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人口现状及对经济发展的制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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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人口现状及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贫困地区人口现状及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湖南省共有贫困县（含市、区，下同）31个，其中国家级贫困县10个，省级贫困县21个；贫困地区土地面积达7.9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7.68%；普查时总人口1449.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2.90%。

要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就必须高度重视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本文依据湖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有关资料，对贫困地区的人口现状及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一探析。

一、贫困地区人口现状的基本特点

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贫困地区人口现状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1．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高

全省贫困地区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出生率为12.33‰，死亡率为7.24‰，自然增长率为5.09‰。

这一人口增长速度，较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出生率高达22.46‰，自然增长率高达14.74‰，有了显著的降低，但依然偏高。

与全省同期相比较，出生率高出0.88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高0.43个千分点。

在31个贫困县中，出生率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有24个，其中有9个县高出2个千分点以上，最高者永顺县还高出5.41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有19个，其中有10个县高出2个千分点以上，最高者永顺县还高出4.8个千分点。

2．人口文化素质较低

全省贫困地区普查时拥有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243.05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91.74%，低于全省平均93.84%的水平。

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较，人口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每十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者增加了1016人，高中和中专文化者增加了2436人，初中文化者增加了13300人，只有小学文化者减少了1024人。

但贫困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相对水平依然较低。

在每十万人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贫困地区的大专及以上、高中和中专、初中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只有小学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

而贫困地区文盲人口达91.85万人，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为8.30%，虽比1990年下降了13.06个百分点，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65个百分点。

茶陵、桑植、麻阳、新晃、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等12个县的文盲率还超过10%，最高的保靖县达到15%。

特别是女性人口的文盲率甚高，平均达到12.92%，凤凰、花垣、保靖、永顺、龙山等5县还超过了20%。

表1贫困地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与全省的比较

单位：

人

受教育程度

贫困地区

全省

贫困地区与全省比较

大专及以上

高中和中专

初中

小学

1486

8496

31538

44256

2927

11125

35656

38328

-1441

-2629

-4118

+5928

3．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

2000年，贫困地区城镇人口为22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64%。

这一比重较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提高了8个百分点，但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4.11个百分点。

从城镇人口结构看，贫困地区的市人口为48.1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32%；镇人口为178.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32%。

不计4个市、区，27个贫困县的城镇化水平为11.15%，并且还有桂东（9.53%）、平江（8.27%）、汝城（7.66%）等3个县的城镇化水平在10%以下。

贫困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是非农产业不甚发达的一种反映。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贫困地区非农业户口人数为177.3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26%，较全省平均水平低7.34个百分点，特别是有7个县的非农业户口比例还在10%以下，最低的隆回县仅7.49%。

4．人口密度较低

2000年贫困地区人口密度为182人/平方公里，与1990年人口普查时持平，远低于全省人口密度（304人/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低并不意味着贫困地区的人口容量大，因为人口容量是以一定的生存环境为基础的。

从生态环境角度看，贫困地区的特点表现在：

一是山地面积所占比重大。

据省扶贫开发办统计，贫困地区的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71.4%，而全省这一比重只有51.2%。

据人口生态学原理，每一单位的山地面积所负载的人口量较坡地、平地为小。

二是人均耕地面积不多。

2000年，贫困地区每一农村劳动力所拥有耕地面积为2.01亩，还略低于全省2.08亩的平均水平。

加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较其他地区缓慢，贫困地区实际上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

5．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

贫困县（市、区）大多地处我省边陲，属山区或半山区，也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

湖南全省现有16个民族县（市、区），除靖州苗族侗族县外，其余的均属贫困县。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湖南全省有少数民族人口658万人，其中居住在贫困地区的达509.28万人，占到了77.40%。

尤其是湖南几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集中于贫困地区的比例甚高。

如在贫困地区居住的土家族达253.11万人，占全省95.89%；苗族151.13万人，占全省78.25%；侗族53.28万人，占全省63.27%；瑶族34.24万人，占全省48.59%；白族12.24万人，占全省97.45%。

