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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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蜜月期，经济贸易方面的往来愈加密切，两国的旅游服务贸易也随之快速发展，尤其到了2006年，日本开放对大陆的旅游签证，两国旅客来往人次迎来历史性的高峰，旅游贸易进出口也是水涨船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更加密切，2009至2014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不断增长，2014和2015年中国赴日旅游总人次平均增长率高达102%，2015年达到470万人次。
另一方面，日本来华游客持续下滑，从2010年的373.12万人次持续下降到2014年为271.76万人次。
2006至2013年，中日两国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近45%。
尤其在2011年后，中国由净出口方转变为净进口方，且逆差进一拉大。
除了中国国民的收入增长，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碰撞加深，使得国民更愿意出国旅行外，日本商品的优质与购物体验的舒适都是大陆游客选择前往日本旅行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去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电饭煲等都是中国游客“赴日游”大热的重要体现。
两国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一步步拉大中国对日旅游服务贸易的逆差。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中日两国地缘临近且文化历史存在共通之处，同时，两国都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以及我国国民消费水平提高，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步步接近，都使得中国和日本在旅游服务贸易方面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
2．研究意义
旅游服务贸易作为主要的传统服务贸易，由于其对旅游资源以及配套设施等硬件方面的特殊要求，各国国际旅游贸易的地位比较固定，但随着全球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国民收入的上升，旅客们更加注重旅行中的体验和消费，也是的旅游服务贸易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变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因此认为资源禀赋和偏好差异大的国家越容易产生国际贸易。
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贸易中的绝大部分是发生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反而不断下降。
因此出现了新国际贸易理论贸易理论，该理论体系的主要观点认为，除资源差异外，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带来差异化产品，满足各国多样性的产品消费需求，因此也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一大原因。
但是前对于旅游服务贸易理论研究，大多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旅游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开展的，而且更多的是总体论述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研究，较少使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单独对服务贸易业进行实证研究的。
对于旅游服务贸易的关注的主要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而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家，双边旅游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对日本和中国之间旅游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研究，实证分析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和特征，并对主要影响因素做出回归，进一步阐述我国和日本旅游服务贸易之间贸易地位变动的深层影响因素。
（二）文章结构和研究方法
本文从中日两国旅游服务贸易的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地位变动情况出发，根据之前专家学者提出的产业内贸易衡量和研究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的旅游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测定，并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对主要的影响因素做主成分因素回归，分析并总结各类因素对中日两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日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相关问题。
具体的方法如下：
指数分析法：
1.利用最普遍的G-L指数测量2006年至2013年中日旅游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为了更加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本文还测算了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通过该指数对中日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具体类型进行分类。
计量模型分析法：
本文根据中日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等相关的具体数据，建立中日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计量模型，列出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将其对中日旅游服务业贸易的实际进行计量检验。
本文所采用的双边旅游服务贸易数据主要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Database），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IMFDATA）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三）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与独特之处在于：
1.本文单独对服务贸易中的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产业内贸易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中日旅游服务贸易所面临的新发展态势，同时对未来的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2.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式，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使分析数据和得出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3.由于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动，特别加入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因素，并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投入，选取的是2012年较为影响较为严重的“钓鱼岛事件”，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影响因素一并做出回归分析。
但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由于缺少足够样本数量，以及一些重要的直接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无法做出更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另外，由于双边数据与中日两国其他主要数据的获取途径不同，会影响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因此数据上会存在一些偏差。
二、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相关问题分析
（一）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相关概念界定
“旅游服务贸易是指旅游服务在国家之间的有偿流动和交换过程，即国家之间相互为旅游者进行国际旅游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旅游服务的交易过程。
”[]
Lee&Lloyd认为，产业内贸易除了可以界定商品之外，也应该可以涵盖服务。
