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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为何代表群体而行动

个体为何代表群体而行动？

-行政管理

个体为何代表群体而行动？

———评ＯｎｅｆｏｒＡｌｌ：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汤艳文　刘春荣

Ｈａｒｄｉｎ，Ｒ．（１９９５）．ＯｎｅｆｏｒＡｌｌ：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３０２①．

汤艳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刘春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课题《集体冲突的处理机制研究》（１４１０９２）。

中译本《群体冲突的逻辑》在２０１３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刘春荣、汤艳文。

拉塞尔·哈丁现为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他著述颇丰，除《群体冲突的逻辑》外，还著有《推理边界以内的道义》《集体行动》等。

理性的、自利的个体会自发地代表群体采取集体行动吗？

群体认同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和“善”的？

１９９５年，美国著名的社会政治理论家拉塞尔·哈丁（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ａｒｄｉｎ）②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另一本力作Ｏｎｅｆｏｒａｌｌ：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熟悉其理性主义理论偏好的读者们大概不难从其标题中猜测到该书的意图。

的确，在这本书中，哈丁揆诸历史上及当代的各种影响深远的群体冲突现象，求解个体的群体归属感与群体冲突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把群体冲突视为非理性的、将其归咎于原生文化的观点不同，本书深入地考究了塑造群体冲突行为的社会互动结构与社会规范，揭示出自我利益在群体行动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作者从规范上反思了当代的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启发社会与政治制度设计的选择取向。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评述道，“本书出自一个功利主义个体主义者的手笔，具有深刻的道德敏感性。

作者不仅力图解释这个世界中当下所发生的事件，而且驳斥了社群主义的政治实践及其哲学理论”（Ｏｆｆｅ，１９９６）。

政治学家曼纽斯·米德拉斯基则在《政治学刊》评论说，在政治冲突的问题上，“哈丁创造性地发展了协作博弈的理论。

在社会群体的规范的发展问题上，这本著作将激发博弈理论的未来分析理路”（Ｍｉｄｌａｓｋｙ，１９９６）。

该书虽非晚近之作，但它所斟酌的基本问题———即个体为何采取（或不采取）代表群体的集体行动———却是历久弥新的。

从比较政治的视野看，大量的个体强化自己的群体认同感、卷入群体性的冲突，这种现象不仅在冷战结束之后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而且还依旧影响着当今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

不用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和辩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涵。

本文试图结合本书的主要观点，评述群体冲突的主要分析理路和关联研究，并且简要检视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相关性。

一、群体冲突的动力

按照刘易斯·科塞的经典定义，冲突是“关于价值的斗争，以及对稀缺地位、权力和资源的索取”（Ｃｏｓｅｒ，１９５６：

８）。

只要地位、权力和资源是稀缺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而无论从历史或比较研究的角度去看，形形色色的群体性冲突———从阶级斗争、族群冲突、社会运动到政治革命———群体冲突都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族群和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会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而趋于弱化：

小的社会政治单位让位于大规模的现代科层国家，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文化差异也随之淡化。

然而，事实却似乎与此相悖。

冷战结束之后，关注“国家缔造”（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一再痛感群体认同的作祟魔力。

有别于马克思年代的阶级政治，这恰恰是一个族群分离运动勃兴、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时代：

族群和身份认同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治理困局似乎有增无减，结党营私、以邻为壑的“巴尔干化”现象屡见不鲜。

族群冲突加剧了政治的碎片化和国家失败，间歇式暴力和独立运动构成了主权治理的棘手难题。

在这方面，北爱尔兰、魁北克、卢旺达和科索沃的故事或许只是更具戏剧性的例子罢了。

当代的群体性冲突风起云涌，对其性质、根源及起防控机制的研究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

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均已对群体认同做了大量的探究，理论学说纷呈。

其中的解释重点之一是个体的群体认同的形成机制：

群体认同的根源和动：

个体究竟是如何产生或建构一定的群体忠诚或共同体想象的？

什么因素以何方式促成了族群认同（包括民族主义）？

与此相联系，人们是如何决定忠诚（大、小共同体）的重要性次序的？

进而言之，强大的群体内部认同是否以及如何导致各种形式的群体间冲突（包括战争乃至种族洗）？

相应的，族群间的外部竞争和冲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群体的内部认同和参与行动过程？

这些不仅是困扰着民族建构者的现实问题，也是比较政治和政治行为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理论议题。

在厄内斯特·吉尔纳（ＥｒｎｅｓｔＧｅｌｌｎｅｒ）、艾瑞克·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以及本尼迪克·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人的经典作品中，个体的群体认同构建及其行动是现代化过程的一种社会政治反应。

