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文化变迁与经济增长.docx
《论文 文化变迁与经济增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文 文化变迁与经济增长.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文文化变迁与经济增长
文化变迁与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讨论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说到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过来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首先文化的变迁通过制度的变化影响经济的增长；文化要素通过影响一国国民精神选择，如创新、合作等精神，影响国家、企业层次生产率进而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经济与文化之间通过制度和人来进行转化，进而使得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经济状况有着不同的制度和人。
最后，我们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变迁。
关键词：
文化；经济；制度；人；文化变迁；经济增长
Culturalchangesandeconomicgrowth
--About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dthemarketeconomydiscussion
Abstract：
Marxistphilosophysaidtomatterdetermines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playsanactivepartinturntothematerial.Firstculturalchangesoftheinstitutionalchangeaffectseconomicgrowth;Culturalfactorsaffectedbythenationspirit,suchasinnovation,choosecooperationspirit,affectnational,enterpriselevelproductivityaffecttotalproductivityandeconomicgrowth.Betweeneconomyandculturethroughsystemandperson,andthenmakethetransformationofdifferentculturalhavedifferentmodelofeconomicdevelopment,thedifferenteconomicsituationhasadifferentsystemandpeople.Finally,wedialecticalviewof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deconomicrelations,ineconomicdevelopmentistodevelopculturaltransition.
Keywords：
Culture;Economy.System,Person,Culturalchange,Economicgrowth
前言：
我们这里先提些问题，通过问题我们再来讨论文中观点。
“李约瑟之谜”是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提出的———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甚至在宋朝就已经基本具备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
但是为什么明朝以后中国却逐渐落后于西方,而工业革命却发生于英国?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中国,几乎历史上所有的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在近代都无一例外地没落了,几乎都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人类文明的兴衰和社会发展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
首先，现代中国在文化底蕴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取得30年发展的奇迹,而拥有与欧洲同一文化背景的拉美却困难重重。
其次，印度和中国是最具有比较性的两个大国。
中国改革开放前，同作为亚洲的两个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在综合国力以及人均GDP等指标上相若。
经过20余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在整体经济实力和人均GDP上均大大超过了印度。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
马克思·韦伯首先在经济学研究引入文化因素，他说：
资本主义与新教的理性禁欲主义有着因果关系，让我们看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演进中的文化和本国经济增长有何关系呢？
本文将对于经济增长和文化演变进行对比探究。
1、文化以及文化与经济研究现状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
广义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特指社会意识形态。
狭义上，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文化在经济学中主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定义。
首先，没有文化之外的制度。
阿玛蒂亚·森教授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
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作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但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
”其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就是针对经济活动的，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活动承载着文化的主要内容,所以分析文化也离不开经济。
我们讨论文化就应从制度经济学角度。
文化有动态和演进的一面，按照不同的文化理论，有不同的解释。
比如，进化论认为文化变迁有进化与退化之分。
而按照功能论的观点，文化变迁则是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
任何一种文化的变迁，都必须有其所需的社会需求“能量”，这种“能量”既包括文化的传播和文化自身的增殖，也包括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比如发明、思想变革、革命、政策变化等等因素。
对目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就完全可以用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
目前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转型。
这种转型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剧烈的。
只有深刻认识这种转型，才能合理确定我们的实践方式。
而这种转型中文化的变迁最深刻。
（二）文化与经济研究现状
当今大家都在关注实现经济增长和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三个因素：
资本、劳动、技术进步。
要实现经济增长就是实现这三种因素的进步：
一是增加并改进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要素；二是通过贸易和比较优势；三是通过文化内涵在经济中的作用。
这三种途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有可能起相互强化作用。
然而，当前两种途径被大家渐渐接受、认同时，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中的文化因素发生更广泛的兴趣。
在经济学发展中,在古典的主流经济学里,重视文化的传统从亚当.斯密（Smith）就已有之,直到马歇尔之后才被忽视。
亚当·斯密在1759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在书中已经写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因文化因素难以度量而研究甚少。
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已经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因素本身的探讨了。
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新制度经济学重新重视了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和制度因素。
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中，就说到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过来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那么文化的变迁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反映。
不过，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马克思恰恰相反，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中阐述，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主义积累,而资本主义积累又依赖于企业家阶层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因为新教伦理思想才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产生近代资本主义。
韦伯的理论正是文化决定论的开山之作。
抛开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不谈，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方法，最初是被马克斯·韦伯应用在他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韦伯通过对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发现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
1955年,威廉·阿瑟·刘易斯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书中从经济增长的每一因素如节约、经济制度、知识、资本、人口和资源、政府安排加以详细剖析。
前三方面属于文化分析。
在刘易斯看来，一国经济增长主要指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而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
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厉行节约、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颇有相通之处。