因此，本文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定义，采用货物贸易中认为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的定义，即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的旅游服务产品，包括为接待游客，提供的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服务产品。
在国际旅游服务贸易中，两个互相开放的国家，自然人的流动是双向的，因此这也使旅游服务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现象成为必然。
本文关于服务贸易类的统计数据，根据的是GATS的服务贸易划分标准，按照《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EBOPS2002）标准下统计的数据所进行测量和计算的。
（二）度量与分类方法的选择
对产业内贸易的衡量方法，最普遍的G-L指数法是由Grubel和Lloyd（1975）提出。
公式如下：
（2.1）
由于在进出口同比例增减时，G-L指数并不会变化，导致该指数失效，即该指数无法准确反映动态情况下的产业内贸易变化。
因此，Brülhart（1994）提出了基于贸易增量变化的边际产业内贸易（MIIT）指数（又称A指数），公式为：
（2.2）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的分类，是根据服务产品性质差异划分的。
其中，水平型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是指是指要素投入、质量、价格相似，以及消费者偏好相似的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垂直型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则是指服务在品质、价格以及技术要素投入存在差异的服务之间的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通过分类，可以在进行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时更具有针对性。
Thom&McDowell给出了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法。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HIIT）计算公式为：
（1.3）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公式为：
（1.4）
（1.5）
通过该分类方法将服务业进行分类，可以根据理论经验简单得出影响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
根据两者的不同特点可以发现，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基于产异化竞争，并带有规模经济和消费偏好多样性的特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基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异，主要由要素禀赋差异等引起，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因此，根据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是更加研究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前提和首要步骤。
三、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现状
2006年至2013年，中日两国旅游服务贸易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中国对日本的旅游服务贸易顺差达到最大，之后顺差进一步缩小，并转为逆差。
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在2009年达到峰值，而进口却在波动上升。
中国从净顺差转变为净逆差，且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之间的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图表12006-2013年中日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1数据来源：
根据OECD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出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衡量一国某类产品（服务）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取值为（-1,1），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总贸易产品（服务）的平均水平；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越接近于1则表示竞争力越大。
公式为：
（2.1）
表格2中国对日本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时间
2
2
2012
2013
TC
0.02
-0.04
0.001
0.19
0.05
0.01
-0.16
0.12
数据来源同图表1
经测量，我们发现中国在对日本的旅游服务贸易中并不占有很大的优势，总体上倾向于中性竞争，根据数值判断只处在微弱的竞争优势或者微弱的竞争劣势之间徘徊。
自Grubel&Lloyd建立对产业内贸易现象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之后，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测量方法就被广泛采用，并且逐步扩展到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中。
研究产业内贸易现象，GL指数成为一个最基础的衡量指标。
表格3中日旅游服务贸易GL指数
时间
2
2
2012
2013
G-L指数
0.9846
0.9615
0.9988
0.8121
0.9484
0.9851
0.8416
0.8762
数据来源同图表1
表格4日本入境游旅客人次
时间
2
2
2012
2013
日本入境游客（万人次）
374.59
397.75
344.61
331.75
373.12
365.82
351.82
287.7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4》
2006年至2011年中日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2008年其指数极度接近于1，可见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几乎接近于完全的产业内贸易特征而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指数降至最低点，除去该特殊情况外，从大趋势上可以看出，两国的GL指数经历了先升后降。
。
我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多样，加上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在发展旅游服务业方面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但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的消费型旅游和其自然与人文环境及相邻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旅游者具有十分大的吸引力。
2006年之后日本政府放宽了发放游签证的条件、开放并扩大了个人旅游签证，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中日双边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这也是本文选取2006年之后的数据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2012年9月，中日两国由于“钓鱼岛事件”而导致政治关系紧张，国内民间也出现一些消极的民众开始抵制日货，呼吁大家减少去日本的旅游，使得中日关系一度紧张，这些多少也影响了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
但是结合表格3，我们发现，日本入境旅游人次总体减少，2013年比2006年下降了23%左右，主要的原因有日本国内的对外旅游行业比较低迷，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又存在的一些不足，旅游环境相对较差，导致日本来我国旅游的人数大幅下降。
为了明确中日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特征和类型，采用Thom&McDowell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法作为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分类标准，测量并划分中日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类型。
根据OECD数据计算得出，2006-2013年中日旅游服务贸易的平均水平型贸易指数（HIIT）约为0.015，垂直型贸易指数（VIIT）约为0.107，说明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主要以垂直型贸易为主。
因此，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在于
1.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
