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精选文档.docx

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精选文档.docx

《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精选文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精选文档.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精选文档

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

初唐诗歌近百年，是诗风的大转变、大创新的时期，也是南北诗风融合完成的时期。

在变革诗坛方面显示出重大实绩的是俗称“王、杨、卢、骆”，即初唐四杰。

杨即杨炯，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陕西籍作家。

长期以来，杨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关于他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资料非常之少，这种状况，即使在他的桑梓之地也不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杨炯（650〜694）,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有《盈川集》传世。

杨炯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举神童及待制弘文馆时期：

杨炯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其伯父德裔、德轩，曾任地方州县要职，而杨炯自己的祖父、父亲在仕宦上却没有什么记载，甚至连其姓名也湮没无闻，杨炯自称“吾少也贱”。

少年的杨炯发愤读书，“聪敏博学，善属文”，年10岁，即中童子科，时人以为神童，待制弘文馆。

弘文馆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原名修文馆。

主要负责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并参议朝廷制诗与礼仪。

始初，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共20余万卷。

精选天下著名儒者人之，在馆中不仅讲授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

可以推测，杨炯虽应童子试及第。

然年岁尚小，恐亦得以人弘交馆肄馆，故自称为“待制弘文馆”《浑天赋》，意在以别于一般之生徒。

从此十六、七年，杨炯大多时间在弘文馆。

这里，有丰富的藏书可供阅读，有机会接

触到名师指教，接受了较系统的学习教育。

这一时期对杨炯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其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准备时期。

应制中举到贬谪参军时期：

上元三年（676年），杨炯27岁时，始以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负责校雠典籍的工作。

虽“二十年而徙一官”，况又干的是一般人视为“冷府闲曹”的工作，然而意气风发的杨炯以登秘书省这样的“麒麟凤凰之署，三台四部之经，周王群玉之山，汉帝蓬莱之室”为荣。

更让他难

忘的是阁中同僚“列芳馔，命雕觞，扼腕抵掌，戏谈戏笑”，“间

阁诗序》）。

杨炯在校书郎位置大约呆了五、六年，永淳元年（682年），杨炯33岁时，经中书侍郎薛元超举荐，为太子（即李显。

后为中宗）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

崇文馆原名崇贤馆，隶属于东宫。

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和为皇太子提供顾问。

在崇文馆任职

的两三年期间，是杨炯生活心情颇为顺畅的时期，正如其描述：

对前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帝王给自己带来的恩荣是感激的，途充满了信心。

然而很快封建社会现实粉碎了这个年轻人的梦想，垂拱元年（685年），杨炯36岁时，其从弟神让从徐敬业起兵叛乱，累及杨炯，贬官为梓州司法参军。

秩满还洛直习艺馆至出任盈川令：

四年之后，大约在天授元年（690年），杨炯41岁，自梓州司法参军还，与著名诗人宋之问同直习艺馆。

这一点宋之问《秋莲赋》、《新旧唐书》卷190

杨炯本传皆言谓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授盈川令，未载直习艺馆之事，疑为漏载。

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全唐文》卷二四一）曾记载与杨炯分直习艺馆情况：

“大君有命，徵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颉颃。

同趋北禁，亦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可以料见当时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如意元年（692年），杨炯43岁时，洛阳城中发生一件事。

刁、

七月问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武后御临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素有文名的杨炯献《盂盆兰赋》，“词甚雅丽”。

大约不久，杨炯即被选为盈川令，或许是献赋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惜不久即卒于盈川任上，终年44岁。

死后归葬洛阳，其好友宋之问主持其丧事：

“子文子翰，我缄我持，子室子兆，我营我思”。

中宗继位，

以旧僚追赠著书郎。

不多，还算得上较平稳的一个。

但其虽颇负文名，自视甚高，渴望建功立业，然“不容于时”，最终不过浮沉于地方县一级的官吏，且中途告殁，留下无穷的遗憾。

当时正是新王朝发展繁盛起来的时代，个人的沦落就被衬托得更为惨淡。

据《盈川集》，杨炯流传下来有赋8篇、诗歌34首、碑铭等文43篇。

其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赋作上。

扬炯的诗数量虽不多，然题材非常广泛，既有抒发登临送别之意，歌咏征人远戍、向往边关之情；又不乏写景记行、酬答唱和之作。

渴望建

功立业的昂扬情怀与名高位卑的郁郁不平之气，复杂的交织在他的作品中。

初唐时期，整个封建帝国正处在上升的阶段。

开边拓土，战

事频繁，军事上的不断胜利鼓舞了自上而下的志气，也滋养培育了许多诗人创作的热情和探索的勇气。

年轻的诗人们更是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地去描绘战争的题材，抒发建功立业的远大报负。

