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兼论洪堡神话.docx
《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兼论洪堡神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兼论洪堡神话.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兼论洪堡神话
摘要
关于所谓“洪堡神话”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和分析洪堡的大学理念的现实影响，从更宏观的层次看，这是涉及如何理解观念与制度和行为的关系的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洪堡神话”的基本观点，尝试分析洪堡的大学理念对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机制，提出了理解观念与现实关系的“复印机”思维和“扳道工”思维，认为应当用动态的眼光来分析洪堡大学理念的实际影响。
关于威廉·洪堡（WilhelmvonHumboldt）的大学理念与德国十九世纪大学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通常的观点认为，建立于1809年的柏林大学和创建人威廉·洪堡的大学理念是现代德国大学的开端，德国十九世纪大学正是在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和指导下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代表性的文献有Spranger,E.[1909].WildhelmvonHumboldtunddieReformdesBildungswesens.Berlin.König,R.[1935].VomWesenderdeutschenUniversität.Berlin.Schelsky,H.[1963].EinsamkeitundFreiheit.IdeeundGestaltderdeutschenUniversitätundihreReformen.ReinbeckbeiHamburg.）但近来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洪堡的大学理念并非德国十九世纪大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德国大学的发展与成就与洪堡的思想没有多少关系，而且这种观点在近十余年中有所增多，有人干脆认为，所谓洪堡的大学理念其实是后人制造的神话。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涉及对现代德国大学发展过程的解释，同时也涉及一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即观念与人们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洪堡的大学理念是否对德国大学产生了影响，如何来理解和考察这种影响。
一、洪堡的大学理念：
神话还是现实
很早就有学者针对主流的关于洪堡大学理念的观点提出过质疑。
比如美国科学史学者本大卫（J.Ben-David）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德国大学最后的科学生产率归因于改革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想”。
[1]德国教育学者门策（ClemensMenze）早也提出，“洪堡的大学理念在现实中无法付诸实施，未及落实于制度，便已告失败”。
[2]帕勒切克（SylviaPaletschek）在1999年就提出了“洪堡神话”的命题，即所谓洪堡的大学理念其实是在二十世纪初才被建构起来的，并没有对德国十九世纪大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帕勒切克在1999年的“洪堡的国际影响”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洪堡模式是否影响到了其他德国大学”提出了此观点。
见Schwinges,R.C.[Hg.]:
HumboldtInternational.DerExportdedeutchenUniversitätsmodellsim19.Und20.Jahrhundert,Basel,2001。
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洪堡式大学的发明》一文，见Paletschek,S.DieErfindungderHumboldtschenUniversität.DieKonstruktionderdeutschenUniversitätsideeindererstenHälftedes20.Jahrhunderts.InHistorischeAnthropologie,10,2002。
）还有一些学者如朗格维舍（DieterLangewiesche）、藤诺特（Heinz-ElmarTenorth）等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洪堡神话”说一时广为传播。
[3-4]
这些观点虽然角度不同，说法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认洪堡大学对德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这里包括三个具体的观点。
首先，洪堡的大学理念与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洪堡的大学理念只是一种未曾付诸实施的观念。
或者说，德国大学的成就另有原因，不能归功于洪堡的大学理念。
其次，洪堡本人关于大学论述的关键文本是在二十世纪初才被发现的，在整个十九世纪并不为人所知，所以不存在一种基于洪堡自己阐述的“洪堡大学观”（洪堡大约于1809—1810年间撰写了《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从这篇未完成的文稿可以看出洪堡对大学的基本思想。
但此文长期被淹没在其个人档案之中。
大约一百年后，历史学家格哈特[BrunoGebhardt]才发现了此手稿，并在1896年出版的《洪堡传》中刊用了部分内容。
全文在1903年的洪堡文集中第一次公布于世）。
第三，柏林大学并非德国现代大学的起点，也从未发挥过示范的作用，因此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的崛起与成就不能归功于柏林大学。
以下将根据德国大学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分别回应以上的几种观点。