消费者偏好差异化的产品，而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差异化生产。
利用差异化生产的产品获得出口优势，以满足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成为开展产业内贸易重要条件。
2.人均收入水平。
一般而言，两国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GDP的差距决定了两国的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差异。
即差距越大，则两国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差异就越大，这也更容易的在两国之间形成国际垂直分工，产生产业间贸易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两国的收入水平差距越小，则两国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差距也越小，消费层次和消费需求更相似，因此很可能出现重叠的双边贸易，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
3.外国直接投资。
一般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满足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以及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在海外开展直接投资，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一是为了分割生产的各个环节，利用相对比较优势优化行业内的国际分工，寻求更具有资源相对优势的地区，则两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结合中日两国旅游产业实际来分析，两国都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建设较为完善，旅游产业较为发达。
中国地理面积宽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保留着多种多样的自然和人文风景。
而日本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文化风貌，近几年来更是将自身的家电、电子产品、动漫周边等同旅游消费挂钩，形成了在国际旅游消费中的一定地位。
形成了拥有各自的明显优势。
中日两国都是国际上主要的文化输出大国，在文化上既有相似又有很大不同，旅游文化和资源都有各自的特点，各有吸引人之处，加上地理上的接近，为两国的旅游业产业内贸易提供了内在优势。
2010年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虽然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保持着中高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国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的消费者对服务产品的多样化需要不断升级，而高端的服务产品正是发达的日本具有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国内需求市场的扩大也促使国内的服务生产企业开始寻求升级和扩张，一方面提升了自身提供高端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吸引着更多的外来投资。
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两国存在不同的要素禀赋差异和服务业产业结构差异。
而日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中国又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而中国服务业又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庞大的市场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四、中日旅游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基本影响因素及推论
1．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一般而言，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两国的消费以及需求结构的差异。
即差距越大，则两国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差异也就越大，这也更容易的在两国之间形成国际垂直分工，产生产业间贸易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两国的收入水平差距越小，则两国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差距也越小，消费层次和消费需求更相似，因此很可能出现重叠的双边贸易，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
中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对两国旅游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Linder（1961）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认为，当两国的收入水平相近时，两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就更相似，同类产品就存在一致的有效需求，发生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可能性就越大。
且产业内贸易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成反比，即差距越小，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而Falvey（1981）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意味着两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反而会限制两国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发展，但有利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
针对中日两国旅游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提出推论，则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实际影响取决于两种类型产业内贸易的综合效应。
但由上文对两国旅游服务产业内贸易分类可知，旅游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是偏向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因此，Falvey（1981）的理论很可能更加能够解释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对中日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实际影响。
本文以两国人均GDP差异来衡量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表格5中日2006-2013年人均GDP单位：
美元
年份
2
2
2012
2013
中国人均GDP
2093.55
2681.14
3437.41
3800.27
4478.49
5523.46
6256.36
6995.25
日本人均GDP
34105.46
34098.58
37975.54
39475.64
43095.33
46225.06
46704.56
38551.51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2．市场规模
根据新国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与消费者偏好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
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差异化偏好，过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差异化生产。
利用差异化生产的产品获得出口优势，通过产业内贸易的方式交换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成为开展产业内贸易重要条件。
从中日两国旅游服务业分析来看，两国的双边旅游业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市场规模扩大较快。
两国文化的差异，旅游服务水平的差距以及旅游产品也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而言，我国的旅游服务业的产业链还较为低端，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交通食宿游览等方面，但是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以观光型旅游为主导；而日本的旅游服务业较为成熟，且文娱消费型旅游逐渐占据主导，其文娱消费型旅游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本国在高端电子产业、电器制造业、动漫文化产业等具有的优势，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很多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
