秦词胜于苏词,未必皆得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词胜于诗文,则并无争议。

对秦观词的作评论,从与他同时代的人已经开始,论者就习惯所认可的词之体性特征、充分肯定其词本色、婉美、辞情相称、禽蓄、以韵胜,并以之为婉约词主要代表;至清人所论,渐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评价颇高。

在所有对秦观词的评论中,我们认为陈廷悼《白雨斋词话》及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的"词心"说别有见解,却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很有阐发的必要。

《白雨斋词话》卷六:

乔笙巢云:

"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恩。

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

"又云:

"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

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和,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卷八: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堆难见。

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

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

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

《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之后,一人而已。

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

"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

"予于少游之词亦云:

"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

"得之于内,不可以传。

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芳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

"何谓"词心"?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论日: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

此万不得己者,即词心也。

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

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

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

"词心"出于"万不得已"之情,可见况氏对于真情实感的强调。

尽管国历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对于"诗言志"达一诗论"开山纲领"的阐释,任何权威人士都不能无视感情问题。

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书》曰:

‘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后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估》亦谓: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分别强调的是"哀乐之心"和"有所怨恨"。

后来唐代孔颖达作《诗大序正义》,以情释"志",表达了官方的权威意见:

"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

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

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

志之所适,外物感焉。

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

"刘朗《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头,但《征圣》有云: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

"《宗经》亦云:

"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

"《情采》篇更认为: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白居易的诗论以强调理性节制著称,但《与元九书》仍说: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且将诗定义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言志"之诗既如此,"缘情"的词当然更以情为本。

秦观的词,从宋人起,就颇多以情相取者。

李清照认为:

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观就属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认为:

"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

"且不论她的评价高低如何,"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确实是抓住了根本的。

秦词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质,如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有载:

"祭酒药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

‘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

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

'尝诵而悲之,......""一生怀抱百忧中"七字,可谓很好的概括。

当然,秦词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说:

"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

"对秦词的"穷""忧",冯煦特地指出"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以至"所为词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词心"。

至于"专主情致",则应包括那些屡被人道及的"艳语"。

尤其是前者,更应是"万不得已"者。

这"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词心"。

冯煦认为秦观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着眼于"奇慨身世"。

而对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引言中说过:

"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一种感情和思想。

"我们也不妨将秦观的"词心"看作构成宋代词史"感情和思想""灵魂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煦、陈廷焯论秦观之以"词心"相取,应是对他"这一个"的肯定。

秦观的祖父曾在南康为官,叔秦定亦曾任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观十五岁就丧父,虽与母一起随祖、叔生活,表食无虞,但其感情深处很难说没有留下丧父的阴影。

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远大志向,秦观也不例外,尽管他熟牍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熙、丰间多次试进士,皆不中。

熙宁末年,他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

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恰因他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使苏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至苏轼坐乌台诗案,后贬黄州。

他不避嫌疑,多有问候。

元丰五年,他因苏轼之劝而再应试,不中。

虽得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誉,却直到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开始登上仕途。

秦观在淹留场屋几二十年之后,一旦为官,即卷入了党争之中。

神宗死,哲宗继位,因年幼,由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新党被逐出朝,党重新执政。

可是,朝中很快就分为洛、蜀两党,秦观是苏门中人,自被目为蜀党,屡遭洛党排斥。

后得范纯仁推荐,才得充馆职,次年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

不久,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又因洛党人士反对,连带引起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被免去正字。

至元佑八年,秦观再度被升为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

不久,高人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旧党失势。

在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使刘拯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之罪,被贬为监处州酒税。

在处州三年,虽无过失,仍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

在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

这样,他从浙江到湖南,再至广西,终至天涯之地。

新继位的徽宗在元符三年下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与之见了一面。

随即秦观也被放还,北行至藤州时,溘然逝于光化亭,终年仅五十二岁。

青少年时代的秦观,性格"豪隽"、"慷慨"、"强志盛气",但二十年场屋之困,已使之英气渐销。

登上仕途给了他希望,尽管如《王直方诗话》所载:

"少游为黄本校勘,甚贫。

钱穆父为户书,皆居东华门之堆垛场。

少游春日作诗遗穆父,即‘三年京国鬟如丝'云云,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但《诗话总龟》仍有此载:

