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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武人与诗人

一代枭雄：

武人与诗人

一、杨素其人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出身于北方关陇集团的统治阶层。

其生年，有考证说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年（公元544年）①，卒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

《隋书？

杨素传》言素“（少）有大志，不拘小节”,“有英杰之表”，曾被其从叔祖赞为“非常之器”,为学“研精不倦”，“善属文”。

于是他很快以其文武之才显于仕途，历仕周武帝、隋文帝和隋炀帝。

杨素在宰臣生涯十七年（589-605）中，多权诈而党同伐异、私心很重。

《隋书》引有他的两句话：

一句是“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另一句是他为父亲身后请封遭拒后，再三上奏周武帝，帝大怒而欲斩之，“素乃大言曰：

‘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

'”仅此两句话，我们就可略见杨素的性格：

雄心勃勃而带有欺人妄语，年轻气盛却有自视极高的狂妄。

对于沈德潜《古诗源》中评价杨素“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的观点，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认为：

“其实这并不奇怪，诗歌和道德本来不是一回事，风格与人格常常可以分离，而人的思想又是复杂的多元体。

弘农杨氏在北朝本是大族，杨素从小好学，文化修养比较高，后来又有多方面的生活经历。

诗中体现的气格，正是位极人臣之后思想中另一侧面的表现。

”②因杨素的品行与其诗歌联系不大，故不

再多述

二、当前杨素诗歌的研究状况

《隋书?

经籍志》说杨素有《杨素集》十卷，《隋书》本传也说其“有集十卷”，今已佚。

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上古三代汉魏晋南北朝文》中只录了十八篇。

今人逯钦立所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也是收录了这些诗歌。

本文所分析的杨素诗歌也就以此为据。

探讨杨素的诗歌，首先应统观隋代的诗歌创作。

对于隋代文学的评价，大体有三种观点，我赞同一些学者“抓住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到唐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较辩证地考察了隋代文学的优缺点”③。

隋代文学表现出来的“过渡性特征”很多，本文想立足于南北诗风融合这一主要特征，来对杨素诗歌作些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它们的文化结构自产生之日起就有差异，尤以南北差别为大。

到了南北朝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众多，相互交通较少，南北差异愈加明显。

对这一差别加以论述者，古已有之。

魏征在《隋书?

文学传序》中说：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④；近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认为，南北地域自然环境迥异，人文氛围不同，语音亦有所不同，进而导致了南北文学的差异：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

”⑤又说：

“杨、薛之作，间符隋炀，吐音近北，？

"迨S稀！

雹？

杨素处于南北朝向唐朝过渡的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其诗歌便也反映了南北诗风融合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对于杨素诗歌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仅有《略论隋代的杨素及其诗歌》一篇，杜晓勤先生认为此文对其诗歌的评价有抬高之嫌。

在诸多已经问世的文学史中，对杨素的评价较高，在《20世纪文学研究？

隋唐五代卷》中列举甚详，于此不再赘述。

三、杨素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杨素诗歌现存不多，其中《行经汉高陵诗》仅存两句，因其写作时间不详，资料又欠缺，故于此不加论述。

另外完整的十八首五言诗作，我想分类分期进行探析。

这些诗歌的写作年代，论述中多采用曹道衡、刘跃进先生所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⑦中的编年。

（一）前期诗作这一时期，杨素正值壮岁，屡经战事，功绩卓著；政治上深受文帝信赖、仕途顺达。

其时，隋代刚完成统一不久，南方诗风对北方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再加上隋文帝倡导质朴的文风，因此杨素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充分展现了北方诗作重气质、言辞清雄的特点。

1.《出塞》二首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杨素出伐突厥归来，写下《出塞》二首，薛道衡、虞世基都有和作。

其诗如下：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

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

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

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

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

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

严谯息夜斗，？

u角罢鸣弓。

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

休明大道暨，幽荒日用同。

方就长安邸，来谒建章宫。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

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

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

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

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

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

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这两首诗歌，开篇都点明了诗人不顾个人而忧心国家的责任感。

在朔方凄寒的背景下，诗人横行万里、据鞍夜斗、感慨良臣，表现出渴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

诗中边塞风景的刻画细腻真实，对仗、用典工巧无痕，声调沉雄雅健，苍凉刚劲，宏壮阔大，全诗显得壮美异常，显现出其诗歌质朴刚健的风格。

杨素的边塞诗以古体乐府写时事，其特点首先在于真实。

因其曾多次抗击突厥，故对塞外风景、战争战士状况等都有深切体会，使之艺术化为诗歌，便充分展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风貌。

这一精神流露出来的质朴刚健的气息一改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使得当今许多研究者认为边塞诗在隋代诗歌中居最高成就。

杨素这两首边塞诗，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一些诗歌发展的新气息。

2.赠答诗三首指赠寄薛内史道衡的诗作。

薛道衡，《北史》和《隋书》本传均言其极有文采，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名，此时他任内史侍郎。

《隋书?

