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特点以及文化传播分析以央视二套《对话》栏目为例》王宁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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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特点以及文化传播分析以央视二套《对话》栏目为例》王宁宁
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特点以及文化、传播分析
——以央视二套《对话》栏目为例
论文摘要
本文首先对所研究的谈话节目范围进行了界定，进而在对文献资料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展开论文：
详细描述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中美发展历史并对两国节目现状进行比较，介绍了依据不同标准而进行的节目分类，着重分析论述了电视谈话节目的特点（从优势和不足两方面展开）以及相应的文化、传播分析。
最后以对个案《对话》的具体分析结束行文。
主料资源来源是中国期刊网以及相关书籍。
关键词
脱口秀，主持人，话题，策划，互动，冲突，转型时期，公共领域，人际传播，场效应，窥视
对电视谈话节目的界定…………………………………………………2
文献综述…………………………………………………………………2
第一部分：
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3
第二部分：
电视谈话节目分类…………………………………………4
第三部分：
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特征分析………………………5
第四部分：
对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传播分析………………………8
附1:
个案分析：
谈话节目中的阳春白雪——《对话》……………10
附2：
参考文献…………………………………………………………11
对谈话节目的界定
传统的说法认为，谈话节目来源于英文的talkshow,而在香港等地区被翻译为“脱口秀”。
笔者认为，在这三者之间存在些微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侧重点的不同：
首先是脱口秀。
这个词强调了两个方面：
脱口而出的即兴感和做秀的表演性质，强调以一种娱乐的姿态吸引观众而并没有突出“谈话”这个词的交流互动性；英文的talkshow则强调了谈话和做秀两个方面，仍然是一种在交流的形式感中体现出的娱乐性；大陆的谈话节目则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娱乐性或者即兴的吸引受众注意的类型，它的娱乐性要弱于欧美和港台的形态。
因此笔者认为在译法上译为talkprogram更为合适。
谈话节目强调交流和对话，所以在这种节目的构成要素中至少要有主持和嘉宾，其次还可能有相当的现场观众。
因此，比如凤凰卫视梁东主持的《娱乐串串秀》以及在众多频道中播出的那威主持的《说吧》等仅有主持人一人在演播室内凭借其天赋的语言功能来吸引受众的节目就不算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综上，本文所研究的谈话类节目是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再现或还原日常谈话状态的一种节目形态，由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在演播现场围绕话题或个案展开（2004，胡向阳）。
文献综述
综合笔者搜集到的近五年之内的70余篇关于谈话节目分析的期刊文章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部分是关于与美国谈话节目的对比研究，这一部分研究中，很多文章都用到了电视史上全球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栏目“奥普拉.温弗莉脱口秀”这个例子，比如张瑾的《从“脱口秀”的背后说开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8年07期）；吴丰军的《温弗瑞·奥普拉成功的启示》（《当代电视》,2003年03期）等。
这一部分研究比重相对比较小。
第二部分是关于谈话节目主持人艺术的研究，例如主持人的谈话艺术、逻辑叙述机制、现场把握能力、亲和力、聆听感等，主要的趋势是认为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占有相当重要的地；要打造好的谈话栏目，就要打造出一个有品牌效应的主持人，而且这个主持人应该具备相当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这一部分，对于现今主持人的状况，批评的声音比较多，而表扬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实话实说》的前任主持崔永元身上。