"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

‘金雀觚核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

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

'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

"而这正说明了秦观此时的豪气尚存。

但是,由于受苏轼知遇之恩,因人划线,他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党争之中,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跨踵而至,遂使性情大变.被贬处州时,他作了《千秋岁》词,流露出很深的悲慨。

他再贬而过衡阳,将此词抄呈太守孔毅甫,孔以之过悲而恐其将不久于人世。

大约作于绍圣四年春郴州旅舍的《踏莎行》是秦观的又一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四、五两句曰:

"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

"这"凄厉"二字,实又点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剧变。

可当他尚未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种类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内省中解脱时,他又遭遇了新事。

《曲洧旧闻》有此载:

"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

遂题一诗于壁曰:

‘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于还忧。

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体得自由。

'至是少游读之,涕泪雨集。

""有名为累"的感触,一经点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触动伤心事,为之大恸,此时之性格、情绪确较早年大不相同,其递降的历程清晰可见。

冯煦大概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作论世知人之语,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准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

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进一步比较秦、晏,认为"小山矜贵有余",实际是看到了秦观这一"伤心人"毕竟不同于贵公子出身的晏几道。

恐怕这也与李清照以秦观"终乏富贵态"之说暗合。

为什么只将"古之伤心人"许之于秦观,同样因党争而被贬的苏轼、黄庭坚,为什么不当"伤心人"之称呢?

这里恐怕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观与苏黄思想素养的不同,进而影响了性格、感情,并扩大了差距,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个人经历的"艳情"而言,由于秦观久困场屋,非但不能同苏轼的早达相比,而且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晚中进士的,因此,他奇迹青楼,又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下面分而论之。

二先论第一点。

苏轼少年得志,他《沁园春》词中的"当时客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正是当时胸襟的写照。

但除了嘉祜、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坎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

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祟儒,攘斥佛老,曾在《韩非论》中斥老庄哲学为"猖狂浮游之说",在《大悲阁记》中批评禅宗"废学而徒思"。

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遂常柱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庆观修道家养生术,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

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

应该说,从苏轼三次被贬所作的《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来看,所表达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伤。

但他确又是努力以庄禅思想来销释,这种自我调节、化解,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之。

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有此说:

"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

"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很有趣的记载:

"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

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

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

徐谓黄门曰:

‘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

'大笑而起。

"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难以做到。

再看黄庭坚。

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

一是因修《神宗实录》事,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

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

但据《黄山谷年谱》卷首的《豫章先生传》所载:

当他听闻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

"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

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之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

"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

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

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獦獠。

"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内强于杜甫而自慰,另一方面想来来,并不因与十着相逐而烦恼。

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下片写道:

"优能损性休朝暮,亿我当筵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

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

"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

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庄禅修养大有关系。

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庄子《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的思想,禅宗"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的原则,真正化成了他的处世哲学,他的禅学修养甚至高过苏轼一头。

有此真正的庄禅修养,他才能以坦然的态度度过十年的流放生涯。

对秦现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

"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惧长。

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

"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

"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

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

""轻纱一幅巾,短篥六足床。

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

"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

至于东坡《雨中诗》曰:

"平生万事足,所见惟一死。

"有英特迈往之气,可畏而仰哉!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优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往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得很远。

但是,正是这种"钟情"的资质、特性,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到的"词心",从而也使他的词作能比苏、黄更感人,且逾于同时代的任何词人。

就心灵的历史、灵魂的历史而言,他的作品也许是更有价值。

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被贬路线看看他的心路历程与灵魂悸动。

被汲古阁本《淮海同》题作《洛阳怀古》的《望海潮》,实非写洛阳,而是为汴京而写的感旧之作。

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春,系新党再起、旧党失势之时,秦观被贬而即将离京。

词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

全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

长记误随车。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

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

有华灯碍月,飞益妨花。

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

烟瞑酒旗斜。

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

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写初春景色,"暗换年华"四宇,语带双关,兼及政局之变。

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贯通,皆写旧游之欢,尤其西园夜饮的文酒之会,更为作者所恋恋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兰花未空,行人渐老",时空的飞跃、转换,带出"重来是事堪嗟",今昔对照显然。

最后的倚楼所见和归心之去。

传递出的是无奈的情绪,无奈尽管无奈,毕竟此时尚未尝迁谪之苦,所以词中流露出的主要还是感慨和怅惘。

被贬处州时,他的《千秋岁》词在回忆当年欢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和忧愁,已从去年的惆怅转为悲怆:

