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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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东方国家的政权与政府的问题。
阐述了深刻的理论。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这一理论研究不够，基本上见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鉴于此，笔者愿以此文抛砖引玉。
一、对东方国家旧政权与旧政府的认识与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俄国、印度和中国的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东方国家旧政权与旧政府的特点，揭露和批评了其弊端。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旧政权与旧政府是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相互适应的。
19世纪中期，俄国、印度都是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而且农村都保存着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66农村公社”。
俄国农村公社的特点是：
土地公有，分配给农民使用。
定期轮换，农民不得放弃土地，不得买卖土地：
农民的住房、菜园以及生产工具个人所有：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劳动，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国家通过村社向农民征收赋税。
印度的农村公社除具有上述特点以外。
突出地表现为它像一个地方自治体。
在它的内部。
由推选出来的人管理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收取农民的捐税；也由推选出来的人管理耕种、收获等生产上的事务：
还有专人负责祭祀事宜，或者负责对儿童实施教学。
不论是俄国的农村公社还是印度的农村公社，最根本的特点和弊端是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即农村公社与农村公社之间缺少联系。
这样的结果，一是农民的思想不开化，不思进取；二是农民不能形成群体的力量或阶级的力量，不能够有力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求。
与此种状况相适应，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的中央政权和政府。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
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
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
从印度到俄国。
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次论及这个问题。
他说，由于农村公社的“孤立性”。
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各个公社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所以旧社会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
在印度和东方其他一些国家。
修建水利工程和利用水渠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可是由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
他们在生产上不能联合和合作，不能形成农业生产力，所以水利工程必须由中央政权和政府来实施。
马克思指出，在西方。
如意大利、佛兰德等国，水利工程是由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完成的，“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
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情况也是东方产生集权的中央政权和政府的原因之一，或者说集权的中央政权与政府与这种状况是相适应的。
在俄罗斯等东方的一些国家，由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
他们不能形成群体的力量和阶级力量，不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所以他们寄希望于皇帝和皇权，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来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
当俄国的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鼓吹俄国农民是“本能的革命者”、他们能够发动起义推翻沙皇制度时，恩格斯指出，在俄国历史上，农民曾经举行过无数次起义反对地主和个别官吏，但是除了普加乔夫冒充“已被害死的沙皇”而充当农民起义的首领表示要夺回皇位的场合以外。
“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
“相反。
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
”意思是说，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是反对地主和个别官吏，而不反对沙皇（19世纪中后期以后的情况则不同了）。
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农民，也存在着这种对皇帝愚忠的现象。
东方集权的中央政权与政府也是与这种现象相适应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等东方国家集权的政权和政府往往帮助新生资产者剥削农民。
19世纪中期的俄国等东方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生的资产者。
在这些国家里，农民承担着向封建国家缴纳捐税的重任，客观上起着维系封建制度存在的作用。
新生的资产者大量聚敛财富。
除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外，还通过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农民。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权与政府往往帮助新生的资产者压迫和剥削农民。
如政府改实物捐税为货币支付，迫使农民纳税时向高利贷者贷款；政府迫使农民交纳大量的份地赎金并以此向资本家的企业提供资金补助。
马克思就此指出：
“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在俄国，一切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并能使新资产者发财致富的技术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
事实说明，沙皇政权和新生资产者要合谋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
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克思1881年写道：
“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
丰年被荒年抵消。
最近10年来的平均数字表明。
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
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状况。
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
必须结束这一切。
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
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
”这里的意思是说，沙皇政府和新资产者都感到原有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必须尽快在农村创造出资产者和无产者，以新的剥削方式取代过时的剥削方式。
恩格斯也指出：
“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指资产阶级——引者）。
如果说它（指资产阶级——引者）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
也就是说，俄国资产阶级从沙皇政权那里得到的好处。
比自己掌握政权所能得到的还要多。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权与政府往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18世纪中后期。
英国进行工业革命。
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
19世纪初。
法国以及欧洲其他的国家也开始进行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这时，中国以及东方其他国家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可是，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府及当权者却夜郎自大，坐井观天，鄙视和拒绝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
马克思在论述中国政府及当权者的这种精神状态时说：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这是对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政府及其当权者妄自尊大和自欺欺人的心理状态及行为的深刻揭露。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
东方一些国家的政权和政府在军队建设上往往追求表面的形式的东西。
19世纪中期，波斯（现伊朗）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西方列强的势力渗入国内。
英国、法国的统治者先后派军官尝试训练波斯的军队，然而不见成效。
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写道。
在一次战役中，由600名士兵组成的外国军队与波斯正规军交战，经由西方军官训练的且人数有1万人的波斯正规军，在外国军队一次冲击后被“完全扫出了战场”。
“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
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抵抗”。
而炮兵在炮台被击中后，立即逃散。
马克思指出。
波斯军队的情况是这样，土耳其等国军队的情况也是这样。
事实说明，在东方一些国家，将军队按西方的方式进行组编、装备和操练，或者按照西方的军事条令来要求和培养，都不能产生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因为东方国家的政权和政府在军队建设上追求表面的形式的东西。
马克思写道：
“只要士兵在检阅时可以列队行进，在转换方向、展开队形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么土耳其苏丹或波斯国王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所不能了。
”还指出，东方人的“偏见”、“急躁”和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也会阻碍军队的建设。