第一，众所周知，洪堡的大学理念与后来德国大学的实际发展之间有些距离，当初的有些想法未能实现，比如洪堡并不重视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后来则被看作德国大学最为自豪的成就；洪堡的大学理念推崇纯粹的知识，但德国大学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在技术和知识应用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洪堡希望大学能有自己的基金，由此获得财务上的独立，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
如果简单地根据洪堡的大学理念与现实不一致，否认洪堡的大学理念的实际影响，这就忽视了理念所产生影响的方式和机制问题。
理念与现实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正如大学史学者布鲁赫（R.V.Bruch）所言，“洪堡大学理念的许多方面在十九世纪只是缓慢地被落实在制度上的；但这种理念的存在对现实中大学构成了一种持续和有益的批评；同时，（洪堡大学理念的）许多基本原则由于顽固和慵懒的现实而大打折扣。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理念中的洪堡大学与现实中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从来都不是一一对应的……，但洪堡的理念基于其观念体系却产生了一种动力机制”。
[5]这里所说的动力机制，其实是理解观念的作用方式的关键所在。
比如洪堡的大学理念虽然是以哲学和人文学科为基础的，但自然科学学仍然可以在洪堡的科学观念、教养观念、学术自由观的指引下得以发展。
就这一问题而言，如果从简单对应的视角出发，就会否认洪堡的大学理念的作用，因为洪堡的说法与事实上的后果是不一致的。
只有从动力机制的视角，才能认识洪堡大学理念的真正影响。
第二，所谓洪堡的大学理念，并非洪堡个人的大学理念。
洪堡的大学理念其实是以洪堡为代表的当时一批德国知识分子关于德国特色大学的集体思想，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谢林、斯泰芬斯（HenrikSteffens）甚至康德、席勒都是洪堡大学理念的作者。
而且我们也知道，洪堡本人对大学并没有太多的个人经验，没有关于大学的专门论述，在建立柏林大学时，主要依据的是施莱尔马赫的大学理念。
而且在二十世纪关于德国大学理念的讨论中，学界除了关注洪堡本人的论述，同样也非常注重其他相关人物对大学的论述，斯普兰格（E.Spranger）在柏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编辑出版的《大学的本质》一书，就收录了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泰芬斯三人对大学的论述文章[6]，1960年由安立希（ErnstAnrich）编辑出版的《德国大学理念》一书，除了斯普兰格所选三篇文字，增加了洪堡和谢林的两篇文献。
[7]显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洪堡的大学理念，其实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洪堡作为柏林大学的实际建立者，被视为德国大学理念的集大成者，并被赋予了符号意义。
把洪堡的大学理念完全看作洪堡个人的思想，无论出于肯定的想法还是出于否定的态度，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仅仅根据洪堡关于大学的某篇文献发现于二十世纪初，而否认洪堡的大学理念在十九世纪的存在和影响，应当说有些偏颇。
第三，根据帕勒切克的说法，在关于大学的话题中，洪堡的名字并不被人所提起，洪堡建立柏林大学这一事件也没有被赋予重大的意义。
这一说法似乎也经不起推敲。
历史学家蒙森在1874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时的就任演说中就明确地指出：
“威廉·洪堡所建立的柏林大学在（德国）历史中之地位，只有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的军事改革和关税联盟可与之相比拟。
”[8]再比如，出版于1881年的《德国名人传》中，对洪堡建立柏林大学的贡献和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确了洪堡作为柏林大学建立者的重要地位。
（《德国名人传》[AllgemeineDeutscheBibiographie,Leipzig1881]是由普鲁士科学院编辑出版的权威性人物传记。
详见第13卷第351页。
）哈姆（R.Hahm）在其出版于1856年的洪堡传记中，特别强调了洪堡对柏林大学建立的贡献。
作者说，“柏林大学的创立，是洪堡一生活动最大的纪念碑，也是其使命之精神最完美的体现”。
按照作者的说法，这种精神就是人文主义的修养（Bildung）理念。
作者还指出，洪堡是从普鲁士的角度出发，站在德意志民族的高度来构建其大学目标的，他要建立的柏林大学，应该不同于当时的德国大学，而是一种创新，是一所“样板大学”（Muster-Universität）。
[9]仅举几例，足以说明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一直被视为德国大学历史、甚至现代德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柏林大学所体现的大学理念以及洪堡的大学思想在当时已载入史册。
当然，斯普兰格对洪堡大学理念的评价或许言过其实或主观因素太重，但这并不影响洪堡在创建德国现代大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帕勒切克等学者指出，柏林大学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基本沿袭了传统的大学模式，没有什么创新，所谓柏林大学模式是不存在的，更没有在德国大学发展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
对于新建的柏林大学在制度方面是否有创新的问题，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帕勒切克认为，柏林大学的章程与此前的大学章程相比，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德国十九世纪大学最有特色的几项制度（如研究所和编外讲师）也是此前已有的制度。
所以说，柏林大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制度创新。
但是这里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创建于中世纪的大学濒于淘汰和专业教育正在兴起的时代，柏林大学保持了大学的传统，主张大学应当覆盖所有的知识，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这与其说是保留传统，不如说是重新建构了传统。