杨炯虽足迹不至关外，边塞之作，非亲历其境的亲切感受，而多

足音之感。

血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

“血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诉诸于视觉、听觉，活化了环境之恶劣、战事之残酷。

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

广为流传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力凸现了从戎书生强烈的爱国热忱。

诗中反映的“宁为百夫长”情绪,更非宫廷诗人所有。

稍后王维“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高适“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可视为同响，分明受到了杨炯的影响。

又如《紫骝马》：

画地取封侯”很好地表现了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热烈向往边功的慷慨激情。

不过，边塞生活的艰苦、战事的残酷，往往超出想象，而诗

人能冷静地感受到这一点。

如《战城南》：

甲胄似鱼鳞。

“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似由前人“饮马长城窟，水

寒伤马骨”、“白杨多悲风，萧萧愁伤人”衍化而来，更趋整饬,

形象逼真地描摹了环境的恶劣。

诗中展示了一幅边塞战事图：

战

慨之中透出悲凉。

末两句“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一明一暗形成对照，报国之心青天可鉴。

与边塞诗昂扬向上不同的是，杨炯写景纪行诗更多贯注的是沉沦下僚的愤懑不平之气。

杨炯幼年即有神童名，他孜孜上进,

36岁在他事业顶峰之时，突遭横祸，贬为梓州司法参军。

在贬谪途中，经过三峡，写下了《广溪峡》、《巫蛱》、《西陵峡》等诗篇，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奇丽壮美的三峡景观，抚今追昔，抒发了忧时愤世之情。

如：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

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

美人今何在?

灵芝独自芳。

山空夜猿

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己。

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

江

还有《途中》

亭亭山上橙。

这首诗，作者关注的焦点并不在途中景物，山、水、云、峰、柳、松遗些极具特色的意象成为作者抒发内心感怀的一种慰籍。

诗中抒写的是那萦绕心头的浓重的思乡之情，似又蕴涵仕途险恶莫测的感慨，寄予了作者追求品格高洁的理想，种种情思，兼而有之。

在杨炯沉沦下僚，仕途给他留下太多的渴慕和痛苦的记忆。

在《游废观》这首诗中表达了挣脱樊笼的愿望，“悠然出尘网，

从此学神仙”，表面写的似乎很洒脱，实则传递着沉重的难以育传的愤懑和无奈。

杨炯为数不多的诗作中，送别诗约有八九首。

送别的对象多为昔日同僚、朋友。

这类诗集中体现对友情的珍重，“赠言未终竟'流涕忽沾裳”（《送临津房少府》），“灞池一相进，流涕向

”（《送

烟霞”（《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有的是对友人怀才不遇的慨叹：

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行看转牛斗，持此报张华。

丰城王少府》），大多写得悲酸伤感。

而《送刘校书从军》别是

种风格：

这首诗可以看作“从军行”的姊妹篇，杨炯字无缘入幕边关，而今有机会亲送自己的同僚、朋友刘校书从军，感慨颇多。

诗中将神勇天将、流星剑、明月弓等亮丽的意象与铺天盖地的阴云、重重的杀气冷峻意象交融，透出慷慨激烈的情怀。

虽也意识到离别的孤独，但没有过多的伤愁，只有对朋友深情的勉励。

全诗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沙场的英雄气概。

杨炯诗中最娴熟的是与省闼同僚的酬唱应答之作，约占其诗

作的四分之一。

从其《登秘书省阁诗序》、《崇文馆宴集诗序》、

晦日药园诗序》、《群宫寻杨隐居诗序》描述中可以看出，其时，省中同僚，“公私之暇”，宴集聚会，“休沐之时”，成群结伴，寻找近处山林，游赏赋诗，酬唱应答，蔚为风气。

这类诗内容比较复杂，从中可以看出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

有人将其称为“宫廷诗的外延”，也是不无道理的。

大多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和韵律的流转，多有佳句，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杨炯诗歌拙实的印象。

