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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科技强国
如何建立科技强国
如何建立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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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看重的是该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对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一次全面的评价，它包括：
现代科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政府及社会对科技的投入水平，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等等因素。
但是显然，我们在稳定持久的科技投入产出以及科研体制等等方面，还没有来得及顺应这一潮流。
首先，在科技竞争力方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历年《国际力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一直处于比较低的位置，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更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无论从每年的科技论文总篇数看，还是选择科学技术的基础投入等指标，我国总体的科技竞争力现在仍处较弱水平，基本上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在科研体制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目前国内科研经费的申请，需要依靠三五年内就能取得成绩，但正如专家指出的，真正重大的发现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必须拥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而国内的基础理论水平还有待提高。
今年春天暴发的SARS疫情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国内科研队伍内部的交流目前还很有限，而且派别之争依然存在，跨学科的联合研究更为有限。
而在科研人才的储备方面，也存在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事实，这就是优秀人才的出国潮。
近几年国内一些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出国人数基本保持了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5%左右。
美国人不必做什么，只需在中国设置两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GRE，就轻轻松松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也就是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收割走。
这是2000年10月15日《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三年过去了，这种现状有所扭转吗？
不必否认，我们的确需要一次诺贝尔奖，这已成为中国人历久弥坚的一种情结。
但是，如果我们依然不能理顺包括上述缺陷在内的一些关系，诺贝尔奖依然是梦。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不是因为诺贝尔奖，我们同样急需解决科研投入产生以及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得持久和良性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国运之所系，国民福祉之所系，社会进步之所系。
这是最需要我们看清的，也许，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需要一次诺贝尔奖的真正理由。
本帖最后由greenland于2011-6-820:
51编辑
就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我的个人看法，以下观点只属于我个人。
1）诺奖需要时间 诺奖分为自然科学类，和平奖，文学奖。
我只关注自然科学类，后面两个与意识形态和语言有关，你很难想象《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会不会保持原著的魅力！
对于自然科学类，我觉得应该要时间的，我们大陆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不过才近百年的事，中间经历了战乱频仍，文革的暴虐。
而后者在国内造成了大量知识精英的失去，自然科学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
而彼时国际上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极大地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一个样，七十年代又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国的科学逐渐地落后了，记得武汉大学原口腔医院院长樊明文在八十年代初留学加拿大时发现，当时的课堂做的小型实验，居然是当时国内著名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差距可想而知。
所以中国出不出科学巨擘和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而应该注意到我国科研人员所做的努力以及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我国科学的真正发展不过才三十年，现在的诺奖多数是奖励那些科学家三十年前的工作。
刘洪：
重读钱学森学长“论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有感
刘洪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摘要
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使命，同时适应于国家建设的文化建设方针是必须立足我们国家大局。
在钱学森学长百年诞辰之际，重读1993年钱学森学长“论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文章，进一步讨论今天国人热衷的“中国人为什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话题，发现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知识分子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尤其那些不为公众讨论和认识的严肃而又平凡的品质，“注重国家大局，国家决定做的事一定能做到”。
这些平凡的知识分子品质，值得后辈不断思考、汲取营养。
关键词：
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钱学森，诺贝尔奖，国家大局，知识分子品质
一、引言：
2011年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
2011年10月7号，作者访问爱荷华州立大学航空系胡辉教授，去航空系的路上经过材料系的大楼，正好看见一条标语，“祝贺该校教授谢赫特曼（DanShechtman）因发现准晶体获得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
爱荷华州立大学学校主页上给出的一些介绍如下：
（许多中文网站上有更详细的翻译）【1】
……谢赫特曼教授1941年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1972年从以色列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该校材料学教授，他也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教授、美国能源部阿姆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
1982年4月8日，41岁的谢赫特曼正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发现的”准晶体“原子结构打破了传统晶体内原子结构必须具有重复性这一黄金法则，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不断向他涌来。