这一部分的研究有例如唐棣的《新闻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现场情感把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12期）；王婷的《“控制器”──对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特殊要求》（《新闻爱好者》，2000年07期）；刘影的《复合角色——主持人在谈话类节目中的作用》（《电视研究》，2001年10期）等。
第三部分是关于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的介绍和分析，比如新闻类、情感类、财经类、娱乐类等以及地方台谈话节目等，在这里谈话节目可以视为一种不同内容进行传播时的统一搭载形式，它只是一种途径和表现方式，用以传达某一主题；而在不同主题和内容的谈话节目中，又有不同的传播技巧。
这种研究通常是结合某一个栏目个案进行研究，而在这其中，《实话实说》同样是被引用和研究的最频繁的栏目。
这一部分的研究有例如武海鹏、陈志义的《面对面心贴心——话说新闻类谈话节目〈沟通〉》（《新闻前哨》，2004年08期）；佘静的《研究谈话类电视娱乐节目的三种趋向》（《传媒观察》，2004年05期）；周粟的《文艺谈话类栏目的一种追求——关于山东台音乐谈话节目〈乘着歌声的翅膀〉》（《当代电视》，2002年12期）等。
第四部分是综合研究谈话类节目的文章，当然侧重点又有不同：
类型研究、历史分析、美学追求、人文意义、段落感、镜头语言的运用、节目策划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
这一部分研究有例如杨宪泽的《谈话类节目的叙述方法及运用》（《电视研究》，2004年05期）；于泓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分类》（《新闻爱好者》，1999年S3期）等。
后三部分的研究占谈话节目研究中的主要构成。
但是综合分析目前的相关研究，虽然涉及到了谈话节目的方方面面，但是也有些像谈话节目本身的发展一样，质与量发展不均衡：
比如关于节目类型的研究，由于各学者分类标准的不同，各有各的说法，造成节目分类严重混乱。
而在很多方面的研究中又会有盲目跟风的嫌疑，很难在一堆的材料中发现十分新颖或者亮眼的研究，大部分研究缺乏自己的深入思考，而只是将前人的资料进行整理和重新加工。
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
一、美国talkshow类型节目的发展历程
1、广播
广播是谈话节目最早起源的大众媒介形式。
本世纪初，由于社会的更加复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感到无力把握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发觉自己的观点没有在主流媒介中得到反映，因而希望直接来表现自己。
于是在广播技术发展的配合下，在沙龙、聚会等多种形式的发表言论的公开场合的成熟之下，第一档谈话节目在1921年由马萨诸塞州斯普林斯菲尔德的
WBZ电台播出，话题是为农村听众讲农场经营（2000，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
而20世纪40、50年代，电话参与节目开始发展起来，运用在音乐排行榜的投票以及其他游戏类节目中。
60年代以后，政治类谈话节目出现，反主流广播谈话也日益兴起。
及至70年代谈话形式已经产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心理学、性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涉及。
而在此期间，也造就了大牌的谈话节目超级明星，比如拉瑞.金和拉什.林堡。
他们的个人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节目本身，他们已经成为talkshow的代言。
2、电视
不可否认电视谈话节目是发韧于广播这一既有形式的。
但是电视以其声画结合的现场感迅速发展并取代了广播的主导地位。
继20世纪30年代出现第一批用于公共服务的谈话节目，如《芝加哥圆桌大学》等之后，50年代艾德.萨利文的《小城大腕》（即后来的《艾德.萨利文节目》）将谈话与杂耍结合起来，成为今天谈话节目样式的先河（2000，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
同广播一样，电视谈话节目也在80年代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开放的潮流继续，同时性和暴力的内容充斥其中，这也是部分由于收视率的压力造成。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的大牌明星更为耀眼：
由于出色的主持《奥普拉.温弗莉脱口秀》节目，美国黑人女性奥普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她也因此以每年高达2亿美金的收入，列入美国富人榜（2004，马健龙）。
时至今日，谈话节目在西方的电视荧屏上已经占据了近全部电视播出时间的1/3。