1973年日本的森岛通夫通过《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因于西方科技和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主要是中国儒学和日本原有的神社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是指:
敢于牺牲自我，以效忠自己的国家和天皇的集体主义精神。
书中阐述了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儒教的世俗化和日本的骑士气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森岛通夫并在《透视日本:
兴与衰的怪圈》解释“日本社会非常受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支配，由于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日本的资本主义，相当偏离典型的自由企业制度”。
在国内，也有一些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如王询（1999）分析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的影响，陈立旭（2005）分析区域工商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
国内的这些文献更多强调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分析方法上，侧重于应用历史学和哲学的分析方法，而且对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机制说明有待加强。
综述经济学家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理解，文化与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它们其中有着怎么样的联系？
文化概念的宽泛与文化影响经济内在机制的模糊，在研究中难以形成可检验的假说，致使文化因素难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因此，必须在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变量。
三、文化与经济的联系
（一）文化的变迁通过制度的变化影响经济的增长
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他看来，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
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
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而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的。
对思想习惯的调整，社会各个阶级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
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
在逐渐变迁中向更有效率的制度演化。
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的现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谁发动制度变迁、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变迁、如何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效果如何等问题。
在制度演进过程中,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人们对正式制度的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和变革的方式,由此带来了制度演进的差异。
在一定的历史机遇中，制度变迁往往是不同社会、地区和社群中“文化基因”自我复制和编程的一个外在表现。
这里就涉及到体制变革要适应相应区域的文化，文化氛围中的制度才是有效的。
正如韦森在《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的理论反思》一文中说到：
“在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中，人们社会交往和市场博弈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
文化可以影响对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反过来又改变或强化人们的文化理念,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关键要素,进一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
（二）文化要素通过影响其中的人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人才是最稀缺的要素资源之一。
而经济则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要素；二是借助贸易和比较优势；三是借助自主创新。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民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把人才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好的地方，都是优秀人才云集的地方，如北京、深圳、浙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所以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好坏和人才多少有着直接关联。
换言之，一个区域的经济能否发展起来，关键是看人才这一稀缺资源是否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
而其中培养国民的商业精神尤为关键。
国民的商业精神不仅是推动国家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创新的一种极其稀缺的无形资源。
当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有形资源开始转向无形资源时，国民商业精神对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
无论是企业还是城市、地区或国家，缺乏了应有的商业精神就必然意味着保守、停滞和贫穷。
可以说，任何一个企业要想确立竞争优势，任何一个城市要想实现“民富市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走上增长之路，都必须首先激发出国民商业精神。
从国民商业精神的内部构成来看，商业精神的三个主要成分。
一是创新的精神，二是敬业的精神，这是马克斯·韦伯（2002：
174）基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成果。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出自新教，他的论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
三是合作的精神，这是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上述三种精神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也有相同的一面，即三种精神都是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经济与文化之间通过制度和人来进行转化，进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经济状况有着不同的制度和人，形成不同的人文化。
那么中国的文化与经济有着什么关系。
特别是传统文化当今经济的关系，而且当今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各自的软经济。
软经济有和传统文化有重要关系，我们再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市场经济关系
大家常常说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数千年浩瀚历史中，不管科技、经济、文化中国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落后消极的东西，没有其自身优势，又如何能取得历史中辉煌的成就呢？
又是为什么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实现经济腾飞？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优秀的潜质，又何以能够异域生辉，硕果外显呢？
为什么中国取得看进三十年的经济发展？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分为二来看，既说有利处，也说不利的方面。
而每一点都通过文化与经济间的纽带--------制度和人，来看他们之间的互动。
（一）中国传统文化哪些因素有利于经济发展
1．对国家和集体的重视有利于宏观调控的执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精神中，国家和集体意识理念是主导地位。
首先，这种理念有利于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在强力政府的合理宏观调控下，会使市场经济有序发展。
在儒家权威观和国家观影响下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相对秩序化和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政府制定，为市场经济推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其配套的经济规则，提供了稳固的价值观方面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这种对国家和集体的重视使得大家对政府信任，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有效的降低行政成本。
这种有利面优点是有强大的动员和执行能力，使得政府对市场可以做出及时反映，缺点是一旦决策质量不高，容易犯方向错误。
这种对国家的集体观使得“祖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制度趋于合理化，传统文化影响着制度变化，继而经济变化。
在看人，作为企业家应该有贡献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感,使得当代企业家变身为"民族英雄",企业家更愿意配合国家的调控，更合理发展自身企业。
2．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的优势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先例可循，用革命先辈小平同志的话，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渐进式的改革。
我们的改革是先易后难，在平衡、安定的情形下，在和谐的环境中，逐步逐步改，能够接受多少改革多少，思想搞通多少，改革多少，是一点一点地改革。
这是跟中国哲学中的的平衡观、中庸观有着极大的关系。
西方的改革就与中国大不相同了，他们采取“休克”疗法，就是突然改革，短时间内的改头换面，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
事实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我们一边改革，一边经济在发展，而且是高速度发展；而西方休克改革下的国家经济大多会滑坡，或是很难缓过劲来，造成长期的经济不景气。
中国人向来善于遵循客观规律，不急不躁，稳步前进，改革的同时，给经济留下喘息的空间。