后来，谢赫特曼回到以色列并和一名同事携手撰写文章描述他的发现。
这篇文章刚开始也没有逃脱被拒绝的命运，最终于1984年11月面世，随后在科学界引起巨大涟漪。
包括著名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在内的一些化学界权威纷纷质疑谢赫特曼的发现。
即便如此，谢赫特曼也并未动摇自己的信念。
1987年，法、日科学家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了大到足以被X射线观察到的准晶体结构，证实了谢赫特曼的发现。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化学家们对固体物质的看法,也改变了晶体的定义“。
以前，国际晶体学联合将晶体定义为拥有”规则有序、重复三维图案“的固体，而1992年，该定义被修改为”仅仅是一种衍射图谱呈现明确图案的固体“。
谢赫特曼教授回忆说，”当时，所有人都嘲笑我，但我深信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我被赶出了自己所在的研究团队，同事们说我的研究让他们蒙羞。
对此，我并不在意，我深信自己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教授公开说：
谢赫特曼在胡言乱语，根本没有什么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
鲍林确实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这次，他错了。
“……
因为都属于工学院，航空系胡辉教授回忆说，”2004年他是和谢赫特曼教授同一批面试被录用到工学院的，一起参加新进教师的培训。
为人很谦和，很普通。
“同时发现，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平时一样非常平静，学校只有很少的地方有庆祝的小标语。
平静的氛围使人得到的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
（1）谢赫特曼教授非常平静的描述了30年前得到著名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对他工作的评价，学校方和周围的同事也是非常平静的，很少有对鲍林的额外评价，只有一句”在这件事上，他错了“。
也许此时此刻感受到的恰恰是科学的实质，”科学大师也会犯错误，但是人们很正常的看待他的错误，没有人怀疑他依旧是大师，没有人怀疑他的成就。
当年年轻的谢赫特曼经历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后，30年后终被证明是对的。
关键是爱荷华州立大学作为聘任方，7年前给予他很好的条件在大学任教，7年后也没有特别的官方评述，这份平静的表现也许就是美国文化对于科学及科学家的态度。
“
空间时代奠定了科学基础。
这个时期加州理工学院培养了包括钱学森、郭永怀、范绪箕、钱伟长、林家翘等大批杰出人才。
基于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本质文化精神的分析，当然很容易理解普朗特、冯·卡门以及钱学森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共性的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与诺贝尔奖评奖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他们都取得理论的科学成就，但是他们注重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力学协调发展，是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发展的集大成者。
这一解释同样可以从1993年钱学长的表述可以清晰的看出。
2、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正是因为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学派与诺贝尔奖评奖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哥廷根大学创造了20世纪辉煌的”工程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黄金年代“，将包括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全面系统地应用于发展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应用力学协调发展的格局，是新世纪科学文明的先行者，是工业文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先行者，对于人类发展奠定了不朽的功绩。
哥廷根大学创造的文明价值取向，造就了一批这样的科学家，他们获得的是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1）钱学森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在颁奖仪式上，他答谢说：
”我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
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
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
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2009年3月28日，”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的获得者，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
颁奖词这样说到，“钱老一生默默治学,成就无数,荣誉如海。
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
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钱学森先生荣获此项”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全球华人的众望所归。
”
（2）钱学森学长的导师西尔多·冯·卡门
下面的文字引自《冯·卡门传》【5】。
1963年2月18日上午，白宫玫瑰园早宾客云集，当代世界航空学界泰斗西尔多·冯·卡门站在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中间，等待接受一项美国科学家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殊荣——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
在几十位候选者中，81岁高龄的冯·卡门以其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而获选。
从以其才智解决表面上无法解决的宇宙间难题这一角度来评价科学天才，就应该把冯·卡门列入本世纪前十名科学巨匠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
2009年2月24日，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徐光宪在接受腾讯独家专访时，这样论述到：
“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诺贝尔奖的情结，认为中国一直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甚至于不如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都有人得到过诺贝尔奖。
其实我不是这么一个看法。
我觉得诺贝尔奖是科学成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志。
因为诺贝尔奖本身有它的局限性：
其实中国有很多更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成就早已超出很多诺贝尔奖得主，譬如像钱学森。
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他是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所长，在上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世界上力学、空气动力学、导弹方面的权威科学家，他还创立了工程控制论学科。
美国曾经评选出了20世纪20位最伟大的科学工程技术专家，这中间爱因斯坦是第一位，而钱学森排名第十八名。
但是因为力学方面没有诺贝尔奖，工程科学也没有诺贝尔奖，所以在诺贝尔奖的名单中看不到钱学森的名字。
诺贝尔奖是一年评一次，而钱学森是20世纪评20位最伟大的科学工程技术专家。
其实按照钱先生的水准应该算是十年一遇的大科学家。