二、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
我国谈话节目出现时间晚于美国几十年，但发展速度惊人，与之相配的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节目质量。
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的《东方直播室》为我国内地最早的谈话节目，而且采取直播方式，但仅限于上海（2003，石长顺）。
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谈话节目的创始自然非《实话实说》莫属。
从1996年3月16日的第一期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崔永元开始在全国掀起了谈话节目的热潮。
截至2001年9月，我国的各类电视谈话节目已多达179个（2003，石长顺）。
虽然关于截至现在究竟有多少电视谈话节目的数字无法获得，但学界基本的观点都认为是在200个以上。
三、中美谈话节目比较分析
美国的谈话节目经常在早晨、下午或者深夜播出，很少出现在黄金时间（1998，陈犀和），更多地被称为日间谈话节目。
而中国的谈话节目，包括各种情感类、娱乐类或者新闻类谈话节目，则经常出现在晚上6点至10点之间或者是周末的黄金档。
美国的谈话节目在收视率的竞争之下，话题的争议性日渐凸现：
性爱和各种人际关系是最热门的讨论话题，而毒品和种族主义紧随其后（1998，陈犀和）。
在中国，谈话类节目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低，收视率的压力并没有超越社会体制、传统对于各种话题的限制范围，讨论的话题尖锐性不会如此突出。
美国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品牌特色已经成为一种标志，大批的王牌主持在谈话节目中诞生：
自1954年开始，卡森主持的《今夜谈话节目》便开始统治美国深夜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以至于在80年代大多数人会问：
“昨晚你看卡森了吗？
”（1998，陈犀和）。
而在中国的谈话节目中，除《实话实说》造就的崔永元之外，其余谈话节目则更趋向于隐匿主持人的个人风采，只是将其作为整个节目的组织者。
然而事实上主持人在谈话节目中的作用却远远不止是如此，淡化主持人的个人风格，只能是不利于栏目品牌的长期塑造。
美国谈话节目发展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而其栏目的数量也只不过是超过一百档（2002，任金州）。
反观中国，发展历程不过短短十年，却已经有超过200个的谈话节目相继出现。
其中仅央视就有超过20档的谈话节目在不同的频道中出现。
然而在众多谈话节目中并没有出现过多的精品，形式上的大同小异、内容的重复建设、话题的缺乏深度都成为描述中国谈话节目现状的常用文本。
电视谈话节目的分类
一、美国谈话节目的常用分类标准
美国的谈话节目主要有两种趋势：
娱乐脱口秀和信息谈话类节目。
而在这两种趋势中基本可以归纳出四大类型：
新闻-信息节目；杂耍-喜剧-访谈节目；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日常生活节目；以及为特殊观众服务的特别谈话节目（2000，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
这一划分标准已经被大家所公认。
二、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分类
中国谈话节目的分类要比美国复杂得多，因为不同学者的分类方法牵涉到不同的分类标准。
综合如下：
按照谈话的内容，可以分为新闻时政类、生活情感类、娱乐体育类、科技文化类等；按照谈话的主题可以分为就某一热点事件
（比如2004年12月22日晚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就杨振宁的订婚事件采访了女主角翁帆，节目名为《忘年交》）、就某一观点和就某人的经历（比如《艺术人生》）等展开；按照叙述的重点，可以分为议论型和叙事型；按照参与节目的人物要素，可以分为主持-嘉宾型和主持-嘉宾-观众型；按照嘉宾类型可以分为精英、明星人物型和普通大众型，还可分为根据话题选择嘉宾型和根据嘉宾选择话题型。
当然各种划分标准之下还是会有许多的交叠，因为许多节目是跨越了其中多个特点的。
图表1：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分类情况
分类标准
分类
谈话内容
新闻时政类、生活情感类、娱乐体育类、科技文化类等
谈话主题
就某一热点事件、就某一观点、就某人的经历等展开
谈话叙述重点
议论型、叙事型
参与节目的人物要素
主持-嘉宾型、主持-嘉宾-观众型
嘉宾类型
精英明星人物型、普通大众型
根据话题选择嘉宾型、根据嘉宾选择话题型
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特征分析
一、优势所在
1、节目构成要素
●选题、策划：
选题是谈话节目的生命之源。
而选题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节目策划的过程。
