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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年谱新编
贺麟年谱新编
（宜宾学院社会科学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 宜宾，644000）
摘要：
贺麟，四川省金堂县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
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本文择要谱叙贺麟的生平事迹及其著述。
关键词：
贺麟；哲学家；翻译家；年谱；事略；著述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6）01－0078－14
1902—1908年 0—7岁
贺麟，字自昭，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位于成都市东北部）五凤乡（今五凤镇）杨柳沟村一个士绅家庭。
父亲贺松云，晚清秀才，卒业于金堂正精书院，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
居家期间，贺松云常教贺麟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
1909年 8岁
贺麟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
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
贺麟后来说他“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1]。
1914—1916年 13—15岁
贺麟13岁小学毕业，但因身材矮小、身体瘦弱，父母不放心他独自到外地读书，遂命贺麟仍在小学进修。
书籍为贺麟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他暗暗立下志愿，“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
1917—1918年 16—17岁
1917年，贺麟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
贺麟的普通科目成绩平平，但国文课却锋芒大露，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国文老师语）[2]。
1919年 18岁
秋，贺麟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
清华期间，贺麟在思想上受到梁启超（1873—1929）、梁漱溟（1893—1988）、吴宓（1894—1978）等人的影响。
9月，贺麟所撰《新同学新校风》刊于《清华周刊》第24卷第2期，文章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和孔孟“忠恕之道”。
1920年 19岁
校内服务性的《平民周刊》选编辑，贺麟被选中。
暑假，随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开展集体活动。
1921—1922年 20—21岁
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1923年 22岁
贺麟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
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
1924年 23岁
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本年，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
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
“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
1925年 24岁
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吴宓为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翻译”（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和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
贺麟、张荫麟（1905—1942）、陈铨（1905—1969）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三人后被称为“吴门三杰”。
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
贺麟开始翻译英文诗歌和散文，阅读严复的译作。
后撰成《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期（1925年11月）。
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3]。
本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
贺麟代表《清华周刊》，在本刊发表《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
同年，贺麟被选为“沪案（五卅惨案）后援团”的两个宣讲人之一，于暑假公费到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地宣传鼓动，宣传三民主义。
1926年 25岁
夏（7月），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
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
8月，贺麟乘一艘美国客轮离开祖国，踏上了“取经”之路。
9月，贺麟插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Oberlin）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奥柏林大学，学习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以及圣经等课程。
在奥柏林大学学习期间，贺麟先后撰写了《神话的本质和理论》、《魔术》、《村社制度研究》、《结婚、离婚的历史和伦理》、《论述吉伍勒的伦理思想》等论文，诸文后皆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927年 26岁
为纪念斯宾诺莎（BaruchdeSpinoza，1632—1677）逝世250周年，耶顿夫人（Mrs.Yeaton）在家组办读书会，贺麟是该读书会的七位成员之一。
耶顿夫人教授伦理学，但在课外还给贺麟等几位同学讲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由于她的启发，奠定了我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方向和基础，所以她是我永生难忘、终身受益的老师”[4]。
暑假，贺麟加入设于芝加哥泰勒沙龙的东方学生会。
北伐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贺麟极其兴奋，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
所谓“中国革命”，指的是广东革命军挥师北伐。
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
10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期发表《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之论战》，该文后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
1928年 27岁
2月，贺麟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贺麟的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
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
在芝加哥大学，贺麟选习了米德教授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柏格森生命哲学”课程，斯密士教授的“格林、布拉德雷、西吉微克、摩尔的伦理学”课程以及塔尔兹的“政治伦理”课程。
