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与初期工业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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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与初期工业化

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与初期工业化

　　站在现在“新型工业化”的潮头回望来路，国人曾经为追赶世界潮流而几度求索。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过“原始工业化”，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启动“初期工业化”，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中摸索，开始了新中国的的“早期工业化”建设，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民国初年掀起了一场实业救国与建国热潮。

这场实业热潮，蕴含着中国近代的初期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转机。

　　背景与基础

　　“实业”，是国人对于近代出现的新生产方式的统称。

最早的名称是“洋务”，后来又称为“工艺”、“商务”等。

清末新政曾经仿照日本明治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提出实施“通商惠工”，以“振兴商务”和“工艺”。

1893年郑观应提出了“实业”新概念，他说：

“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

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改良制造、多设工艺厂。

”从此国人便很快接受并惯于使用“实业”（Industry、Business的统称）这一新概念。

《东方杂志》刊登“实业救国之悬谈”，纵论“国家振兴实业之要道”；维新派梁启超就“政治与实业之关系”发表演说，认为“中国今日欲振兴实业，以救国难而舒民困，自不可不效十九世纪之欧洲各国，先改良本国之政治，然后始可以抵御外国之经济势力”。

1905年秋，孔祥熙与孙中山见面，表明此生志向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这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很具代表性。

　　清末民初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对实业概念有一番准确和完整的阐释：

“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

与洋务、工艺、商务等概念比较，实业概念更为准确地涵盖和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关系的批判和否定。

新经济概念的提出与流行，蕴含着观念与现实变革的深刻内涵。

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建立之初，“实业为立国之本，尽人皆知”，振兴实业、实业救国、实业建国等口号所表达的新观念和愿望，已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回国途中。

他从巴黎致电国民军政府，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

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言中称：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建设之事，更不容缓。

”孙中山身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和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发言既向社会表明了新政府旨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对于社会潮流也有巨大的号召力。

　　中华民国创建之日，正是百废待兴之时。

早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革命军就发出严厉公告：

“虐待商人者，斩。

扰乱商务者，斩。

关闭店铺者，斩。

繁荣商业者，奖。

”

　　《临时约法》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的形式，宣告中华民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它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和权利，特别是“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因此，它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切实地破除了他们从事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桎梏，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政府内务部先后发布《保护人民财产令》、《禁止人口买卖暂行条例》，明确国民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废除和禁止买卖人口，“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民分。

”有利于将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变革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契约关系。

实业部拟定《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商号自由注册，便利了大批实业企业的集股创办和申报注册。

实业部还为保护和提倡兴办工商矿业、农林渔牧及垦殖等实业，确定官产范围、交还被强行没收的商产，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鼎革之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分歧重重，但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救亡建国这个问题上，他们具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比较能够达成共识。

随着民国政权取代清王朝的大局已定，这一主题也成为全社会的关心焦点并涌动起带有持续性的社会潮流。

　　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为实业救国与建国热潮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条件，政府主导和大力推动着实业热潮的进展。

《中华实业界》对当时情景有所描绘：

“民国政府励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时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

”

　　活动与内容

　　实业热潮的活动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演讲、文论和办刊宣传。

民国元年南北统一、政权易手，孙中山不再担任临时大总统。

他依然与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骨干及革命党人一起，从事促进实业的各种活动。

仅民国元年当年孙中山就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总董、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上海研究华洋物品会会长等许多职事。

他在中华实业联合会发表演讲，指出：

“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

今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又在该会的欢迎会上重申，“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

江苏都督陈其美也在同一场合表示“工商之发达必须鼓吹实业”。

改良派巨头梁启超刚由日本避难归来，就在北京总商会的欢迎会上郑重表态：

“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

”张謇作为前立宪派东南地方领袖，在安徽实业协会演说时强调：

“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

”

　　1912年至1915年，《中华实业界》等新创办的实业报刊即达50种以上，分布于全国18个省区；一些原有的报刊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等也新增了大量实业报道与文论的栏目内容。

新旧报刊广泛宣传实业救国与建国思想，旨在唤起民众的意识与积极性，并普及实业知识、通报实业状况、推进实业界联合，探讨并敦促政府厉行经济政策，共同组成了声势颇大的舆论阵地。

在这种情形与气氛之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

”　　其二，组建各种实业团体。

民国初年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既有政治团体，也有实业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即达40余个；截至1913年6月，此类社团有95个；从1912年1月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各种实业团体，总计有107个。

虽然它们宣布的发起旨趣各异其辞，但是振兴实业、强国富民显然是它们共同的宗旨。

一如中国实业共济会的宏图大略：

“集合五大民族，共筹振兴实业，开拓国家之富源，发展民族之经济”。

　　众多实业团体中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影响较大的有：

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拓殖协会、中国实业会、中华实业团、中国实业共济会、民生团、华侨同仁民生实业会、经济协会、西北实业会、安徽实业会、黑龙江省实业总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会等。

