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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反映的世俗生活教材

《清明上河图》中反映的北宋城市居民的世俗生活

在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清明上河图》有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是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

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一幅精品画作,其画面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的日常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初城市建设的面貌,充分展现了开封当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都市的特点,将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凝固于一刻。

整个画面气势恢宏,让人叹为观止。

本文就以《清明上河图》以此研究北宋城市居民的世俗生活。

1、有关世俗的解释

指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

《文子·道原》:

“矜伪以惑世,畸行以迷众,圣人不以为世俗。

《史记·循吏列传》:

“孙叔敖者,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宋.灌圃耐得翁)“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

《香囊记·辞婚》(明邵璨):

“只是这个人有些执古相,不通世俗。

尘世;世间

《庄子·天地》:

“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

《惜誓》(汉贾谊):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

《与焦弱侯书》(明李贽):

“世俗俚语亦有可取之处: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

《古屋》(王西彦)第四部七:

“一切世俗的享乐,一切所谓荣华富贵,我全看破了。

俗人,普通人、一般人。

《南查清楚商还是南君书·更法》:

“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孟子·梁惠王》: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也。

《庄子·天下》: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和彦猷晚宴明月楼》之一(宋苏舜钦):

“凭栏挥手问世俗,何人得到蟾蜍宫?

《瞑庵杂识》卷二(清朱克敬):

“世俗以势利为是非,皆此类也。

流俗;庸俗

《王公墓志铭》(唐韩愈):

“公所为文章,无世俗气。

《皇清州同知尹思袁公(袁可立曾孙)墓志铭》(清汤之旭):

“舅氏天性豪迈,喜施与,无世俗龌龊态,而交结知名,座客常满。

《倪焕之》一(叶圣陶):

“树柏说到末了一句时,焕之觉得他突然是中年人了,老练,精明,世俗,完全在眉宇之间刻画出来。

民间流行的气习

《楚辞》屈原《渔父》:

“安能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皓皓,比喻贞洁)  

《楚辞》东方朔《七谏·沉江》:

“世俗更而变化兮,伯夷饿于首阳。

”  

2、世俗生活

从对世俗理解到的世俗生活应该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模式,因而有“贵在世俗”之说法,其本意应该随遇而安、顺应现世的社会生活,积极享受现世的世俗生活。

世俗生活的享受既有有物质上的享受,如柴米油盐;也要有精神层次的满足,不落俗套,活得雅俗共赏。

如听说评唱。

3、《清明上河图》体现北宋东京城居民的世俗生活

整个《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东京众多的行业,众多的人口,众多的商旅活动。

从中体现出北宋东京城居民的世俗生活。

按照世俗生活的理解,在北宋东京城居民的世俗生活中主要体现出两大方面的生活状态:

3.1民间流行的气习

3.1.1喝茶斗酒

乐坊酒肆

3.1.2说书讲史

勾栏瓦肆

一是游戏活动,有野台戏、耍猴戏、僧侣拳击、说书、走钢丝走绳、打花鼓、和尚杂耍、斗百草、傀儡戏、相朴等;二是清明活动,如打秋千、放断鸢、插柳、春游野宴、扫墓、军中射柳;市招类,如特别标志(酒帘、饭铺晃子、接骨店、香蜡铺、笔墨店、鞋店、杂货店),又如饮食类市招(官盐、糖房、糟熏海味、蜜饯、羊肉、茶点、小吃店),又如公家机关市招(官厅、状元府)。

3.2传统节日已经初步形成

1.元宵节吃汤圆

元宵节吃汤圆的风俗始于宋代,老百姓希望家宅“团团圆圆,”生意人则美其名日:

“元宝”,希望能够招财进宝。

到了宋元元初的时候,汤圆就已成为元宵节的应节食品。

2、除夕夜送礼

宋代的除夕日,邻里乡亲都会相互馈赠少量米面,表示新的祝贺,相互邀请饮酒,辞旧迎新。

展示了中国人珍惜年华、重人情的淳厚质朴的风俗。

3、清明踏青

宋代踏青之风盛行,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宋代清明时节京都人民踏青远足的热闹情景。

4、冬至吃馄饨

宋朝人周密说,临安人在冬至吃馄饨是为了祭祀祖先。

只是到了南宋,我国才开始盛行冬至、食馄饨祭祖的风俗。

5、宋代是我国风筝的发展阶段

原因:

一是宋代城市文化经济的繁荣和民间手工业的兴起,二是宋代提倡传统的节日风俗,这就为风筝的发展和进入节日的娱乐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6、普通老百姓中兴起了一股食素的风气

为了适应这种风气,汴京、临安等地都有专门经营素食的素食店、素分茶,其烹制的食品有"寺院斋食","凡麸笋乳蕈饮食,充斋素筵会之备"。

此外,"更有专卖素点心从食店"。

同时,民间吃荤遭受报应的传说也随之流行。

如光孝宫道人章道隆,生平喜食鳝鱼,经托梦而不悟,后"为军人以煮鳝汤灌口而死".

