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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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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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海近代化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笔者发现，诸多文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与之关系重大的马步芳家族官僚资本探讨不深，没有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通过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对马家官僚资本在青海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及评价，希望能有助于接近真实的青海近代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今天的青海建设向前发展。

近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当然最集中最能体现其成果的还是经济领域，所以本文也将研究的视点放在马家官僚资本与青海近代化的关系上，其他领域不再涉及。

学识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一、青海的近代化起步于马麒入主青海的民国初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马家资本的烙印

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迫于世界潮流，相继踏上了近代化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

但地处西部边陲的青海却似一块沉睡的冻土，触动不大。

有人以为青海的近代化与全国一样，也始于鸦片战争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

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初的这段时间，青海虽然也受到了国内较发达地区近代化的轻微影响，但还处于酝酿准备阶段，直到民国初年马麒入主西宁后，青海近代化才真正起步。

辛亥革命后不久，马麒出任西宁镇总兵。

1914年，他排挤走青海办事长官廉兴，1915年又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成为青海地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

为巩固地盘，维护家族统治，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马麒开始了“定海拓边”的一系列活动。

他在递交中央的呈文中曾提出经营青海五大计划，列于第一位的是：

“宜择地多设县治，屯垦开矿，练兵设学，兴实业以辟利源，修铁路以便运转。

”很显然，马麒经营青海，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的老一套了，而是带有地方特色的近代化发展方略。

在经济上，马麒采用各种办法来积累资金，稳定社会，如试办玛沁雪山金矿；废止地方币票，改用通行银票，作为大规模开发青海的准备；改革税收制度，设立粮茶局，统管全区税务，实行草头税和营买粮制度，开始改变以往牧业区只收丁银，不收产税的做法；在农业区，实行禁烟制度，减少烟田，增加农田，以增加粮食收入；仿学兰州及内地新式的官督商办、官资合办的实业形式，设立垦务总局，放垦荒地，分级定价征收；在西宁及各县兴办了义源祥、协和商号等私资官办的商业网系，加强对青海商业的控制。

所有这些做法，在税收方法、实业性质和经营方法上都开始带上了近代官僚资产阶级的色彩。

这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举措给一潭死水的青海带来了许多活力。

1932年林鹏侠有这样的描述：

“自入青境，风物顿殊，似换一新世界。

人民强健，家家各安其乐，有太平盛世景象。

”“及入青境，乃觉观感一新。

此邦建省甫四年……然在千疮百孔之境内，土匪绝迹，烟毒扫尽，纸币不滥发，年粮不预征，贪污赌博之风不生，熙熙和和，各安所业。

内地各省，少有能与之比拟者。

”

在社会建设方面，马麒的热情也较高。

这突出体现在交通建设上：

1913年，他下令调查改造了从兰州到西宁的旧马路，开设新式邮政代替清代的驿站，还成立了西宁电报局；1920年开通了兰州到西宁的电报业务；1931年，为西宁电报局添置了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有效弥补了有线电报的不足；同一年，还接通了从西宁经平番到兰州的长途电话，奠定了青海近代通讯业的基础。

当然，这些新式交通设施只是在省会西宁及不多的几个县份才出现，所覆盖的面是极窄的，能享受到便捷的也只是军政机关和为数不多的一些特殊人物，根本谈不上受惠于广大民众。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近代交通设施的零星出现给青海所带来的深远历史意义。

在马麒的苦心经营下，一些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鲜事物在青海陆续登台。

虽然它们规模小，范围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是，这些从前青海人民闻所未闻的东西毕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它们的产生，标志着青海地区正式踏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而马家初步确立的官僚资本及其运作结合军政权力使得青海近代化从一起步就带有浓厚的官僚家族特征。

二、在马步芳时代，官僚资本进一步全面垄断了青海经济，青海近代化也由此而初具雏形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马步芳逐步掌控了青海军政大权，成为新一代“青海王”。

与其父叔相比，马步芳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个性更加突出。

为了能长治久安，摆脱处处落于人后的现状，他采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多种手段，处心积虑地经营着这个被标榜的“世外桃源”。

在他手中，马家官僚资本经济最终建立起来并全面操纵了青海社会，而青海近代化在官僚资本的带动下也略具雏形。

先来了解一下马家官僚资本是如何一步步垄断青海经济的。

马家资本的积累，首先是从商业入手的。

30年代，马步芳一手经办了义源祥商号，接办了协和商栈和德兴店，逐步实现了对全省商业的垄断。

1938年，又筹办德兴海商号，并在全省各县市镇设立分号。

1940年，成立青藏商务联合办事处，在拉萨、上海、兰州、包头、天津、西安、汉口等地设有办事机构，以青海的羊毛、皮张、沙金、药材兑换日、英等国的军火物资，垄断进出口商品，形成了私家经营的垄断地位。

