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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讲义
民族志讲义
第一章绪论
一、民族学、民族志、民族志学、民族志资料
1、传统上理解：
民族学是学科，民族志指材料。
另一种理解就是，民族志等于民族志学，都是指一种研究方法、过程。
之所以用民族志学这个词，是避免对“民族志”产生误解，怕误解为“民族志资料”。
所以有人（如景军）干脆主张用“田野志”代替“民族志”。
而让中文的“民族志”这个词汇保留中文的愿意。
而且，“田野志”这样的词汇只有人类学才有。
2、“民族志资料”是“民族志”用法的解释性叠加，为的是专指资料的那部分。
其用法类似“民族志学”，想让人一目了然，知道它是一门学问。
所以理解“民族志”这个词，要加进时间观念。
（1）传统上，指的是资料，所谓中文的“史”、“志”、“论”。
“志，同积、集、记也”。
（2）现代的转向（实际上仍是继承，将内容更加确认而已），即民族志乃专指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视角。
所以《民族志》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学问。
民族志已被应用到其它各个领域：
民族志电影、民族志诗学、民族志传播学……
民族志是人类学中的一种工作过程，或研究过程。
二、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田野研究、质的研究
1、民族志研究是人类学研究，但它又特指那种研究者亲身进行的田野工作的一种研究。
因为有许多人类学研究，并不是研究者直接到田野中收集第一手资料，分析归纳，与被研究者互动的。
所以：
人类学研究要广泛一些。
有许多非专业人员也在做所谓的“人类学研究”。
而“民族志研究”是专指某一种类的人类学研究。
2、“人类学田野研究”这个词汇也经常出现。
中文的多。
一则，听起来比较好听，象一门学问，也不会产生误解。
二则，其实很多人关不知道或弄得很清楚上述的那些词汇的含义。
3、关于质的研究
民族志研究属于一种质的研究。
其实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研究都属于质的研究。
但质的研究还是不同于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更宽泛，是相对定量研究而言的，如哲学研究、个人反思、政策分析等属于定性研究，但却不属于质的研究。
（陈向明）
但也有人认为，遵循概念经济原则，还是让它们相同。
不必又搞一堆名词。
（王宁）
而港台中青年一代，惯用“质的研究”、“定质”、“质化研究”等。
陈向明的反应，试图给出一个定义。
“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各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陈向明：
p.12）
由此，她认为质的研究就有如下的特点：
（陈：
pp.7~9）
（1）自然主义的探究传统,在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把事物放到其所处的环境去理解，产出的形成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录像等，即使使用数据，也在于描述社会现象。
（2）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
其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
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即“emic”。
（3）研究本身是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会变；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会变；建构出来的结果及理论方式也会变……
实际研究中，研究者是社会现实的“拼凑者”，将某一时空发生的事情拼凑成一幅图画展示给读者。
使用的是即时性策略而不是验证。
（4）使用归纳法。
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同时进行。
资料呈现的手法是深描（thickdescription，C.Geertz,1973）,透过很细的细节表现文化.
（5）重视关系研究。
A.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因为研究目的是解释性理解；
B.由此关注职业道德问题；C.因此具有平民性，其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三、民族志方法的特征
1、一般性的描述
民族志是这样一种方法：
研究者公开地或隐蔽地、较长时间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观察所发生的事情、倾听人们的谈话、并不断向人们提问；事实上所有有助于说明研究问题的材料，都将被收集。
所以，民族志是一种更为一般的研究策略，其中，参与和观察与其他程序交织在一起。
在近年来西方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兴趣和讨论中，民族志方面的讨论起了很大影响。
同时，
民族志对把定性研究方法转化为一种后现代的研究态度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志方法具有的特征：
具体的、具有碰巧性的、个人的过程，难于规划，存在失败的风险。
研究者个人的技能在每一种场合下都显得至关重要。
包含多种收集材料的方法；收集“非结构”材料。
强调探索某个社会现象的属性，而不是检验关于这些现象的假设。
研究少数个案，或许是单个个案。
对材料的分析侧重在人的行动的意义和功能的明确的阐释。
研究结果采取文字描述和解释的方式，定量或统计的分析至多只起从属的作用。
放弃观察提纲，对所研究对象采取一般的、无所侧重的态度，并从研究过程中逐渐找到研究的重点和主线。
时间成本大。
主要的局限是：
材料的收集与其他策略（参与策略、材料分析、写作风格与论文的写作中的作者属性问题）相比，成为第二位的东西。
因为材料收集过程中需要灵活性。
