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与初期工业化.docx

1、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与初期工业化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与初期工业化 站在现在“新型工业化”的潮头回望来路，国人曾经为追赶世界潮流而几度求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过“原始工业化”，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启动“初期工业化”，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中摸索，开始了新中国的的“早期工业化”建设，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民国初年掀起了一场实业救国与建国热潮。这场实业热潮，蕴含着中国近代的初期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转机。 背景与基础 “实业”，是国人对于近代出现的新生产方式的统称。最早的名称是“洋务”，后来又称为“工艺”、“商务

2、”等。清末新政曾经仿照日本明治时期的“殖产兴业”政策提出实施“通商惠工”，以“振兴商务”和“工艺”。1893年郑观应提出了“实业”新概念，他说：“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改良制造、多设工艺厂。”从此国人便很快接受并惯于使用“实业”（Industry、Business的统称）这一新概念。东方杂志刊登“实业救国之悬谈”，纵论“国家振兴实业之要道”；维新派梁启超就“政治与实业之关系”发表演说，认为“中国今日欲振兴实业，以救国难而舒民困，自不可不效十九世纪之欧洲各国，先改良本国之政治，然后始可以抵御外国之经济势力”。1905年秋，孔祥熙与孙中山见面，

3、表明此生志向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这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很具代表性。 清末民初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对实业概念有一番准确和完整的阐释：“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与洋务、工艺、商务等概念比较，实业概念更为准确地涵盖和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关系的批判和否定。新经济概念的提出与流行，蕴含着观念与现实变革的深刻内涵。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建立之初，“实业为立国之本，尽人皆知”，振兴实业、实业救国、实业建国等口号所表达的新观念和愿望，已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 武昌起义爆

4、发时，孙中山正在回国途中。他从巴黎致电国民军政府，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言中称：“中华民国缔造之始建设之事，更不容缓。”孙中山身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和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发言既向社会表明了新政府旨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对于社会潮流也有巨大的号召力。 中华民国创建之日，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早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革命军就发出严厉公告：“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 临时约法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的形式，宣告中华民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

5、等，享有人身、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和权利，特别是“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因此，它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切实地破除了他们从事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桎梏，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政府内务部先后发布保护人民财产令、禁止人口买卖暂行条例，明确国民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废除和禁止买卖人口，“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民分。”有利于将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变革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契约关系。实业部拟定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商号自由注册，便利了大批实业企业的集股创办和申报注册。实业部还为保护和提倡兴办工商矿业、农林渔牧及垦殖等实

6、业，确定官产范围、交还被强行没收的商产，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鼎革之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别和团体分歧重重，但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救亡建国这个问题上，他们具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比较能够达成共识。随着民国政权取代清王朝的大局已定，这一主题也成为全社会的关心焦点并涌动起带有持续性的社会潮流。 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为实业救国与建国热潮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条件，政府主导和大力推动着实业热潮的进展。中华实业界对当时情景有所描绘：“民国政府励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

7、，不几时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 活动与内容 实业热潮的活动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演讲、文论和办刊宣传。民国元年南北统一、政权易手，孙中山不再担任临时大总统。他依然与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骨干及革命党人一起，从事促进实业的各种活动。仅民国元年当年孙中山就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总董、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上海研究华洋物品会会长等许多职事。他在中华实业联合会发表演讲，指出：“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今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又在该会的欢迎会上重申，“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江苏都督陈其美也在

8、同一场合表示“工商之发达必须鼓吹实业”。改良派巨头梁启超刚由日本避难归来，就在北京总商会的欢迎会上郑重表态：“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张謇作为前立宪派东南地方领袖，在安徽实业协会演说时强调：“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 1912年至1915年，中华实业界等新创办的实业报刊即达50种以上，分布于全国18个省区；一些原有的报刊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等也新增了大量实业报道与文论的栏目内容。新旧报刊广泛宣传实业救国与建国思想，旨在唤起民众的意识与积极性，并普及实业知识、通报实业状况、推进实业界联合，探讨并敦促政府厉行经济政策，共同组成了声势颇大的舆论阵地。在这种情形与

9、气氛之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 其二，组建各种实业团体。民国初年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既有政治团体，也有实业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即达40余个；截至1913年6月，此类社团有95个；从1912年1月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各种实业团体，总计有107个。虽然它们宣布的发起旨趣各异其辞，但是振兴实业、强国富民显然是它们共同的宗旨。一如中国实业共济会的宏图大略：“集合五大民族，共筹振兴实业，开拓国家之富源，发展民族之经济”。 众多实业团体中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拓殖协会、中国实业会、中华实业