杨素传》言“（素）厚接薛道衡”，现存杨素完整的诗作除《出塞》外均是赠薛之作，而《出塞》二首薛也有和作，可见薛杨结交之深。

先看写于文帝开皇十九年（599）的《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诗二首》：

居山四望阻，风云竟朝夕。

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

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

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

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

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席。

日暮山之幽，临风望羽客。

岩壑澄清景，景清岩壑深。

白云飞暮色，绿水激清音。

涧户散余彩，山窗凝宿阴。

花草共荣映，树石相陵临。

独坐对陈榻，无客有鸣琴。

寂寂幽山里，谁知无闷心。

文学史认为在杨素赠薛道衡的所有诗作中，此二首“尤为出色”，说其“写山中景色幽静秀丽，极尽刻画之能事，其观察细致，色彩绮丽近于张协和谢?

I之作；表现山林寂静气氛，则又近似左思《招隐诗》与郭璞《游仙诗》。

这两首诗对景怀人，写出了从朝至暮的山色，远景近景、动态静态，无一不是独坐者眼中所见，就自然绾合到‘故人不在席'”，并认为这首诗是

“‘富贵闲人'的恬适、悠远”⑧。

他们对于此诗内容的分析很有见解。

综观这两首诗，作者用白描手法刻绘出来的诸多山中景象使全诗构成一个浑融和谐而幽深的氛围，很充分很完整地渲染着诗人怀思故人的情愫。

全诗的格调是低沉的，但情感的流露却是浓厚真挚的。

这一系列清幽景象的入诗，也使得诗歌格调清远、幽静。

如果说此诗以刻画山中景象的幽丽来打动读者的心弦，那么《赠薛内史》则因其厚重中见出秀逸而感动人心：

耿耿不能寐，京洛久离群。

横琴还独坐，停杯遂待君。

待君春草歇，独坐秋风发。

朝朝惟落花，夜夜空明月。

明月徒流光，落花空自芳。

别离望南浦，相思在汉阳。

汉阳隔陇岑，南浦达桂林。

山川虽未远，无由得寄音。

这首诗歌写作于开皇二十年（600）。

当时薛道衡配防岭表，杨素独居京师，便寄诗表意。

开篇通过对自己“不能寐”、“还独坐”、“停杯遂待君”等几个典型动作的铺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诗人忧思难忘的情态，使其内在的情思得以逼真地展现。

特别是徒有明月而无人赏，花自芬芳而空落，使得忧思之情进一步深化。

在多重渲染离思之情后，末以相隔未远而音书难寄作结，韵味更为悠长，让人感慨良深。

此诗在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别具匠心。

全诗四句一转，顶真而下，句子间的层层递连使诗人的感情挥泻犹如流水一般不可遏制，情思的表现可谓真挚浓郁，震撼人心。

全诗也因此而更显完整浑融。

（二）后期诗作

《隋书?

杨素传》云：

“炀帝初为太子，忌蜀王秀，与素谋之，构成其罪，后竟废黜……朝廷靡然，莫不畏附（素）。

惟兵部尚书柳述，以帝婿之重，数于上前面折素。

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

上渐疏忌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

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

”据此可知，杨素在与杨广相互勾结而使蜀王秀遭废之后，在当时的朝堂上可谓一手遮天，后来柳述和梁毗多次揭发其劣迹，才使隋文帝稍稍疏远了他。

又，隋炀帝立为太子在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可推知，杨素不复再为文帝所深信当在仁寿元年以后。

《隋书?

杨素传》又云：

“素虽有建立之策和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

”杨素也知道炀帝对他的猜忌之心，深知自己的政途不再光明，终究不肯服药而死去。

可见，这一时间段内，杨素不仅为文帝所疏忌，纵然身为炀帝夺嫡首功和平汉王谅谋反的大将，他的政治生涯却充满了危机；加之身染疾病，他的人生也即将结束。

故杨素的处境和心境应该都是较差的。

那么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也必定会或多或少流露出这种不得意，故而我把仁寿元年（601）作为其前后诗歌的分界点。

比之前期，这是他诗歌创作数量较多的时期，有《赠薛播州诗》十四首。

举其中一首：

滔滔彼江汉，实为南国纪。

作牧求明德，若人应斯美。

高卧未褰帷，飞声已千里。

还望白云天，日暮秋风起。

岘山君傥游，泪落应无已。

――其八播州，当为“番州”之误，在今广州市。

薛道衡在文帝仁寿四年（604）八月被转为番州刺史，在他前去赴任、途经湖南时写下了《入郴江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指出此诗作于仁寿四年或大业元年（605），而杨素的赠诗则作于此后不久。