7、与食素之俗相关的还有开荤习俗

王琳《野客丛书》卷二二《解菜》载:

"今人久茹素,而其亲若邻设酒肴之具,以相暖热,名曰开荤,于理合曰开素。

此风已见六朝。

观东昏侯丧潘妃之女,阉竖共营肴羞,云为天解菜。

正其义也。

”在宋代,佛教在民间开始传播,逐渐世俗化,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有

李之彦《东谷所见》曰:

"世人以茹素为斋戒,岂知圣贤之所谓斋者,齐也,齐其心之所不齐;所谓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

"

据《东京梦华录》载,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

4、北宋东京城市居民世俗生活形成的条件

4.1政治局势

典型的文丞治国的时代

从宋建国者赵匡胤开始基本上奠定文丞治国的特点,

独具一格的宋徽宗

据《新全球史》作者评价宋朝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风雅的时代,讲求精致的生活,对教育、手工业、艺术等都比较注重。

尤其是不得不提的宋徽宗赵佶。

其本人更多地可以说是一个卓越超群的艺术家。

4.2经济盛况

可以说中国封建经济的登峰发展始于唐朝,但其结果在宋统治下的大片繁华富庶的地区变得更为清晰。

(《新全球史》)

农业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经济根本农业在宋代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作物品种还是生产工具、农业技术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发展。

首当其冲的是粮食产量的提高,其原因首先是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

北宋时期,已经扩展到黄河流域。

其次是新品种的引进,北宋初年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因为其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优点,因此“占城稻”成为中国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南方更加普遍种植,“占城稻”成为粮食产量的首位,是宋朝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因为粮食的高产使农民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且将其在市场上出售,进一步带旺市场经济。

农产品投入到市场是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必要途径。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和农户,如养蚕植桑、丘陵植茶等。

陈《农书》说:

“湖州地区农家‘唯籍蚕办生事’”,表明蚕桑经营已经成为他们的主业。

(国史十六讲  樊树志著  中华书局)

人口的增长

中国古代经济收入来源一是土地二是人口,因此人口和土地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基础。

因此早期中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人口的增长使土地不断得到开垦,而新垦土地的增加又使粮食常量不断上升,是人口繁衍的保障,据统计1127年,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4亿,1200时已经达到1.15亿。

北宋时期的开封人口已经超过百万,成为当时的特大城市。

城市内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强大的人口支撑着数以百计的饭店、旅馆、茶馆、妓院、乐坊、戏院、娱乐会所、园林、作坊以及专门经营丝绸、珠宝、瓷器、漆器以及其他商品的商铺,使宋朝时期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商业的发展

西方史学家称宋朝时期是中国“商业革命”伊始。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导致“商业革命”较早的出现,是宋朝历史耀眼的亮色。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

传统与变革》\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宋朝的“黄金时代”)

◆重农抑商政策的削弱

唐朝中后期杨炎变法中对“对坐商按户征收资产税,对无居处而行商者,向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并且废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

”政府对从商者开始征收商业税体现出政府在法律制度上对商人地位的认可。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色彩减轻,商人作为纳税人拥有与手工业者、农民一样有正常余利,一样有社会地位。

宋代王安石变法中也有鼓励商业行为的内容。

如允许信贷,(查清明图作画时间)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国家商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越来越重要。

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有人认识到: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东都事略》中写到:

“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

”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

“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

”宋时还通过立法保护其商人的合法经营,合法收入。

禁榷制度为国家聚敛财富,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根本保证。

◆市与坊的藩篱被打破

随着城市的扩大、居民的众多、工商业的繁荣,突破了唐朝时期初级农业文明状态下的市坊城市结构。

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

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侵街打墙,接檐造舍”宋朝时期的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也有专业的交易场所。

并且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

宋朝时期的店铺已经随处开设,买卖时间早晚都可经营。

夜市出现。

只要是“要路”交易繁忙地段都可以设立市,民间还有更多的自发形成的市。

打破市坊的区别,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

“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

”商业活动因为“坊”的打破,开始形成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形成日益繁荣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有通宵达旦的“鬼市”,“耍弄去处”的娱乐场所,行市、酒楼、茶坊,食店等连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昼夜喧阗的商业长廊。

“皇都今夕知何夕”,“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鹭客”(《玉楼春》),朝野通宵达旦、歌吹沸天、灯火彻夜的都市生活情景,与唐代长安和洛阳里坊宵禁制度下的都市叙述:

“六街朝暮鼓咚咚”⑥,“六街鼓绝尘埃息”⑦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据宋仁宗景三年(1008)诏曰:

“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绘栋宇,及朱墨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