马步芳利用军政权力和官僚资本，积极创办工矿实业。

相继建立了火柴厂、三酸厂、玻璃厂、瓷器厂、皮革厂、造纸厂、毛织厂、印刷厂、电厂、自来水厂等地方工业；开办煤炭业、盐业、金矿开采业，从而吞并了原有的民族手工业。

1946年，又将协和商栈和德兴海商号合并，成立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并附设青海实业银行、西北工矿公司、西北畜牧公司、林业部等机构，从农、林、商、工、矿等各方面对全省经济实行垄断经营。

湟中实业有限公司的成立，最后完成了马家官僚资本经济的建立，并全面操纵了青海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有了雄厚的官僚资本做后盾，马步芳便大动作地进行着近代化建设，以实现自己“建设新青海”的蓝图。

从军政机构等上层建筑的改革到近代文化教育的推广，从青藏商务队到“八大工厂”，马步芳主持下的青海近代化全面启动，并略具雏形。

三、四十年代，青海相继首次出现了公路、机场、图书馆、饭店、百货商店、电影院、新式澡堂、医院等近代事物，它们带给青海人民的不仅仅是事物本身的物质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人民意识的巨大冲击。

马步芳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套综合的社会改革方案——“六大中心工作”：

保甲制度、训练壮丁、修筑公路、植树造林、禁止鸦片、扫除文盲。

这个方案虽然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缺陷，所取得的成效也没有设想的那么美好，有的甚至贻害百姓，无功可言，但它对青海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年的马鹤天先生对青海发生的巨大变化感触最深：

“沿途一切均较前整齐进步，在甘肃境内，处处现从前繁荣而今衰败之景象，至青海境，则道路修治，树木密茂，房屋新整，处处有新兴气象……余来西宁，已三次矣。

十年前来时，乘架窝，一周始达，一年前虽乘汽车，因路工尚差，需四日；此次仅半日即达，可知西宁交通逐年进步……青海自改省后，一切积极建设，较十年前之兰州尤为进步。

”同时代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也看到：

“青海道路，比甘肃境内修理得平坦些，两旁密种杨柳。

”他还饶有兴趣地探讨了马步芳的“政治作业”，认为马步芳是一个“可以有希望的人物”。

陈赓雅则认为“青海原为边省之一，文化虽较落伍，然途中所见佳象，颇有一述价值。

”并具体指出了青海发展的四大佳象。

这些外人眼中的青海变化，足以说明马氏父子两代利用聚敛的财富和手中实权对青海进行的社会改造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马家官僚资本在客观上不自觉地影响了青海近代化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肯定，在马麒时代，青海就已艰难地踏上了近代化道路。

姑且不论马氏是否具有近代化意识或科学的规划，也暂且不管马氏经营青海的主观动机与目的如何，单就其建立的官僚资本经济体系及其活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说，马家官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海近代化的发展。

具体说来，这种不自觉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马家官僚资本体系的建立为近代化的开展进行了变相的资金积累。

众所周知，近代化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单靠少数势单力薄的私商或豪族是根本无法操作的，必须集中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财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

而在“政治、军事、财政皆脱了正轨本来是公的活动，转为私的经营。

一切对人对事的关联，都根据这个私经营来出发”的青海，马家官僚资本却正好能满足青海近代化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例如，为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在中央的支持下，1939年，马步芳准备以3000万银元作为发展青海现代工业的资金，其中以1000万元投资于轻工业，2000万元作为办重工业的资金。

1940年4月，资源委员会和青海省签订共建西宁电厂的合同，青海省投资6470.5万元。

同年，投资50万银元建成修配厂，后改为西北机器厂。

青海火柴厂，计划投资额80万银元；三酸厂，计划投资150万银元；洗毛厂，计划投资200万银元；玻璃厂，计划投资80万银元。

很显然，这一笔笔资金是当时的民族资本家们无法负担的。

诚然，由于马家资本经济本身具有的畸形性和局限性以及维护地方统治的需要，使得其大部分资金用于军事行政开支，能投入再生产领域的微乎其微，投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教育事业的更是少得可怜。

但是，这些杯水车薪的资金投入，在客观上依然不自觉地推进着青海近代化的发展。

2．官僚资本经济带动了青海近代工业的诞生，使青海近代化有了实质性内容。

“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的创办，始终是衡量早期现代化进程启动与否的重要标尺。

”没有近代工业，就谈不上近代社会的出现。

马麒就曾效仿外国办企业，但成效不大。

马步芳更加积极地试图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先后创办了皮革制造、陶瓷、煤矿、电力、化工、印刷等所谓“八大工厂”，这是当时青海范围内最具时代性和先进性的企业。

