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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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

王本朝

【内容提要】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时代的开始，于是白话文学的新纪元得以确立。

白话文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观念，而且建构了白话文章观念。

在这一运动的历史发展中，围绕白话文章观念的建构，经历了从倡导与确立、到质疑与批评、直至自我反思和调整的过程，呈现出从提出“文章即说话”、到质疑白话何以成文、直至探索怎样作好白话文的观念变迁，显示了白话文章观念建设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白话文观念的建构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还在于它借助了新文学的创作实践。

白话文和新文学在内容和观念上发生着多重的意义交集，它们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既推动了文学现代性和文章社会化的变革，也使新文学处于适应社会时代选择和追求审美理想的两难处境中。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白话文/新文学/文章观念

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时代的开始，于是白话文学的新纪元得以确立。

长期以来，对于五四运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汗牛充栋。

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运动史、报刊史、思想史、文学史以及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而少有从文章尤其是文章观念角度进行的审视。

即使有个别论述涉及文章问题，也多是从语言工具和文学体式出发，其研究也往往是静态和较为简略的，很难深入到变动着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白话文章的历史逻辑和观念运演中去，这就带来了从文章观念角度研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空乏和表面化。

白话文主要是指用白话写成的文章，它与白话和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文章变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

“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象‘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

①当然，白话文观念在白话文运动中经历了从倡导到质疑再到反思的历史过程，从提出以白话代文言到文学的国语化，从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到探索欧化的限度和文白融合的可能，有着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观念到创作的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

白话文运动作为推动汉语书面语发生最大变化的一场语言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观念，而且建构了白话文章观念，很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研究。

　　一、文章即说话：

白话文观念的确立

　　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继晚清之后再次启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按钮。

后来，他将文学“八事”修改为以“说话”为中心的四条主张，也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和“是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

②在“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一条里，还特别注明是“八事”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务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和“须讲究文法”等“五事”的变相。

这样，“有话说”和“怎么说”就成了文学“八事”和“四条”主张的关键内容，也是白话文观念最为简洁的表述。

周作人曾对五四白话文和晚清白话文作过比较，认为五四白话文的特点在于“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白话文则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

③这也等于认同了胡适的主张。

胡适自己也曾使用“活的文学”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理论。

④他所说的“活的文学”主要是指“活的语言”，表现为语言的“鲜活”、“灵活”和“生活”等特征。

实际上，最能体现语言之“活”的应该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了。

但胡适对这句话也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只是强调了“说话”的“话”和白话文之“白”的价值。

他理解白话文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清楚、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

⑤这样的“白话”显然带有生活化、口语化和明晰化的语言特点，但却不具备白话文的文章特性。

白话文之所以成为文章，关键还在于“怎么写”。

　　怎么说和怎么写关系到文章的形式和技法，陈独秀提出的文学“三大主义”，就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迂晦的艰涩的”文言文形式为目标。

胡适则忙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寻找历史依据，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历史合法性。

至于如何实现从“说话”到“文章”的写作，则由傅斯年作了回答。

他把“说话”看作是白话文的“凭藉”，是白话文“语言的质素”。

它所具有的“快利清白”、“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等特点，可以成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

因此，他提出应“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

⑥但是，“说话”只是白话文的原材料，从“说话”到“文章”，还需要“直用西洋词法”，写作“欧化的白话文”。

⑦从胡适倡导“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到傅斯年主张“留心说话”，“说话”被当作白话文理论的基点，后来的叶圣陶也承续了这样的思路，认为“语体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章同说话一样”。

⑧由此，“文章即说话”也就成了白话文倡导者最先提出的文章观念。

　　但是，文章之“话”并不完全是口语所说的“话”。

刘半农就说：

“天下决没有照着口里所说，逐字写下，一些不加剪裁与修正，就能成得一篇文章的道理”。

⑨写文章是要对“说话”作加工的。

鲁迅的感受也比较真切，他认为：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⑩说话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方便、自然和顺畅，文章却要受“时间”和“纸张”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简洁”和“明了”，自然就有“做”的程序和章法，当然，“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

（11）周作人多次发出“作文难”的感叹：

“做文章到底是苦事”，既要有“想说的话”，还要想到“话”该“怎么说”。

（12）他关心的“话”该怎么说考虑的就是文章的作法，他还从语言的使用和接受角度区分了“口语”和“文章语”的不同，认为：

“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它虽以口语为基础，但“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更“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般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

