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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文2
“民工荒”表象背后是残酷的社会“知识断裂”
南方网讯 近来，“民工荒”的惊呼之声占据了媒体的大幅版面。
“广东缺100万民工”，“珠三角惊呼民工短缺”。
对于这种变化的玄机也是众说纷纭，然而无论怎样，事件的真相总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据《南方日报》8月4日报道，广东省和4个市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有关领导都认为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在；而且表示，广东省的确缺少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但是从来不缺少普通民工。
看来“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于是出现了“珠三角地区6000元月薪难觅高级技工”的情况。
“民工荒”的惊呼之下，掩盖不了“从来不缺少普通民工”的事实，真正缺乏的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等高素质工人。
“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正是目前工作难度和劳工素质双重差异的结果，正是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写照。
其实在那些“回流”的农民工打道回家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自己对“进城”的放弃，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是被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素质提高的浪潮淘汰了。
民工“回流”，不是自动离弃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动淘汰后的黯然退出。
只是在他们退出之后，高素质的、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民工尚未及时补上。
所以，“民工荒”应该是就业结构调整中的一次岗位震荡，是“结构荒”，是“伪民工荒”。
在此次“民工荒”惊呼声中，技能型、高素质岗位人才的缺乏，也凸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足。
而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又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形成民工群体的“教育荒”。
《羊城晚报》8月3日的一则报道说，广东省技能型人才的巨大缺口令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考虑中专、中职和技校。
但是高昂的收费导致打工人员回避了技能教育，遗憾地放弃素质提高的机会。
一边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的短缺，一边是学费昂贵导致的准就业人员的教育缺位——我们的社会在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制造着悖论。
由此笔者想到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断裂社会”理论。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断裂的各层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新创造出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
就拿这次“民工荒”来说，在民工和高素质劳动者之间，又形成了断裂，这是一种“知识断裂”。
“断裂”的社会，使经济状况悬殊的各阶层无法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导致“知识断裂”。
而“知识断裂”的结果之一，就是民工“回流”，就是“民工荒”的惊呼。
“民工荒”是伪的，“知识断裂”的残酷现实却是真真切切的。
（编辑：
许雨青）
悄无声息中的一鸣惊人中国显露大国奥运气质
南方网讯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雅典奥运会也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以超越历史的32枚金牌跃居金牌榜次席的中国军团自然成为本届奥运会最耀眼的亮点之一。
我们能感觉到中国军团在雅典赛场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精神气质。
这是一种大国的奥运气质：
在竞技场上的微笑，在金牌面前的平和，在挫折压力下的韧性，在悄无声息中的一鸣惊人。
这种大国的奥运气质在赛场上散发的光辉比金牌更有魅力。
见过世面后的从容
说到“见过世面”，我们很容易想起朱建华。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跳高比赛前，国人都认为朱建华能够夺得金牌。
在1983年6月到1984年6月整整一年时间里，朱建华令人难以置信地3次打破跳高世界纪录。
但朱建华在洛杉矶，距离人们的期望很远，只跳过了2米31。
朱建华没有获得金牌的主要原因，是明显缺乏参加世界级比赛的经验和正常心态，心理压力太大，导致发挥失常———这是典型的“没见过世面”。
时隔20年之后，与朱建华同为上海人的刘翔在雅典的田径场上超越了前辈，在本届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项目上得到了一枚历史性的金牌，用了不到13秒，让整个中国陶醉。
回首夺冠历程时我们发现，正是见过世面后的从容造就了飞腾的刘翔。
刘翔的身体素质并不是太占优势，但他是中国田径界有史以来出国参赛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仅在2003年，他就出国参加了20场比赛，跑了35枪———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见识，培养了他在大赛中的平常心和从容。