关于青海工业的发展，默利尔·亨利博格有如下记述：

“马步芳还在本省实现工业化方面做了某些象征性的努力。

他反复讲青海工业化的必要性，但没有显著的实效。

一些工厂被建在西宁或西宁附近。

1945年以前，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直到马步芳筹集资金建设起能生产诸如毛织品和尼纶织品、民用衣着、玻璃、陶瓷制品以及军需机械等的工厂时，才结束了那种局面。

该省还建起小规模的火柴厂，生产的火柴仅够供应青海地区的需要。

就在罗家伦的考察报告完成的1945年，青海省正在建造一处皮革厂和一座硫磺产品厂。

罗家伦写道，省政府也计划建起一些现代加工机械、毛织衣着品、皮革制品、纸张和水泥等的现代工厂，这些项目的资金由马步芳提供。

”

事实上，这些工业化的举措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当然改变不了青海的落后面貌，也不能改变青海的社会性质。

它们象征性地艰难出现，意义却非常深远。

用机械化的生产代替手工作坊这本身就是划时代的进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走向近代的标志。

这些现在看来十分简陋、极其幼稚的，或许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使青海近代化有了实质性内容，而我们对马家资本在其中被动地发挥的作用应该有个客观了解。

3．马家官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抵制了青海近代化路途中的一些阻碍。

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传统的说法，认为马家官僚资本是青海近代化发展中最大的绊脚石，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它的存在，青海近代化该如何开展……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近代青海特殊的土壤必然孕育出的官僚资本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的确，马家资本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青海社会的发展：

它没有积极主动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海近代化服务，自始至终都是为巩固马氏统治而存在的；它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打压民族商贸业和手工业，使其无法健康发展；它聚敛财富的结果是青海农牧业频临破产境地，广大农牧民生活极度贫困悲惨。

我们不是想抹杀这些遗臭万年的史实，而是想换个角度来看事物的不同侧面，给今人更多的新启示。

近代化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诸如稳定的政治、和谐的民族关系、开放的文化教育及社会风气等等，而民国时期复杂多变的青海政局、民族关系及愚昧的民智现实显然与近代化要求格格不入，要一一克服这些难关，需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当时的形势无法允许的。

马步芳家族迫于种种内外压力，凭借军政大权和雄厚的官僚资本，则可以绕开或顶住一些破坏力量，较为便捷地实现某些短期目标。

如1939年组建的青海商务队，每程营业额约在10万银元左右,这条地方性的国际贸易通道，对于活跃青藏地区的物资交流，缓解青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而造成的工业品匮乏起了积极作用，当时青海的军队、公务员以及相当多群众的衣着用布和部分日用品，就是由这条商路提供的。

“开发西北，毕竟给西北诸马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他们利用政府的政策、资金及内地的人才、科技，在30-40年代迅速建立起农、林、牧、工、商的官僚垄断资本体系。

马鸿逵的‘富宁公司’和马步芳的‘湟中实业公司’及其麾下各项实业独步西北，其实力已经足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企图渗透西北的庞大势力相抗衡，甚至已经有能力在不公平竞争中击败对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家官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不自觉地抵制了青海近代化中的一些阻碍。

当然，笔者在阐述马家官僚资本对青海近代化的正面影响的同时，并不否认其产生的消极的负面作用，承认其负面作用一直占主导地位。

正是由于官僚资本的封建性、垄断性和狭隘性才造成近代青海长期贫穷落后，使青海近代化运动始终没有走上良性发展道路，而是一直处于病态的畸形状态。

马步芳家族及其建立的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僚资本已成为历史遗迹，我们之所以探究这段历史，寻求它与青海近代化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因为历史无法逾越，正是在当年的“废墟”上，后来的西部开发者们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代化建设。

历史也可以借鉴，从曾经的人与事中，我们沉思着今日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把青海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1］.刘喜堂，《简论民国初年马麒在青海的经济革新》，〔J〕，《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3］.林鹏侠，《西北行》〔A〕，《西北行记丛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129-130页。

［4］.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M〕，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5］.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A〕，《西北行记丛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7页。

［6］.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A〕，王道义主编《今日中国西北角》（四），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7］.陈赓雅，《西北视察记》〔M〕，《西北行记丛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A〕，王道义主编，《今日中国西北角》（四），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9］.谷苞主编，《西北通史》〔M〕，（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4-676页。

［10］.许宪隆，《诸马军阀与西北穆斯林社会》〔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11］.（美）默利尔·亨利博格，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2］.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3］.许宪隆，《诸马军阀与西北穆斯林社会》〔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