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积极性调研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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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积极性调研报告

农业生产积极性调研报告

　　粮食安全始终是人类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确保粮食安全基础是粮食产量，而稳定粮食生产的手段除政策、机制和气候等因素外，主要是持续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

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生产有何影响？

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是那些？

如何建立持续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

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数据显示：

农民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生产周期密切相关

　　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是反映粮食生产的三个重要指标，通过对近30年来的历史数据分析，农民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生产周期密切相关。

　　1、农民种粮积极性变化引发粮食总产量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但其中出现了几次较大波动。

从粮食总产量波动图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粮食生产经历了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波动的直接原因都与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关。

　　1978～1984年：

农民种粮热情迸发，粮食总量快速增长

　　从1978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开，粮食收购价格也得到大幅度提高，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幅度高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得1980年以后的几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增加，并在1984年创下建国以来第一个新高，粮食总产量从30477万吨快速增长到40731万吨。

　　1985～1988年：

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粮食生产低迷

　　1984年农业大丰收之后，于产生了农业和粮食问题可以过关的思想，放松了警惕。

从1985年起，一方面，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削减，粮食收购价格下调；另一方面，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却大幅度上涨。

双重影响使农民种粮纯收入迅速降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导致1985年粮食总产量比1984年减少2820万吨，减产％，是建国以来仅低于1959年粮食减产数量的年份。

此后几年内粮食生产一直处于低位，到1989年总产量才回升到1984年水平，达到40755万吨。

　　1989～1999年：

农民种粮积极性相对稳定，粮食总量恢复增产态势

　　这个阶段农民种粮积极性虽然出现一定波动，但相对比较稳定，粮食总产量也基本保持持续上升态势。

其中1990年和1996年农民种粮积极性最高，粮食产量提高幅度也最大。

　　1989至1990年期间，国家实施了新一轮的惠农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1991年达到347．5亿元，比1988年净增加亿元，增幅高达％。

再次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89粮食收购价格上升了％。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促使1990年粮食实现历史性丰收，达到44624万吨。

　　1991至1995年期间，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投资总额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相对比较稳定，全国粮食总产量均在45000万吨左右。

　　1996年至1999年粮食生产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期间，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再一次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又创历史新高，到达50454万吨。

此后连续四年农民种粮积极性均保持较高水平。

1998年我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灾，但粮食总产量仍超过1996年水平。

　　20XX～20XX年：

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带来严峻的粮食生产形势

　　粮食连年丰收，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并贮存粮食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压力。

20XX年年初，国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并且调整粮食保护价收购范围，实质上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20XX年粮食价格大跌，农民种粮收入直逼种粮成本，个别地方农民甚至亏损，农民几乎完全丧失种粮积极性。

粮食总产量出现连续五年下降，20XX年仅43070万吨，比1998年减少%。

20XX年，我国粮食缺口达500亿公斤，人均粮食产量仅333公斤，低于中国社会温饱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370—385公斤的粮食安全区间，粮食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20XX年以来：

农民种粮热情再次得到激发，粮食总产量出现五年连增

　　为了扭转粮食总产量连续几年持续下滑的趋势，20XX年开始，国家再次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自20XX年起连续六年中央1号文件均提出要大力支持粮食生产。

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惠农政策不断积累和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市场价持续上涨和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再次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热情，粮食实现连续5年增产。

20XX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52850万吨，比20XX年增加了9780万吨，增长%。

　　2、短期内种粮积极性直接影响粮食播种面积

　　从长期来看，1978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于耕地与非农业用地的经济效益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部分耕地向非农业用地转移。

耕地面积的下降，致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20587千公顷下降至20XX年的106793千公顷，减少了13794千公顷，降幅为%。

　　但从短期来看，如不考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耕地面积下降的影响，种粮积极性的变化最直接的反映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最近的一次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周期性波动是从1999年开始的。

以这一次周期性波动为基础来分析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

20XX～20XX年期间农民种粮积极性被严重伤害，部分农民改变种植结构，或者索性撂荒，致使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降，20XX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仅99410千公顷，为历史最低水平，比1998年的113161千公顷减少13751公顷，累计减幅为%。