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平常心和从容，伴随着他在自信的微笑中一步一步跨向决赛，成为世界的新“飞人”。
这种见过世面后的从容与平和还表现在朱启南、李婷、劳诗丽等人夺冠后的表情上：
不是那么张扬甚至痛哭流涕，给人一种见过世面的感觉———朱启南打完最后一枪后，一开始似乎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夺冠了。
到如今，中国在前后参加的6届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早已超过百枚，我们见过金牌了，那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没什么稀奇，尽管每得一枚我们还是会很高兴，不过，多一枚少一枚、名次甚至总名次前一位后一位，对于中国健儿来讲已不是什么天大的喜讯或噩耗了。
大度、大气赢得尊敬
8年前因为赛程更改问题惜别亚特兰大、4年前因一剑之差饮恨悉尼，这次又因为裁判问题影响比赛进程而再次与金牌擦肩而过，3位老剑客叶冲、董兆致和王海滨内心虽然遗憾难平，但在赛后平静对待比赛结果。
虽然最后更换了裁判，但是在关键时刻获得裁判帮助的意大利队已经确立了优势，董兆致在最后一局连得7分，将比分追成42平，但是最后仍以42∶45失利。
赛后，国际剑联主席何内·豪克为裁判执法不公向中国队表示了歉意，他说：
“这次决赛的判罚我认为存在问题，这是奥运会的耻辱，明天我们将开会研究比赛录像，并讨论处罚的问题。
但是我非常悲哀比赛结果无法改变。
”
三剑客没有纠缠于此，平静地接受了比赛的结果。
公道自在人心，他们赢回了真正剑客的绅士风度，他们的大度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就是冠军。
所有人都明白，奥运会上最可怕的选手有两种，第一种是冠军热门选手，第二种就是东道主选手，不仅仅因为全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支援，更有裁判关键时刻的“帮助”。
当一位外国记者问到比赛中面对东道主选手有没有感到恐惧和害怕时，中国跆拳道运动员罗微显得自信而不失谦虚。
她说：
“现在我俩已经成为朋友了，她水平也很高。
在跟她比赛前我对她没有任何了解。
我只是想，自己以前取得过一些成绩，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
这种大气使罗微没有让东道主选手得到任何受裁判“恩泽”的机会，就在比赛还剩十几秒的时候，罗微突然踢出了整场比赛中夺命的一脚，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2分。
于是，中国胜，希腊败，希腊选手没有任何沮丧的表情，她泰然接受了结果并向罗微祝贺。
罗微的大气赢得了一枚金牌，也赢得了裁判和对手的尊重。
只有真正的强手，才能拥有这分大度和大气。
我们看到，这分超越胜负的大度和大气流淌在中国军团许多队员和教练的微笑中，无论是在竞技场上、场下，还是领奖台上。
压力下的韧性
中国军团在此次雅典奥运上创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逆转。
在惊心动魄的女子举重75公斤以上级比赛最后，几乎所有观看唐功红举重比赛的观众都在唉声叹气中准备洗洗睡了，韩国人在后台非常兴奋，他们当时都认为金牌已经到手。
那一刻，唐功红抓举还落后对手7．5公斤，更不幸的是挺举首次就告失利。
几分钟后，182．5公斤的惊天一举让观众的所有困意变成了快意，10公斤的绝对优势让中国女子举重继续独步江湖。
许多媒体都用“惊天逆转”来形容女排决赛的中国夺冠。
连失两局后，就在熬夜的国人感觉到离夺冠已经越来越远的时候，顽强的女排姑娘们反扳3局，生生从对手手中抢过这枚宝贵的金牌，20年后重登冠军奖台———许多媒体称之为此次奥运会上最艰苦的逆转。
此外还有中国男篮在八强悬崖边上的逆转，邢慧娜在万米长跑中不动声色的逆转，新秀杜丽温柔的逆转———一届奥运会中上演了这么多的逆转，充分表现出中国军团在压力中的韧性，这种韧性展现了中国军团的成熟。
要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大赛中，我们只有被人家逆转的份儿，很少能上演这些动人的绝地反击。
相比于没有悬念，逆转更精彩，更能抓住观众的心。
逆转的精彩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高超的心理调节能力，我们的奥运气质中正在拥有这些东西。
除此之外，中国军团还表现出许多充满魅力的精神气质。
比如说李婷、孙甜甜在网球女双比赛中悄无声息的一鸣惊人，王楠和马琳在单打比赛失利后迅速走出阴影而在双打比赛中的精彩表现———这些凝聚在镜头和历史中美丽的东西，深刻地彰显着一个国家在体育竞技上的成熟。
虽然在游泳、水上、田径这奥运传统三大项目上还与体育强国有一段距离，但在精神气质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大国的奥运风范。
这种在国际体育大赛中养成和表现出的大国奥运气质，比那一枚枚炫目的金牌更可贵，更有持久的影响力。
（编辑：
唐亮）
解读高速公路成“腐败路”的根源
10月18日晚，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在长沙被“双规”。
据熟知内情的某媒体负责人介绍，与杨志达同时被“双规”的还有潭邵高速原负责人。
可见，此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腐败行为。
据《潇湘晨报》2003年5月23日报道，通车不足半年的潭邵高速公路，护坡连续出现4处大面积滑落，质量问题堪忧。
（11月8日《新京报》）
交通部门出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
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新疆、四川、广东、湖南、江苏、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10余位交通厅（局）长相继落马。
而高速公路造价畸高、还贷不到位、收费价格过高，以及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苏高速公路收费员月薪近万元等现象，均是社会上颇有异议的热门话题。
针对交通系统屡屡爆出腐败大案，许多人甚至戏言：
交通部门领导的办公室后面直通着监狱，而一条高速路建成也就意味着某些人的腐败之路已经走到了头。
交通系统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高速路真真实实地成了一些人的腐败之路？
