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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名称：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均

院系名称：

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

国贸091

学号：

200900664113

学生姓名：

梅金枝

指导教师：

魏冉

2013年3月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收入不均

M.Greaney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

尧丽中国电子科学与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引言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伴随这种增长的收入差距，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收入不均涉及以下收入差距，如：

区域间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业间的、劳工团体间的（即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间的。

由于在中国部分收入不均的类型是长期存在的并处于增长的态势，因此经济学建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加重或减轻这些模式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目前已是最大的出口国和接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影响这种收入差距的因素而被广泛关注。

虽然在相关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学文献中，已经对贸易和收入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专注于识别外国所有权的工资溢价。

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对FDI如何影响收入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提出了更彻底的研究。

虽然以前关于FDI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研究大部分处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但是对于中国境内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分配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众多影响，数据能容许我们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

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外国企业、海外华人投资者的外国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国内企业进行直接比较。

在控制了行业和全省的影响后，我们可以在各公司间比较平均工资从而决定，归因于显著决定因素这些工资差异达到了何种程度，例如工人的技能或资本-劳动比率和新的决定因素间的差异，如企业规模、出口国地位、所有制类型。

考虑到对异构型企业模式的预测，我们的研究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进行比较从而第一个掌握这些公司的出口地位。

我们对于中国主要工业地区的两大产业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传统决定因素还是新的决定因素都与部门内部的工资差异有关。

二、文献评述

克拉克，坎皮诺，海菲尔和拉赫曼（2011）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包括它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查阅了众多文献。

他们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通常不仅会有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会加剧收入不均。

通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克拉克等人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收入不均关系。

对一国之内FDI对收入不均的影响的研究只有两个：

杰森和罗斯（2007）对墨西哥的研究，班达里（2006）对美国的研究。

不过前者的研究更与我们相关，因为他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

杰森和罗斯研究了墨西哥1990至2000年间伴随资本流动自由化不同州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由于大多美国跨国公司选择坐落在接近两国边境线的地方，他们将接收FDI较多和较少的州之间进行了比较。

通过跨州间的变量工具的使用，测量了州所在那一级的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率的基尼系数后，他们发现接收FDI较多的州收入差距较小。

在克拉克等人的调查中不包括对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些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问题与他们所调查的和我们的研究有些不同。

坎德拉里亚，达利和黑尔（2009年）研究了中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但没有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可能的决定因素。

尽管诸如中国的永久登记制度在内的一些体制障碍以及限制要素流动的信息障碍正在削弱，他们仍能记录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地区间长久存在并一直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

他们发现，劳动力素质，行业构成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能够部分解释了中国各省间的的贫富差距。

然而，他们发现，即使在2001年至2007年间通过改革使得劳动力能够更自由的流动，省际迁移仍不能消除地区间的工资差异

格里尼和李（2012）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工资和就业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是产业层面的，而不是之前的在企业层面的。

我们发现，通过控制不同大小和资本强度的各个行业，在来源于政府、集体或者个人的国内资金中获得更高份额的行业付出的较少，并且，较高的集体资本占有率与更高的就业率紧密相连。

流入中国的两种资金中，在测度资金账户时发现，海外华人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

有很多的研究，寻找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外国所有权的工资溢价。

利普西和肖霍姆（2001）通过了解地区、行业、工厂规模和工人特征后发现，在印度工厂蓝领工人的外国所有权溢价为12%，白领为22%。

事实上,他们的论文的开头写道“这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在每个国家,就平均水平而言，外资公司和工厂比内资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

“他们指出,这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海曼,肖霍姆和Tingvall（2007）使用来自瑞典的雇主和雇员相匹配的详细数据研究这个命题，找到了一个比之前研究发现更小的与外资相关的工资溢价。

他们发现,外资公司确实比内资公司支付更多，但是前者对于同一类工人支付较少。

更高的工资在外国公司可以解释为公司和员工的特色。

赵（2011）调查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商对熟练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影响，而不是寻找一个外商的工资溢价。

他对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通常连接提出了一个选择性的假设。

处于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的国家，就像中国，其劳动力市场的畸变可能迫使外商去支付工资溢价来吸引熟练工远离具有优先权的国有企业，但是非熟练工很容易被吸引。

因此，周（2011）提出，与那些国有企业相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应当支付一份大额的工资溢价。

他用1996年六个省份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库为他的假设发现提供了实证支持。

吴（2011）认为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同样的熟练工工资溢价，但将它归因于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不是劳动力市场畸变。

黑尔和龙（2011）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直接和间接影响熟练工人。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熟练工人支付更多，而且观察到他们的劳动质量高于国内的私人公司。

对于间接影响,他们发现更高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抬高了在国内的私人公司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压低了国有企业技术工人的质量。