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甚大，既使迅速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更富政治意义，又给从严控制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平添了几分难度。

二、贫困地区人口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现状与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紧密的联系。

人口问题是贫困地区致贫诸多因素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脱贫致富进程。

概括地说，贫困地区人口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状态，对人口控制起着消极的影响。

据统计，2000年贫困地区计划内生育率为94.64%，较全省低0.97个百分点，特别是湘西自治州，计划内生育率仅90.83%；多孩率为0.8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21个百分点，其中有15个县超过1%，最高的新化县还达到了2.20%。

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相对滞后，其深层原因在于：

第一，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数量，而不是劳动力智力。

多生子女以增加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动力，是家庭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

贫困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使多子多福有着更为深厚的土壤。

第二，在人均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生育子女的经济负价值（包括生育、抚养、培养、成家、机会成本等费用）远低于经济正价值，“多生一个孩，多加一双筷，不用多加菜”的观念在贫困地区更为浓厚。

第三，在人均纯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也导致生育控制的经济手段部分失灵，有钱超生的罚不怕，无钱超生的不怕罚。

反过来，人口的过快增长，又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种作用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降低了人均拥有的社会财富水平；二是直接增加了人口投资，间接降低了人均社会财富水平。

导致贫困的原因虽然是多重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相对生产要素显得过多，人口增长较快。

扶贫攻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可忽视的是人口因素吞噬了部分奋斗的成果。

正因为如此，贫困地区面貌虽然有所改观，但目前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突出表现在：

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如表2所示，2000年，贫困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50.22元，相当于全省的55.86%；人均财政收入133.39元，相当于全省的49.44%；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为2459.68元,相当于全省的25.94%；人均粮食产量388公斤，相当于全省的88.38%；农民人平纯收入1522.75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9.31%。

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水平更低。

⑵经济生产条件甚差。

2000年，贫困地区的机耕面积为334.29万亩，只占区域耕地面积的13.76%（全省平均为43.88%）；有效灌溉面积为820.1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7.38%（全省平均为68.27%）；拥有农业机械动力为420.23万千瓦，每亩耕地平均占有0.29千瓦（全省平均为0.40千瓦）。

相当明显，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走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

表2贫困地区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与全省的比较

区别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元）

人均财政

收入（元）

人均粮食

产量（公斤）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全省

贫困地区

其中：

国家级贫困县

5639.00

3150.22

2587.35

9481.50

2459.68

2153.47

269.79

133.39

105.28

439

388

371

2197.16

1522.75

1195.58

资料来源：

据《湖南统计年鉴（2001）》整理。

2．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口素质较低是贫困地区深层的“贫困”。

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地区，最好的梦想变为现实也不过“温饱”而已。

低素质人口多，必然影响到人们对现代生产技术的承受能力，以致经济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

可以说，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人口数量过多的制约作用更大。

这一点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业已清晰地显现出来。

与全省相比较，2000年贫困地区每公顷耕地面积产出的粮食低982公斤，棉花低35公斤；每一农村劳动力产出的猪牛羊肉产量低35公斤，提供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低934.94元。

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较低，特别是文化素质较低，是教育事业发展滞后的“沉淀”或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滞后。

虽然我们缺乏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系统资料，但从表3所列出的数据中也可略见一斑。

2000年，贫困地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22.90%，而各级学校和在校学生数占全省比重除小学数超过外，其余均低。

表3贫困地区各级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占全省比重

类别

各级学校数（所）

占全省比重

（%）

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占全省比重

（%）

合计

普通高校

中专和职中

普通中学

小学

12128

2

140

1023

10963

25.57

3.85

20.50

22.71

31.76

250.26

0.79

4.86

85.11

159.49

22.18

3.14

10.29

21.73

24.02

资料来源：

据《湖南统计年鉴（2001）》整理。

3．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结构存在着严重问题。

一般而论，人口产业结构单一，人口职业结构为体力主导型，人口技术结构层次低，人口城乡结构失衡，人口地域结构畸型，人口文化结构落后，人口社会结构缺乏活力，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这种人口结构作用的结果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减缓社会财富的增量，又刺激人们多生多育，降低人均拥有社会财富的水平。