还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粮食的问题，也帮助了世界，如果农业方面有诺贝尔奖，他也可以获得一个。
所以中国人不要因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而自卑，中国有很值得骄傲的科学家。
”
四、重读钱学森学长诺贝尔奖问题论述文章的思考
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造就了钱学森学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获得的是超越诺贝尔奖。
重读钱学森学长诺贝尔奖问题论述文章，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些什么？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更大领域去争取获奖，是否加大基础研究范围和力度。
距离1993年他发表关于诺贝尔奖问题的评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必须从国家大局着眼，关键在于按照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推动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这些具体的细节已经比较清楚的体现在2006年国家在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基础研究）政策中。
纲要对于基础研究规划是从学科发展、科学前沿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四个方面进行部署。
遴选科学前沿问题的原则为：
对基础科学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具有良好基础，能充分体现我国优势与特色，有利于大幅度提升我国基础科学的国际地位。
所以争取诺贝尔奖的国家部署已经开始了。
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和忽略钱学森学长所代表的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造就了钱学森学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创造了20世纪辉煌的“工程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黄金年代”，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哥廷根学派获得了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需要的是哥廷根学派提倡的应用科学及工程科学与诺贝尔奖倡导的基础研究这些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共存和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在新时期进一步使国家强盛的重要使命就是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不同价值取向的研究和发展，同时是与此相适应的公平的社会评价模式是必须的，否则中国的今后将会诺贝尔奖泛滥而再也不会有钱学森学长这样重视工程科学和国家使命的知识分子，创造超越诺贝尔奖的成就。
即便假如钱学森学长那一代的科学家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不意味着我们满足了我们填补诺贝尔奖空白的国民需求，就忽略可以培养出诺贝尔奖科学家的良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和教育模式。
从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谢赫特曼教授身上体会深刻的是诺贝尔奖背后“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家品质”精神实质。
从他们的表现，我们看到很多基本的从事科学的品质，这些值得我们在正确导向的文化建设中不断思考。
五、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品格
因为钱学森学长为国家创造的成就，无论是否因为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是否严肃，我们直接的选择就是用华丽的词藻赞美钱学森学长。
然而我们如果能够再从平凡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更需要看看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具备了那些品质，而这些又是我们需要让后人薪火传承的精神财富。
我个人认为：
钱学森学长用平凡的工作，真正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爱使命。
具体表现如下：
1）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完成了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最大责任，充分发挥了他掌握的知识的价值。
他秉承了哥廷根学派的文化精神，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者。
2）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完成了发掘未知事物，探求真理，培养后辈人才具有创造知识的能力。
3）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具备独立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探索真理。
他身上清晰的看到传统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具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
其工作和探索真理的独立品质，完全超然于物质利益之上。
4）他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之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表现出对国家科技发展的独到的创新能力，他是能够全面地分析形势，科学地提出解决办法的战略家。
这些品质，我认为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具备的最可贵的，也是最平凡的品质，在我身边我很熟悉的人身上不断的看到。
和钱学森学长同样出生于上世纪10年代的范绪箕校长，同样师从冯·卡门（并且从不在意别人是否知道他是冯·卡门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现在仍然每天去工作，写文章，践行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平凡的每一件事；他们的晚辈，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顾诵芬院士，更是每天都要找文献看，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动态，并且仍然负责《大飞机出版工程》这样浩瀚的编审和写书任务；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吴镇远教授，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和我讨论问题，和学生讨论问题，仍然为现代空气动力学发展在第一线勤奋工作。
诚然钱学森学长的成就令人高山仰止，然而他作为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代表所表现的平凡的品格，值得我们后辈尊重和珍惜。
致谢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导师范绪箕教授在其指导我读书工作的5-6年时间里，也许是因为范校长和钱学长太熟悉吧，不经意间表达让我感受到这些平凡的知识分子的品质，然而这些对于钱学森学长平凡的一面，可能是很少有人去阐述。
同时非常感谢顾诵芬院士和吴镇远教授，和他们这几年密切的工作中，不断的受到他们这些质朴的、执着的而又平凡的治学品质影响，记录下来时刻提醒我辈努力。
参考文献
已故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曾向温总理提出疑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一问题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发展，时至今日，无论从教育规模、受教育程度还是师生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却再也没有培养出像解放前培养的邓稼先、杨振宁那样的大师，也没有出现70年代中国杰出的张广厚、陈景润等人才。