贺麟十分推崇格林哲学，并开始接受新黑格尔主义思想，写成《托玛斯·希尔·格林》一文。
另外，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
9月，贺麟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于1928年下半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5]。
哈佛大学是美国名牌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一向注重义理的贺麟的兴趣。
贺麟在哈佛大学选听“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等课，以及哲学家怀特海教授的“自然哲学”课。
在哈佛大学，贺麟还听过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3－1970）的学术演讲。
有一次，贺麟、沈有鼎、谢幼伟三人曾和怀特海交谈中国哲学问题。
1929年 28岁
4月，贺麟在听霍金（W.E.Hocking）教授“形而上学”课后，写成论文《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
霍金教授认为论文有创新思想，给以满分。
随后，贺麟根据霍金教授的意见对论文又加以补充、修改。
本年，贺麟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贺麟完成两篇论文，即《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
1930年 29岁
担任东方学生会主席。
夏，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贺麟谢绝了乌尔夫教授要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
在柏林大学，贺麟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课、著名哲学家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研读了有关黑格尔生平及其学说的德文论著，如克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格罗克纳的《黑格尔》、哈特曼的《黑格尔》、狄尔泰的《青年黑格尔的历史》。
其中，哈特曼对贺麟的影响最大，他使贺麟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8月，贺麟完成了其学说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
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
该文后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1930年11月6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黑格尔学述》一书（1936年）。
贺麟说：
“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
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
”[6]
1931年 30岁
结识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格希哈特（犹太人），被邀请到法兰克福附近的“金溪村舍”做客。
由格希哈特介绍，贺麟加入国际斯宾诺莎学会。
7月，为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贺麟完成《黑格尔学述》译序，发表在《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5、6号上。
8月，贺麟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
8月28日，抵达北京。
同路回国的，有贺麟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吴宓教授。
9月，由杨振宁的父亲、数学家杨武之教授推荐，贺麟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
在吴宓陪同下，贺麟拜访了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冯友兰教授。
冯友兰邀请贺麟在清华大学开课，讲授“西洋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两门课程，每周四小时。
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
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
“九·一八”事变后，贺麟接受《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吴宓的邀请，作长篇论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分7期连载于《大公报》，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战士气。
1932年 31岁
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
应北京燕京大学学生会代表许宝骙的邀请，作题为《论意志自由》的演讲，此乃贺麟回国后初次讲演。
在座者有演张君劢等。
讲词后以《我之意志自由观》为名，刊于《大公报·现代思潮》第36、38期，1932年5月28日、1932年6月1日。
夏，贺麟路过南京，与柳诒徵、郭斌龢、范存忠、缪培林、景昌极诸人餐饮。
次日，贺麟由景昌极陪同，至支那内学院拜见欧阳竟无（1871—1943）老人，“受到亲切的接见，并愉快地谈了约两个小时”[7]。
11月，发表《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逝世三百年纪念》，《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4、255期，1932年11月14日、11月21日。
1933年 32岁
在张荫麟陪同下，贺麟前往清华大学访问了哲学系教师张岱年。
后来张岱年与冯让兰举行婚礼，贺麟还临时充当了介绍人。
春，《华北日报》主编邀请贺麟担任该报“哲学副刊”编者，贺麟为其撰《〈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发刊词》，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4期，1933年1月23日。
该文后作为194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致知篇》一书的译者导言，又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
3月，发表《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大陆》第1卷第4期，1933年3月。
7月，翻译鲁一士（ J.Royce）所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文刊于《哲学评论》第5卷第1期。
12月，发表《道德进化问题》，《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
1934年 33岁
2月，译文《黑格尔印象记》刊于《清华周刊》第41卷第5期。
3月，《近代唯心论简释》发表于《大公报·现代思潮》周刊。
《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此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①。
《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发表，标志着贺麟草创“新心学”的开端。
7月，根据张荫麟的建议，贺麟将“三大伟人”改为“三大哲人”，出版《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单行本，北平大学出版社。
10月，贺麟、金岳霖、冯友兰、黄子通受同行委托，筹备召开哲学年会。
11月6日，发表《从叔本华到尼采——评赵懋华著〈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5期。
1935年 34岁
4月，汤用彤（1893—1964）、冯友兰（1895—1990）、金岳霖（1894—1984）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并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哲学年会（4月13—14日）。