笔者以为，这和我国公路投资主体错位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在我国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中，中央财政投入只占15％，地方政府、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却占到80％以上。
因为中央财政投入在高速公路投资中只占很少的比重，项目、资金、市场的“三集中”，使高速公路建设权绝对地掌握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手中，“交通厅长现象”的出现于是便具有了先天土壤。
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贷款占高速公路投资的80％以上，高速公路自然需要通过收费来偿还贷款。
高速公路不菲的收费成了运输成本中的一环，再加上高速公路征收通行费多是按单车核定吨位征收等管理漏洞，使得超载愈演愈烈。
而超载问题反过来也使高速路的维护成本大大增加，致使许多高速路提前进入大修期。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高速公路归还银行贷款很难到位。
高速公路建设中“贷款→收费→超载→成本巨增→还贷困难”的投资陷阱初见端倪，北京的五环路项目留下的百亿元巨债包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外，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一张庞大的免费高速公路网对于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意义重大。
高速公路freeway可直译为“免费之路”，在全世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数最长的美国，绝大多数高速公路是不收费的。
在大国经济中，国内市场的重要程度绝对不亚于国际市场，以同样搞大国经济的美国为例，其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发达的免费高速公路网，以及由此形成的紧密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值得欣慰的是，11月1日正式实施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中明确指出了“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的公路建设发展方向。
可见，真正把高速公路建设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而不能像以前一样把它当做赢利性项目来建设和操作，将是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和结构改革的趋势所在。
（编辑：
郭琼丽）
贪污多少才会判死刑
北京市二中院对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刘方仁无期徒刑，没收赃款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万元，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同一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曾任深圳市公路局党委书记、局长，市民政局局长的黄亦辉进行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黄亦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折合人民币3500余万元）。
（均据6月30日《新京报》）
按照《刑法》，贪污、受贿十万元就够判死刑的资格了，但现在似乎不见这样的判例，而贪污受贿数十倍于10万元的，也少见被判死刑。
人们有理由质疑：
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何如此之大。
追根究底，问题出在法律本身。
《刑法》第383条规定：
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386条规定：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
认真推敲第383条，不难发现这一条问题多多。
设想，贪污数额10万元以上的，该怎么量刑呢？
按这一条，可以有多种选择，可判有期徒刑，可判无期徒刑，可判死刑，实际上也可判死缓；而有期徒刑，也同样有10年、15年、20年乃至更多的选择。
那么标准究竟在哪里？
此其一。
其二，“十万元以上”，“以上”并没有规定上限，可以说无边无际。
上不封顶，无异于给贪、贿者以更大的胆量更大的空间。
用到量刑上的结果必然是，十万元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百万元、千万元同样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那么“十万元以上”，比如百万元、千万元的区别究竟何在？
难道就凭法官一句话？
其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什么叫做“情节特别严重的”？
“情节”究竟是什么样的“情节”？
怎么才算“严重”？
“特别”又在哪里？
几百、几千万元乃是“10万元”的几十、几百倍，如果还不算“情节特别严重的”，那么“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想起一条铁律。
延安时期的《边区政纪总纲》，在《政务人员公约》中有一条铁律：
“贪污五十元革职，贪污五百元枪毙。
”当时500元是怎样一个货币概念？
计算下来，也就是一个干部两三年左右的津贴而已。
也许那时的法律还不够完整，但“贪污五十元革职，贪污五百元枪毙”却具有说一不二的特点。
比较起来，现在的某些法律条文本身，确实缺乏准确性，伸缩性过大。
诸如没有上限的“以上”、用语含糊的“情节特别严重”，是不应该成为法律语言的。
如果法律给出了想像空间，法官量刑又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圆或扁，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无疑会大大降低，对惩治腐败行为很不利。