但是，与此相随的一个危险是方法论的任意性。
2、《中国民族志》中的描述
（1）属于质性的研究
（2）是参与观察的产物。
如同理科实验报告一样，民族志报告是“人类学实验”的产物。
（3）厚重细致的描述。
（4）与自然主义的区别。
这里主要讲描写方面。
这里的自然主义，指一种描述做法，追踪事物表面现象进行描述。
而民族志描述，更重视了解事物内部结构和关系、事物的背景。
（5）与理论探讨作品的异同。
3、变化着的民族志（张小军；文思理）
（1）社会世界的变化巨大。
“影响了关于人类社会的传统的分类或者类型学，不同社会彼此间界限不清、对相似社会分类标准的怀疑，这些变化令诸如“西方/非西方”、“发展/后发展”、“原始/文明”以及它们截然不同的残存意义，都变得空洞了”。
因此，存在着一种知识危机，掺杂有偏见、不真实、主体性、多义性等的传统知识受到挑战，自然民族志和田野研究的知识体系也受到挑战。
（2）第二个变化涉及到田野，也涉及到比较重要的一个认识论上的争论。
即所有观察者都能进入到田野中，从而有可能成为民族志生产者。
这涉及到非专业人员，冲击了人们想像的人类学家的权威。
因为这些非专业者如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谈话节目主持人、摄影师、艺术家、评论家、诗人、小说家等，在这个领域也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相对的权威。
因此存在专业的危机，民族志田野研究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3）“文化”一词涵义的改变，其中涉及“文化”的庸俗化，以及被人类学专业人员重新进行定义。
但这个几乎被放弃的词，相应地被非人类学的人大规模地使用，他们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工具主要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论这些目的之新旧。
因此存在着学科化概念危机，不单文化概念俗化，连人类学都有俗化的危机。
因此，张提出，由于后现代对民族志和传统知识体系的解构性是深层次的，至少目前我们找不到避免危机的办法。
但针对民族志方法论困境方面，可以以互补方法去促进民族志方法的完善。
四、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表达方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主要产品，反映的是这个学科的特点。
类似于小说散文等作品反映的是文学的特点一样。
长时间以来的民族志生产，推动了人类学的发展。
所谓人类学理论，其实都是通过某一本民族志而被表现出来的。
典型的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萨摩亚人的成年》、《江村经济》、《努尔人》等等。
所以，民族志是一种人类学研究范式，或者叫表达方式。
这里引用张小军所列出的一张表格，叫“民族志方法论的分析参量”（二分参量，共20对）。
（张：
2003）
1功能主义的民族志，经验实证的事实发现事实和文化法则现象学的民族志，解释性的事实，文化事实是在我们的解释中创造的
2结构民族志有机的民族志
3认知民族志，对行动者的认知反省的民族志，研究者的自我反省
4民族志的科学目标和科学目的民族志的应用目标和为人类服务
5民族志的描述倾向，经验优先民族志的分析倾向，模式分析，理论优先
6民族志的科学化民族志的文学化，自传的生活史研究
7客观的田野研究主观参与的田野的研究，互主观的研究
8他者的研究，异文化的研究本土的研究
9客位研究，操作模式、概念模式主位研究，认知模式，重视当地人的想法行动的理解
10同一对象研究的事实（存在）唯一性同一对象研究的事实（存在）多样性
11关心人类行动、物质活动的世界关心人类思想活动、认知的世界
12解释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本身把结构和功能当作文化解释的变量
13真实的事实，有真实的行为，有真理学术的假想，理想的模式，真理真实相对
14静态的结构均衡有历史的动态平衡结构
15文化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批评文化决定论
16田野研究应当学会当地语言，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田野研究可以不懂当地语言，不完全生活在一起，只要有亲密的关系
17描述性的概念解释性的概念
18早期部落社会是简单社会，文明偏见早期部落社会并不简单，反对文明偏见
19殖民地的土著人研究，民族偏见，种族偏见本土研究，批评民族偏见，批评种族偏见
20男性偏见，女性偏见批评男性偏见，批评女性偏见
这20对分析参量，基本反映出民族志方法论和人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问题。
五、民族志的贡献
1、民族志产品是人类学学科工作性质的一种反映，也是人类学者本人工作的反映。
2、民族志是人类学理论发展研究及其过程的一种反映。
这从众多的民族志著作中能看得出来。
我们在谈论人类学理论发展史时，总是不能离开各个时期各种民族志著作的，不然就成了空谈。
3、民族志对人类学者职业生涯具有重要作用。
这里引用马尔库斯等的观点来谈。
（马：
1998：
42~43）
对典范的民族志文本的阅读和教学，已经成为人类学者向学生传达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知道的事物的主要手段；
民族志是人类学者赖以对学科内外的理论与知识探讨作出贡献、非常个人化且富于想像力的媒介；
民族志工作已经成为提高人类学者职业地位以及建立其声望的创造性活动。
所有的人类学入门者，都得先经历相关的异文化民族志研究的训练，并要写出一部民族志著作。
本章参考资料
1、J.E.马尔库斯、M.M.J.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8.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杨圣敏.中国民族志[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4、张小军.民族志方法论的互补性[A].文化人类学理论新视野[D].香港：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pp.13~27.
