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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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
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
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
内容摘要:
史家四长已经成为判断史家和史学著作的标准体系,包含才、学、识、德四个方面的内容,近人梁启超在刘知几、章学诚提出史家四长的基础之上,曲解古人之意,定要给四长排个顺序,但经过仔细理解古人之意,史家四长是没有主次先后之分的,四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
史家四长关系
作为历史这门学科的初学者,不敢说自己有独到的见解,但学术贵在讨论,方可见真理,绝不是什么问题都等着名家大师来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研究的意义呢?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应该具备一些素质才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所谓史家“四长”。
大家都知道这四长的重要性,由古到今,也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峨所有的讨论都只是强调了这四长的必要,附会了古人的说法而已。
后生在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史家的四长”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不被人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前辈提出了自己关于四长的顺序的见解,我们来看: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
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法,次史学。
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①
我们从史家四长这个论点最初提出的出处来看一下,是否是这样,首先是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
“礼部尚书郑樵忠尝问子玄曰:
‘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对曰:
‘史才顺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
谓才也,学也,识也。
夹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而顷,黄金满赢,而使愚都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宝者矣。
”②
“史家四长”的一个发展,并不是首创“史德”,因为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章学诚专门作《史德》来证明自己与刘先生的不同认识,只是一种误解。
刘知几在“史识论”中提到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即是史德的内容,也是历史本和央的基本功能之一。
刘知几还说到: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⑥也提出了史德的要求:
秉笔直书。
那么史德到底是不是应该位居才、学、识三都之上呢?
章学诚曾说:
“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谚书者所以自谚,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
”⑦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为秽史,谤史的史书都是由于作都心术不正,没有史德造成的恶果,而文辞法等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于影响是否是良史、信史,这种说法可能也是梁启超认定史德重于才、学、识的理由吧,但是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讯赞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仅仅是因为司马迁具备史德吗?
史德固。
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在最初提出之际,散见于《史通》的《直言》《曲笔》《辨职》等篇,“三长”是后人它集中起来说的,而《旧唐书》中的记载只是后人根据这个意识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看不出“三长”的顺序,即使按“才、学、识”来理解,“才”为先,如梁启超所言,然而余观其原文“夫有才无学……”又“有学无学……”,很明显,辩证法思想,二者不可或缺,没有任何表明“才”重于“学”的言辞,因此在他的初衷里就没有这样一个排序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史德。
几乎大家都认同史德是由章学诚所提出,史德就是著述者的心术,被放到了四长之后。
观章氏原文,人家也没有说把史德置于才、学、识之后啊,而是说“竞言才、学、识而不辨心术之仪史德,乌乎可哉”,从行文上看,只是因为时间先后,逻辑原因而后出口,愿意反倒可以理解为史德乃著史之前提,不能不着重提出,因此梁启超先生恐怕是有一点误解或武断吧。
实际上,史德的提出,仅仅是对刘知几“三然重要,才、学、识也重要。
有了史德、秉笔直书,忠于历史原貌,彰善惩恶,可以是信史,但要成为良史,史家还必须得具备优秀的史才、史学和史识。
只有掌握丰富、全面而又真实的资料(史学),运用巧妙的布局结构和优美的文辞表达(史才),并通过洞察史实,提出科学的富有见地的观点(史识),在这个过程进行的同时,又有一个公正的、正确的心述(史德)贯穿始终地指导著述,所著之史才能被称作信史、良史而流传于世。
通过前面的分析,刘知几将史德包含在史识之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而章学诚把史德以刘知几的意思中分离出来,也具有他的必要和必然,因为在史德这个问题上,太多人容易犯错误。
比如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修前朝史的时候,为了维护本朝统治,多有包庇本朝,丑化前朝之处,还有其他个人、单位作史以个人好恶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被讥为秽史。
后人只有通过读史书来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能力或功夫去考证史书的真伪,因此史家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
史家易在史德上犯的错误有夸大、附会、武断三个方面,读者不妨可以读一下染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史家为什么必须具备史德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价值的。
柳治征在《国史要义》中提出了“历史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以史为工具,求成其道”。
钱穆说:
“史德:
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⑧一个“更”字,似乎体现了史德不同于其他三长的地位。
其实,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根本目的是求真和研究历史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现实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它所运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所需要的史家素质,即所谓的“四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有轻重之分,不能有任何偏见,在不同的场合下,四者运用的着力点也有所变化,如冯友兰所说:
“着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强调了史识、史才在史学巨著中的重要作用。
还如: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也凭者,文也”,⑨也表明了一部史学著作所体现出的不同方面的功用、特点,而史家四长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缺一不可的整体。
由此可见,梁启超自成一家之言,指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非对四长的认识有所创新,把史德置于才、学、识之前的做法既是妄然,也是多余,犯了其自己说的“武断”之谬。
而现在又有人说“尽管刘知几《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中包含了‘史德’的内容,但像章学诚这样以‘心术’论‘史德’,无疑又具理论上的一个发展,“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一章,是结合刘、章的理论加以发挥的,这个发挥,并未尽刘、章之意,但他把‘四长’排了一个新的顺序,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还是有认识上的价值的”⑩这个廉洁赞赏了古人,肯定了“四长”的顺序排列问题,无疑又有梁启超所说的“附会”的嫌疑。
才、学、识、德是对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本来“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而且在当今社会现实,物欲横流,人们急功近利,学风浮躁,要潜心于史学研究更是一件十分难得和困难的事,那么,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家呢?
庞单恒主编的《史学概论》提出了这几点非常中肯的见解:
1、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知识结构。
这里包含了才、学、识的部分内容,也是我们认识和判断历史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
当代史家将大椿说:
“有些史学工作者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却苦于提不出问题,而另外一些同志,在掌握资料后,即能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写出水平较高的论著,这里的一个重原因,就在于史识的高低之别。
”(11)其实这里的史识的意思恐怕已经扩展,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了吧。
2、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锤炼和增强对历史的洞察力。
这里着重强调了史识的问题,梁启超说:
“对历史的洞察力”即是史识,为什么要有洞察力?
法国史学家布洛赫这样说:
“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⑿,如果缺乏社会实践,就缺乏洞察力,就不能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3、树立正确的治史态度,陶铸崇高的献身精神。
这里主要讲的是“史德”的问题,也是解决当前术界急功近利心态的办法。
汤因此在临死前还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⒀。
且看司马迁受尽苦难作《史记》,班固文子兄妹相继40年终成《汉书》等等,没有吃苦受穷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恐怕难于真正的人类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优秀的历史工作者需要具备十分完备的史学修养,这修养的内容从刘知几提出的“三长”到章学诚提出的“四长”,再到梁启超的阐发,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的一个标准判断体系,至于梁启超先生提出的顺序问题,实属妄然和多余,而“四长”的关系,却是一个平等地位的,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整体,无主次先后之分,这就是本文的观点,而史家素质要求的各个细小部分,可操作性条理,以及历史学研究的更高目的,已有成果,现状及未来等问题,本文不具。
注释:
①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摘自《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P13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②《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
③《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刘子玄》
④⑦⑨章学成《史学通义·内篇三·史德篇》
⑤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⑥刘知几《史通·直书》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联书店
⑩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P30、中华书局
⑾蒋大椿《略谈史识的形成》选自《唯物史观与史学》P73,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⑿雅克·勤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P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⒀张广智:
《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P243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