当时关于柏林大学的方案有13种之多，但大部分都采用了“高等教育机构”（höhereLehranstalt），而不用大学的名称，因为大学这一机构在十八世纪已经濒于消亡。
普鲁士政府的官员们更主张建立实用的专业型的学院，以此来替代传统的、僵化的大学。
[10]所以，洪堡、施莱尔马赫等人建立了一所大学，看似继承传统，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创新。
另一方面，柏林大学其实也并非简单地承袭了当时通行的大学模式，而是在大学这一传统框架下整合了科学院和若干专门的研究机构。
这更是一种创新。
哈姆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提到了这一创新，他认为柏林大学的重要创新在于将大学与科学院和各种研究所融合为一体，这是一种新的大学模式。
[11]洪堡本人就明确地说过，虽然采用了传统的大学这一模式，但新建立的大学“清除了所有过时的陋习弊端”（vonallenveraltetenMißbräuchengereinigt）。
[12]
其次，在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过程中，主流的观点倾向于沿用既有的大学模式，不做制度性的改动。
大学在开办时尚无大学章程，更无所谓制度创新。
施莱尔马赫领导的章程起草委员会经过数年的努力才完成了章程的起草，柏林大学的章程在1817年才正式颁布。
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当时关于柏林大学的讨论中，核心问题是大学的观念性问题，而不是组织和制度问题。
柏林大学的创新之处，当然更应该表现在精神和理念层面。
对于洪堡来说，建立柏林大学的关键，不在于建立一套复杂的机构，而是选拔合适的学者。
用洪堡自己的话来说：
“只需聘任有能力的学者，新的大学会逐步形成其制度。
”[13]在柏林大学的组织制度方面，施莱尔马赫的地位很重要，而他是稳健派，主张应当尽量保持传统。
[14]从整个柏林大学建立的过程看，这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过程，是一场以理念为主导的改革，其意义主要在于提出了若干新的大学原则和观念，这些正是柏林大学留给后世最主要的遗产。
（关于洪堡大学理念的独特性质，可参见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二、“复印机”还是“扳道工”
关于洪堡大学理念的争论，其实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观念如何影响制度的形成和人们的行为？
从更宏观的意义上看，这里涉及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
理念与现实的关系颇为复杂，不是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
所有在不同程度上否认洪堡大学理念对德国大学产生了影响的观点，通常是将洪堡的大学理念、而且一般是文本上的理念与德国大学现实进行比照，并以两者之间表现出的差异为根据，而否认洪堡大学理念的实际影响。
比如认为洪堡看重哲学和人文学科，而自然科学在德国大学却得到空前发展，成就显著，或者认为洪堡关于大学理念的表述没有被直接引用，据此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没有被接受，未能产生影响。
这种观察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理念与现实存在一种类似“复印机”的关系——有一种理念，必然有一种相应的现实。
这种“复印机”式的思维模式很难成立。
关于理念与现实的关系，韦伯提出了“扳道工”模式。
他指出，“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物质和观念的）利益，而非观念。
但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往往像扳道工那样规定着利益驱动行为前进的轨道”。
[15]韦伯在这里用扳道工的比喻说明观念与行为的关系，很有启发。
按此思路，笔者有理由认为，洪堡的大学理念发挥了“扳道工”的职能，为柏林大学乃至德国大学确定了发展的方向。
我们不必过于关心洪堡对大学理念的表述与德国大学现实是否完全吻合，或者看洪堡的名字是否被人提及，而应当去分析洪堡的大学理念与德国大学发展在方向和精神上是否一致，是否有延续性。
笔者曾撰文将洪堡的大学理念一分为二，一种是洪堡等人在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所提出的大学理念，可以称之为原本的大学理念，另一种是在十九世纪实际支配德国大学发展的大学理念，这是实际的大学理念。
（陈洪捷：
《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载《中国大学教育》2003年第6期，收入陈洪捷：
《观念、知识和高等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这两者都可以冠之于洪堡大学理念之名，但又是有区别的。
原本的大学理念是当时包括洪堡在内的一批学者关于大学的一些观点和主张，这些主张本身未必是系统的、一贯的，其中有现实可行的成分，也包括一些理想化的成分。
原本的大学理念对于柏林大学的建立当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柏林大学建立者和最初一批学者共同的信念和追求。
但是理念落实到制度和行为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有所变形，有些理念想法与制度和行为不可能一一对应。
洪堡本人对柏林大学开办时的现实状况并不十分满意，因为现实中的柏林大学与洪堡设想中的大学有较大的距离。
而现实中的大学理念本身就来自原本的大学理念，是经过了加工消化之后的大学理念，其核心原则就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一些表述，如教学与研究统一、教学和学习自由等。
这些理念与原本的理念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却并非出自洪堡等经典论者的笔下。
两种大学理念的关系可以说是神似而形异，即具体表述和所指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核心的思想和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
如果拘泥于具体的不同表述和差异，则会忽视其内在的联系，忽视洪堡大学理念的实际影响。
在1879年柏林大学的一次大学纪念会上，策勒（EduardZeller）教授做了题为《论大学教学和学习》的报告。
他说：
“学术的教养（wissenschaftlicheBildung）只能在心无旁骛、探求真正的学术和纯粹真理的地方获得。
基于科学（Wissenschaft）的教养只能在一种地方获得，在这里，知识不是僵化的传递，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一种需要不断争取的拥有；在这里，科学诉诸人的身心，科学的精神贯穿于对世界和生命的全部认识当中，科学使人生的目标澄明而高贵，并外显于个人追求、感受以及思维之中。