5、文思理.2001民族志的回顾与思考[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
（1）：
191~199.
第二章民族志的发展
本章专讲民族志的发展。
其主要依据的线索是人类学发展史。
不过与一般人类学发展史是不同的，讲的是人类学田野研究那一部分的发展过程。
内容包括民族志调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民族志写作、民族志作为一种工具所要表达（说明）的文化理论、哲学逻辑、研究视角、思想思维等等的变化。
如果学完本章能够了解“民族志是什么，能够是什么，应当是什么”等问题，则已达到本章的教学目标。
粗略地分，民族志的发展过程大概是三大阶段。
在博厄斯和马凌诺夫斯基之前是的民族志为一阶段；自他们之后到1970年代为第二阶段；1970年代之后可以划为一阶段。
需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并不怎么科学，是一种比较随意的划分。
一、欠规范的古典时期
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基本都是安乐椅上的人类学，以《金枝》为代表。
而且主要的工作是从宏观上归纳和解释各种民族志材料，建构一种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以证明进化理论。
但缺乏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缺乏一种对更具体的和更微观的文化现象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
此时期，人类学里，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完全脱节，同时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也没有什么规范。
于是当时的民族学就完全处于一种全开放的状态，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没有什么专业规范。
任何人，不管是什么专业背景，甚至没受过高等教育，只要有兴趣，就可以自由涉猎，并且发表大量著作。
凭着自己个人对文化的理解而自由地定义民族学这门科学。
因此民族学成了公众的乐园。
（杨：
2003，p.4）
确切地说，这时候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可言。
虽然也有少量依据调查材料而做的研究，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但那时学者普遍认为，对文字和实物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比在实地工作更加重要，他们更多的是重视收集资料，也就是收集民族志资料。
由此联想到的是：
中国的人类学有近百年的历史，但至今仍未能去除古典时期人类学的痕迹和想象，也还不能建立一种科学规范。
造成的结果：
一是社会大众或者社会机构，对人类学的理解偏差，这种偏差已根深蒂固，靠几个专业小青年大胆地写点什么宣传性的文章不足以纠正。
二是饿死专业的，撑死业余的，因为专业的讲学科规范、职业道德、专业原则，因为他还得一直在专业圈子里呆着，不能不懂装懂，否则他将无颜面对国内外同行。
业余的才不管你什么规范，能讨好机构和他人就行，其策略是有奶便是娘。
三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滞后（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的），它的门槛太低，对发展是不利的。
国外的人类学学科规范已难于被现在浮夸的中国的专业或非专业学者所接受，因为按照那种规范来做的话，他们就需要付出十倍或者更多的努力。
但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若缺少这种学科规范，中国人类学将是没有前途的。
由此的启示是：
专业人员队伍的扩大，规范的构建（尽管很困难）、人类学精品的产生（包括民族志作品、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产品），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
另外，千万不要自我边际化、边缘化，学科不能这样，专业人员也不要这样。
要从事人类学最核心的内容的研究工作，从事最能体现人类学发展水平的工作，那就是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
二、民族志科学规范的建立
进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后的人类学，学者们已开始走向田野，去做实地研究。
当时，人类学者们看到他们研究和讨论的异文化正在走向消失，认为自己必须去搜集这些正在消失的文化。
同时他们发现旧有的材料已被反复引用，已无新意，还充满了某种偏见和不可靠性，因此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类学者，在形成对社会文化的新认识新思想时，需要用更新的更具体的新材料去作论证。
这就是那个时代田野调查工作兴起的主要学科背景。
于是许多综合调查队伍组建起来，大面积的异文化调查也进行了，并由此逐渐产生形成了一些田野工作规范。
1874年，不列颠科学协会出版田野调查专业手册《人类学的记录和询问》。
20世纪初剑桥大学的W.H.Rivers提出了大面积的泛泛调查（Surveywork）和小区域深入调查（Intensivework）的区别，其讲的后者是一种新方法。
他认为，应该对调查的范围和深度有所规范，调查者应该在一个几百人的社区里生活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解社区所有方面，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他已指明了田野工作的方向。
那时，在田野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博厄斯，事实上可能就是因为他在田野工作中的规范做法，使他在人类学领域得到了成功。
博厄斯及其学生当时主要对北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土著进行民族志的调查研究。
博氏要求学生们事无巨细地全面搜集土著居民的材料，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要直接与被访问者交流。
他本人学会了12种土著语言。
博氏的努力为田野工作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马凌诺夫斯基在促进民族志田野工作的专业规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自己在初步兰群岛的民族志专业工作成果（民族志作品完全以自己的田野调查材料为主要基础），证明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标准。
从他以后，民族志方法才走向现代。
因此我们才说，马氏是一个在人类学上划时代的人物，不单因他的功能理论，更因为他对民族志研究方法发展的贡献，自他以后，产生了全新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模式，与旧的民族志生产模式完全决裂。
马氏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描述感觉经验，并将其当成一切论证的依据。
为此，自然科学家是在实验室工作，并将自己实验过程和观察结果写成科学报告。
民族学家的实验室是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他们必须亲自去实地参与观察，并将这种亲身的见闻写成自己的科学报告，即民族志。
正如自然科学实验有一套科学程序那样，民族学家必须结束过去那种粗糙和随意的调查方式，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科学标准，自己的模式。
他自己的工作即初步兰群岛民族志成了这种理论的最好的证明。
马氏为后来者建立的规范是：
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训练——做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获得承认。
自此以后，民族志才真正成为参与观察的产物。
以后凡是想以人类学为职业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要遵循这样的道路，除此之外的人便成了人类学的业余爱好者。