策划，是根据相关信息设计、选择可能产生最佳效果的资源配置与行动方式，进而设计正确决策和行动方案，并努力保障目标实现的过程（2003，柴玮键，刘肖榕）。
谈话节目的策划，既包括策划整个栏目的风格样式，还包括单次节目的内容策划（2002，任金州）。
策划一个选题，使之精彩、时效而有深度，是谈话节目策划的重中之重。
在这里，可以类比一下《新周刊》。
《新周刊》在中国杂志市场中的独树一帜正是由于它的策划和专题的特色突出。
每一期的杂志都会就一个专门的选题做几十页的表达，从选题的特色性（城市名片、飘一代、F40等），到就同一话题展开不同意见的表达，到进而吸引无数读者的眼球，《新周刊》的专题策划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牌经营的无形资产，在良好的形象品质之下，读者已经对其专题性质的策划产生了惯性的阅读期待，这对于杂志的连续性售卖与专题的不连续性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
电视谈话类节目与《新周刊》中的专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靠精彩的选题内容和内容展开的深度广度吸引受众。
●主持人：
主持人是谈话节目的灵魂。
主持人“既要幽默机智，又不能出格；既要自然真诚，又能深入浅出和善于引导”（1999，时间）。
通过各种素质的全面掌握，以及个人魅力的塑造，使得现场气氛轻松融洽，每个参与者都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主持人，功不可没。
●嘉宾：
在访谈类节目中，更多的是就某一热点人物而采访其经历或者某一时期的特殊感受（比如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而在就某一热点社会话题展开讨论时，则更多的进行嘉宾的搭配设置，比如常见的搭配有：
演艺明星、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
但在选择嘉宾的时候最基本的原则是所选嘉宾与节目话题应该具有相当的契合度，而且还要考虑到嘉宾所能起到的明星效应以及权威性。
在大多数节目中，嘉宾比观众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观众通常会在嘉宾中寻找自己的心理投射，极具期待性的聆听其言论。
●观众：
现场观众的参与是受众成熟的表现。
电视观众不再是被动的坐在电视机前像靶子一样等待被击中，而是主动的参与到节目的制作中，这是大众媒介素养提高的表现。
而且观众的积极参与可以使得到场的嘉宾有一种被积极注视的感觉，更能够真实的与观众交流。
现场观众作为电视机前观众的代表参与到节目中，集思广益，更能够在谈话中产生争论和争鸣，制造节目的兴奋点。
2、互动性、多向传播、及时反馈、参与感、实用性
由于嘉宾、现场观众以及场外观众等多种角色的参与，电视谈话节目较之传统的新闻节目以及电视连续剧等样式，重新诠释了互动性的概念。
而且节目中不仅仅是双向的人际传播，还有嘉宾、主持、观众之间的多向传播，并且能够获得及时的信息反馈，产生思想的争鸣和碰撞，进而增加节目的可看性。
此外，谈话节目所涉及的内容，多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与新闻的抽象性以及连续剧和娱乐节目的虚构性相比，更具有实际意义。
3、真实性
在真实性话题中讨论最多的是真人秀节目形式。
真人秀，只不过是通过真人的表现方式来作秀，其本质还是作秀。
但是谈话类节目的真实性，则在人际传播的表现形式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虽然谈话节目也有前期的策划，主持人也在节目中将谈话往既定的方向上引导，但是谈话节目的开放性与不可预知性所带来的真实感还是为广大观众所认同的。
4、辩论性
在谈话节目策划中，会强调所谓“兴奋点”的制造。
倘若在一个时长为60分钟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毫无辩论，只是听一个或某几个人在进行呆板的叙述，那么观众的流失是可以预见的。
观众在观看中希望看到观点的分歧，这种观看别人争吵的快感是谈话节目收视原因之一。
多人参加的谈话，最原始的形态就是古希腊城市中心广场中的辩论，这种被称为“苏格拉底法”的交谈，被认为是寻求真理的最好途径。
而真理的寻求过程就是各种不同观点进行辩论、争吵、交锋、交流从而达到一致的过程。
谈话节目的形态与之类似。
5、开放性
以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为例。
这档由被称为“城市文化痞子”的名嘴窦文涛主持的谈话节目，没有现场观众，每期都会有两个嘉宾，相对比较固定。
话题广泛，而且与大陆谈话节目不同，多涉及性、政治以及奇闻轶事等方面，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
这档节目没有隆重的开场，也不会一直盯在某一个话题上，没有结尾，还在谈话之中便开始出结束的字幕。
对于谈话的方向通常连嘉宾自己都无法预知，形式就像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唯一不同是开始是有一个起始话题的。
