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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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
这三个阶段的历史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不论是从城市史的角度,还是从早期现代化的角度,都值得加以总结。
【关键词】明清/汉口/开埠/张之洞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11-0056-06【正文】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
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
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
“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
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
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
这是就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着眼,进行的大要区分。
一、汉口商业巨镇的兴起与发展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
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
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
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
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
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
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
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
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之际”,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
《广阳杂记》云: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
“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
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
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
”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
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
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
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
……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
”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着。
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
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
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
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
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
“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
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扞云贵郴桂。
通五岭,入八闽。
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
四方之贾,亦云集焉。
”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
即如方志所称:
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
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
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
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
……所谓九省之会也”。
“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
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
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
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
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
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
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
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
这也就是康熙时的着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
“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汉口开埠:
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是一个重要的界标。
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
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
“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
”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同治元年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同治五年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同治十一年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同治十三年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光绪二年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光绪二年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光绪六年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光绪十三年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光绪十三年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光绪十五年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
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
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
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
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
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
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
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
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
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
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表1 1867—1889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说明:
1867—1872年为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从表1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
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
表2 1865—1889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说明:
1865—1872年为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2300万两至4200万两之间。
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
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
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
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
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三、张之洞督鄂与汉口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汉口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
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虽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汉口立论也是成立的。
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
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担。
增长幅度明显。
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
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
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
以致有人声称:
“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
”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
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
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
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
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
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
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
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
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
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
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
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
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
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所奏:
“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
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
”,第5165页。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
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
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英国有利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英国丽如银行、英国阿加刺银行等在汉口开设分行。
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
同时,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
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汉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
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
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汉口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汉口的地位更加凸显。
一如孙中山所说:
“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
……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
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
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
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
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
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
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
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
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汉口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汉口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
四、结语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
由此,汉口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
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
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
“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
”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
“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
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
”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
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
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
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
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着的变化。
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
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
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
“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
”近代汉口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
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
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
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
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
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
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
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
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