”由此可以看出,在仁宗朝解除旧的街鼓制度的同时,“邸店、楼阁临街市”的街市合一空间也已获得制度认可。

东京的街市,不仅在宋仁宗景年间已经形成,而且大街上的邸店和楼阁(酒楼、茶坊、酒馆、市肆),超越“四铺作及斗八”旧制的建筑装饰,已经得到制度的默认。

这种变革,使得北宋东京的街道比之中古时期,不仅增加了商业贸易、娱乐交际等新的功能,而且成为“雅俗熙熙物态妍”、“朝野多欢”的新公共空间,由此开启和孕育了宋型文化的种种新特质。

◆行业的增多

正因为农业的发展,使人口急剧增长的同时,也将更多的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走向其他行业。

唐代市籍制度逐渐破坏,853年正式取消。

工商业这取得更大自由,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也就是行会,或者是“团”“作”。

因为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千丝万缕,富商大贾,出入宫廷,结交官府者比比皆是,影响日益巨大。

导致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

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

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

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

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

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

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

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

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

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

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城市户籍制度中出现的十等“坊廊户”⑨,标志着此时城市社会分工和阶层的分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细化程度。

坊(城)廓户正式列入封建国家的户籍,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作用,得到封建国家的承认:

“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

饥谨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

”⑩宋真宗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1。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

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

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

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

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

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

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城市的发展

日益增加的粮食供给促进了城市的增长。

宋朝时,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众多的城市人口支撑着数以百计的饭店、旅馆、茶楼、乐坊、戏院等,当然还有专门经营丝绸、珠宝、瓷器等商品的商铺。

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与宋敏求“二纪以来(指宋仁宗庆历、皇年间),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⑤的历史记载相同,柳永对北宋中叶里坊宵禁解除的制度变革,是用“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玉楼春》)的歌词方式来表达的,他直言不讳地唱出了都市制度变革带给人们的都市生活新时空、生活方式新感受。

5.文学艺术的推进

5.1诗词歌唱

世俗文学——宋人笔记小说和话本津津乐道的人物和情节“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

”“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

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

十里然绛树。

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

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

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

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

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

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

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

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

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

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

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

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

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

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

话本、唱本的发展。

《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

《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

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

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

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

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

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

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

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

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

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

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

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5.2绘画艺术

正如法国勒内.格鲁塞评价的宋徽宗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化修养最高的统治者之一。

也许他本人更愿意别人称誉他为艺术家这一头衔。

(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秦传安译著新世界出版社)其人绘画造诣相当高,因而在他同志期间宋代文学艺术成就中发展最大的就是绘画艺术。

徽宗在位期间是宋代画院的极盛时期。

其人亲自主持画院的集会、为绘画竞赛出题并对参赛者进行评判、提高画家的待遇和地位等。

如以“竹锁桥边卖酒家”、“野渡无人舟自横”为题作画等。

宋徽宗很注重写生,他诏令翰林画院的画师都要写生。

所以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大批的经典名画。

花鸟、山水、人物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也使人物风俗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顶峰代表作品首推张择端在京城汴梁繁华的集市贸易与街景写生而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其作品蜚声世界,风华不息。

6北宋东京城居民世俗生活的影响

印证了一个时代的足迹

陈寅恪对宋朝有如下评论: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感叹道:

“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宋处于中国历史从中世走进近世转变的转折点,宋无论在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

德国汉学家库恩《宋代文化史》

一些日本和四方学者都认为中国在宋代已接近现代化,只是由于种种不理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发展势头未能继续下去。

(世界文明史上马克垚北大出版社)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

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林正秋先生指出:

“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

”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

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

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有学者说的:

“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

”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6.2诠释了一个祥和的时代

这幅具有现实主义的风俗画,作者将画笔伸向生活,伸向市民阶层,将不同职业身份的人集中在闹市,得以全景式的构图,是现实的真实反映。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艺术创造经验,成为表现古代城市题材的顶峰之作。

如郑振铎所评价的:

“它不仅是现实地记录下北宋时代汴京的都市景色,也是不朽地记录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市生活”;“是高度的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

5.3奠定了一个和平的理念

《清明上河图》不仅描绘了热闹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屋宇,还有卖茶水、算命的摊贩,坐轿、骑马、挑担、赶毛驴运货的过往行人;不仅有市内的繁华,还有青色的城郊,以及穿城而过、给城市以滋养、以生命的汴河,整个画面呈现的市井风韵、人景相宜,是对和谐理念最生动的阐释。

和谐是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和谐不仅是物与物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不仅要考虑城市与依托的山川、河流等大自然的内在和谐、内在血脉联系,还要充分考虑人与物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使城市成为和谐的产物,和谐的集合体。

这也是《清明上河图》传递出的又一价值理念。

 

5.4凸显了一个主体的力量

因为在城市中居住的基本上官员、缙绅、富商,因此城市中聚集了整个社会的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是具有市民化的特征。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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