根据这种具有功能主义色彩的推论，群体认同和冲突毋宁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①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缺乏普遍而有效的国家介入，血亲属性成为社会行动的主要基础之一，个体间的纠纷或者是哪怕对个体的羞辱亦具有内在的集体对抗性质（Ｂｌａｃｋ－Ｍｉｃｈａｕｄ，１９７５；Ｂｏｅｈｍ，１９８７）。

而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交叉分裂”（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则具有缓和并规制冲突的功效———如果个体面临着交叉性的压力，那么他或她的社会政治行动必将是相对温和的。

②罗杰·古尔德（ＲｏｇｅｒＧｏｕｌｄ）指出，较之于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称性、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容易导致社会暴力冲突（Ｇｏｕｌｄ，２００３）。

亦如阿马蒂亚·森（２００９）之洞察，个体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联系形式极为重要，一旦人际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关系，而完全忽略同一个人与其他群体的联系，那么人就如同被填塞到一个个“小盒子”之中，冲突与暴力便在所难免。

特德·格尔（ＴｅｄＧｕｒｒ）同样强调结构因素，但他把现代国家形式和公民骚乱及内战现象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高度成熟的民主政体和寡头政权都不容易出现内战，而一个处于转型状态的国家则容易诱发公民骚乱（Ｇｕｒｒ，２０００）。

除了关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人们还把群体认同的形成和一定的文化格式联系起来。

在被称之为“原生论”（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的理论取向中（Ｓｈｉｌｓ，１９５７；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７３；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１９３４；Ｍｅａｄ，１９５８），一些学者倾向于强调文化的边界性和社群的独特性，并将群体认同看成原生性的或非理性的文化现象。

正是群体的文化心理的因素塑造了个体对群体的认知和归属（Ｒｏｓｓ，１９９３），一个社会的文化越多元、复杂，其所面临的群体冲突风险也就越大。

而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人们对群体的认同存在着遗传学的依据。

①文化分析的版本不一而足，另外一个取向是把主体性因素带入分析框架，即把族群和民族的暴力冲突与社会建构过程联系起来，分析族群间的恐惧和威胁如何被特定的话语、迷思、仪式以及其他的文化象征力量所建构，而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文化不过是精英用以维系其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工具或资源（Ｂｒａｓｓ，１９９１）。

②

然而，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文化格式都并不必然导致群体的冲突，正如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对群体利益的识别、认同的构建就必然导致群体的冲突行动。

群体认同及其行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动，若非克服或者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群体内的合作和群体间的冲突便难以形成。

在这个理路上，哈丁的这本著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分析工作。

作者把族群冲突现象表述为这样的命题：

群体认同可以为个体带来私利，包括控制组织的权力、获得再分配资源以及认识论上的家园舒适感。

因此，群体认同能够深得个体动机的强力驱动而得以维持；同时，在特定的协作游戏规则的支配下，群体认同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逻辑，酿成群体的集体动员和暴力冲突。

根据这种工具理性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的立论，本书不仅鲜明地颠覆了传统的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而且也有力地批驳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理论迷思。

③

从理性选择的理论视角来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集体行为可谓源远流长（Ｆｉｎｋｅｌ＆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９８；Ｌｉｃｈｂａｃｈ，１９９５；Ｆ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５）。

而曼库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式的论断———个体的理性选择和搭便车行为导致群体或集体行动的失败———已是老生常谈的命题（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

不过，在族群和民族主义动员的现象中，这个咒语般的逻辑却常常神奇地消失了。

对此，哈丁自有一套理性主义的解析和辩护之道。

他首先区分了社会互动的基础结构和权力的来源：

依赖“协作权力”的群体能够爆发出非同寻常的力量，这与其他那些依靠“资源或交换权力”的组织殊为不同。

在他看来，群体认同和冲突并非某种一般的仰赖资源或交易的集体行动，而毋宁是一种协作博弈（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ａｍｅ）；与众所周知的囚徒博弈及其困境不同，这种博弈的独特性在于它让每一方主体都能获益，而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

驾驶规则即是如此，它对于游戏者而言是“互惠”而非“互损”的。

正因为如此，人们为了更大的权力而进行协作是可能的。

其次，作者讨论了两种基本的规范：

排他规范和普世规范，并检视它们与群体协作行动的契合关系。

排他规范或差别规范能够被自我利益所强化。

以历史上贵族决斗规范为典型，此类规范所内涵的集体利益，能够促成个体为之进行合作，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幸的是，诸如信守诺言、讲真话这样的普世规范的调控能力比较微弱———它们要发挥作用，就得嵌入于二元关系以及小规模的社会互动关系，从而为个体的自我利益所强化。