（13）

　　这实际上说到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谁”用语言，为“谁”而用语言的问题。

由此，周作人区分出“普通说话用”和“写文章用”两种语体，对应“普通人”和“相当教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接受者。

20世纪西方哲学曾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重建了语言与人的关系，把语言作为存在论看待。

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

（14）周作人并不具有存在论的语言观，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语言只被视为交流的工具，但他却提出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隐含着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语言方式这一判断。

这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

与周作人不同，胡适的文章观念有自己的出发点，他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就是对语言主体的消解或者说整合。

他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把社会分作两部分：

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

（15）作为老百姓的“他们”可用白话，出身士大夫的“我们”则用文言作诗作文。

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差别，都用白话说话或作文。

这的确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之一，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思想运动采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话语革命来变革和统一思想。

但通过改变语言的方式去整合和改造社会，也容易导致语言和主体的双重迷失。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世界，语言的改变会引起生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重建也会使思想和思维发生重组。

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文章即说话，把说话作为文章写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有整合“我们”与“他们”语言差异的愿望和意图。

钱玄同说过：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

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

（16）“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就体现了“文章人人会做”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接受。

这样，白话文运动所建构的“文章即说话”观念，主要不在于“怎么写”的技术问题，而在于它承担着社会改造的任务，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历史责任。

（17）这也是白话文不同于传统文章学的地方。

白话文被看作现代人思想独立的标志。

鲁迅提出：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8）白话和文言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关系到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问题。

（19）所以，白话文观念在本质上是现代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问题，是“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20）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

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

（21）这样，白话文不仅是“怎么说就怎么写”，还有“借语言改造思想”的任务，在形式上，它以通俗、鲜活为目标，在内容上，则以自由和个性为追求。

　　二、白话何以成文：

白话文的被质疑

　　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了白话文的价值地位，也遭遇到了反对者的质疑和来自白话文阵营内部的批评。

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在提出主张之后，却面临被“默杀”的处境，“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22）于是便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演出了一场“双簧戏”。

钱玄同以守旧派的口吻攻击白话文，指责白话文“得新忘旧，是乃娼妇所为”，有意凸显反对者的道德立场，同时还从文章学角度称赞古文“讲起止”，“别内外”，“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章法至为谨严”，“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

说林纾是“当代文豪”，“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

（23）这些说法虽是白话文倡导者的“自编自演”，但经过精心设计，直击守旧派的道德文章。

　　事实确是如此，守旧派从传统道德和文言文立场，批评新文化倡导者的大逆不道，批评白话文因不合章法而显得稚嫩、粗糙。

白话文运动反对文言文，其中也有文言文“不便于识，不便于写”，“意义模糊”，“文法极不精密”，没有“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不便于“今日学问上之应用”等原因。

（24）包括胡适的“怎么说就怎么写”，也主要是以文章写作的便捷、自由，以表达的明白、清晰为目标的。

守旧派的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与白话文倡导者的冲突，不仅是文化思想观念的斗争，而且也有文章观念的矛盾。

守旧派为了维护文章传统而反对白话文。

　　说到文白之争，绕不开集古文家和守旧派于一身的林纾。

演“双簧”的钱玄同把他作了批判的靶子，还下了一个“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鉴定。

（25）陈独秀在回应胡适时，也把林纾的同路人——明代前后七子与八家文派之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称为“十八妖魔”。

（26）林纾是传统文章学研究的名家，著有《春觉斋论文》，从“意境”、“气势”、“筋脉”、“风趣”、“情韵”以及古文所忌的“直率”、“剽袭”、“陈腐”、“涂饰”等方面加以阐发，不失为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

（27）就文章而言，钱基博认为他承传了唐宋文脉，“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

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

（28）有着如此丰厚的古文理论和创作经验，于是，林纾提出了古文是“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29）以及“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30）等说法。

其实，最让林纾忧虑的不是欧风东渐之后古文的命运，他“不为吾文之累”，而是“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柳之作，谓之陈秽”，以及由此带来“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的“暗然而熸”的结果。

（31）在大厦将倾之时，他深感力不从心，“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32）文言文被林纾当作支撑传统文化最后的一堵墙，但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怎么说就怎么写，近于釜底抽薪，使林纾的古文理论和经验成了一面飘摇在墙头的灵旗。

　　《学衡》杂志也是反对白话文的阵地之一。

由吴宓执笔的“杂志简章”，其中的“体裁及办法”直接宣称：

“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

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

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33）这里的“明畅雅洁”、“既达且雅”和“适时达意”都是传统文章标准，显然是针对白话文的有感而发。