20XX年至今种粮积极性再次得到了极大地激发，粮食播种面积开始缓慢回升。

到20XX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06793公顷，比20XX年增加7383公顷，增幅为%。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对全省37个县2500户农户农作物种植意向抽样调查显示，20XX年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粮食意向播种面积比20XX年增长%。

这是自1983年开展种植意向调查以来，仅低于20XX年的增幅。

水稻种植意向结构趋于合理，一改近三年“单增双减”的情况，出现了“单双均增”的局面，计划种植早、晚稻分别比上年增长%、%，中稻面积在连续三年高增长的情况下，增速有所趋缓，仍比上年增长2%。

　　3、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有较大影响

　　从长期来看，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的优化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水平显著上升，20XX年达4951公斤/公顷，为历史最高位，是1978年2527公斤/公顷的倍。

从较短的一段时期来看，气候条件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则是粮食单产提高最主要的因素。

　　种粮积极性提高，将促使农民增加种粮投入，包括资金技术投入和劳动投入，这都有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民精耕细作。

从1978-20XX年的粮食单产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当农民种粮积极性被激发时，粮食单产增幅较大。

如1978～1984年、1989～1999年和20XX年至今均为单产快速增加的阶段。

当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时，粮食单产增长幅度较小或停滞。

如1985～1988年单产增幅较小，而20XX～20XX年出现了减产。

　　二、实践证明：

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主要因素有五个方面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主要因素有五个方面：

　　1、经营机制

　　只有良好的经营机制，才能长期有效的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如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开，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总产量也迅猛增长，1984年与1978年相比增幅高达%。

但当一种机制的功能发挥到一定程度后，如没新的举措，农民种粮积极性将受到一定影响，1985～1988年就是典型的表现。

而近年来在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又促进了粮食的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了农民种粮收入，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2、市场价格

　　粮食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决定农民种粮效益，影响种粮积极性。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自身的粮食安全和收益最大化，当温饱问题解决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内在因素就是种粮的收益。

种粮收益是出售粮食收益和种粮补贴组成。

在不考虑政府补贴的基础上，种粮收入=粮食价格*粮食产量-生产成本。

粮食产量基本上随粮食价格变化，而生产成本主要是农资价格决定。

因此影响粮食销售的效益主要是粮食价格和农资价格，粮食价格提高能够带来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而农资价格越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越低。

　　于粮食生产的特殊性，粮食和农资的市场价格的形成不仅受市场需求和供给影响，还要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

为保证粮食和农资价格的稳定，国家从20XX年以来连续几次提高粮食收购价和出台了稳定农资价格的措施，提升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了农民纯收入。

　　以湖南为例，20XX至20XX年四年期间，受粮食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20XX年湖南粮食产量为2768万吨，到20XX年降到2443万吨，下降了%，在此期间，农民收入增幅放缓。

这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97，2299，2397，2533元，累计增加386元，累计增幅仅%，平均每年增加才元。

相比20XX年到20XX年四年期间，粮食价格处于高位，种粮收益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增幅也加大。

粮食产量从20XX年的2443万吨，回升到20XX年的2692万吨。

这四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838、3118、3390和3904元，累计增加1371元，累计增幅%，平均每年增加343元。

20XX年粮食价格持续走高，湖南粮食产量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比上年增加元，增长%，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绝对值是改革开放30年中最多的一年。

　　于今年年初农资价格的下调和最低收购价的再次提高，近期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开展的粮食生产积极性调查显示，湖南有%的农民认为今年种粮效益比上年还将有所提高。

　　3、政策导向

　　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分析中可以看出：

每次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波动和粮食总产量的变动，都是国家对粮食生产政策的调整开始的。

1985国家减少农业投入使当年粮食减产；20XX至20XX年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压力增大，开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生产支持力度减少，引起了这期间粮食连续减产。

新一轮的粮食增产也是国家政策引导开始的，20XX年开始，国家财政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不断加大，种粮补贴不断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热情，粮食实现连续5年增产。

　　当前国家继续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20XX年湖南农资直补为每亩元，比上年每亩增加了元；粮食直补为每亩元，水稻良种补贴早稻和晚稻分别每亩补贴10元和15元，中稻每亩补贴15元，均维持上年的补助标准。