10、团、中国实业共济会、民生团、华侨同仁民生实业会、经济协会、西北实业会、安徽实业会、黑龙江省实业总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会等。 它们的组织形式既有全国性的总分会制，又有各区域、省市的地方性集合方式；其经办范围既有实业总汇，又分行业另组，不仅遍及全国22个省区，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其中，尤其是海外华侨实业联合组织以及上海神州女界协济社、中华民生实进会等女子团体，更显示出了实业团体宽阔的地域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此外，其外围的它类社团中也有不少将发展实业列为活动内容之一，不能截然分开。这些团体召集同志、齐心合力，虚实兼顾、常年不懈，是继撰文和演讲之后更为持久、有规模和具实效的活动方式。 其三，创

11、办各种企业。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实业热潮中领风气之先。他们在上海创设中国铁路总公司，以示对被称为“实业之母”的交通特别重视；又创办中华实业银行，以“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他们还先后致力于集资创办国民银行、中华汽船公司、湖南五金矿业股分公司、富国矿业股分公司等实业公司。这些令人瞩目的举动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响应，首先是为数众多的实业社团，如民生团和中华实业团，大都致力于“开设各种实业公司”，以“振兴百端实业”，继而在实业热潮舆论宣传和社团组织的影响下，兴办实业很快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行动。 据统计，民国元年和民国二年全国新办企业分别多达2001家和1249家。这一统计并不十分精确，与学者对留

12、下具体名称的企业所作的实证性调查相比偏高，原因在于统计中很多工厂是忽生旋灭，“死亡率”极高，另有一些因战事而停顿的企业纷纷重新开业，增加了工厂开闭情况的复杂性和统计的难度。 尽管如此，这项统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企业兴办的盛况。而实业热潮延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式企业在“黄金时代”中的数量和规模，更是盛况空前。此外，各界人物在实业热潮中还努力提倡实业教育，开办工商实业学校，作为传播知识、培育人才的基地。提倡国货的宣传和鼓动旨在为实业发展争取市场，又使得“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之说，洋洋溢溢万口同声”。实业救国与建国热潮中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活动，产生了持续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初期工业化新阶

13、段 站在现在“新型工业化”的潮头回望来路，国人曾经为追赶世界潮流而几度求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原始工业化”，其实是一些星火般散布的资本主义萌芽；近代中国世局骤变，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启动“初期工业化”，这是历时80余年的摆脱落后和奴役的奋争，是我国真正追逐工业化的世界大势的初始；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中的摸索，开始了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建设，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这里描述的民国初年的实业热潮，实为初期工业化的一次重大转机，开启了初期工业化的新阶段。 通观初期工业化在模式、路径上的摸索和选择，有一条主线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及其路径，一条辅线

14、是民办官助的模式及其路径。1861年曾国藩开设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官办洋务企业，是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滥觞；1869年铁匠方举赞和孙英德合办上海发昌机器厂，1872年侨商陈启源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其指向是民办官助的模式。 洋务运动由“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走向“工商立国”、“振兴实业”求富强；从官办军用工业走向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直至商办民用新式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官府在不得已中逐步放松了对民办实业的限制。1895年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末路，洋务企业破败的同时民间开始了第一次开矿设厂的高潮。但是，在清末出现了“统一路政”和“机船路矿”收归国有的倒行逆施，直接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民族

15、工商业者们前仆后继地为挽回利权而抗争，“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民间自发自为并期待官府扶助的工业化模式的尝试，在封建末世行将山穷水尽。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反思道：“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展，为绝对的关系”。东南实业领袖张謇更是痛感民族工商业“千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面粉大王荣宗铨（荣德生）也指出：“政府之于实业，犹如家人父子，休戚相关。政府应予实业以优厚之培植、以发展其精神能力，使达于巩固自立之境”。他们总结经验说：“国家之

16、于实业，太上扶植，其次任其自由而弗妄加干涉，最下者与之争”。他们预言民国建立是大好时机：“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甚至热切地宣布：“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 实业热潮对于初期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展示出民族资本的生机和活力，而且赋予工业化模式以转变的机遇。民初袁世凯政府时期，由于张謇等人的努力，经济政策具备了宽允、奖励和扶植的导向，从而造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族资本开始在轻纺工业领域萌生企业集团，这是实业热潮的好的后果。 此后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陷于分裂和失控的状态，反而给中国资本主

17、义留下了整个近代最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工业化的模式，也一反晚清以来政府主导甚至严控、包揽的模式，有可能转变为民间自发自为加上政府扶植、奖助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民族工商业者历来的祈求和梦想，正如张謇的“棉铁主义”、“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的“南通模式”，后来的卢作孚的“北碚新社会”的实验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等，模式上一脉相承，路径选择上各有差异。 不过，工业化模式转变的机遇是脆弱而短暂的。民国南京政府一旦立足已稳，政府主导模式重又强势甚至走向垄断与包揽的极端，民办官助的设想再无侥幸的机会。初期工业化进程的兴衰起伏，其中选择与转机的得失，终究成为可供后人评说、镜鉴的往事。 （作者提供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因受杂志体例所限，未予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