水边沙外,城郭喜寒退。

花影乱,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

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他再贬而经过衡阳时,呈此词给太守孔毅甫,孔保以其过悲而担忧,并为之劝解。

《独醒杂志》记云:

"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

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

延留待遇有加。

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

毅夫览至‘镜里朱颜瘦'之句,遽慷曰:

‘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

'遂赓其韵以解之。

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

复相语终日。

归谓所亲曰:

‘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

'未几果卒。

"(按,这里的"作《千秋岁》词",应是录处州之作)以孔毅甫眼中所见,可看出秦观两遭贬谪后的身心变化。

待到再贬郴州,秦观作了《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

此词的上片营造出一个凄迷的暮春境界,而起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三句,连下"失"、"迷"、"无"三字,透出了词人心中的渺茫之感,黄苏《蓼同词选》认为:

"雾失月迷,总是被谗写照。

"可谓深获其心。

至如王国维所说的从"凄婉"到"凄厉",更是敏婷地指出了他内心感情、精神境界的递降。

到郴州贬所约一年,又有《阮郎归》之作:

湘天风雨政寒初,深沉庭院虚。

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衣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

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此词作于除夕之时,换头二句虽淡犹浓,令人想起迁谪者的形只影单与平常人合家守岁的强烈对比。

且大雁南飞只至衡阳,郴州更在衡阳之南,连传书都不能。

难怪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仅以"伤心"二字评之,此二字,实胜过千言万语。

当是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贬所的《江城子》,似因经历了太多的伤痛,反而不言悲慨。

词曰: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缘鬓朱颜重见两衰翁。

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

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

后会不知何处是?

烟浪远,暮云重。

当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谪者多内徙。

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与秦观会面。

少游作此词时,苏年六十四,秦五十二,"两衰翁"之说,于苏或不为过,于己,则可见贬谪岁月之摧残至深了。

"别后悠悠"三句,堪称"大音希声",而欲说还休的深衷,怕与多年来的罪人生涯不无关系,仅"惨愁容"三字就可见出作者这些年精神上所受折磨了。

秦观的迁谪之词,多系自己"万不得山"之情的倾诉,这确与苏赋有很大的不同。

苏轼被贬,固然也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醉江月"(《念奴娇》)的感叹,但毕竟能以任天而动的态度对待忧患,从"门前流承尚能西"悟出并醒悟到"谁道人生无再少"的哲理,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作了"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的提升;又能从大自然的风雨中作出对人生挫折的了悟,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自勉。

即使被贬到广东,他还乐观地表示"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苏轼并非短于情,而是善丁以理化情,使自己得到解脱。

这样的以词表达理趣与哲思,固可见苏轼开阔的心胸,也可以便读者得到教益,况且哲学的境界也差可看成文学的最高层次;面是,就词"缘情"的本位而言,就文学作品所具备曲兴发感动之力而言,秦观的迁谪之词,却能以其特有的"词心"之真情发露,却得到了特有的认可。

苏轼既如此,就更不必说黄庭坚了,后人多以黄九不逮秦七,应是有力的说明。

三再论第二点。

苏轼兄弟嘉佑进士,黄庭坚治平进士,张耒熙宁进士,均当二十多岁,晃补之元丰初进士,亦仅二十七岁。

只有秦观久困场屋,直到元丰八年三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

这一个十年以上的"时间差",不仅在秦观心中留下了仕途蹭蹬的隐隐伤痕,而且一如词坛先辈温庭筠、柳永那样,他也有不少因失意而寄迹青楼的"艳迹"。

秦观自己在《送刘贡父舍人》诗中说:

"观也本诸生,早与世参商。

方枘不量凿,交亲指为狂。

"这一"狂"字,应是秦观很准确的自面像。

《侯鲔录》载: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

‘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

记坐中人语。

'尝题于壁。

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

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

公闻而笑之。

"可见秦观并不讳言自己的"风流"。

《王直方诗话》有云:

"参寥言旧有一律寄少游。

少游和云:

‘楼阁过胡雨,参差动霁光。

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

乱絮迎春阔,嫣花因日长。

平康何处是?