培养有战斗力的军队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坚忍不拔，东方政府的当权者往往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耐心。
列宁出生和成长在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要舞台在俄国，对沙皇政权与政府的特点有直接的深层次的认识和感受。
他提出，沙皇政权实行的是专制君主制或无限君主制，由沙皇独掌全部政治权力，残酷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
1896年，列宁在监狱中用牛奶密写成一份《党纲说明》。
其中指出：
在西方国家，工人可以展开罢工斗争，可以联合起来迫使资本家让步。
也可以通过联合的斗争影响国家的法令，争取修改有关的法令，可是俄国的工人却不能这样做，他们被剥夺了最普通的公民权利。
不能集会，不能结社，不能共同讨论自己的事情或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事情。
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要求和声明。
他写道：
“这种情况的产生。
是由于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
也就是保存着这样一种国家机构。
沙皇一个人能够任意发布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法令。
而且只有沙皇的官吏才能执行这些法令。
”这一论断十分深刻而准确地击中了沙皇政权与政府运作的特点及弊端。
1900年5月，哈尔科夫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五一节游行示威。
事后，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总结斗争的经验。
其中写道。
必须由工人和厂部分别选出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调解双方的种种纠纷。
列宁就此指出，如果工人选举的代表被厂方开除，甚至被警察逮捕，这个委员会对工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
必须保证工人不受厂方左右，保证工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使警察和宪兵不能任意逮捕工人。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
取决于俄国的根本法律，取决于俄国的管理形式。
他写道：
“俄国的管理形式是无限君主制。
沙皇专制独裁，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全部高级官员。
人民和人民代表无权过问。
在这种国家制度下，人身不可能不受侵犯，公民结社，特别是工人结社不可能自由。
”这里再一次指明了沙皇政权与政府运作的特点和弊端。
在俄国，沙皇的专制独裁与少数官吏对人民的统治是兼容的和统一的。
1903年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可是，“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沙皇连了解都做不到。
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
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
像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
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
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
”这即是说，沙皇通过一小撮最大最显贵的官吏实现对人民的统治。
或者沙皇与这些官吏勾结起来对人民实行统治。
上述列宁对俄国政权与政府特点的揭露，对于认识东方其他一些国家政权和政府的特点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俄国无疑是一个地处东方的、与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相似的亚洲国家。
列宁曾经指出：
“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
”可见，以列宁对俄国政权与政府特点的认识和观点，去观察和认识东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权与政府的特点，是符合列宁的方法论和基本观点的。
二、对东方国家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的探索及观点
这里所谓的新政权与新政府，指通过工农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工农政权与工农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东方国家尚没有建立新政权与新政府的尝试。
所以他们未就东方国家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留下可以运用的思想或理论。
但是他们在总结西方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提出的理论。
特别是关于未来革命政权与革命政府的理论，对于东方国家的新政权与新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巴黎公社式的政府取代它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内容包括：
无产阶级只有武装起来，即他们只有手中掌握有武器，才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公社的公职人员通过全体民众选举产生，接受选举人的监督；发现有不称职的公职人员，随时撤换他们：
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薪
金，防止有人通过公共权力为自己捞取利益。
1891年，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即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可以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形式。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可以为东方国家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时进行借鉴。
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以后。
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对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进行了探索，形成并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
在十月革命过程中。
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与政府。
1917年4月，列宁在从西方回到俄国后的第二天，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
其中第五条的内容是：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这正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阐述，也就是说，他希望按照巴黎公社的经验来建立俄国的新政权和新政府。
同一时期，他在《论两个政权》一文中写道：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当前俄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形式。
“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
其基本标志是：
权力来自“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
用全民的武装代替旧的警察和军队：
公职人员不仅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的要求即可撤换，处于普通的受委托的地位，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殊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
”同年9月，他在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中全面、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
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经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的思想，并且写道：
“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同年12月，即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他在有关文章中强调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精神后提出：
“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
”上述事实证明，列宁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希望以巴黎公社的经验和精神来建设苏俄的新政权和新政府。
1918年春，列宁主张建立坚强有力但受到有效监督的新政权与新政府。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俄同德国之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苏维埃政权以赤卫队镇压了敌人的军事反抗，以国有化的手段打击了一部分企业主的破坏活动，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也就是说，苏俄建立新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告一段落，可以而且应该将工作重心转向管理国家与和平的经济建设上。
可是，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十分混乱，不加强新政权和新政府的管理力度。
或者说没有坚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则难以完成管理国家和发展经济的任务。
这时，列宁一是提出加强对劳动生产过程的管理，反对怠工，反对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二是提出必须加强新国家政权的管理力度。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
他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后写道：
“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
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
”还说：
“认为不要强制。
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
”意思是说，必须加强新政权的强制力量。
他认为，在革命运动史上。
“个人独裁”往往成为革命阶级掌握政权的一种形式，它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即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发展的过程中。