从湖南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人口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是多方面的，除前文业已提及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文化结构方面的问题外，还存在着以下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

⑴人口产业结构模式落后。

在业人口在第一产业分布过多，第二、三产业分布过少，是贫困地区人口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表征。

2000年，贫困地区农村从业人员达710.22万人，占区域从业人员的87.31%；在农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又占到了77.52%。

这种传统落后的人口产业结构模式，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应地又对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产生较大的压力。

⑵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贫困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如表4所示。

表面上看，无论是用老少人口比还是用老年人口系数来衡量，贫困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

但考虑到外出打工人口未计入总人口的缘故，实际上贫困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应呈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的类型。

即使如此，贫困地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还高于全省，表明在未来人口增长上还有很强的惯性。

表4贫困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全省的比较

单位：

万人、%

区别

总人口

年龄别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全省

贫困地区

6327.42

1449.18

1399.96

341.95

4454.80

994.18

472.66

113.05

22.13

23.60

70.40

68.60

7.47

7.80

4.人口低流迁率对脱贫致富的深层影响

由于贫困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对外信息不灵，加之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造成了贫困地区人口的另一个特征，即人们安土重迁，封闭性较强。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按户口登记状况进行区分，贫困地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达1387.80万人，占总人口的95.76%，这一比例较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02个百分点。

而外出半年以上人口，贫困地区为73.09万人，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4.99%，较全省平均水平又低了0.35个百分点。

尤其是贫困地区还有7个县外出人口比例在3%以下，最低的桂东县仅1.15%。

并且，受生存、发展环境的影响，流迁到贫困地区的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不大，并在总体上呈现出近距离流动的特点，如本县市的占到了67.82%，与全省的这一状况有明显差异，如表5所示。

列宁曾经说过：

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

无疑，贫困地区所呈现出的人口低流迁率的特点，对贫困地区的长远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表5贫困地区外来人口户口登记状况与全省的比较

单位：

万人、%

区别

外来

人口

占总人

口比重

其中

本县（市）

本市市区

本省其他县

（市）、市区

省外

全省

贫困地区

439.57

58.35

6.95

4.03

32.62

67.82

27.10

7.12

32.34

17.97

7.94

7.09

三、贫困地区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

人口问题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作用层面是多重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处理得好与不好对脱贫致富的实际进程关系极大。

人口问题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减轻诸多其他致贫因素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

而贫困地区的人口发展要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还必须从社会大系统的大处着眼，从实际出发。

1．扶贫与人口控制并重，切实抓好计划生育工作

扶贫与人口控制并重，这是由“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和贫困地区的现状所决定的。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对待“两种生产”关系上，只重视物质资料生产，而忽视人口生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贫困地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切实控制人口增长，否则将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不能自拔。

把扶贫和计划生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以下机制：

第一，利益导向机制。

贫困地区多生多育行为的产生，主要是在一种近期的、局部的利益驱动下进行的。

在贫困地区的现实经济条件下，要完全扭转这一局面暂时是无法办到的，但可以因势利导，在政策制定、落实等方面形成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利益导向机制。

如扶贫资金的投放、项目安排、农用物质供应、贷款的发放等优先安排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在生育指标的安排上，同样也优先安排达到当地温饱水平的脱贫户；在列为扶贫对象后又超生的农民，不能享受扶贫中的各种优惠待遇等。

即是说，要实行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在经济利益上得到实惠的导向机制。

第二，社会协调机制。

正如扶贫工作一样，计划生育工作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同心协力才能做好。

要改变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由计生部门单军奋战的局面，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农委、民委、政法、劳动、教育、财政等部门都要一齐上马。

特别是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及工作落实上，注意与计划生育政策、工作相协调，相配合。

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对扶贫和计划生育工作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社会保障机制。