若农户种双季稻，三项补贴最高能够达到元/亩，比上年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近期开展的粮食生产积极性调查，有%的农民认为当前国家惠农政策惠农力度大、支持范围广和落实情况好，使其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

　　4、基础条件

　　影响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基础条件，主要是农村基础水利设施、气候条件等。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保障能力低是长期以来一直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的老问题。

根据湖南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十一五”期间总投资亿元，而目前实际投入不到“十一五”的十分之一；于集体经济的管水组织不复存在，“重建轻管，重用轻护”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取消农民“两工”制度后，少见农闲时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

调查显示当前在湖南农户抛荒的水田中，75%是因为水利条件不好。

　　我国属于气候灾害较多的国家，20XX年初的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冰雪灾害，而今年初北方又遭遇了特大旱灾波及12个省份。

于我国农村基础水利建设严重滞后，我国多数地区粮食生产都是“靠天吃饭”，频发的气候灾害会给农民种粮积极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5、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又一因素。

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力必然会从低效益的部门向高效益的部门转移。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的效益与进城务工和从事农村二、三产业相比较低。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种粮收益低的情况下，必然会流出农业流向相对高收益的行业，这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是有益的。

当种粮收益和在外务工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就会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他们会逐渐减少甚至是放弃粮食生产投入，影响到粮食安全。

据调查湖南20XX年存在抛荒现象的水田中有91%是因为家中缺乏劳动力。

　　20XX年四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湖南部分外出农民工出现了回流返乡的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对全省农民工返乡监测数据显示，至20XX底，全省农民工返乡率为%，于外出务工收入增幅下降，种粮收益和在外务工收入差距缩小，其中%的返乡农民工愿意选择在家务农。

近期开展的农民种粮积极性调查结果显示，因缺乏劳动而不种粮的情况，今年得到大大改善。

　　三、对策建议：

持续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五个举措

　　从目前情况看，要持续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需要采取五大举措：

　　1、稳定并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控好农资价格，提高种粮效益

　　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和农资价格的降低，都能够提高种粮效益，直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近年来，特别是20XX年来，国家几次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都取得了明显效果，因此，要继续坚定不移的实施，在粮食价格上继续稳定并在条件具备时适当提高粮食最低保护价格，保证农民种粮的利润空间。

在控制农资价格上，政府可采取对生产企业进行退税、补贴等政策，以降低农资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

　　2、完善种粮补贴方式，建立长效补贴机制

　　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有利于农民种粮收益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

但是政府的粮食补贴为多少才能调动和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怎样进行补贴才能最大程度的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前的各种粮食补贴都是以农民的种植面积为依据，不管粮食产量多少，农民只要种地、使用良种就可以获得补贴，这就造成了部分农民的投机行为。

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农民接受了补贴却不种粮，这种补贴方式对农民增收作用很大，而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程度还值得研究。

所以，采取有效的粮食补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考虑按照粮食产量或者按出售商品粮数量进行粮食直补，通过建立农资投入等成本核算，采取动态补贴方式，让农民每年都能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

按照农民粮食生产的投入、产量等实际情况进行补贴，可以增强补贴的约束性，能够引导农民加强管理，提高其种粮积极性，最终提高粮食产量，增强补贴实效。

　　3、加强农村基础水利设施建设，加大农业保险力度，提高农民抵御种粮自然风险能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农村基础水利设施建设对于粮食生产来说至关重要。

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靠天吃饭”的现象，提高旱涝保收耕地面积，增强农民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将极大地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是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对农村水利尤其是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维护等情况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中；三是要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创新农田水利管理机制，解决农村水利设施管理难的问题。

　　此外，要提高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还要加大农业保险工作力度。

目前农业保险工作存在农民风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农业保险的费用较高，农民难以承受；保险勘赔定损难、理赔标准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

因此建议，一是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三是切实解决勘赔定损，适当提高理赔标准，四是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着力解决农业保险高费用、高费率问题。

　　4、加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力度，提高粮食生产率

　　从长期来看，粮食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和推广。

因此要加大粮食生产科技攻关和推广力度，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贡献率。

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于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国家在农村科技研发和推广等农业生产服务体制上应该加大投入力度，从根本上提高粮食生产率，为长期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提供坚实基础。