而今几百、几千万元的案子在增多，跟判决时的“弹性空间”是否有关系？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此丰富的想像空间，乃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但是，法律绝对不能留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想像空隙。
同样一条法律，决不能像拉面那样随心所欲地拉。
看来，缺乏准确操作性的《刑法》第383条及第386条，一定程度上成了贪官逃避重判的保护伞，必须修改。
（编辑：
郭琼丽）
农民工境遇考量社会良知
群众利益无小事。
如果事关逾亿之众，则更应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
农民工群体沟通城乡、影响城市、改变农村，他们的生活状况，验证着社会的和谐进步。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心帮助这个“特殊群体”。
从清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入学到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逐一引起公众的关注。
应当承认，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下，不仅城乡经济差别拉大，而且造成对身份的偏见和歧视。
因而，当大批农民进城，以辛勤劳动为社会发展做出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时，他们应该享受到的物质和精神待遇，却出现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最担心的仍是在辛勤劳动后如何维护合法经济权益。
应该看到，通过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各级政府的切实努力，这一状况正逐步得到改善。
中央“一号文件”“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其实质是让进城务工人员都能享受到“市民待遇”。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农民工整体状况的改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这就需要全社会从更深层面对农民工问题加以关注，努力以各种方式为他们做实事、做好事，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正因为如此，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关注，当前显得尤其重要。
已有调查显示，相对于清欠工资等“硬指标”，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问题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浙江省人民医院曾对２００名２０岁至４０岁的进城务工青年随机调查，发现有９０％的人“感到寂寞孤独”。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看到，有的工地上，几十个农民工围着个小黑白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而更多的农民工连电视也看不上。
当夜幕降临，他们有的几个人聊天，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街景和来来往往的行人，打发孤寂的夜晚。
带着城乡差别的历史烙印来到城市的农民，遇到精神上的困惑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对他们的接纳也有一个过程。
但这种精神世界的匮乏能否得到改善，事关社会公平，考量社会良知。
从长远来看，日益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用工单位、社区、政府部门等方面的共同关心，但也正由于牵涉到方方面面，最终容易变为喊口号、走过场。
同时，关心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不应仅仅视为政府责任。
如果全社会高度重视，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一问题有可能解决得更好。
毕竟，这１亿多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起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太空看见长城有多重要
长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如果没有长城，我们会少了无数话题。
美国宇航员宣布在太空看见了长城，曾经是让我们为之骄傲和兴奋的话题；我们自己的宇航员杨利伟宣布他在太空中没有看到长城，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绝佳话题；正当我们的反思告一段落的时候，欧洲航天局却又公布了照片，让我们有点担心前一波的反思是否有点太着急了；可还没等我们再次骄傲起来，欧洲人却又宣布他们的照片其实错了……
冷静分析一下上述的几波反复，发现我们已经堕入混乱的雾中：
美国宇航员未必没有看见长城，但即使他们真的看见了长城，却也因肉眼之“看”无法留下记录和证据，使他们的说法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算有此一说而已。
如果那位宇航员事先知道，中国人会把他的千古一“看”视作民族骄傲的铁证，估计他说起话来会慎重许多。
至于杨利伟坦陈他在太空中“没有看见长城”，也只能证明在他这一次短暂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见长城，却不能证明在太空中“不能”看见长城。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但因为现在我们“反思”的冲动与当初骄傲的冲动同样强烈，所以不及细想，就匆忙反思起来。
所以那一阵虽然热闹，但无论骄傲还是反思，其实都是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借题发挥起来。
至于欧洲航天局所犯的低级错误，不但使他们的工作显得太不严谨，还搅扰着我们的情绪忽起忽落，一时间竟拿不准应该骄傲还是应该“反思”。