贫困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近期不可能象发达地区农村一样（如上海、江浙一带），采取发放退休金、集体筹集养老保险以及农民个人投保等办法，但要因地制宜，逐步发展社会保险事业。

首先，要切实作好农村五保老人的供养，杜绝农村五保老人赡养不周现象的发生。

其次，可考虑在地方财政和国家下拨的扶贫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为主，集体和个人适当出一点为辅，建立两女儿结扎户养老基金，以解决有女无儿户的后顾之忧。

2．把发展教育放在经济开发的首位，切实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贫困地区是“穷”，但实际情况是既穷又富。

所谓穷，穷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所谓富，即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能源、森林资源。

关键在于人才缺乏，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以致出现了“资源山中睡，人在家中穷”、“端着金碗讨饭吃”的怪现象。

要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必须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形成具有内在活力和实力的“造血”机制。

诚然，发展教育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在贫困地区尤为明显，但不意味着回天乏力。

如湘西自治州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下，注重了依靠多条途径来筹集教育经费，改变办学条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贫困地区的人才缺乏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引进人才是必要的，但不能只执一端，基点还必须放在发展教育、开发内部人才上。

发展教育近期必须抓住两个重点：

第一，努力普及初等教育。

对贫困地区的经济起步来说，并非是教育体系越完善、层次越高越好，必须寻找适度的教育点。

据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各级教育的经济收益率，初等教育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整个教育为19%。

根据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的现状，还必须把发展教育的重点放在普及初中教育上，努力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解决部分少年儿童不上学和中途辍学的问题，防止新一代文盲人口的产生。

第二，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贫困地区人口文化素质低，更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文化素质低。

据省有关部门调查，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初、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

正视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多层次、多形式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一是通过开设各种培训班，对一些上过小学、初中或高中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传授给他们以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争取几年内使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和经营特长的劳动力，这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起到急功近利的作用；二是大力发展农村中等专业学校、农民职业中学，培养一批中级层次的人才，以适应贫困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特别是要继续推广怀化市的经验，实行农科教相结合。

3．产业间流动和地域间流动相结合，有计划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贫困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与其他地区别无二致，同样存在着转移的紧迫性。

同时贫困地区在城镇发展、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又存在着特殊性。

因此，把产业间流动同地域间流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包括小城镇在内的农村经济社会系统的内部消化，这应是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想。

其途径有三：

第一，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这对于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有重要作用。

湖南贫困县基本上分布于丘陵山区，山地面积大，但荒山坡甚多，森林覆盖率下降，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低，林业劳动力比重也低，草食畜牧业也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贫困县资源丰富，可发展农副、林副产品加工业和开发当地矿产资源的加工业，但目前“一种二养三加工四服务”的路子虽然初见成效，但距产业化的要求甚远，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贫困地区除商品生产不发达外，商品流通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有许多农副、林副产品丰收了，但运不出，卖不掉，转化不成商品优势。

因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业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让其一部分转移到林业、畜牧业上，一部分转移到乡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上，从事第二、三产业，这不仅对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而且对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

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实际上会有相当部分向小城镇发生地域性流动。

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主要从事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活动，在摆动式流动的基础上，会越来越多地提出落户的要求。

因而，贫困地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要适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要求，一是具有重点性。

即率先建设县城和区域性农村中心镇，以形成较大的经济中心，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基地；二是具有阶段性。

近期应立足于改造传统集市，加强与城市的联系，建立一大批能够沟通千家万户的专业市场，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加工业，并以小城镇为跳板，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促进运输贸易。

与此同时要注重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满足完全离土农民的聚居要求。

第三，组织劳务输出。

包括组织农民进入外县、外省的城乡进行建筑、商业、服务、手工业等活动，这是一种产业间流动和地域间流动的结合。

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应加大规模，特别是发挥政府及其有关机构的组织作用。

既可缓和农业劳动力剩余严重而本地实难解决的矛盾，又可促使边远山区的人口从偏僻落后的、甚至被历史遗忘的穷山僻野中走出来，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进一步开发贫困地区播下“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