贺麟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兼秘书。
翻译亨利希·迈尔《五十年来的德国哲学》，并加附释。
1月，文章刊于《新民月刊》第1卷第1期。
该文后被编入冯至编校的《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又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西方现代哲学讲演集》。
撰写《经济与道德》，该文后于1938年发表于《国闻周报》（收入《文化与人生》）。
1936年 35岁
本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
1月，发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东方杂志》第33卷第4期。
2月，发表《宋儒的思想方法》，《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东方杂志》第33卷第2期。
3月，贺麟所译开尔德（E.Caird，1835—1908）《黑格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参加第二届哲学年会。
同月，中国哲学会成立，贺麟当选为学会理事。
第一届委员会由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祝百英等12人组成，金、冯、祝、贺、宗、汤等六人任常务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工作，金兼任会计。
本年，《哲学评论》改由中国哲学会编辑（金任编辑），正式成为中国哲学会的会刊。
7月，《评康宁汉〈哲学问题〉》作为温公颐编译《哲学概论》一书的序言发表。
11月8日，作《彭基相著〈谈真〉序》，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2月，发表《文化的类型》，《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1936年12月。
本年，贺麟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并加长序，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人评价说，“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而“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8]。
1937年 36岁
1月24日，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开幕，27日选举第二届理事会。
贺麟参加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共五人），与另外两位常务理事金岳霖、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
另外，贺麟还兼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主任。
3月，金岳霖与贺麟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
7月，抗日战争爆发。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11月1日，开始上课。
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
双十节过后，贺麟、汤用彤、钱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后取海道至香港。
小港住近旬，又北上广州，晤谢幼伟。
11月底，抵达长沙，宿三宵。
因北京大学文学院已迁至南岳（在南岳山腰圣经书院旧址），遂又南下②。
1938年 37岁
2月，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5月4日正式开学。
贺麟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汤用彤（系主任）、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
与汤用彤、吴宓、浦江清合住一室。
同年10月，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
一年后仍回西南联合大学。
5月，发表《新道德的动向》，《新动向》第1卷第1期；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云南日报》
贺麟与张荫麟通信辩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后以《与张荫麟兄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为题，发表于《新动向》第1卷第4期，1938年8月。
代表贺麟知行观的重要文章《知行合一新论》，作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之一，出版单行本。
7月9日，贺麟于日记云：
“我读《重光杂志》中唐君毅的文章，觉得唐君毅的文字明晰，见解弘通，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
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
”[9]
1939年 38岁
回西南联合大学执教。
1940年 39岁
参加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
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贺麟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
蒋介石让秘书发电报约见贺麟，贺麟接电报后如约飞往重庆，在黄山别墅由陈布雷陪同见到了蒋介石。
贺麟借此机会向蒋介石提出“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的经费问题，蒋介石答应拨款；蒋介石邀请贺麟留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被贺麟婉言谢绝。
在贺麟回国至1948年，蒋介石曾经四次约见贺麟。
诚如周辅成所言，“贺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无可指摘，他从未做过其他说不出来的事”[10]。
1月，发表《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今日评论》第3卷第1期。
5月1日，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昆明：
《战国策》第3期，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
该文后以《五伦新解》为名收入《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重庆：
在创出版社，1944年6月。
7月20日，发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战国策》第17期（同名收入《时代之波》）。
11月30日，发表《时空与超时空》，《哲学评论》第7卷第4期。
1941年 40岁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从本年春天开始，贺麟着手翻译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小逻辑》。
8月1日，代表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期。
9月1日，发表《爱智的意义》，《思想与时代》第2期。
10月，发表《论知难行易》，《新认识》第3卷第5期。
12月，发表《自然与人生——“回到自然去”》，《思想与时代》第5期。
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乐观与悲观》等。
1942年 41岁
2月1日，《宣传与教育》，《思想与时代》第7期。
6月，《近代唯心论简释》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初版）。
《近代唯心论简释》平装本一册，352页，收论文15篇。
此乃贺麟第一本论文集，也是反映他“新心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11月，《现代思潮批判》，《文化先锋》第1卷第11期，1942年11月。
1943年 42岁
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黑格尔理则学”。