不过这样的混乱其实也有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一片不知所措当中，干脆从“太空中能不能看见长城”的迷思中跳脱出来，换一种比“勇于承认太空中看不见长城”更平常的心态来看待长城。
长城确实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历史留给现在的伟大印记。
长城的存在，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和宏大的气魄；证明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着庞大、严谨的组织结构和惊人的社会动员能力；证明着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着吃苦耐劳、改天动地的决心和能力……无论在太空能不能看见长城，都不能为上述的一切增添什么或贬损什么。
若以这样的寻常心态看待长城，则如果能在太空中看见长城，证明长城确实够宽够大；如果在太空中不能看见长城，则证明长城还不够宽或不够大———除此之外，不再说明别的任何什么。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当我们不够自信的时候，必然希望借助长城、长江等伟大的意象，作为凝聚民心、鼓舞自己的象征。
而当我们开始建立一点信心的时候，又难免对自己曾经的幼稚而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借助各种机会急切地“反思”。
其实只要我们还汲汲于在太空中能不能看见长城的争辩，我们就还没有像长城一样坚实而自信地站立在地上。
所以如果杨利伟再上天，回来时最好能告诉大伙一声：
这次还是没看见。
大伙回答说：
哦。
不急，下次再看。
（编辑：
郭琼丽）
培养阿Q还是培养现代公民？
南方网讯北广附属实验中学的张阳，刚报到就被开除了———因为他在宿舍里抽烟！
学校的王校长坦言：
作出此决定是因为“很多家长反映校风不好”，虽然“并没有具体处罚条例”作依据，但“我们学校管理比较严”（见9月5日《京华时报》）。
开除学籍，在对学生的各种处分中，算是“斩首”了。
并无校规的明确禁止，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就用此重典，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没有程序，不容申辩，完全无视学生的权利，这是专制，不是民主；言出法随，小小的过失就“杀无赦”，根本不给改正的机会，这是暴虐，不是宽容。
学校本是教育、培养人的场所，但如此处理一个犯小错的学生，我们如何能指望它培养出有健全的人格、有完整的权利意识、知道自尊也尊重他人的现代公民呢？
张阳以及他的同学们能从这件事情中受到什么“教育”呢？
当然只能是更加坚信“权力通吃”了！
我想起了久负盛名的阿Q，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弱者，动辄被人用“哭丧棒”一顿乱敲，但他刚刚“投降了革命党”，便开始欺侮比他更弱的小D和王胡。
学校管理工作的价值导向，近20多年来一直都把维护学校的秩序作为着力点，强调行政权力至上，形成了以学校权力吸收学生权利的“权力本位文化”。
我手边就有一份某大学的“行政处分条例”，其中关于开除学籍的部分是这样规定的：
“由教务处认定性质，学生处提出处理意见，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并及时张榜公布处分决定。
”那么作为被处分的学生，他们的请求权、选择权、知情权在哪里呢？
“条例”里没有说！
如果学校的处理是错误的，蒙冤的学生通过什么渠道获得救济呢？
“条例”里也没有说！
培养学生的现代公民意识，单靠开一门“法律常识”课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和学校领导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办事，也许是更重要的。
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的学校，在处理涉及学生权益的问题上的严格程序可供借鉴：
提出清楚明确的书面指控说明；学生拥有由律师代表的权利，并必须把这一权利告诉学生；给学生一段合理的时间准备辩护；学生可以提出反证并可传呼证人；学生拥有与证人对质和盘问证人的权利；学生拥有要求由公正的法庭举行听证会的权利等等。
一旦学生的权利在受到剥夺时不被给予上述机会，学生则可诉诸法律。
总之，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不通过严格的程序，使学生的人格、心灵和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则不可能培养起学生的现代公民品格。
（编辑：
农夫）
收垃圾也需“勤俭”
广州市准备在金沙州居住新城建设一个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垃圾真空管道收集系统。
据说，到2008年建成时，那里的人们把家里的垃圾用塑料袋打包之后，随手扔进家门口的回收口，“嗖”的一声，垃圾就会无影无踪。
快——收垃圾的速度与丢垃圾者的感觉之爽——则快矣，但倘若知道，仅仅为了这个住宅示范小区11万居民的这么一套设备，就需要投资3亿元，相信许多人就会感觉不是滋味了，至少在我是这样。
报道说该套系统是由瑞典一家公司发明的，细看它的工作原理，却是不太陌生：
在居民楼内，每层设置一个投放口，楼外立一条垂直的垃圾通道，通道底端有排放阀，和预埋于地面下的水平管道相连；垃圾丢进去且达到一定数量后，中央控制台的抽气装置启动，于是垃圾通过输送管网送到中央收集站，再被车辆什么的运走。
所以说不陌生，在于早几年不少城市就很盛行过它的“雏形”：
也是在楼层就通过通道往下丢垃圾，不过是垃圾跌到楼底即由车辆运走，而前者是跌到地底下，走一段，集中一个地方再被运走而已。
花这么多钱让垃圾自己“走路”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垃圾流密封、隐蔽，和人流完全隔离，有效避免了垃圾收集过程中的视觉、嗅觉污染”。
的确不假，“传统”的那种，如果运得不及时，往往臭气熏天，路过的人们要为之掩鼻，避之惟恐不及。
广州市现在有没有这种方式的收垃圾我不知道，我家所在那里是上门收，晚上的一个大约时间放在家门口，届时有人摇铃告知“我来了”。
这种方式我以为很好——当然这也许是跟不上形势的不思进取的心态，不过我总觉得，从目前来看，比垃圾更不堪入目的视觉和嗅觉污染多得很，垃圾在这方面大约还算不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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