3．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和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勤劳、节俭、敬业,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赡养和抚育义务,成为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中，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引进部分外资外,主要依靠国内的高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之所以长期以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与儒家文化的劳动伦理和家庭伦理不能不说存在直接联系。
现代企业家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尚贤、重教的优秀传统,对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各国的实践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人的知识、技能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转化为物质资本及技术的优势。
韩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
儒家虽然相信人有天才,但还是主张通过学习和普及教育来提高人的智能。
韩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一贯重视教育,长期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使丰富的人力资源得以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4．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诚信、个人道德和仁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际关系中重视和谐、诚信以及提倡个人道德修养的自律精神,有助于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道德规范。
除法律外,市场经济还需要建立一套以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自律性道德规范,以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
儒家所提倡的诚实、守信、“不偏不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伦理,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道德规范。
华人讲“仁”，仁义道德的仁。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商业就是顾客第一，首先要跟顾客搞好关系，这就是“仁”的概念。
再者，华人讲德，在商业上就是讲究服务质量，服务第一，服务质量不好就是没有德。
其次，我们还讲信，诚信为本，做生意要讲究信用，要没有假冒伪劣。
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讲“和”，和气生财，在现代的商务中间，就是合作第一。
包括企业内部的关系，企业内部上层跟下层，同层同事之间的合作，上下之间的合作，也包括企业外面，跟兄弟企业的合作。
还包括企业跟政府的合作，跟社会阶层各个阶层的合作。
和为贵，和是现代商务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中国人喜欢和气生财，有事情呢，大家通融就把它解决掉了，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
5．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
文化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
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正日益聚集于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
特别是，世界正在依照文化价值观而进行定位和划分，以至于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之说，以至于有人宣称要“为文化价值观而战”。
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然会带给中国特色文化的进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不利于经济发展
1．传统中“重农抑商”对市场的排拒
众所周知，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
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农业为第一位，稳住了农业就稳住了政权，所以，他们极为重视农业，压制商人，反对市场。
大多数时候将商人统统视之为“奸商”，或者看不起商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把商人都说成是“小人”，因为商人唯利是图，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将商人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是由于无论从环境上，还是社会类型上，过去的中国都是一个中央集体的小农经济国家。
首先，从地理特征环境上看，北是草原和戈壁，西北是戈壁和沙漠，西南是高山大川，交通阻塞，于是以黄河、长江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农业的核心地带，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
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类型，决定了它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其次，因为商业固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却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重商则伤农”“伤农则伤本”，这是所谓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就是说，只要农业稳定，统治者就可以长治久安，享受太平，否则中国社会就会大乱。
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不足为怪的，也是小农经济国家的必然。
现在，虽然人们在种田和经商之间，大多倾向于后者，但对商人的偏见并没有消失，“无商不奸”的说法仍然广泛流传。
这种对商人和商业行为的歧视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是农业社会的特点，不应该存在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之中。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还包括要素市场。
传统的乐土重迁、追求安逸的生活习惯，让中国人在就业中不愿远离家乡，不愿更换工作岗位，这显然妨碍劳动力市场发挥人才配置作用。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力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将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2．“崇尚中庸”和平均主义对市场经济中竞争的排拒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和根本特征，然而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中庸。
这里不讲中庸的思维方式，只讲中庸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它是反对竞争的。
传统文化贵中尚和，否定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把“中庸”视为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途径，主张人要安分守己，扮演不同角色就履行不同义务。
例如，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时，就以“五伦”为标准，不能超越“规范”行事。
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通常做法是按贡献大小进行一次分配，再通过社会调节进行二次分配。
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既不考虑公平更不追求效率，只注重结果平均。
这就是今天的“大锅饭”“铁饭碗”难打破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其缘由。
在这种分配观念的影响下，平均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
穷人喜欢抱怨现实，甚至有“仇富”心里，而富人又不敢“露富”，怕遭人嫉妒。
这样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富分配对劳动者的激励功能，削弱了他们的自强不息、参与竞争的意识。
3．“文化中心主义”对开放的排拒
开放是一条富国之道，封闭是一条穷国之路。
世界发展史证明，凡是开放早的国家都成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实行开放是分不开的，如欧美、日本无不得益于开放。
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首先是归功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商贸，为了黄金。
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远行，其艰苦卓绝的程度，与哥伦布的航行不相上下，如郑和下西洋，时间与哥伦布航行的时间相差只有半个世纪，然而二者的目的和文化品位大相径庭，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了政治，为了显示皇威，一路施金，一路宣传，虽说显赫一时，但没有带来什么经贸效果。
4．重“官本位”对科学、法治的排拒
“官本位”导致“人治”，拒斥“法治”。
几千年来，中国推崇“人治”，没有“法治”的传统。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过去虽制定了不少法律，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治”还相当严重，比如红头文件大于法律，优先于法律，是权力至上，而不是法律至上，造成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严重妨碍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导致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
中国传统文化重“官本位”，不讲科学，根源久远。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做官光荣，搞科技卑贱。
尽管中国古代修建了阿房宫、长城、颐和园、故宫、江南园林、三大石窟等这些震惊世界的大工程，但是创造者的名字却很少流传。
这对经济影响很大。
四、如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以韩国举例论述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
韩国很早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四世纪经中儒教在韩国广泛传播,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