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颜莉莉课件资料.docx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颜莉莉课件资料.docx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颜莉莉课件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颜莉莉课件资料.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颜莉莉课件资料

DOI:

10.16125/ki.1009-8224.2006.01.024

第24卷第1期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Vol.24No.1

2006年1月

JournalofQuanzhou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

Jan.2006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

颜莉莉

（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摘要: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改编自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

但两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截然不同。

后者沿袭着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全知模式,前者则主要继承了西方侦探小说的限知叙事和纯客观叙事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中国小说的全知模式,由此将根植于中国俗文学的公案题材进行成功地演绎,为转折之际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关键词:

高罗佩;《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全知叙事;限知叙事;纯客观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224（2006）01-0127-07

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公案或侦探题材小说的最大“看点”在于案件本身。

能否最大限度地制造迭起的悬念,创造神秘氛围,从而调动读者阅读的思考,使读者参与到断案过程中,获得阅读上的快感,这些直接关系到了小说创作的成败与否。

因此叙事视角的选择至关重要。

比较中西方的有关狄仁杰断案题材的创作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小说叙事传统及艺术效果。

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狄梁公全传》、《狄梁公四大奇案》）以唐代贤相狄仁杰的故事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

小说并非全然以侦探破案为主,前29回由三个民间诉讼组成,后35回则围绕着朝廷忠奸斗争,展现了狄仁杰与张昌宗、武三思、薛敖曹等奸臣的智斗故事。

而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原名RobertHansVanGulik）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根据此书改编而成《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JudgeDeeMyster-ies》）[1]一书,着重叙述狄仁杰查案破案的过程,至于朝中政治斗争,涉猎较少。

其中的狄仁杰形象不再仅仅只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清官形象,而是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等,是一个智勇无双的神探。

高罗佩深谙中国古代文化,《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一书中涉及到了诸如司法刑律、官吏调任、军队编制乃至于官妓管理等在内的古代制度,均是有史有据;至于古代的民间风情以及儒释道等文化背景,更是信手拈来;上到贵族官僚,下到乞丐团头的生活,无不栩栩如生。

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造诣令人叹服。

在故事情节的借鉴上,高罗佩并不仅仅局限于《狄公案》一书,而是大量地从中国古代话本、传奇小说和公案小说中汲取素材,进行精心的构思。

其中,《铁钉案》（《TheChineseNail

收稿日期:

2005-10-30

作者简介:

颜莉莉（1974-）,女,福建永春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128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1月

Murders》）中陆宝珍以铁钉钉入丈夫脑袋而置其死地的情节直接来源于清代《狄公案》;《铜钟案》（《TheChineseBellMurders》）中包括了三个案件,开篇“和尚奸杀案”的构思来源于《包公案》,《初刻拍案惊奇》中《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一篇也有类似情节;普慈寺和尚以观音显灵送子骗奸良家妇女的若干情节借鉴了《醒世恒言》中《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一章;《迷宫案》（《TheChineseMazeMurders》）中倪氏兄弟争夺财产一节也显然借鉴了《喻世明言》中《滕大尹巧断官司》一章,倪父巧制机关用笔杀丁虎国等情节则化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以及《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四漆屏》（《TheLacquerScreen》）中柯夫人谋杀亲夫、造成亲夫投河自杀假象的构思来自《警世通言》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孙夫人谋杀孙衙司的若干情节。

高在题材上对古代通俗小说的借鉴证承了我国古代小说取材丰富、情节构思新奇等诸多优点。

可以说,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是高罗佩获取灵感的源泉。

然而在具体表现手法上,高罗佩则打破了《狄公案》乃至其他通俗小说的叙事习惯,将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引入到公案题材的小说中来,创造了中西合璧的典范作品。

一、《狄公案》中的全知视角

全知视角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主流叙述模式。

小说作者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事件的前因后果、线索的来龙去脉、人物的一生行事等都要向读者交代得一清二楚。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根深蒂固的史传文学传统。

在文人的观念中,小说如史,为追求近似于“实录”的效果,往往沿袭着史传文学的叙事方式,力求逐一再现还原生活的真实。

同时这也是文人为使小说摆脱“小道末技”的卑贱地位,使其获得地位提升而选择的一种策略;其次,说唱文学也深刻地影响着小说的创作,在说书过程中,说书人始终担当着全知的讲述者,为适合听众心理和口味,讲求叙事完整,故事有头有尾。