　　它们的组织形式既有全国性的总分会制，又有各区域、省市的地方性集合方式；其经办范围既有实业总汇，又分行业另组，不仅遍及全国22个省区，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

其中，尤其是海外华侨实业联合组织以及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中华民生实进会等女子团体，更显示出了实业团体宽阔的地域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此外，其外围的它类社团中也有不少将发展实业列为活动内容之一，不能截然分开。

这些团体召集同志、齐心合力，虚实兼顾、常年不懈，是继撰文和演讲之后更为持久、有规模和具实效的活动方式。

　　其三，创办各种企业。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实业热潮中领风气之先。

他们在上海创设中国铁路总公司，以示对被称为“实业之母”的交通特别重视；又创办中华实业银行，以“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

他们还先后致力于集资创办国民银行、中华汽船公司、湖南五金矿业股分公司、富国矿业股分公司等实业公司。

这些令人瞩目的举动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响应，首先是为数众多的实业社团，如民生团和中华实业团，大都致力于“开设各种实业公司”，以“振兴百端实业”，继而在实业热潮舆论宣传和社团组织的影响下，兴办实业很快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行动。

　　据统计，民国元年和民国二年全国新办企业分别多达2001家和1249家。

这一统计并不十分精确，与学者对留下具体名称的企业所作的实证性调查相比偏高，原因在于统计中很多工厂是忽生旋灭，“死亡率”极高，另有一些因战事而停顿的企业纷纷重新开业，增加了工厂开闭情况的复杂性和统计的难度。

　　尽管如此，这项统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企业兴办的盛况。

而实业热潮延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式企业在“黄金时代”中的数量和规模，更是盛况空前。

此外，各界人物在实业热潮中还努力提倡实业教育，开办工商实业学校，作为传播知识、培育人才的基地。

提倡国货的宣传和鼓动旨在为实业发展争取市场，又使得“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之说，洋洋溢溢万口同声”。

实业救国与建国热潮中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活动，产生了持续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初期工业化新阶段

　　站在现在“新型工业化”的潮头回望来路，国人曾经为追赶世界潮流而几度求索。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原始工业化”，其实是一些星火般散布的资本主义萌芽；近代中国世局骤变，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启动“初期工业化”，这是历时80余年的摆脱落后和奴役的奋争，是我国真正追逐工业化的世界大势的初始；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中的摸索，开始了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建设，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里描述的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实为初期工业化的一次重大转机，开启了初期工业化的新阶段。

　　通观初期工业化在模式、路径上的摸索和选择，有一条主线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及其路径，一条辅线是民办官助的模式及其路径。

1861年曾国藩开设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官办洋务企业，是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滥觞；1869年铁匠方举赞和孙英德合办上海发昌机器厂，1872年侨商陈启源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其指向是民办官助的模式。

　　洋务运动由“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走向“工商立国”、“振兴实业”求富强；从官办军用工业走向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直至商办民用新式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

官府在不得已中逐步放松了对民办实业的限制。

1895年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末路，洋务企业破败的同时民间开始了第一次开矿设厂的高潮。

但是，在清末出现了“统一路政”和“机船路矿”收归国有的倒行逆施，直接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民族工商业者们前仆后继地为挽回利权而抗争，“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

民间自发自为并期待官府扶助的工业化模式的尝试，在封建末世行将山穷水尽。

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反思道：

“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展，为绝对的关系”。

东南实业领袖张謇更是痛感民族工商业“千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面粉大王荣宗铨（荣德生）也指出：

“政府之于实业，犹如家人父子，休戚相关。

政府应予实业以优厚之培植、以发展其精神能力，使达于巩固自立之境”。

他们总结经验说：

“国家之于实业，太上扶植，其次任其自由而弗妄加干涉，最下者与之争”。

他们预言民国建立是大好时机：

“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

”甚至热切地宣布：

“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

　　实业热潮对于初期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展示出民族资本的生机和活力，而且赋予工业化模式以转变的机遇。

民初袁世凯政府时期，由于张謇等人的努力，经济政策具备了宽允、奖励和扶植的导向，从而造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族资本开始在轻纺工业领域萌生企业集团，这是实业热潮的好的后果。

　　此后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陷于分裂和失控的状态，反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留下了整个近代最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工业化的模式，也一反晚清以来政府主导甚至严控、包揽的模式，有可能转变为民间自发自为加上政府扶植、奖助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民族工商业者历来的祈求和梦想，正如张謇的“棉铁主义”、“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的“南通模式”，后来的卢作孚的“北碚新社会”的实验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等，模式上一脉相承，路径选择上各有差异。

　　不过，工业化模式转变的机遇是脆弱而短暂的。

民国南京政府一旦立足已稳，政府主导模式重又强势甚至走向垄断与包揽的极端，民办官助的设想再无侥幸的机会。

初期工业化进程的兴衰起伏，其中选择与转机的得失，终究成为可供后人评说、镜鉴的往事。

　　（作者提供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因受杂志体例所限，未予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