所谓“理则学”，通常译作“逻辑学”，贺麟采用的是孙中山的译法。
秋，在重庆小温泉给全体新生讲课，讲稿为《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本年7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二版，收集论文仍为15篇，但书末附录了《最近五十年来的西洋哲学》。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
3月1日，贺麟发表《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
贺麟说：
“他（按：
即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
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
”
5月1日，发表《学术通讯》，《思想与时代》第22期。
1942年9月21日，胡绳发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③，针对《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若干观点提出批评意见。
次年，徐梵澄于《图书馆月刊》发表《〈近代唯心论简释〉述评》，谢幼伟于《思想与时代》第11期发表《何谓唯心论——兼评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
本年4月14日，贺麟作《答谢幼伟兄批评三点》（《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1日），对谢幼伟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了回答。
7月1日，发表《德国文学与哲学的交互影响》，《思想与时代》第24期。
11月，发表《费希特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
12月1日，发表《基督教与政治》，《思想与时代》第29期。
12月，《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书末附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
1944年 43岁
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6期。
5月1日，发表《宋儒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4期。
6月1日，发表《论时空（答石峻书）》，《思想与时代》第35期。
11月1日，发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7期。
12月，发表《杨墨的新评价》，《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
抗战时期（四十年代初），唐君毅（1909—1978。
四川宜宾人）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
1945年 44岁
西南联合大学“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陈雪屏离校，贺麟代理其职务。
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的基础上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4月，发表《陆王之学的新开展——介绍熊十力及马一浮二先生的思想》，《建国导报》第1卷第17期。
8月30日，在昆明为《当代中国哲学》作序。
9月21日，贺麟致函胡适。
信中表示盼复早归，以主持北京大学复员工作，并在信末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11]。
本年，撰写《陆象山与王安石》。
贺麟撰写此文之机缘，可以上溯至华莱士的一席话。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发表了不少有深远意义的宏论”，“最有兴味的一点是他特别赞扬我国宋代厉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12]。
翻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并为之作序，该书于本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6年 45岁
1月，发表《〈当代中国哲学〉序言》，《三民主义半月刊》第8卷第1期。
6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主任汤用彤因公离校，贺麟暂行代理其职务。
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西南联合大学成立“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委员。
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的使命完成，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迁回原址。
成立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9月2日，离开昆明北上。
10月，随北大返回北平。
9月2日，在昆明作《文化与人生·序言》。
10月，发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哲学评论》第10卷第1期，1946年10月。
（收入《文化与人生》）贺麟素来尊崇王夫之（1619—1692），上文约二万字，主要依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
1946年11月，反映战国策派思想的论文集《时代之波》由大东书局出版，该集收入了贺麟的《五伦新解》、《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两篇文章。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还有《文化、武化与工商化》等。
1947年 46岁
贺麟担任北京大学训导长，但他从未迎合上司干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多次顶住国民党政府教育长朱家骅施加的压力，没有开除进步学生。
一些特务学生开来的黑名单，也一律扣下不报。
他还多次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樊弘等思想进步的教授也都因得到贺麟的掩护才躲过国民党警方的追捕。
1月，发表《王安石的心学》，《思想与时代》第41期；发表《民治论》，《三民主义半月刊》第9卷第1期；发表《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远东》创刊号。
2月，发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读书通讯》第126期。
3月1日，《王安石的性论》，《思想与时代》第43期。
10月1日，发表《对黑格尔系统的看法》，《思想与时代》第48期。
3月，发表《儒家的性善论》（贺麟讲、杜万荣记），《五华》第3期。
7月，发表《西洋近代人生哲学之趋势》，《读书通讯》第126期。
本年，贺麟出版了两本关于“新心学”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一本是《当代中国哲学》（南京：
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1月），一本是《文化与人生》（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
1948年 47岁
1月16日，发表《天下一家与两个世界》，《周论》创刊号。
2月，发表《论党派退出学校》，《周论》第1卷第7期。
3月，发表《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
6月，发表《论反动》，《周论》第2卷第1期；发表《自由主义与学术》，《周论》第2卷第4期。
12月，发表《论哲学纷无定论》，《周论》第2卷第18期。
12月25日，北京大学举行50周年校庆。
学生特送锦旗一面给贺麟，上绣“我们的保姆”字样，以表示对他的感谢与爱戴。
本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儒家思想新论》，该论文集收入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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