长此以往,形成了古人要求小说叙事完整这一独特欣赏习惯;此外,古代文人具有强烈的“载道”“明道”观念,诗词文中莫不如此,在小说领域,也往往以政治化、伦理化为皈依。

作家相当自觉地把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建设等重大问题上。

因此,小说的现实批判性强,说教意味浓。

至于小说的文学性,娱乐性则不甚强调。

公案小说亦难免俗,沿袭着全知叙事的习惯,通常由凶手作案开始叙述,然后导入清官侦察、审理等情节,凶手,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细节在小说的开始即一览无余,毫无悬念。

小说叙述的重点不在于推理,不是层层剥茧般地导出结论,而是直奔审案断案的结果。

公案小说的作者往往还自觉承担起淳风净俗的使命。

不仅充当全知全觉的叙述者,而且不时在作品中发表居高临下的议论和看法,以权威的口吻建立了道德标准,以使小说的劝善惩恶的目的得到强化。

这些传统深深影响着《狄公案》的叙事。

这部小说主要存在如下三种叙述方式。

首先,小说后半部分（后35回）展现了狄仁杰与张昌宗、武三思、薛敖曹等奸臣的智斗故事.叙述的重点不在于侦察破案,而在于反映忠奸斗争,宣扬忠义思想,突出狄公刚正廉明的精神品质。

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公案题材,因此作者也无意于经营悬念,而是秉承传统的直叙手法,将狄公与奸臣的斗争历程从头到尾娓娓道来。

主要采用全知叙事的方式。

其次,在小说的前29回中,叙述了三个案件,“贩丝案”、“杀夫案”以及“毒蛇案”,在悬念安排上较为精心,由发现凶案到嫌疑出现开始叙述,而后嫌犯锁定,展开侦查直到案情大白,

第1期颜莉莉: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129

采用了倒叙手法。

对案情的进展部分限知,清代公案小说通常由凶手作案直接开始叙述,倒叙手法的运用尚属罕见,应该说是叙事技巧的一个突破。

但此间,由发现凶案到嫌疑出现这一情节的过渡显得突兀,虽然凶手是谁,作案动机何在等疑问没有马上揭开,但嫌疑人犯随即被抛出,而且目标集中,锁定在某个特定的与被害人密切相关的亲朋、好友或邻居上。

而后再“对号入座”,转入对该嫌犯作案证据的搜集过程的叙述。

这种情节设置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

如“贩丝案”中,发现凶案后,没有经过细侦密查的阶段,只是凭借着对人物关系的主观性臆测,狄公就得出了“此案本县已有眉目,必是这邵姓所为”的结论;“杀夫案”中,通过与老妇人的一番言语,狄公产生了对毕顺之死的怀疑,当与周氏初次会面后,即“已猜着了几分”,下了“这个女子必不是好人,其中总有缘故”以及“这个女子必是有了外路”等论断。

此间我们可以发现,叙述者=狄仁杰,采用的是“聚焦人物”狄仁杰的眼光来叙述,而情节的发展却笼罩在叙述者的安排掌握下,狄仁杰对案件过于武断性的结论恰恰表明了叙述者对情节发展的随意操纵,借助“聚焦人物”狄仁杰,叙述者的声音不时渗透到文字中来。

也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尝试的对案件的思考和解析都成为徒劳,都可能和叙述者的安排相左。

读者因此丧失了对案件的判断、阐释、推理的兴趣,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这种叙事视角明显深深带上了全知叙事的痕迹。

借用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的概念,我们可称之为“有限全知叙述”[2]。

第三,三个案件中都存在着“鬼神预示”的情节。

唐传奇李公佐《谢小娥传》中,即出现了以“隐语”预示凶手姓氏,指引官吏及读者去“破译”凶犯的情节。

此后,这种破案的模式在历代公案小说中不断出现。

或为冤魂托梦,或为神灵预示,对梦境、灵签、谶言等的解析取代了对案件中出现的蛛丝马迹的分析与推理。

到了清代《包公案》、《施公案》等作品中,这种方式得到了夸大,成了清官断案必不可少的辅佐手段。

由于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灵的预言中,小说的最大悬念指向对梦境的解析或对谶言的猜测上,破案构成了对官吏,也是对读者文学素养、猜谜技巧的考验。