此外，一些普世规范也能够通过被扭曲的自我利益而得到强化。

建基于这些理论推导，作者在本书的主体部分，揆诸历史上的和文学作品中的复仇、仇杀现象以及当代的重大族群冲突事件，深入地论证理性的个体（包括族群认同的跟随者以及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领袖）如何利用群体间的竞争和冲突去动员资源并达成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微观基础上解释了个体为何代表群体而行动，以及群体认同如何演化为暴力冲突。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协作成了所有集体活动单位———包括国家在内———的本质性的行动。

国家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内力量协作失败的结果，而自利的个体之所以能够皈依群体、代表群体来行动，是因为他们被包括语言、宗教以及其他各种规约协作起来，这些规约所创造的秩序给所有卷入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好处。

个体忠诚于群体、以群体的名义采取行动能够带来两种基本好处：

首先是经济或者政治上的职位，亦即再分配权力；其次是具有一种安全感和“家园舒适感”。

所以，群体认同现象可以视为由许多直接或间接的理性行动相互叠加所产生的结果。

个体能否强烈地认同群体，并且代表群体而采取行动则取决于他或她所拥有的知识和规约，而这种知识和规约则根植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群———哈丁称之为“认识论的社群主义”。

二、群体冲突与社群主义

从规范意义上看，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可能是“善”的或者说是具有德性的。

人们遵从驾驶规范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然而，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性。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展开了对社群主义的理论反思。

根据社群主义者的立场，一个人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决定的，因此，社群决定了个体社会成员对现实的知识和道德准则的认识论解释，定义了成员行为对错的标准：

个体成员如若不合群，就往往会出现道德上的沦落。

毫无疑问，在当代的政治理论中，这种道德主张是对普世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动。

而哈丁把社群主义的道德论证视为一种特殊主义的“群体惟我论”，并小心地爬梳了这种社群主义的流派和理查德·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ｒｔｙ）以及迈克尔·桑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ａｎｄｅｌ）的主张———这两位理论家似乎只肯定一般意义上的“共通价值”（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Ｖａｌｕｅ）而并不颂扬”特殊价值”（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

而在哈丁看来，共通性的规范常常导致排他性的行动和恶性的冲突，因此只能称之为有条件的“善”而非本质性的善。

在资源有限的情势下，尽管“群体唯我主义者”的族群行动偶尔会产生一些善，带来某种好处，但它却也给现代政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解构原生论和社群主义观点的过程中，哈丁的斯密式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规范立场进一步得以呈现：

个体为自利而奋斗，这将削弱群体或组织所产生的激励，从而避免社会被毁掉的命运———反过来说，个体自利有助于公共福祉。

由此，哈丁完成了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个强有力的呼应和辩护。

在西方的集体行为的研究中，理性选择无疑是最具支配性和渗透力的理论之一。

在与群体冲突密切相关的集体行为的研究中，理性主义的理论趋向尤为强劲。

受到芝加哥社会心理学学派的影响，１９６０年代的理论倾向是把抗议和更广义上的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偏差的或者反常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根植于相对剥夺感或者结构紧张（Ｓｍｅｌｓｅｒ，１９６３；Ｄａｖｉｅｓ，１９６２），或者是个体在“大众社会”情境下所必然出现的变态现象（Ｋｏｒｎ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５９）。

然而，集体抗议现象在多元主义政体中的迅猛发展颠覆了传统的理论立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预设开始广遭质疑。

①经由约翰·麦卡锡（Ｊｏｈｎ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和梅尔·扎尔德（ＭｅｙｅｒＺａｌｄ）等人的理论拓荒，集体抗议开始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有意图的资源动员和组织联盟行动（ＭａＣａｒｔｈｙ＆Ｚａｌｄ，１９７７）。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研究转向与哈丁的理论立场多有默会之处。

实际上，理性选择理论的抱负不仅在于去揭示群体动员和集体冲突的动力，也试图去解释群体合作的形成机制（Ｆｅａｒｏｎ＆Ｌａｉｔｉｎ，１９９６）。

不过，一如人们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哈丁在本书中的理论预设和观点也不免引发各种困惑和质疑。

如果把理性理解为“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行动”，那么理性是否仅仅意味着个体对其自利目标的实现？

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个体认知能力的限制问题（尤其是在大规模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中），个体究竟如何可能计算认同选择的收益（包括认识论上的“家园舒适感”），并获得他人协作（或者不协作）行为的信息或信号？

为什么在参与成本或者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依然有人执意强化群体认同并为之赴汤蹈火？

理性选择是否可以解释所有群体规范的形成和演化？

如果协作能够形成权力，那么协作博弈是如何形成的？

它得以运作的条件是什么？

是否所有类型的群体冲突都建基于协作权力并且因此规避了个体的搭便车困境和囚徒困境？

为何事关认同的动员可以典型地概念化为一种协作博弈，而其他类型的动员（比如阶级动员）则面对着“搭便车”的困境？

群体认同和其他认同的相关性和相对重要性是怎样的？

如何评估协作行动的意外后果？

如此等等，①显然，作者对相关问题作了澄清和辩护，然而有些问题似乎是工具理性主义立场本身所难以克服的。

三、群体冲突的治理之道

进而论之，秉持哈丁式的理性主义立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理解群体认同和群体暴力的根源并予以预防和有效管制呢？