胡先骕指责白话文“大有所蔽”，“以浅陋文其浅陋”，从理论上批判白话文“怎么说就怎么写”“昧”于文章之“理”。

他认为：

“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

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

凡会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

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

”（34）这里所说的“文学”即是“文章”，“文字”就是“语言”。

文章要“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依此而言，白话文因其“便易”和“浅陋”，就失去了文章的价值。

这样，在胡先骕眼里，白话文需要解决的不是文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文章”资格的问题。

这样的判断和看法让人唏嘘不已。

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明确宣布“文字力求雅洁，白话恕不刊布”。

章士钊讥讽“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35）这相当于给白话文判了死刑。

史志学家瞿宣颖比较《甲寅》和《新青年》的文体，认为《甲寅》“文体纯正，不取白话之说”，而《新青年》“自矜文体活泼，不取古文”，所取白话“既限于今日通行之一种，永永自缚于枯槁生硬之境”。

于是，他历数文言的种种好处，“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

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遣。

百炼之铁，可化为饶指之柔，因方之珪，亦倏成遇圆之璧。

若八音之繁会，若五色之错呈，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

（36）说的有些天花乱坠，可见其迷恋古文之深。

他还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说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白话要成文，就不能自限白话，更不能拘泥于白话。

“善用文言”不失为一条可取的路径，也应引起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反思。

　　不仅如此，在白话文倡导者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对白话何以成文也有不少批评。

这些批评者在目标上与白话文运动是一致的，说他们批评白话文，还不如说是他们对白话文有更高的期待和诉求。

胡适曾经在自传《逼上梁山》里将白话文运动描述得很有预谋性，说成是“认定历史趋势”、“打笔墨官司”、做“方案”、设计“路线”、“作先锋”、“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等。

（37）实际上，他们更多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很有些捉襟见肘，创作上也是力不从心。

来自白话文内部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白话文的文法建设上。

朱我农就给《新青年》写信，提出“笔写的白话”，“不能全然相同”于“口说的白话”，口说的白话没有“笔写的白话”“详而周到”，所以，“文法是不可少的”。

（38）周祜也在通信里提出，改革文学“应当制造一种文法做后盾”，“小学有小学的文法，中学有中学的文法，由浅而深，使人看了，就会作文”。

他还找到了中西文学的证据，“东西各国的文学，莫不都有一定的文法，文理极为清楚、句子极为明白，依法去做，也是极容易”，“中国文学也该当有一种文法，那新文学然后能够成立”。

（39）这些呼吁或建议既有白话文习作者的诉求，也不乏理性的思考。

刘半农对白话文的文法建设出力最多、思考也最为深入。

1920年，他出版了讲义《中国文法通论》，认为文章与文学都要有文法，只是在“作法”上有不同，作文章“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

作文字当讲文法，且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

（40）朱我农以有无文法来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刘半农以不同文法区分文章与文学，文法问题就成了白话文内部争议的焦点。

（41）

　　胡适对白话文法却不甚感兴趣。

他说：

“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做诗做文的规则。

我们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

（42）胡适理想的白话文是“怎么说就怎么写”，需要不断去“尝试”，正如他自己“尝试”新诗一样。

这样的白话文自然没有文法和作法的基础，也缺乏传统文章的严谨、守规矩。

在这种情形下，向胡适索要白话文的文法，他的回答难免带有些个人情绪。

他在文学“八事”里也提到了“须讲求文法”，但却讨论得非常少，只说“不讲文法，是为‘不通’。

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43）在他看来，“讲究文法”不言自明。

但“文法”却是文章写作的重要依据，没有文法，白话何以成文？

白话文不得不承受这样的质疑。

钱玄同的想法也与胡适比较接近，他认为：

“新国文不单是讲求文法就完事的，应该改良的地方很多”，自《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所以还“要竭力进行”，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

（44）钱玄同的意思是先扎实推进白话文实践，暂时没有文法，或者说白话文即使不合文法也没有多大关系。

他宣称：

“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45）“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46）这一怎么想就怎么写的文章理念也就是胡适的“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变体。

应该说，守旧派反对白话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7）白话文内部的批评也并非无益。

尽管他们的立场和观点都不相同，但都以文章观念为标准或依据，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白话何以成文的标准，有助于促进白话文倡导者的自我反思和理论建构。

　　三、怎样作好白话文：

白话文观念的反思

　　白话文倡导者在质疑和批评中积极推进白话文观念的建设，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怎样作好白话文的路径和方法。