这是小说叙事中的又一限知因素。

但这一限制因素也并未能被叙述者所充分调动,叙述者习惯于选择全知性的内视角,详细记录下梦境情景。

而后采用直接或间接引语的形式,由“聚焦人物”直叙对梦境、灵签的解析和理解。

几乎在第一时间内,读者已经直接进入了“聚焦人物”的内心,对案件的进展亦完全了然了。

贩丝案、杀夫案以及毒蛇案的侦破均归功于狄公在寺庙所做的梦以及所求得的灵签上。

由于情节荒诞随意,猜谜游戏牵强附会,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二、《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的叙事视角

高罗佩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则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十分注意把握叙事的分寸。

从案件的开始一直到案件结束,案件有哪些疑点,如何展开调查,如何寻找突破口等等问题,并未得到全部的展开,读者的视角始终被遮挡,只知道狄公及其周围的人物在为案件筹划思考着,而不能确知他的所思所想和具体用意。

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一些破绽与疑踪被叙述者不动声色地巧妙地放置在读者面前,读者的视角与思考的空间才逐渐得到扩大,但往往也只能是一种推测,案件仍然扑朔迷离,没有达到全部的揭示。

读者仍然处于“未必知道”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小说最后,由狄公纠集所有枝蔓,理清前因后果,整个案件才水落石出。

在整个过程中,叙述更是一种智力游戏的需要。

叙述者仿佛居高临下般,以迭出的悬

130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1月

念来挑逗着读者的神经。

读者的思维空间不断被打开,又总感头绪纷繁,越发一头雾水。

于是阅读构成了对读者一次又一次智力上、逻辑能力上的挑战。

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关键信息被轻描淡写,而某些情节又往往被大肆渲染,因此读者往往容易被假象所蒙蔽,造成“误会性”的阅读快感。

《红阁子》（《TheRedPavilion》）和《四漆屏》（《TheLacquerScreen》）均是此中典型。

前者巧妙地设置了“钥匙反插”的悬念,又故意在冯家小姐的“自首”情节上大做文章,给了这一悬念以一个看起来合情合理,近乎无懈可击的解释,即冯小姐为造成李琏自杀假象,趁着勘察现场,众人不注意时及时将钥匙反插。

在读者已经信以为真之后,又挖出了数年前李父与花魁娘子的一段因缘,由此打开了小说的另一个突破口,揭示了位尊性傲的李琏自知已染恶疾,害怕即将象他父亲一样由于一身恶臭让世人唾弃,无法承受这一由尊贵沦为卑贱的心理落差而终于走了自决之路这样一个曲折的“被害”根源。

于是,远兜远转,钥匙反插的悬念有了一个更为精彩的、更发人深思的解释。

《四漆屏》开篇即以滕侃为聚焦点,由滕侃自叙与妻子的恩爱生活,以及关于四漆屏的故事,由于内视角的遮挡,读者不能得知滕侃真实的内心想法,也因此在作品开头就直接为缠绵悱侧的爱情故事所深深打动了,同时故事中的诸多离奇色彩,吸引了读者极尽全力去解析故事本身:

漆屏所画的图案如何能暗示滕侃与妻子的婚恋?

是否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还是人为因素?

中间包含着怎样的玄机?

屏中突现的匕首又从何而来,何人所为?

……然而当读者把全部心力投注在四漆屏的思考上,拼命从其中挖掘滕夫人被杀的秘密时,却着实给糊弄了一回。

这个故事仅仅只是滕侃这个伪君子的虚构,为了维持痴情的诗人形象、掩藏杀妻的龌龊心理,并获取上峰的怜悯从而逃脱严厉的惩罚所编织的一个动听的谎言。

故事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滕侃虽然谋划着杀妻,但滕夫人并非死于其手,而是死于小偷坤山之手,四漆屏的故事只是案件的一个幌子,却让读者不知不觉且心甘情愿地上当。

采用第三人称限知的叙述,悬念设置犹如虚晃一笔,使读者“误入歧途”,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增强读者阅读的趣味,更为重要的是,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滕侃这一故事编造者的阴暗心理与虚伪人格,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

