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脊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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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红色文化:

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什么是中国红色文化？

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样一些词语和事物：

红旗、红歌、红五星、红色电影、红色旅游、佩戴大红花等等。

由此不难领悟到：

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示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

从光学的角度说，红色是可见光谱中波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颜色。

由于它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

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

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呼为“红色文化”。

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

应当说，红色文化较之我们经常使用的革命文化、抗战文化、解放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具有更加宽广的外延。

在一些同志那里，一谈到中国红色文化，便仅仅与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相联系，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认识，因为那仅仅是历史上的红色文化。

我们所说的红色文化，不仅上溯历史、涵盖现实，而且延伸到未来。

这是一种大尺度的历史时代产生的蔚为大观的文化。

它的上限，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历史时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俄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看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

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

然而，并非当时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创始者，也并非所有涉及社会主义的著述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滥觞。

比如研究系的梁启超、，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反动军阀都在谈论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或是虚与附和，或是貌合神离，或是有始无终，与后来形成的中国红色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

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创始者的有两种人：

一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

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红色文化滥觞的有两个：

一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著述和演说，如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公理何在》等；二是从俄国归来的工人在劳苦大众中对于俄国“穷人党”胜利一事的口头传播。

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目前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可以推断，即使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也要延续相当漫长的时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而且必将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夺人心魄而且必将更加夺人心魄的文化高峰！

展望开来，即使人类社会到了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阶段，它作为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一座巍峨的文化丰碑，也将耸立于千秋万代。

在这座丰碑面前，后人们将洒下感动、崇敬的热泪。

中国红色文化不是石头里面蹦出的神物，也不是凭空而降的天外来客。

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文化来源和社会来源。

文化来源有三个：

第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

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破解“历史之谜”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告别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核心之外，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

《国际歌》自上世纪20年代初被译入我国以后，就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忘我奋斗的强大支柱。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把它作为国歌，可见它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深。

而它的重译者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都是唱着这支歌走向刑场的。

即使是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深沉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伏契克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在深刻地感染、教育、启迪着中华儿女。

其中的警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晨钟暮鼓一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

在制度安排上，《礼记》提出“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抽象的意义上，这种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日益中国化，所依靠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

在外交上，《墨子》主张“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

不难看出，这正是新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根基。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

很明显，这是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至于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则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

“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这是革命烈士杨超于1927年就义时吟唱的一首诗。

留得伍子胥的豪气，进而升华到为人民大众复仇的崇高境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个是世界优秀文化。

共产党员白莽热爱匈牙利的伟大诗人、1848年欧洲革命的英勇战士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不少作品。

在白莽、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以后，鲁迅着意将裴多菲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完整地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含蓄地道出五烈士是为争取人民自由解放而死的真相，并寄托对他们的一片崇敬之情。

著名作家李尔重的抗战题材巨著《新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创作方式和结构方式上有意识地借鉴了托尔斯泰，而且连书名都显示了它与《战争与和平》的继承关系。

进入新时期以后，福柯的“权力――知识”说、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等，都对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理论提供了营养或助力。

谁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僵化保守的呢？

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发扬者。

社会来源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

对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来说，这个来源较之文化来源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文化上的一切继承和借鉴，都必须统一于这一伟大实践。

实践是鉴别器，能根据需要分出哪些文化是应当拿来的、哪些文化是应当丢掉的；实践是制造厂，能把拿来的文化进行改造和制作，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但是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南。

像王明那样削足适履地用教条或本本来剪裁中国革命实际，其结果只能是既害了中国革命，又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塔夫里亚诺斯在介绍中国革命时说：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的观察者。

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因为他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几乎毕生为之奋斗。

这种深知民间疾苦的长期平民生活体验，使他终于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适合于中国向来被忽视的千百万民众的状况和需要。

”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实践中，才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实践是发展的，文化也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实践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同步对应关系。

实践的高潮和胜利，必然要催生新的文化；实践的低潮或失败，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萎缩或凋零。

1927年，以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进入低潮。

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理论，革命烈士和志士们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壮美诗章，以鲁迅为代表的国统区革命作家创作了一批传世名篇，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民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

这是因为，越是低潮、越是失败，就越加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和精神力量的支撑。

从中国红色文化萌芽到今天，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光景。

回头望去，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坎坷不平，但红色文化却是鲜花满路，令人目不暇接。

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倘若我们不敢或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就会成为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罪人！

怎样弘扬中国红色文化？

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

现实的事情搞不好，历史便宣告中断，未来也化为乌有。

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成为排山倒海一般的正能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归根结底，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历史是根基。

高楼挖掉基础必然坍塌，大树砍断根系必然枯死，这就是我们提出要保卫红色历史的全部依据。

这里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的人和事，而是指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和。

保卫历史并非全盘肯定历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其大局之是，非其局部之非，换句话说，就是要保卫红色历史的本质方面。

如果我们为了保卫红色历史，就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极“左”的东西都给予肯定，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创造未来是目标。

没有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共产主义社会，过去的奋斗和今天的奋斗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就会成为迷途的羔羊，彷徨于茫茫旷野而不知所之。

其实，前辈们的一切奋斗，都不仅仅是为了今日的小康，更是为了彻底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创造一个永久安宁幸福的世界。

把握住了未来，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底气，就能够推动中国红色文化从繁荣走向更大的繁荣。

因此我们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红色文化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

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多个侧面、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手段，投入到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中去。

从现实需要出发，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善于运用红色文化遗产这面宝贵的镜子。

比如“宪政民主”那一套，过去不是没有人搞过。

远的且不去说它，仅以抗战胜利以后走“第三条道路”的各个政党为例。

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一面要共产党放弃斗争，一面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在中国“实现欧美式的民主政治”。

与当今这些鼓吹“宪政民主”的人不同的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希望推动中国进步的。

但是，良好的愿望却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

从1945年11月的“一二一”到1946年6月的下关，再到1947年5月的“五一八”、“五二”，国民党反动政府频频以阴险毒辣的手段打击民主党派。

接着，又相继封闭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报》，并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大肆搜捕民主人士。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撕下刷新政治的伪装，干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

下关中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的民盟代表马叙伦，在病床上紧握的手说：

我过去总劝你们要少一些兵、少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枝，子弹不能少一粒。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告站到中共一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这段往事启示我们：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越阶级利益的民主政治。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绝不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实行多党制。

中国如此，美国也是这样。

在那里，真正当家作主的是以华尔街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

他们可以用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执政制造民主的假象，但是绝不允许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上台执政。

“占领华尔街”运动才闹了几天，大亨们便如坐针毡，频频发出防止美国共产党上台执政的警告。

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但是只能朝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方向改，朝着恢复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向改，朝着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方向改。

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