如：

“影浓山树密，香浅泽花疏”一一《和石侍御山庄》

怀友》

无论

健康的

四杰之中杨炯的诗数量最少，但成就却是十分突出的。

是哪一类题材的诗，大都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向上、心态，皆可感受到诗歌日趋刚健质朴的气息。

用“壮而不虚，而能润”来评价杨炯的诗，是十分恰当的，甚至有人认为，杨炯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王勃。

据《重编影印全唐文及拾遗》所载，自高祖武德初年至玄宗开元初，初唐一百年闻，赋家53位，赋作127篇。

其中就赋家个人创作数量而言，王勃12篇居首，其次谢偃、杨炯各有8篇，居第二位。

就赋的格律形式而言，杨炯8篇皆为古赋。

从赋作的题材看，主要分为三类：

山水赋：

写山、水、天象、地理之类，如《老人星赋》。

咏

物赋：

写植物类，如《幽兰赋》、《庭菊赋并序》；写菌类，如

青苔赋》；写矿物类，如《浮沤赋》；写自然界，如《浑天赋并序》；写家具，《卧读书架赋》。

叙事赋：

叙佛事的《盂兰盆

赋》。

有的赋作则显示了其在天文地理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令人叹服（《浑天赋并序》）。

从艺术上看，赋作都十分注重技巧，大多写得气度沉稳，措辞俊雅，显示了很高的文学才能。

杨炯诗文从数量上说不算很多，艺术价值也不是很突出。

但他毕竟是初唐诗人，是一代新人，又有一定生活经历，比之前人，已成异响。

在初唐文坛上，杨炯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文，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新的突破。

所谓“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五言律工致而得明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微，盏启之也”，前人所言不无一定道理。

杨炯及初唐四杰的贡献表现在：

首先，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庚（656〜661）、龙朔（661〜663）达到鼎盛。

诗歌作为一种美文，追求形式完美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上官体之风气，主要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

对”，忽视了诗歌本质。

正如闻一多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

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外表显得更乖巧,

更酥软罢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随后，包括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他们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冲破上官体的流风，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

无疑，他们是初唐诗坛第一批改革者，而杨炯以其创作实践和理论的阐释占有一席之地，功不可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王勃集序》。

杨炯年辈晚于卢、骆，又比王勃多活十几年，他对王勃革新龙朔文体所造成的流弊看得比较清楚，以一个新诗人独有的勇气，抨击上官体文风之弊，认为“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

糅之金玉龙风，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对王勃革新之功杨炯是深加推许的，“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宛如，诗林增峻”，这也是现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而较少有人注意到杨炯。

其实，杨炯、王勃等初唐四杰，当他们以才子齐名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都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

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可以看出“四杰在摧毁旧盼诗坛堡垒时，是目标一致桴鼓相应的”。

在《王勃集序》中杨炯称“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

才杰，览青规而辍九攻。

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

末契是指杨炯自己。

薛元超与扬炯关系密切，杨人崇文馆是受薛公推荐，才得以为王勃编纂文集。

王勃的诗文革新正因为有杨炯和卢照邻这样知己知音“相与”“相从”，才取得显效。

而在这场文风变革中，杨炯功不可没，与王勃等人声气相投，同声相息，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又是这场运动有力的推动者，后来，又成为这场变革理论上的总结者。

虽然他们的改革运动还不尽彻底，但盛唐

的主旋律在这里已具备了基本的音符。

在四杰之前已具胎息，王绩写过一些，数量不多。

到四杰手里，五律才充分发挥，凝固在他们的诗里。

四杰之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四分之一，以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莫定五律的基础。

明代胡应麟说四杰诗“近体铿锵，下开百世，其功力匪貌小也”。

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面来说，都是成熟的五

其贡献

言诗。

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应该说在促成五言律诗定型方面，与杜审言以及佳沈期、宋之问等人是相同的。

李商隐早无意道出了这个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

（《漫成章》），王即王勃，杨即杨炯。

在奠定五言律诗基础方面，王、杨与沈、宋原是一脉相承的。

初唐诗坛上四杰常不被重视。

初唐四杰中杨炯往往受到冷

落。

他们的文章，多用骈体，至少妙文皆用骈体；诗歌犹有旧痕。

因此，后人更习于给他们太多的批评与指责。

的确他们中间没出过第一流的诗人，但毕竟是一代新人，开了一代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