他们没有发现直接或间接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或质量的影响。

我们的数据集不允许我们直接观察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

但是我们调查公司的平均工资和工人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怎样影响个中关系。

三、数据

我们使用由国家统计局从金融信息数据库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的公司级数据。

数据库涵盖2004年在中国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所有工业公司。

根据国家统计局透露，这些企业在那一年的销售额约占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90%。

在行业层面,公司分为37个行业,包括29个制造业,5个采矿业和3类公用事业和回收行业。

利用这些数据,以公司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和他们的性别找出十个不同类型的员工。

根据工人进入中学（或以下）,高中,一些学院,本科或研究生院组织区分一个工人的最高教育完成度。

我们拥有对于每个技能组的就业数据,但没有单独的对于每个人的工资数据，只有每个公司的工资总额和总津贴（即住房补贴和养老金）。

这些工资和薪金总额根据就业总数被用于计算每个公司的平均年工资和平均人均年度津贴。

我们数据库的力量是我们所拥有的在公司的标准下用于我们在解释不同企业间的平均薪酬的详细信息。

这些公司在我们的数据集划分成四种所有权类型。

国有分组,为了方便，我们称为国有企业,包括完全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而后者涉及混合所有权但国家代表在企业的最大单一股东。

其他国内企业分组包括企业注册为国内民营以及集体经营。

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FDIE）集团包括工业企业注册为合资企业、合作社,或独家投资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与外国基金,除了那些多数所有权为海外华人基金,包括在海外的中国投资企业（OCIE）分组。

我们从FDIEs中区分出OCIEs，因为中国政府造成了这种区分而且容许可能的基于外资来源的不对称效应。

黄（2004）发现,OCIEs和FDIEs有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

格林尼和李（2012）发现有证据显示的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影响。

在中国,OCIEs可能超过FDIEs的潜在的优势包括紧密联系的语言和文化,接近的地理,更容易获得签证和其他政府批准。

表1提供了概要统计数据，几乎250000名公司包含在我们整理后的数据集。

2004年的公司平均年限是9年,拥有243名员工,生产总产量是7430万元。

在工业总产值之中,16.6%是出口,但只有27.7%的公司是出口商。

熟练工（即有一些大学或更高的教育程度）占公司的平均劳动力的12%,而非熟练工（即那些只有高中完成或更低教育）占普通公司劳动力的88%。

女职工在一般公司占40%的就业。

年平均工资在所有调查公司是1.32万元。

在底部的表格行，分解的资本来源未总和到100%,因为他们不包括公司资本,那是一种被定义为从其他企业所获得的资本。

企业资本的来源是公司被划分为某一类型的标记（如SOEs,ODEs,OCIEs,FDIEs）,显示在表1的上列中,但是没有报告在数据集中。

公司类型的分解显示了一些期待性的趋势（如传统的SOE更老，更大，更少地参与出口，也比其他公司类型更少地就每个工人的产量有所创造）和一些不那么令人期待的趋势（如SOEs花费像FDIEs一样多去训练每个工人，那是OCIEs的两倍标准）。

这个标准的许多变量偏差是如此大地显示在这么多的参与工厂中，因而我们关于这个数据集的首要分析聚焦在数据集的二次采样上。

注：

本文摘译自“TheresaM.Greaney.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Hawaii:

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IncomeInequalityinChina.”

翻译内容为:

第一页到第七页第一段。

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IncomeInequalityinChina

TheresaM.Greaney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Hawaii

YaoLiSchoolofManagementandEconomicsUniversity

ofE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

1.Introduction

China’srapideconomicgrowthoverthepastthreedecadeshasbeenaccompaniedbyincreasingconcernovertheincomedisparitiesthathaveaccompaniedthisgrowth.Incomeinequalitymayinvolveincomegapsacrossregions,acrossurbanvs.ruralareas,acrossindustries,acrosslaborgroups（i.e.,skilledversusunskilledlabor）and/oracrossfirmswithdifferentownershiptypes.SincesomeofthesetypesofinequalityhavebeenfoundtobepersistentandgrowinginChina,economistsandpolicy-makerswanttounderstandtheinfluencesthatexacerbateormitigatethesepatterns.Attentionoftenisfocusedoninternationaltrade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ascontributinginfluencessinceChinaisnowthetopexportingcountryandthetoprecipientofFDIworldwide