不时有“个人独裁”的状况出现。
苏维埃政权与“个人独裁”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即在苏维埃制度下。
必须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
从而必须使所有的生产者服从严格的统一的意志。
他写道：
“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
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
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
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这就是他所谓的苏维埃制度下的“个人独裁”。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要求对新政权和新政府的不断增强的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
他写道：
“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
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
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
列宁对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改革进行了探索，主张建立有文化的、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
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关。
新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包括政府机关人民委员会。
新的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具有精简和精干的特点。
可是。
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鉴于支持战争的需要。
党和政府将旧政权时期的许多管理人员吸收到苏维埃国家机关，力图发挥他们的作用。
促进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
这样，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以及此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
苏维埃国家机关急剧增大。
到1922年3月，中央政府管辖的部级工作机关达到120个，莫斯科的国家机关人员达到24.3万人。
由于机关庞大，人浮于事。
又由于旧时的工作者把过去的坏习气带入。
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
列宁形成和提出了革新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思想。
这一时期。
列宁主张建立有文化的国家机关。
1922年以后。
列宁在分析国家机关的缺点和弊端时，往往从国家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上找原因。
认为文化水平低是产生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就苏维埃国家及其机关领导经济工作而言。
政治权力完全够了，主要的经济力量如大企业、铁路等也掌握在国家手里。
“究竟缺什么呢?
缺什么是很清楚的：
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
”当时。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准备从法国购买一批罐头食品，法国商人已来到莫斯科，同意用苏维埃卢布结算。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简单的事。
可是，有关方面就此向党中央政治局递送报告，政治局会议专门作出了同意购买的决议。
此后。
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先后作了两次调查，分别写出调查报告，送呈政治局，由政治局再下指令，终于买下了这批罐头。
列宁在分析这件事难办成的原因时说：
“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
那里一切机关都有。
还缺少什么呢?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列宁在考虑改革国家机关的措施时，突出地要求发展文化工作，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提高机关的整体文化素质。
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
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
”为了有利于学习的开展。
列宁还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
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几本关于组织劳动和加强经济管理的教科书：
目前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有可以利用的内容，可以作为新教科书的基础；派几个有学问的人到英国或德国去搜集图书资料并作研究，把外国的管理经验反映在新教科书中。
列宁还主张以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为条件选拔新的机关人员，充实和优化机关工作者的队伍。
如他在论及改革工农检查院问题时说，必须把具有真正现代化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国家里具有文化修养和科学修养的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在工农检查院里来。
当时有人提出。
应该由党的某个政治领袖来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列宁表示反对。
认为应该由某位科学修养很深的内行来担任这个职务。
他说：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
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
”
这一时期。
列宁主张建立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
当时国家机关庞大。
人员众多。
国家必须以大量的财政支出维持机关的活动和保证机关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
这样，本来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苏维埃国家愈益困难，没有财力发展重工业和发展电气化。
由此，列宁主张精简国家机关，节约财政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重工业和发展电气化。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发展重工业可以促进各个生产领域的技术改造，发展生产力，但是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目前重工业的发展十分困难，“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削减我们的国家预算，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
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
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
”1922年11月，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即将举行。
列宁致信给该主席团说：
“当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务，也就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减少费用。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结尾，他还写道：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
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
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
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
如此等等。
”
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以后。
列宁关注东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
主张在东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些国家的新政权。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尤其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东方一些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运动。
据此。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
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在列宁看来。
在东方一些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农民或其他劳动者是基本的、主要的革命力量。
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则是农民或其他劳动者可以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这种新政权同原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或依附于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傀儡政权相比较，是一个巨大进步。
东方一些国家如果建立了农民苏维埃或者劳动者苏维埃，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到胜利了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则可以突破它目前的发展阶段，即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同先进国家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看。
这种新政权是这些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有力的过渡手段。
他提出：
“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
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即主张将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立即付诸实践。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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