因此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两国产异化产品的互补。
因此，中日两国的市场规模应该与两国旅游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存在正相关。
即市场规模越大，表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市场规模的扩大形成的规模效应，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也为企业的生产专业化和差异化提供了可能，加速了产业内分工，增加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本文采用两国的GDP来衡量两国的市场规模。
表格6中日2006-2013年GDP单位：
十亿美元（2015年现价）
年份
2
2
2012
2013
中国GDP
2751.924
3542.45
4519.951
4990.526
5930.393
7321.986
8221.015
9490.845
日本GDP
4356.845
4356.347
4849.185
5035.141
5495.387
5896.224
5960.269
4919.589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3．市场开放程度
一个开放程度高的市场，其贸易自由化程度也就越高。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开放，那么相应的贸易壁垒也就越低，产业内贸易水平也就越高。
因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就更容易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也拥有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从中日两国双边旅游贸易发展史就可以看出，在2006年日本对大陆开放旅游签证之后，两国的旅游服务贸易额大幅上升。
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开放程度较高。
而中国在逐步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中，对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的试点，更加进一步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
这个趋势与两国旅游服务贸易增长的大趋势较为接近。
因此，市场开放程度应该对产业内贸易存在正相关。
本文用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和日本之间服务市场开放度。
服务贸易依存度计算：
表格7中日服务贸易依存度
年份
2
2
2012
2013
中国服务贸易依存度
7.01
7.12
6.77
5.78
5.99
5.66
5.75
5.65
日本服务贸易依存度
5.80
6.41
6.56
5.50
5.44
5.31
5.41
6.34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4．外国直接投资
一般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满足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以及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在海外开展直接投资，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一是为了分割生产的各个环节，利用相对比较优势优化行业内的国际分工，寻求更具有资源相对优势的地区，则两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日本一直是我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这与我国投资项目的对外优惠政策，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成本的廉价有关。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进一步带动了我国产业规模的扩大，间接地影响了规模市场这一因素，也是追求产品差异化的一种实现方式。
但随着我国劳动力资源等优势的逐渐消失，近几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生了一些波动，这与旅游服务贸易的曲线变动较为吻合。
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并没有使用日本对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而只是采用了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总额。
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对华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在近些年并不存在大幅的下降，这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总额变动并不一致，因此产生的回归结果可能并不那么显著，与实际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FDI主要有两种，分别是以降低成本为主的垂直型直接投资和市场主导型的水平型直接投资。
与日本相比，中国拥有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成本等优势，因此日本每年都有大量的对华直接投资。
这些直接投资可以推动中国的产业优化升级和服务业的产业深化，有利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因此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存在正相关。
表格82006-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2
2
2012
201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4598.06
3589.22
3652.35
4104.97
4083.72
6329.63
7351.56
7058.1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5．重大政治事件
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较为脆弱，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正面历史，而且一再做出极端的举动。
但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一直在不断地加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国政治上的波动会影响两国旅游贸易的发展，两国旅游贸易的产业内贸易也会受到波及。
因为中日两国是在2006年开放旅游签证的，这个政策因素在选取的数据中并没有体现，因此不会对该要素的选择存在任何影响。
而在2012年，日本的“购岛事件”更是引起了中国国民不满情绪的高涨，在短时间内，对两国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GL指数的变动上来看，2012年的GL指数的确有大幅的下降，日本来华旅游的人次也持续减少。
本文将“钓鱼岛事件”作为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并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另外，由于2009年收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GL指数在2009年达到最低谷，根据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其余变量在这一年并没有看到这种突然的大幅变动趋势，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旅游进出口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对其余变量如一国的GDP，对外直接投资等影响并不明显，这也和这些变量大多具有时间上的稳定趋势有关，受突发因素的影响并不会如进出口那么明显。
因此，由于本文在变量中并没有考虑该因素，因此在回归时可能会导致一些变量存在不显著的情况。
（二）计量分析
1．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选定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中日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经验模型如下：
（4.1）
其中，SI代表市场规模；
FDI代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OP代表两国的市场开放程度；
AGDP代表中日人均收入差异；
PD代表政治影响因素。
最后构造回归模型如下：
（4.2）
2．数据处理
（1）SI代表中日两国市场规模，是中日两国各年度GDP的简单算术平均数，其计算公式为：
（4.3）
其中c代表中国，j代表日本。
下同。
（2）FDI代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3）
OP代表两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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