Althoughthelinkagesbetweentradeandincomeshavebeenexaminedextensivelyintheinternationaltradeandlaboreconomicsliterature,researchonthelinkagesbetweenFDIandincomeshastendedtofocussolelyonidentifyingaforeignownershipwagepremium.WeproposeamorethoroughexaminationofFDI’seffectonincomesandonincomeinequalityinparticular.AlthoughmostofthepreviousresearchonFDIandincomeinequalityhasbeenatthemacroeconomiclevel,ourfirm-leveldataallowsformuchmoredetailedanalysisofthevariousinfluencesonincomedifferentialspaidbydifferenttypesoffirmsoperatinginChina.Thisallowsustomakedirectcomparisonsbetweenforeignfirms,foreignfirmsownedbyoverseasChineseinvestors,state-ownedfirmsandotherdomesticfirms.Controllingforindustryandprovinceeffects,wecancompareaveragewagesacrossfirmstodeterminetowhatextentthesewagedifferentialscanbeattributedtowell-knowndeterminants,suchasdifferencesinworkerskillsorcapital-laborratios,versusnewerdeterminantssuchasafirm’ssize,exporterstatus,orownershiptype.Takingthepredictionsoftheheterogeneousfirms’modelsintoaccount,ourstudyisamongthefirsttocontrolforfirms’exporterstatusinmakingcomparisonsbetweenFDIfirmsanddomestic-ownedfirms.OurpreliminaryresultsfortwolargeindustriesinamajorindustrialregioninChinaindicatethatboththetraditionaldeterminantsandthenewerdeterminantsmatterforexplainingintra-sectoralwageinequality.

2.LiteratureReview

Clark,Campino,HighfillandRehman（2011）surveythebroadliteratureonFDIeffects,includingitsrelationshiptoincomeinequality.TheyconcludethatFDIgenerallyleadstopositivetechnologicalspilloversandeconomicgrowth,butalsotoincreasedincomeinequality.SevenoftheninestudiessummarizedbyClarket.al.examinedtheFDI-incomeinequalityrelationshipusingcross-countrypaneldata.OnlytwostudiesfocusedonFDIeffectsoninequalitywithinasinglecountry:

JensenandRosas（2007）focusonMexicoandBhandari（2006）ontheUS.Theformerismorerelevanttoourstudysinceitfocusesonadevelopingcountry.

JensenandRosas（2007）examineincomeinequalitywithinstatesinMexicoascapitalflowswereliberalizedbetween1990and2000.TheycomparestatesthatreceivedalotofFDIwiththosethatreceivedlittleFDIsincemostUSmultinationalschoosetolocateclosetosixborderroutesbetweenthetwocountries.Usinganinstrumentalvariableatthecross-statelevel,theyfindthatstateswithlotsofFDIhadlowerincomeinequality,measuredbystate-levelGinicoefficientsthatincludereturnsfromlaborandcapital.

NotincludedinthesurveybyClarket.al.（2011）areseveralstudiesthathaveexaminedincomeinequalityinChina,buttheirresearchquestionshavedifferedsomewhatfromthosesurveyedandfromourstudy.Candelaria,DalyandHale（2009）examineChina’sregionalincomeinequalitybuttheydonotincludeFDIasapossibledeterminant.TheydocumentpersistentandincreasingregionalincomeinequalityinChinaoverthepasttwodecades,despiteadeclineinsomeinstitutionalbarriers,suchasChina’spermanentregistrationsystem,andininformationalbarriersthatmightlimitfactormobilitywithinacountry.Theyfindthatdifferencesinlaborquality,industrycompositionandgeographicallocationexplainsomeofChina’sinequalityacrossprovinces.However,evenwhenlaborisallowedtomovemorefreelyduetoprovincialreformsbetween2001and2007,theyfindthatinterprovincialmigrationdoesnoteliminateregionalwagedifferences.

GreaneyandLi（2012）examinetheeffectsofFDIonChina’swagesandemployment,butourlevelofanalysisisindustry-levelratherthanfirm-levelinthatearlierpaper.Wefindthatindustriesthatreceivehighersharesoftheirfundingfromstate,collectiveorprivatedomesticcapitalsourcestendtopayless,andahighershareofcollectivecapitalalsoisassociatedwithhigheremployment,aftercontrollingfordifferentsizesandcapital-intensitiesacrossindustries.AmongthetwocapitalinflowsintoChina,overseasChinesecapitalandFDIcapitalareassociatedwithhigherpaywhenmeasuredinlogcapitalamounts.Theyareassociatedwithfewerworkersattheindustrylevelwhentheyaremeasuredincapitalshares.

TherearemanystudiesthathavelookedforaforeignownershipwagepremiumforcountriesotherthanChina.LipseyandSjoholm（2001）findaforeignownershippremiumof12%forblue-collarworkersand22%forwhite-collarworkersinIndonesianfactoriesaftercontrollingforregion,industry,plantsize,andworkercharacteristics.Infact,theopeningsentenceoftheirpaperreads“Itseemstobeauniversalrulethatineverycountry,foreign-ownedfirmsandpl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