本书并没有给出避免党同伐异、解决群体暴力的具体处方，但却勾勒出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普世主义等各派理论的竞争性主张，发人深思。

在比较政治研究和制度设计实践中，学者们热衷于讨论阿伦·李帕特（ＡｒｅｎｄＬｉｊｐｈａｒｔ）所谓的“协和主义”（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或分权（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以及权力下放（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权力切分（ＰｏｗｅｒＤｉｖｉｄｉｎｇ）乃至各种选举规则的功效，实际上，究竟怎样的政治代表和政党制度有助于冷却、表达、平衡并弥合社会分歧，其中的争议亦从未平息（Ｌｉｊｐｈａｒｔ，１９７７；Ｌｉｐｓｅｔ＆Ｒｏｋｋａｎ，１９６７；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０；Ｎｏｒｄ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６；Ｓｉｓｋ，１９９６；Ｂｒａｎｃａｔｉ，２００６）。

②在我们看来，要形成更为平衡的、动态的理论，还需要创造性地把个体能动因素、历史与情境因素和制度结构因素（包括地方性因素）加以辨别和贯通：

个体的群体认同也许具有某种自利动机，甚至文化烙印，但是也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情境因素下（比如控制政权的机会结构增大或者群体面临的集体威胁增加），并且经由领袖或精英的动员才能实现集体动员并引发群体间的冲突。

的确，正如一些经验研究所发现的，当诸如全国性的选举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竞争呈现在族群面前的时候，群体的认同和冲突的可能性才会迅速加大（Ｅｉｆ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特定的制度和机制也许只能在某种时空情境下才能奏效，而非正式制度和规范也能在冲突调控和秩序形成中发挥特别的功能（Ｅｌｌｉｃｋｓｏｎ，１９９４）。

或许只有认识到这种权变的、动态的因果关系，创造和维系群体间和谐关系的工作才能寻获合用且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解决方案。

①

在更为抽象和基要的意义上，一个完美的道德论证和制度设计也许难以企及，这其中不仅仅有理性的限度问题，而且也有推理的悖论：

一方面，社会生活无法脱离某种共通性的纽带和团结机制，而善的政治生活总是需要某种群体政治和结社过程，但是理性的个体张扬某些群体身份或者共通纽带，却难以避免地与自我利益以及认识论局限有关，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排他性和敌对政治，从而损害了共同体的善。

另一方面，在多元族群的政治现实中，只要国家控制大量的资源，它就会持续性地面临着族群政治的威胁；然而，如果国家不掌握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一旦领导力式微，就有可能陷入某种“霍布斯状态”。

放任族群对权力的竞逐和支配，这不啻于打开潘多拉之盒，势必给政治社会秩序造成困局甚至灾难。

②

哈丁的这本著作主要以前苏联、东欧和非洲地区的族群、民族认同与群体冲突为主要讨论题材，兼顾北美西欧的社会政治秩序问题，同时也提及中国改革之后的政治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协作规则产生权力的推论，他指出了“去政治化”的影响，“经济发展已经淡化了激进政治的诉求……排除了政治的替代性选择，这可能的确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哈丁，２０１３：

２８７）。

无论如何，群体动员与中国政治社会的相关性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族群多样性的国家或文明体系。

在现代化过程中，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的差异给民族认同和国家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当然，在中国的古典政治和当代治理理念中，预防、管制和处理族群冲突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安排也是十分丰富的。

比如，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就曾以“多元一体”概括中华民族的性质，认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并意味深长地指出：

不能“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一个社会越富裕，这个社会里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费孝通，１９９９：

３８１－４９１）。

改革开放以来，族群（或者更为广义的群体）动员及族群间关系的治理持续性地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核心议题。

尤其是，市场转型和城乡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剧烈变动，带来了新的认同政治———户籍和身份的差别系统性地导致了社会分层和群体区分。

除了深受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群体认同和群体动员的政治在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从比较视野中，人们可以看到群体政治的不同形态：

比如，在加拿大，法语社群和英语社群的冲突持续发酵，而在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族群间关系却甚为和睦。

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理想图景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状态似乎也并非遥不可及。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完全有理由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发展出关于群体间和谐政治的知识体系和制度规范。

不管如何，关于群体合作和冲突现象的性质、动力及其前景，哈丁的理性主义的视角，包括他对社群主义的反思，均富含想象力和启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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