　　5、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机制，完善土地流转

　　提高粮食的价格、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以及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都是政府宏观调控可以选择的激励手段。

但政府财力终究有限，随着非农产业的增收对农民吸引力的增大，在种粮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民种粮积极性问题不会因为政府的补贴而完全解决。

要从深层次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问题，就应该从粮食生产的经营机制入手。

因此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粮食生产经济机制就尤其重要。

目前一家一户耕作几亩地的利润额不足以支持家庭经营发展，如果规模种植则不同，据测算，东部地区一个家庭耕种20亩优质农田，中部地区耕种30亩优质农田．其实际生活水平基本上可以与外出打工一致。

　　从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长期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要推动农村承包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主要依靠种粮大户和新兴的规模化粮食生产组织。

特别是实行规模化经营，随着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企业介入，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单位面积使用劳动力少，优良品种统一使用，防治病虫一致行动，其产出效益必然高于单家独户的耕作水平。

一旦农业经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辅之以国家的补贴和金融支持等政策，从事粮食生产劳动力的平均收入会越来越高，进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会越来越高。

　　粮食安全始终是人类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确保粮食安全基础是粮食产量，而稳定粮食生产的手段除政策、机制和气候等因素外，主要是持续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

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生产有何影响？

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因素是那些？

如何建立持续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

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数据显示：

农民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生产周期密切相关

　　总产量、播种面积、单产是反映粮食生产的三个重要指标，通过对近30年来的历史数据分析，农民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生产周期密切相关。

　　1、农民种粮积极性变化引发粮食总产量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但其中出现了几次较大波动。

从粮食总产量波动图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粮食生产经历了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波动的直接原因都与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关。

　　1978～1984年：

农民种粮热情迸发，粮食总量快速增长

　　从1978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开，粮食收购价格也得到大幅度提高，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幅度高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得1980年以后的几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增加，并在1984年创下建国以来第一个新高，粮食总产量从30477万吨快速增长到40731万吨。

　　1985～1988年：

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粮食生产低迷

　　1984年农业大丰收之后，于产生了农业和粮食问题可以过关的思想，放松了警惕。

从1985年起，一方面，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削减，粮食收购价格下调；另一方面，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却大幅度上涨。

双重影响使农民种粮纯收入迅速降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导致1985年粮食总产量比1984年减少2820万吨，减产％，是建国以来仅低于1959年粮食减产数量的年份。

此后几年内粮食生产一直处于低位，到1989年总产量才回升到1984年水平，达到40755万吨。

　　1989～1999年：

农民种粮积极性相对稳定，粮食总量恢复增产态势

　　这个阶段农民种粮积极性虽然出现一定波动，但相对比较稳定，粮食总产量也基本保持持续上升态势。

其中1990年和1996年农民种粮积极性最高，粮食产量提高幅度也最大。

　　1989至1990年期间，国家实施了新一轮的惠农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1991年达到347．5亿元，比1988年净增加亿元，增幅高达％。

再次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89粮食收购价格上升了％。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促使1990年粮食实现历史性丰收，达到44624万吨。

　　1991至1995年期间，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投资总额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相对比较稳定，全国粮食总产量均在45000万吨左右。

　　1996年至1999年粮食生产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期间，1994年和1996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再一次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又创历史新高，到达50454万吨。

此后连续四年农民种粮积极性均保持较高水平。

1998年我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灾，但粮食总产量仍超过1996年水平。

　　20XX～20XX年：

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带来严峻的粮食生产形势

　　粮食连年丰收，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并贮存粮食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压力。

20XX年年初，国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并且调整粮食保护价收购范围，实质上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

20XX年粮食价格大跌，农民种粮收入直逼种粮成本，个别地方农民甚至亏损，农民几乎完全丧失种粮积极性。

粮食总产量出现连续五年下降，20XX年仅43070万吨，比1998年减少%。

20XX年，我国粮食缺口达500亿公斤，人均粮食产量仅333公斤，低于中国社会温饱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370—385公斤的粮食安全区间，粮食生产形势十分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