而就是这种漫无边际的乱谈，却由于其话题本身的开放性以及节目形式的开放性，吸引了受众的注意。
6、以声音为主的多种形式
如前所述，谈话节目最早起源自广播，然而在电视中却获得了火爆的发展。
事实上谈话节目是以声音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节目类型，而人类所接触的信息有80%来自于眼睛。
电视声画结合的特点
，使得观众在听谈话的同时实时地看到谈话人的表情、动作、眼神等，体现为一种更加立体的表现方式。
此外，电视的画面像素质量不高，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无法得到真实的表达（2003，大卫.麦克奎恩）。
而电视的这种技术特性使得电视在家庭观看中长期形成一种非注意式收看样式。
观众收看的时候是随意的，可能正在做家务或者吃饭。
于是电视便成为一种更加强调声音元素的电子媒介。
这也更加体现了谈话节目在电视媒介中运作的成功。
7、节目制作成本低廉
谈话类节目多是在一个背景相对固定的摄影棚中录制。
需要外出进行录制和信息采集的比较少。
谈话的表现形式，也对技术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节目成本的低廉和节目制作的简单使得该节目类型的火爆成为一种必然。
二、不足之处
1、盲目效仿，低品质重复，缺乏个性，量与质的严重不均衡粗放型发展
崔永元是不可复制的，《实话实说》也是不可复制的。
但是越来越多跟风而起的谈话节目并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考，在看到榜样节目的辉煌之后便盲目的进行低水平复制，妄图达到风险的最低层面。
但是统观中外各档成功的谈话节目，其成功无不建立在个性化、细分化的地位上。
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谈话类节目产生时间过短，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性的所在。
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精，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事实会让人们更多的吸取教训，进行改进。
2、话题危机
鉴于体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谈话节目没有像美国或者台湾的谈话节目往某一类限制性话题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在现有范围内选择的话题，则明显的缺乏深度，很少会让人眼前一亮。
体现在策划人员那里，每一期节目录制完成之时便是他们投入新一轮痛苦之际，他们将一如既往的为了选题而绞尽脑汁。
3、真实性的缺乏，作秀
与谈话节目所体现的真实感相对应，谈话节目事实上缺乏应有的真实性。
这种缺乏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事实和操作层面。
很多节目在录制之前，会让嘉宾和观众提前进行彩排和串场，甚至有的情感类节目为了制造煽情的效果规定主持和嘉宾应该在何时落泪。
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谈话节目的开放性、自由性和作为公共话语场的职责性，有严重的作秀之感，成为另一个版本的真人秀。
4、冲突的适度原则——节目的不可预知性
2001年10月27日，在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节目录制现场，著名音乐家谭盾作为嘉宾，与同为嘉宾的著名指挥家卞祖善因音乐问题发生冲突，起身而去。
《国际双行线》在未作处理的情况下于11月10日将这档节目如期播出。
成为国内传媒界的重大话题（2002，张百宁）。
由于谈话节目的开放性，使得各种观点在节目中被集中的呈现并且进行争鸣，这本是谈话节目的卖点所在。
然而冲突的引入还是要讲求适度原则。
谭盾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节目制作方以及主持人对于冲突原则没有良好的认识和把握。
5、主持人的不合格
电视谈话节目中经常会有主持人过于呆板或者过于强烈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善于聆听，有的则过分煽情、甚至不惜打出让每一个到场嘉宾都落泪的牌；很多主持人难以把握现场局面的调度。
而能够创出自己独立风格的主持人，更是微乎其微。
大部分主持人缺少必要的生活阅历和由阅历而引发的个人魅力，只具备主持的基本技能但是却不能将话题往深层次带入。
6、节目段落感不强，叙事缺乏逻辑性
这是与节目的前期策划密切相关的问题。
任何节目的构成都要有段落感，有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才能符合受众的心理期待。
一项受众调查显示，谈话节目的受众层次显示出知识层次和年龄的双高。
对这样一群偏向理性的主要受众，节目的叙事逻辑性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逻辑的基础上即兴的发挥，有整体感的酣畅淋漓，才是应循之法。