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到现在，得奖的一共有14人，其中有11人是1951年前毕业的。
2006年，温家宝总理曾拿“钱学森之问”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
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我认为，这种回答并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
回答“钱学森之问”，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去行政化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教育体制行政化。
教育体制行政化的含义，就是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
由上级任命书记校长，下级服从上级，权力和地位决定了所能获取的资源和收入。
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机制负面效应很多，首先是破坏了教育的规律。
教育最根本的规律是要有一个安静的、不受打扰的环境，让师生们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
可是过去十年中国大多数高校都忘记了这个根本，变得急功近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扩招和并校，新建了大片的新校区、校舍，成立了大量综合性大学。
这些显然是由于教育行政化后，行政官员追求政绩的行为，破坏了教育的根本。
此外，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导致本应追求学术卓越的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地位低、待遇少，只能转而迎合权力，崇尚权力，极大伤害了教授们治学的热情，导致大学的活力日渐衰竭，创新能力日渐萎缩。
要改善这种局面，就不能仅对教育体制做些表面的修补，而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
要去行政化、去官化，把学校的文化和风气扭转回原本的状态，让所有人崇尚学术卓越。
目前，很多人对去行政化的意思有误解，认为就是不要行政管理。
所谓的“去行政化”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要以学术主导代替行政权力主导。
通俗讲就是“谁的话有道理听谁的，而不是谁的行政职务高听谁的”。
决策的时候不是靠最高行政领导来拍板，而是应该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真讨论，取得共识，再由行政官员包括校长执行；第二层意思是要尽量减少行政架构，缩小管理体系。
可以不在校内设院系行政机构，只设学科的管理机构，把院和系的行政机构对学术科研的干扰降到最低，同时也让学校里面的交叉学科获得发展。
大学自治是理想的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被行政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外界行政权力干预学校。
症结在于大学的领导干部任命制度，求解的方式就是大学要走自治的道路。
然而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学校发展要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因此要走出一条大学自治的道路并不容易。
一个切入点就是通过地方人大（如：
深圳特区人大）立法，制定大学章程，然后依法治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
但目前国内有章程的大学寥寥无几，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政府就不能依法治校，学校也没有自己的约束力，只能依靠行政力量管理学校。
因此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每一所大学都要认真制定自己的章程，并交付地方人大立法成为法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
一旦拥有了具有法律权威和威慑力的章程，政府和大学都依章程治校，大学才能实现自治。
在章程中应反映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干部级别，所有的管理者都应能上能下。
但是行政管理岗位一定要有高报酬，让这些岗位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管理精英加入其中。
但是行政岗位工作者应严格依照大学的章程来管理学校，不能用行政化的办法发号施令。
管理者也没有权力干预教授的学术工作，而是要根据教授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首先，应该选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来做校长。
因为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只有真正由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才有可能办好大学。
其次，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校长，而应在理事会（董事会）主持下遴选校长。
在校长的遴选过程中，应该设置经由教授们选举的专门程序，一定要充分听取教授的意见，使校长真正成为教授们的代表。
校长要对教授们负责，否则，教授们就有权利罢免、更换校长。
这就是“教授治校”。
最后，校长要善于民主协商，要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与教授们商讨，真正反映大部分教授的集体意志。
由此可见，在大学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下，校长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但同时又受到很严格的监督。
他可以放手干正确的事，一旦他做错事，随时都将面临监督和弹劾。
追求学术卓越应当成为大学的灵魂
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都是为了恢复大学应有的崇尚学术、追求学术卓越的氛围。
创造了这样的氛围，才能激发师生们的研究热情和创新能力。
而研究热情和创新能力是一个杰出人才必备的条件。
学术卓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自由。
在校内，学术成就应当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学术成就突出的人，不论老少，不论行政职务如何，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享受很高的待遇。
学校应该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探讨的氛围，鼓励大家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
当然，要帮助鼓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
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而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下面听，为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
我们要把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这样才能保证学校的活力。
第二是学者自律。
学者自律很重要。
近些年，国内不断发生学术剽窃的问题，被广大社会所诟病，进而影响了学术交流的进行。
许多研究人员怕自己的想法和成果被他人窃取，不再在公共学术交流场合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
需知，创新思想必须要在自由交流中产生、成长和成熟。
因此杜绝学术剽窃的现象，除了加强法律保障外，还要有诚信的学术道德作保障。
“钱学森之问”反映了60年中国教育体制发展之积弊。
未来几个十年中，我们应该不断理顺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以不断探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践求解“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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