杨素卒于炀帝大业二年（606），书中据此推断出杨素此诗作于仁寿四年至大业二年间。

这些诗歌，先是对史实的感慨（如其一、二），对现实的不满（如其三、六），也表现出其对友人处境的猜测（如“岘山君倘游，泪落应无已”、“衔悲向南浦，寒色黯沈沈”等）。

而第十首以下，诗人目光转入身边所见：

秋日暮，秋风起，雁飞尽，霜皋净，寒色沉，描绘出一派秋冬的凄凉景象。

由此可知，杨素此时虽仍身担重职，居京师而不像薛道衡那样被迫南行荒远之地，但他似乎已经觉察到了自己人生、政治的路途即将结束。

瞻暮秋萧瑟之景，心中顿时涌起浓浓的惆怅之情；再遥想故友南行的情景：

过岘山而泪落不止，见南枝而思北路，风起洞庭、烟生云梦……友人遭遣南行中睹此种情景，必将倍增其迁客寂寞凄凉之感。

诗歌在表现了其对友人的同情中透露了自己暮年的悲凉，今人读来也会觉察到一种悲哀吧。

《北史》、《隋书》均言：

“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一时胜作。

”词气宏拔者，如其十；风韵秀朗者，如其十四。

通观全诗，大篇巨制，章法井然，用典繁多而巧妙圆熟；对仗繁复而精工流畅；语言质实深沉、梗概苍凉，显得雄浑雅健；表达情思则慷慨而宛转。

这十四首诗作，融北方诗歌刚健质朴的精神内容于南方诗歌秀丽新巧的技巧之中，是兼容南北诗风之所长的诗作。

四、杨素诗歌的成就及影响

隋代建立后，其文化多承北齐―北魏文化而来。

北齐文化是汉晋文化的集大成者，而汉晋文化是承接建安时代精神而来的。

隋文帝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即是对这种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

身为隋朝的开国重臣和出身关陇集团的北方文人，杨素势必深受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

据《隋书》本传，杨素平江南叛乱后，收江南名士鲍亨（善属文）、殷胄（工草隶）为家奴；《隋书》卷七六《潘徽传》载，在大业初，吴人潘徽与南人陆从典、褚亮，湘人欧阳洵等辅助杨素编撰《魏书》……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杨素对南朝文化的喜爱，平时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也应当较为密切。

那么，杨素受到南方诗风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厚接薛道衡”的杨素，其诗歌几乎全是和薛道衡或

唱和或赠寄之作，因此受薛诗风的影响应该很深。

《隋书?

文学

传》序曰：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若能……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而薛道衡在隋代，“太子诸王争与交好，高？

G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

其代表性的诗作如《昔昔盐》、《人日思归》等作品很明显是受了南方诗风影响的。

《北史》、《隋书》言其诗“南北称美”、“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可见其诗也是“南人学北”的典范。

当时诗人的成功佳作，大都透露了这种“北人学南、南人学北“的趋势。

结合杨素的诗歌和其人生经历、交游好尚可知，杨素诗歌在重乎气质的同时，又吸收南方诗歌贵乎清绮的诗风，将北方那种清雄刚健的传统、重乎气质的精神与南诗的细腻精巧、西晋雅正的诗风相结合。

清代刘熙载称其“诗甚为雄深雅健。

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可见，杨素的诗歌兆示出我国古代诗歌从六朝颓废的风气中渐变的气息，它们和其他一些同时代作家的诗作一起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新气息。

杨素的文学素养是很高的，虽然其诗歌今存的数量不多，又大都为五言或唱和或赠寄之作，类别较为单一。

但这些诗歌因诗人较好的文学功底，且言之有物，情感质实深厚；艺术上兼采南北诗歌之长，格高调沉；诗风雄深雅健，从而显得韵味独特，取

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因此，我认为在处于过渡时期的隋代文学中，杨素诗歌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特点，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其在诗歌表现艺术上的探索展示出初唐诗歌形成的端倪，故而，杨素诗歌有其较高的价值和地位，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应给以肯定。

注释：

1罗新、叶伟：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3页。

2曹道衡、沈玉成：

《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页。

3杜晓勤：

《20世纪文学研究？

隋唐五代卷》（上），北京

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4《隋书》卷八十三《文学传》。

⑤⑥陈千帆编《文论十笺》上卷之《南北文学不同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104页。

7曹道衡、刘跃进：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8逯钦立：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