十里带垂杨。

'孙莘老读此诗至句末,云:

‘这小于又贱相发也。

'可见时人对他的"贱相"颇为了解。

《侯鲭录》又载:

"少游《题大年小景》四首:

‘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

因君小平远.还我旧登临。

'又云,‘公子歌钟里,何曾识渺茫。

唯应斗帐梦,曾入水云乡。

'又云,‘晓浦烟笼树,晴江水拍空。

烦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

'又云,‘岛外云峰晚,沙边水榭明。

想当挥洒就,侍女一时惊。

"从中颇见他的山水情、江湖心。

而实际上,他是很迷恋城市生活的,与妓女的交往应是重要的原因。

《笤溪渔隐丛话》对陶渊明及秦观的自作挽辞有所比较,井引苏轼之见曰:

"渊明白作挽辞,秦太虚亦效之。

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东坡谓太虚钟情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墒,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

"这"钟情世味,意恋生理"八字,可谓知人之言。

而达人世之味、生活之理,是应包括城市生活、青楼情味在内的。

陈师道所撰的《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语:

"拄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

"明入张綎《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认为,他的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

"而实际上,只能是书生空论,他无法实现宏伟的志向,只能得杜牧"赢得青楼薄幸名"一面。

他的《满庭芳》(晓色云开)下片,"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

渐酒空金棱,花困蓬瀛。

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

"就是这种杜牧式扬州生活的自我写照。

今传《淮海词》中约有一半属爱情题材。

其中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

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对,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怎奈向、欢娱渐逝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塔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

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满庭芳》:

山抹檄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

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谩赢得音楼,簿幸名存。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

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都可见感情真挚、萦念甚深的特色。

前者先写独倚危亭思念离别已久的女子,回忆分手时的情景,"怆然暗惊"一句,陡然回到现实,使别恨骤增。

换头三句写当时与"娉婷"的欢情,可惜好景不长,"素弦声断"数句,不是直接言情,却得幽约怨悱之致,而飞花、残雨,是凄迷的心绪化为形象,结尾情从景出,悠然不尽。

词中的"恨"、"念"、"怆然"、"惊"、"怎奈"、"那堪"诸语,可见出这是"万不得已"的情感自然、真实的流露,不是"词心",又是什么?

后者的"蓬莱旧事"指与一歌妓相恋之事,对这一恋情,少游实难忘怀。

明人李攀龙《草堂诗余隽》卷四眉批写道:

"回首处斜阳远眺,请何殷也!

伤情处黄昏独坐,情难遣矣!

"很准确地道出了少游内心情感的殷切、伤痛、难以排遣。

又评曰:

"少游叙旧事有寒鸦流水之语,已令人赏目赏心。

至下襟袖啼痕,只为秦楼薄幸,情思迫切。

""赏耳赏心"是言其美感作用,"情思迫切"四字则又是落在情上,而这些感情倘非"万不得已",又何必作此倾诉?

这不是"词心"的自然流露又是什么?

又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的下片,写别后情怀:

"玉佩丁冬别后。

帐佳期、参差难又。

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由别后想重逢,又为因追逐名利、与心上人分别而矛盾、痛苦,不堪回首往事,终又移情于当时的明月。

只要我们以心灵贴近心灵,就不难体会他"古之伤心人"的情怀。

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以科举为唯一出路,为追求功名而不得不与情人分手,同中其实地表现了难分难舍的情感,谁能不是感动多于责备呢?

在词史上,往往将柳永与秦观并称,但倘对照二人,秦观确无柳永所作的那种色情意味。

和"词语尘下"的面貌。

即如涉及对女性作正面描写的,也并非仅止外貌、体态,不是只重自己的观感,而常是设为对方之想,仍重在思念之情。

如《南歌子》: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

揉蓝衫于各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蜂唇。

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

乱山何处觅行云?

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另一首《南歌于》:

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

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

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

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

写与情人的离别,兼及自己与对方,己之伤离见之于"怕天明"而厌鸡声,而换头二句的妆印与啼痕,又传递出对方更大的痛苦,最后的以景结情使离情别绪摇漾不绝。

就写离别的词而言,后来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了。

由于他能"以我心换你心",故而"始知相忆深",颇能为对方设想,表现女子的相思之情。

如《减字木兰花》: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

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

困倚危搂,过尽飞鸿字字愁。

这种想对方之所想的立场移易,又见出特别的体贴,"代言"的意味流露出"词心"的推己及人。

秦观的不少爱情词,常如周济所说,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二者酝酿交融,感人尤深。

如《风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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