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期学术史经济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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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期学术史经济篇

唐宋变革期学术史·经济篇

小引：

“唐宋变革期”的内涵和学界认识的轨迹

　　在历史学人的视野中，重视变化，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

惟有如此，才能够厘清制度的沿革、世态人心的迁转，进而从中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最终体现史学的镜鉴功能。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强调在纵比与横比中发现历史的变化，以求做到“变中见异，异中见性”。

[1]同样的见解也见于宋史专家蒙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中，他说：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

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

[2]这些主张，都是从贯通的角度强调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

这种学术研究的思路，摆脱了旧时代史学以王朝兴替为依归的窠臼，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大进步。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假说”，产生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事（narrative）体例”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整个社会学习西方所造就的“学术生态”的氛围之中，[3]同样体现了对历史变化与长时段研究的重视。

这个假说的影响力日益深广，给今日中国的唐宋史学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和范式。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唐宋史学者注意从唐宋变革的角度研究历史的各个侧面，而关于“唐宋变革期”的界定也众说纷纭。

台湾学者柳立言指出，所谓“变革”，不是说一般性的变化，而是指“转型之变”（TransformationChange）、“根本之变”；作为“根本或革命性的转变”的“唐宋变革期”，不是指整个唐宋两代，而是指中国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始于8世纪的中唐，终于10世纪的宋初。

[4]笔者深表赞同，引为同调。

但是，柳氏对唐宋变革期的时段严格限定，却显得过于拘泥。

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假说”的提出，对于启发和推动学界重视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可是，证成这一假说并非今日学者们的主要任务。

我们更多的是要从这个假说中得到一种启发，以探究唐宋之际的变革为突破口，重视对种种变革的提炼总结和背景原因的分析，最终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轨迹和内在脉络的理解与把握。

变革是引发性质改变的变化，自然不能将变革与一般的变化划等号；但是，变革之后的平稳时期的历史现象，未始不可以用来反映变革的内涵及其影响。

因此，将整个宋代甚至南宋时期的少数史实纳入唐宋变革期的研究之中，既是文献不足征的无奈之举，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基于这个考虑，本文所涉成果就不限于对中唐至北宋初年这个时段，以期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一领域的学界成就，而不论文章作者是否意识到了其间的转变。

　　对于“唐宋变革假说”，中国学者经历了一个从学术自发到学术自觉的认识历程。

最初阶段是唐宋史贯通研究思路的萌发阶段，大致可以从1903年梁启超等人为新史学奠基到1980年代初期。

这一阶段，先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史学筚路蓝缕的拓展，学界逐渐摒弃以朝代的更替为断代史研究圭臬的传统思路，开始以长时段、贯通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史重新进行分期，突出了不同时期的变化。

接下来是中国史学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古史的研究。

1954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敏锐地指出：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5]这种认识，容或受到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唐宋变革假说”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将这种变化等同于古代与近代的变革。

随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化》[6]、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7]等文。

这种观念是自发产生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后续研究却依然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

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也影响到了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活动。

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使中国大陆学者有机会接触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范式，最终也带动了国内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日本学者“唐宋变革假说”成为推动唐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

近年来，先后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湖北大学、云南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曾召开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大批相关论文的发表，还出现一些以唐宋变革期为研究主旨的学术著作，如台湾学者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8]、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9]、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10]等。

这些论文论著的出现，充分说明新时期学者们关于唐宋之际巨大变化的研究，已经进入一种自觉的状态，这必将给未来的唐宋史研究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

　　在我看来，唐代和宋代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唐宋之际恰是汉唐和宋明两大时期的分水岭，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11]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洋发展的趋势。

[12]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

于是，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的立国态势，至宋代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13]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变化之最著者。

下面拟分

（一）环境与气候变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和经济重心南移、（三）土地制度与农村经济、（四）商业经济、货币体系与都市化进程、（五）财政与赋役、（六）域内和海外交通网络和（七）区域经济等七个部分对学界成果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环境与气候变迁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

　　1.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4]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

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大变化。

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15]、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16]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

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1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

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18]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

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19]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

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20]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

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21]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22]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

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

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2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

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24]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

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25]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26]，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27]，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28]，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29]，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30]等。

　　2.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

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31]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旱多于涝。

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32]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

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33]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

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

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涝，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

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34]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3.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35]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

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

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36]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

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37]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

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38]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

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39]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

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40]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

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41]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4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

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43]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旱灾害加重。

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

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44]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

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

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45]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4.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46]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4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48]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

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49]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

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

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50]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

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51]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

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

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52]认为，从6世纪至10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沼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

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

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

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入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

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53]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

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54]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

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55]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与经济重心南移

　　1．关于农牧业经济板块的错动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56]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

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57]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

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58]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

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59]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反之亦然。

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60]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61]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

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62]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

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63]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

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

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

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64]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

“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

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65]和《宋代农业地理》[66]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

入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

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

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

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67]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

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68]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

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69]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

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

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

[70]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71]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

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7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

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

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

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7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鳞《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74]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星点农家村庄。

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75]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

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

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76]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

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77]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78]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

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79]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80]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

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

汪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81]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

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

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

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8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83]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2．关于经济重心南移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84]，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85]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86]重申自己的观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8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88]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89]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90]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

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91]，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

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言，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

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

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92]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93]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

第二种是“隋代说”。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9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

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95]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

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96]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

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年4期）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97]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

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