从此以后，“承认那些从未亲自对至少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何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也就是说，任何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专业的人，必须至少对一个民族社区做过实地调查，并且以此为基础写出民族志。
（杨：
2003，pp.4—5）
在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许多人类学著作是在马氏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
七十年代以前,虽然有不少人类学者以隐晦或直接了当的方式对他的功能论提出批评,但是很少人反对他所建立的田野工作法和民族志描述体系。
六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重视从多文化的比较中寻找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在方法论上形成与功能主义的民族志相反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回到了早期的形态。
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的概念对社会人类学者影响很大,但是即使是采用他的概念的人也很少采用他的叙述架构,而保留民族志的特色。
（王：
1996）
关于马凌诺夫斯基民族志的主要特点，这里再引用尔马库思（GeorgeMarcus）和库思曼（DickCushman）的观点来说明一下。
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尔库思（GeorgeMarcus）和库思曼（Dick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系统地概括了新近对民族志的评论可更新。
两位作者主张,民族志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of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
依据马库思和库思曼的分析,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
1.叙述结构 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科学或功能主义,所以往往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
因此,这种民族志的写法是:
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 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当他们看见某人做某事时,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有意使他们的叙述显得客观。
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
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3.被研究者的共性 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在他们所写成的民族志中被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没有个人的个性而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character）。
这种对被研究者的个性的压制,意在使研究显的科学和现实,而实际上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程度。
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 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权威性论断,使书中的观点受读者接受。
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们大部分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查地点”。
不过,由于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
5.日常生活情景 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幅去描写某个事件。
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
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在曼城学派的人类学研究中被发展到极占,成为格拉克曼（MaxGluckman）和特纳（VictorTurner）等人表达他们的社会观点的手段。
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 写作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几乎都比较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让人知道这是他们的观点和引象。
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
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
后来,弗思（Raymond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
7.具体素材的推知法 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
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8.术语的润饰 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
因此,他们不得已在术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从而使他们的努力显得有点虚假。
9.被研究者的概念和言论的注解 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
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
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
（王：
1996）
这种民族志生产过程和写作的规范，逐步成为人类学所认可的一种标准。
到今天这种模式仍然没有变。
今天民族志变化的方面并不是它的生产模式，而是它的视角，以及解释文化和文化关系的的新的理论视角。
三、现代的民族志研究的发展
这里笼统地把1960年代以后的民族志方法归为一类。
实际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在1960年代以后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其理论转向也很大。
在人类学领域，先后出现几种理论，都涉及到民族志研究方法问题。
民族志的发展，最早是伴随着对马氏的整体民族志的批评开始的。
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三种批评。
第一种批评来自英国本身,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阿萨德（TalalAsad）。
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阿萨德从民族志田野工作的背景出发对民族志工作者提出一个问题。
在功能主义时代（1920—1960）,社会人类学者并没有意识到民族志的调查是在一定的文化碰撞的场合下发生的,甚至还为了建立自己在西方社会的地位,提倡为改善殖民地行政作一些工作。
阿萨德的问题是:
因为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以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间的遭遇（colonialencounter）会不会对人类学本身有影响?
他自己提出肯定的回答,认为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和人生实际上与西方向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渗入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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