”他还引用康德的话说明大学教育的精神，学生在大学不是学习哲学，而是学习哲学思考。
[16]
策勒的演讲是十九世纪德国大学中一次常见的演讲，所阐述的内容也应该是当时大学中耳熟能详的内容。
这些话语基本上能反映出当时德国大学对于大学教学和研究共同的理解和观念，不妨称之为普遍认可的并实际支配当时大学教学和学习的观念。
他虽然没有引用洪堡或施莱尔马赫的原话，但他所讲述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符合洪堡或施莱尔马赫的口吻。
或者说，虽然具体表述不同，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大学教授所奉行的大学理念与洪堡等人半个世纪之前所表述的大学理念基本一致。
这说明，洪堡等人的论述已成为德国大学教师（乃至学生）集体的价值观，同时也说明，柏林大学建立之初的大学理念的确在影响着大学教师的行为和思想。
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当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会赋予人们日常行为以特别的意义。
从“扳道工”的视角出发，原本的大学理念可以说定义了新大学的目标和一系列基本价值。
在制度的层面上，新大学或许没有什么创新，更多是延续传统，但新的理念为柏林大学注入了新的精神和目标，包括新的学术信念、新的职业伦理和新的培养理念。
柏林大学的建立者以及最初一批教授对这种新的大学精神有着高度的认同，并且也是这种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第一批教授既是洪堡大学理念的贡献者，也是其实践者，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显示了洪堡大学理念的实际影响。
如果说柏林大学在建立之初，在具体制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创新举措，但是新的大学理念显然改变了（至少是）柏林大学教师乃至社会公众的大学理念。
在新的大学理念影响下，不但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而且，与新的大学精神相吻合的相关制度也相继形成。
柏林大学的教授资格制度（Habiltati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授资格制度通常被视为柏林大学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德国研究型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帕勒切克说，柏林大学并不是第一个设立此制度的大学，只是延续了传统的做法，因此也谈不上柏林大学对其他大学的影响。
不错，德国大学的确早有这一制度，但柏林大学在新的大学理念指导下，对传统的教授资格制度进行了重塑。
施莱尔马赫在建立新的大学章程时，强调要按照新的大学理念来构建其制度，依靠制度约束教师的行为。
舒伯特（ErnstSchubert）对德国大学的教授资格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Habilitation一词古已有之，在十九世纪之初并无专门的含义，而且在其他几所大学中并非一种严格的学术制度，自从柏林大学1816年颁布教授资格制度之后，教授资格才作为一种学术的资格制度得到确立。
按照舒伯特的说法，柏林大学的教授资格制度一方面是一种继承，但同时又是对传统的一种重新定义。
[17]在新的教授资格制度确立的同时，编外教师这支青年教师队伍才得以形成，而编外讲师对于新型学术人才成长、新的大学教师角色的形成以及教学与科研的密切结合来说，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推动和保障因素。
可以说，教授资格制度的产生本身，其实就是洪堡大学理念的产物，就是理念影响制度的一个案例。
三、小结
总之，洪堡的大学理念是一个特定群体的理念集体，洪堡不过是一个符号，不可将分析的焦点完全局限在洪堡个人身上。
洪堡式的大学理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原本的大学理念和现实的大学理念，在十九世纪德国大学中，这两种大学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我们看出原本的大学理念的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力。
原本的大学理念不仅赋予了新大学以新的价值观念和学术认同，同时也为与这些理念一致的种种制度开辟了道路。
尽管某些学者或在某个时期对洪堡的大学理念有“神话”的倾向，但这并不足以否认洪堡大学理念对柏林大学乃至德国大学的长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扳道工”的思路，洪堡的大学理念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的观点，它会包含一些核心的理念，但这些理念具体的呈现的方式却可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所谓影响，主要是方向性的规定和基本价值的指向，而不一定体现在具体的内容和表述方面。
具体的表述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所以，洪堡大学理念的实际影响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用静态、固定的思维方式来理解。
“复印机”的思路把洪堡的大学理念视为一种不变的理念，将理念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
从这个角度看，洪堡的大学理念所包含的核心因素，比如学术至上、研究和教学的结合、研究和学习的自由等，贯穿于整个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并进而成为世界范围现代大学发展的主导观念。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直到今天，洪堡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完全过时。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洪堡的大学理念奠定了整个现代大学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基础。
直到今天，我们关于大学的思考，可以补充、可以诘难，但却无法绕开洪堡大学理念所呈现出来的观念体系。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