他们将白话文划分为应用之文和文学之文，确定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功能和表达方式；提出了“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实现国语与文学的融合，确立白话文与新文学的同构关系；与此同时，积极地讨论欧化的限度和文白融合的可能性，为欧化设底线，也为白话留资源。

　　首先，他们对白话文作出应用之文和文学之文的区分，确认不同文体类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和表达方式。

早在1916年，陈独秀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就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

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

（48）文学之文不同于应用之文，而有修辞学的要求。

也就在这一年，还是高校学生的常乃惪也向陈独秀提出：

“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掣矣”。

（49）以文言作美术文，白话作应用文，这也是蔡元培的主张。

1919年，蔡元培就断定：

“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

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50）在他看来，应用文主要用于“记载与说明”，需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美术文只有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偏重形式的“均齐”和“节奏调适”，文言对它而言，就“不能说毫无价值”。

（51）这不过是蔡元培的良好愿望，虽有助于宽松的语言环境的形成，但却有悖于新文学运动的目标，也不符合后来的历史事实。

将白话文划分为文学文和应用文，既深化了对白话文体的认识，也有助于“文章”和“文学”观念的剥离，特别是“文学”之文从应用文中独立出来，形成了“美”、“情感”和“想象”等文学特性，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

　　钱玄同和刘半农对应用之文的规划和建设贡献最大。

1917年，钱玄同就提出“应用文亟宜改良”，并草拟了应用之文“改革大纲十三事”，（52）绘制了“应用之文的发展蓝图”，（53）有利于白话文的传播，改变着白话文的阅读习惯和写作方式。

刘半农则从文字与文学入手区分了应用文和文学文，认为文字“适于实用”，文学“惟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

“文学之文不能应用，应用之文不能视为文学”。

应用文和文学文的作法也不同，文字“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作文“如记账，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文学则须运用作者之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

（54）应用文在字法上需“位置妥协，意义安适”，句法上要“句句有着实之意义与力量”，“处处施以论理学上之分析”，章法上得“说理通畅，叙事明了”。

（55）他还对应用文的选文、讲授、命题以及批改的标记等都作了具体而细致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方便操作。

对刘半农来说，“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赛跑”。

（56）显然，应用文和文学文的作法和目标都不同，将它们区分开来，各司其职、分途发展，白话文也就拥有了文学文和应用文不同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向。

　　应用文的实践面临着许多困难。

它不仅是语言运用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共同运作，不仅需要写作者的自觉，还要有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行政命令、教育机构和传播方式的配合等。

被称为“白话文的另一渊源”的白话“学术文”，（57）虽然前有章太炎的实践经验，但在白话文运动初期，人们主要采用的还是文言形式，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使用文言文，直到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才完全改用白话文。

社会上的其他领域如报纸社论、新闻报道，政府公文、法律条款，学校国文、作文及考试试卷，以及中上层社会交往的应酬、通信等，依然采用文言文。

1940年代时朱自清还感觉到：

“白话文的发展还偏在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进步得很缓”。

（58）郭绍虞的说法更为直接，依然存在着“白话文是文艺文，而文言文是应用文”的情形。

（59）

　　文学之文则是一片光明。

胡适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他想借助新文学来推动白话文的发展，“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如果“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60）“文学”不仅是“国语”成立和有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国语”有生命和“发达”的充分条件。

“文学的国语”也使“五四”超越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教育、普及”层次，而进入“文学化”阶段。

在胡适之前，钱玄同也曾与陈独秀讨论过“标准国语”的制定问题，钱玄同提出“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61）但还没有将“国语”纳入“文学”去思考。

“文学的国语”的提出和实践为“国语”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和思想资源，也有助于白话文实现从“怎么说”向“怎么写”的转变。

　　文学的国语在语言创造上有着高度的自觉。

首先，文学的国语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语言。

朱经农提出：

“‘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

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

（62）这样的国语也被周作人称为“理想的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

这种理想的言语尚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

（63）其次，文学的国语是审美化的语言。

白话文运动初期，白话是以“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把它看作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

（64）但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如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郭沫若的《女神》和“自传”、朱自清和冰心的散文等为国语开辟了新天地，实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化。

文学的“国语”，比文言更为自由，比口语更有修辞的美感。

并且，文学的“国语”具有更为独特的现代感。

鲁迅的《狂人日记》开篇就写：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了；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

显然，这里的“月光”不同于传统诗词中的“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