倘若只是平面性的按照事先列好的提纲踩点，或者整个局面总处在一种离题与拼命往原命题拉回的状态，则会让受众觉得不舒服。
7、镜头的表现不能体现现场的气氛
谈话节目并不意味着由于表现形式相对单一就对镜头元素的运用要求降低。
谈话节目中冲突性的表现，除去声音的传达，更为重要的就是镜头的运动要及时的捕捉冲突的每一个参与者的表情和动作，从而凸现冲突的戏剧性。
如果由于现场摄像机数量的不足或者摄像师的懈怠而遗漏了某一精彩的对峙场面，只能是节目的损失。
8、市场运作化程度低
民营节目制作公司大多集中在娱乐、游戏层面，比如光线制作的《娱乐现场》，以及娱乐性质的访谈节目，如《超级访问》。
而对于更加具有深度的访谈类节目则极少触及。
这也与风险投资的可回报性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大多数投资方不相信更加偏重理性的受众能够成为足够大的收视群体。
毕竟在这样一个娱乐化风潮的年代，娱乐节目的风险系数应该是相对而言最小的。
因此，在众多的节目类型中，谈话节目的市场化运作水平仍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大部分处于电视台自办节目的状态。
因为此类节目在没有打造成个性品牌之前，其销售的业绩很难估量；而且按照传统思维来看，也很难像一些娱乐节目那样短时间内造成轰动效应。
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性，还是让市场化远远不能靠近这一领域。
对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传播分析
一、转型时期的表达欲、思想的多元性
套用一句传统的表达方式：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
俄国思想家巴赫金把转型时期的文化特征概括为众声喧哗、语言杂多，其间各种话语互相对话、交流，以实现自我和他人的价值（2003，石长顺）。
在后现代性的对传统的解构之中，中心权威的“独白样式”话语越来越被各种“对话式”话语所替代。
而社会转型期不但提供了想要表达自己的人群，更提供了可供讨论的鲜活话题。
人们在各种谈话中获得了思想的交流，使得思想的多元性在这种形式之下得到了共同的表达。
二、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民主性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公共领域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谈话节目的理论解释。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的意义从公众舆论所发挥的一种功能变成了公众舆论自身的一种属性（1999，哈贝马斯）。
虽然哈贝马斯的重点集中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其最初存在的意义是市民阶层发表观点的
、与私人空间相对的公共空间，体现了相当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的民主性（2002，潘知常，林玮）。
在谈话节目中思想的自由表达，便是社会民主性的进一步体现。
而且随着传媒业的进一步开放，政治话题的敏感性和不可触及性以及逐渐降低，人们已经初步开始在媒介中发表关于体制、制度的各种看法。
三、封闭的场效应，情绪流
电视谈话节目是对传统人际传播的一种生动完整的再现。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演播环境中就某单一的主题进行讨论，在主持人的调动下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气场。
这种气场对应给在场的每一个参与者以一种完整的情绪流，让他们不由自主会主动的发表自己的感想，使得节目有一种流畅感，而不会显得由于必须限制在某一话题之内而造成生硬感。
这种封闭性的谈话氛围，与社会调查研究中经常用到的小组座谈法类似。
小组座谈，又称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不强调其结构性（2000，艾尔.巴比），而在于在一个自由的话语场中尽可能深入和广泛的捕捉到信息元素。
虽然其效度不如量化的问卷调查有代表性，但是能够凸现细节，发现许多不被注意的点。
而这正与电视谈话节目的功效有异曲同工之妙：
电视谈话节目不像传统的新闻节目罗列众多的新闻事实，而是就某一话题展开，重在细节和深度。
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从嘉宾选取的多元性以及嘉宾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交流，都是一种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进行平等交流的最好体现。
精英不再是曲高和寡的听不到大众的呼声，而大众则能通过精英的发言获得来自社会最前沿的观点和认知。
但是也有两方面不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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