“纯客观叙事”[3]（P62-63）也是《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常用的方法之一。

这种叙述方式在西方侦探小说中为常见。

比高罗佩稍早出现的克里斯蒂、柯南道尔等的作品,都常采用这种方式。

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小说往往先展现案发现场,而后侦察过程,最后是侦察后的推理场景,不断进行时空转换,将人物的对话和行动进行戏剧式的直接展示。

随着场景的不断变换,新事件旧事件不断涌现,嫌疑人物不断出现。

在场景的自行呈现中,关于案件的推理猜想均由读者自行完成,作者并未“介入”,声音被降到最低限度。

这种手法具有较强的逼真性和客观性,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感觉事件仿佛于此时正在自己身边发生,因此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与思考,自觉加入到曲径通幽的探访中,展开细针密缕的推断。

由于《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案中有案、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小说往往不同案件的多个场景交错呈现,即使是同一个案件的场景有时也往往被切割成几个部分,真相因此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场景的不断变换,高罗佩注意到了叙事角度的调节,不是固定不变地采用主人公狄仁杰的眼光来叙事,而是转换场景内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形成多重聚焦。

时而是狄公,时而是马荣、陶甘等助手,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案情,由此充分调动了小说中的限知因素。

在不同“聚焦人物”的观察和行动中,案件变得枝节横蔓错落,如九

第1期颜莉莉: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131

曲回肠般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读者琢磨不透,难以弄清它的底细。

而不是让人一览无余,发挥出很强的审美效应。

我们可以《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中的《铜钟案》（《TheChineseBellMurders》）与《醒世恒言》中《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作一比较来感受中西方对叙事视角的不同选择。

《铜钟案》的枝案之一-“寺庙骗奸案”的题材构思基本来自于《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一章。

但前者采取以场景叙事带动情节发展,截取了陶甘密访寺庙、灵德和尚献礼、狄仁杰买妓、狄夫人教妓以及最后寺中断案这几个断面构成关键性场景,与其它三个案件的有关叙述场景交织进行。

在每个场景的叙述中不断抛出悬念,如,寺院的香火盛况有何蹊跷?

建筑有何奥妙?

寺中和尚是如何瞒人耳目的?

狄公具体又如何断案?

尤其是狄公买妓以及由此带来的妻妾争醋这一场景饶有生活趣味,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会,以为是狄公一时的风流之举,当最后真相大白后不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哑然失笑,从而产生阅读的无穷趣味。

而后者则秉承古代小说的传统习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全知性的连贯叙述,开篇即具体交代了寺中和尚的不规行为,把案件始末全盘托出,故事的中心,案件本身已不具有任何悬念了。

而后导入汪大尹勘案的过程,汪心中所思所想,都被叙述者直陈而出,买妓为饵、命之潜入寺内以获真相等一些原本最富戏剧性、悬疑性的情节都被平淡地完全展开了,全篇最大的悬念也就只在于寺中和尚能否被抓,将得到怎样的惩戒这样的小问题上。

且在小说的叙述中又不时穿插有类似于“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老生常谈式的议论,叙述者不仅充当事件全知全觉者,而且充当道德的评判者。

因此在阅读审美效果上明显不如前者。

除了继承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传统外,高罗佩又受到中国通俗小说全知叙事方式的影响。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著极多,《福尔摩斯探案集》、《华生笔记案》等传入中国后,传统的叙事方式在译著小说的影响下悄然发生着变化。

而高罗佩则把中西不同的叙事视角在自己的小说中作了一次融合,全知性的概要旁白为中国小说的惯性叙述模式之一,在西方侦探小说中罕见,而在《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中则不时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叙述:

“狄公平日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同行如何审理案子。

他经常听人说罗县令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风流诗人。

他很有钱,要维持金华衙院那一座王府的日常费用是不容易的。

但罗应元不十分在乎。

现在狄公看出罗县令平日的放荡于形骸之外多半还是装出来的,或者说是精心培养出来的。

”（《黑狐狸》）

“马荣细看,原正是个旧相识。

那女子名唤吐尔贝,是个胡人,当年被一马贩子偷贩到这里,撇下两个孩子充了行院的粉头。

后与马荣相识,情爱甚笃,马荣出了点钱将她赎身出来,鸨儿虽嫌钱少,究竟不敢阻拦。

马荣又送了许多盘缠,欲她自谋生计。

吐尔贝将那钱开了爿小小粥店,又嫁了个贩夫,领回儿女,日子倒也小康,只忘不了马荣的恩德。

马荣听了狄公的箴劝,从此不与往来,故尔疏阔了许久。

”（《紫光寺》）

此外,西方侦探小说较少采用打断式的心理介绍,高罗佩小说中常常是摄像式外视角与内视角共同展现,对人物心理作全知性的、较为详细的介绍,通过如下例子可见一斑:

“马荣虽嘴上不再作声,心中依然深信小虾大蟹的真挚,似不是那等做圈套让他去钻的人。

”（《红阁子》）

全知视角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限知视角的不足,使小说的视野更加广阔,叙事更加灵活,且能节省笔墨,起到情节上的必要的交待、过渡作用。

132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1月

三、结语

每一种视角的选择都有其长处和局限。

公案小说运用全知方式,结构明白晓畅,风格平实,有利于交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突出主题,又不至于由于刺激性的情节吸引了读者更多的注意力,从而影响了教化功用。

不断出现的神灵预言模式暗示着天理昭昭,对民众更能取到警戒作用。

但与这种方式随之而来的弊病亦相当明显。

对小说叙事技巧的忽略,使得小说的吸引力和文学性被大大降低了。

公案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其悬疑性、新巧性、智慧性等优点都非常遗憾地没有得到敞亮。

外视角与内视角的交替运用,限知与全知的合理安排,高罗佩就如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引领着我们进入一个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世界。

比起古代公案小说的全知视角,《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中的叙事方式无利于小说的教化功能,因为不断出现的悬念会刺激着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阅读的焦点始终围绕着凶手是谁,作案动机为何等诸多问题,而忽视了案件本身的警戒作用。

但这种方式无疑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深吸引着读者,使读者在阅读时总是欲罢而不能,一次又一次成为故事的俘虏。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出现于20世纪中叶,恰逢古代公案小说终结,近代侦探小说逐渐走向完善的时期,也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取法西洋,完成渐变的特殊年代。

[3]（P7-13）晚清,随着外国侦探小说的大量译进与风靡,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系列侦探小说,成为中国侦探小说家模拟和认识的主要对象,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创作风起云涌。

这些小说无论从题材选择、侦探形象的塑造还是艺术技巧上,都刻意模仿西方小说,对传统的公案模式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颠覆。

许多小说家能意识到传统叙事模式的不足,注意学习西方叙事技巧,但由于尚处在尝试阶段,小说家对新的叙事技巧拙于应付,创作中存在机械模仿、视角转换生硬等诸多弊端;对西方侦探小说亦步亦趋,却忽略了对本土文化的深层挖掘,也使得民初的侦探小说创作尚停留在模仿阶段。

而高罗佩则借助西方高超的叙事技巧将神秘幽远的中国文化、根植于中国俗文学的公案题材进行纯熟地演绎,使一流的题材与一流的叙述相结合,可以说,《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语〕,也为转折之际的文学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高罗佩.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M].（陈来元译）.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2]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陈

生）

TheDifferentPointsofViewbetweentheChinese

DiGongAnandtheWestJudgeDeeMysteries

YANLi-li

Abstract:

JudgeDeeMysteries,whichiswrittenbyRobertHansvanGulik,theDutchSi-nologist,isanadaptionofDiGongAnwhichisannovelaboutlegalcaseinQingdynasty,

第1期颜莉莉:

试论中西《狄公案》的不同叙事视角133

buttheirnarrativepointsofviewaredifferent.Thelattermainlyfollowsthetraditionalom-nisciencepattern,whiletheformerinheritsthelimitedunderstandingandimpersonaldis-

coursepatterninthewestwhodunits,andsometimesadoptsomnisciencepatternjustasChi-neseancientnovelsdid.Inthisway,Guliksucceedinparaphrasingthesubjectmatterabout

legalcasewhichisrootedinChineseancientpopularliterature,andprovidedavaluableex-periencetothenovel'swrittingatthetimeofturn.

Keywords:

Gulik;JudgeDeeMysteries;omnisciencenarrative;thelimitedunderstandingnarrative;impersonal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