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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思想及其深化
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思想及其深化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魏建华
一、聚焦资本：
巴塞尔协议深化的重要内容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经过两度修正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推迟到2002年初，同时决定将原定2001年末完成新协议的制定并在2004年实施新协议的安排分别推迟到2002年和2005年。
从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人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5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
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起源于前联邦德国赫尔斯塔银行（HerstattBank）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NationalBank）的倒闭。
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在惊愕之余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
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追逐论”（TheCapture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搏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
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管制新论”（TheNewEconomicTheoryof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
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PublicInterest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
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银行最有必要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
尽管本顿（Benton）和吉里根（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
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
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
银行困境的解脫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
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借入，它们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
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
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沒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
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蒂认为，这些举措“增加了每个银行冒险的积极性”；斯蒂芬·布思尔（1981）也认为，它们会鼓励银行承担贷款风险和沉重的负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通过投保以避免风险的存款机构“实质上是对甘冒风险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补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
赫尔斯塔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
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
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督原则。
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沒有实质性差异：
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
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
1、资本的分类；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
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即：
资本的分类。
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行附属资本两类，各类资本有明确的界限和各自不同的特点；还有就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
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
风险权重的划分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目标标准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
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
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
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脫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
《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
这既是对以往经验尤其是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帐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
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
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
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
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
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
这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
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
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
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
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
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二．从补充完善到推陈出新：
协议的深化进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经营的国内、国际环境及经营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规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为提高。
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报告》难以解决银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为应对这些挑战，巴塞尔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 在认识到准备金对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差异后，
1991年11月，重新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用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与坏帐准备金，以确保用于弥补未来不确定损失的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将那些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第二， 初步认识到除OECD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国别风险之外，OECD成
员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国别风险，因而一改《巴塞尔报告》中对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确定零主权风险权重这一极其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规定对OECD成员国资产的风险权重，并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
第三， 作为金融快速国际化的反映，开始提升对市场风险的认识。
20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银行业的迅速扩张，加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及其交易规模的迅猛增长，银行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种的交易，或是以资产证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资本金管制，并将信用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或操作风险，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也越发显著。
这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风险却经常发生。
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
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
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破产。
鉴于这些情况，巴塞尔委员会在1995年4月对银行某些表外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并在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
该规定认识到，市场风险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包括交易帐户中受到利率影响的各类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银行的外汇风险和商品（如贵金属等）风险，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来进行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已经改变了《巴塞尔报告》中将表外业务比照表内资产确定风险权重并相应计提资本金的简单做法，提出了两种计量风险的办法：
标准计量法和内部模型计量法。
标准计量法是将市场风险分解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的价格风险，然后对各类风险分别进行计算并加总；内部模型法也就是基于银行内部VaR（Value--at--Risk）模型的计量方法，这是将借款人分为政府、银行、公司等多个类型，分别按照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计量模型来计算市场风险，然后根据风险权重的大小确定资本金的数量要求。
内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创新，引起了银行界的广泛关注。
但鉴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计算方法又不够具体和完善，因而并未得到广泛运用，以至于银行对此法的运用还需满足诸如要有足够的高水平模型运用人员、要认真执行风险管理等等条件并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更是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风险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的倒闭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人们看到，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的问题，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互相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
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
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新协议所重头推出并赋予开创性新内容和新方法的三大支柱：
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及市场约束，都在《核心原则》中形成了雏形。
三、三大支柱保平安：
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
（一） 对旧巴塞尔协议的反思
从发展历程来看，巴塞尔协议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更新、方法不断改进、思想
不断成熟的深化过程。
该协议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新旧分界点。
学术界一般将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称为旧巴塞尔协议，将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称为新巴塞尔协议。
其实，1988年的旧巴塞尔协议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已将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绪，因此才有了新巴塞尔协议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两个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更直接就是对第一稿的充实与完善。
因此本文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为分水岭，此前的所谓旧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及其后的补充规定和核心原则；而新巴塞尔协议则统指三个征求意见稿。
尽管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历经修改与补充，但学术界和银行界还是对其中的许多原则以及旧协议的市场适应性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首先是国家风险问题。
旧巴塞尔协议只是重新确定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资产风险权重，但对非OECD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歧视仍未解除。
这一方面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风险权重差距（多为100％），这种差距不仅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而且在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评判中的信用标准扭曲为国别标准；另一方面则容易对银行产生误导，使其对OECD成员国的不良资产放松警惕，而对非OECD成员国的优质资产畏葸不前，从而减少银行的潜在收益，相应扩大银行的经营风险。
此外，这一规定仍然因循静态管理理念，未能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信用变化。
其次是风险权重的灵活度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风险权重歧视问题，且与国家风险权重歧视交织在一起。
对于非OECD成员国对银行、政府超过一年的债权，对非公共部门的企业债权，无论其信用程度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而由OECD成员国对金融机构担保的债权，则一律为20％。
此外是风险权重的级次过于简单且不合理，仅有0％、20％、50％、及100％等四个档次，没有充分考虑同类资产的信用差别，也就难以准确反映银行面临的真实风险。
美国经济学家俄特曼（2001）根据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发债券的数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是对金融形势的适应性问题。
旧协议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也提出了对照表内项目确定表外资产风险权重的做法，但随着金融新业务的推出和银行组织形式的更新，旧协议的涵盖范围和监管效果都难以让人满意。
最典型的是银行资产证券化和银行持有债券，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建立以及银行全能化等，由此不仅引发逃避或绕开资本金管束的问题，而且引发了信用风险以外的市场风险。
最后是全面风险管理问题。
旧协议已经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并未对其内容作详尽的阐释，更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而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分析的全面管理还停留在理论上论证、方法上探索的阶段，至于这三类风险的计量应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应选择哪些参数，以及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又如何设计等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
此外，在旧协议中，银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银行危机的产生主要由借款人的风险引起，银行风险的规避取决于监管当局对其资本金计提方法和计提数量的监督，并不注重当事人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没有对银行提出如何适应市场以及如何主动接受市场约束的问题。
（二）新协议的三大支柱
1、最低资本要求
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继承了旧巴塞
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
当然，新协议的资本要求已经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风险范畴的拓展
在当前的金融格局下，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却在进一步加大。
因此，新协议在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本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信用风险采用标准法或基于内部评级法确定（基于内部评级法又有基本法和高级法的区别，三种方法的复杂程度依次递增）。
新协议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业务的复杂程度灵活运用，并建议业务相对简单、管理相对薄弱的银行使用旧协议提出的标准法。
这种方法是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对交易对手的主权风险、公司风险等项目评级的基础上确定风险权重。
短期信用评级适用于长期债权和短期债权，而短期信用评级只能用于短期债权；如果一家机构同时拥有多个外部机构评定的信用等级，则选出两个最高者。
若两个最高者级次相同，则使用这一级次的信用等级作参考；若不同，则取次级作参考。
但由于外部信用评级机构信息的不充分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其评级结果的客观、公正、准确难以保证，因此，新协议要求银行尤其是实力较强的银行采用基于内部的评级方法。
基于内部的评级方法比较复杂，要全面考虑构成风险的各种因素，并以此建立计算风险权重资产的风险权重函数，然后测算必须满足的最低资本量；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价格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存在较大的量化难度，因此，新协议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补充规定》所提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提足最低资本量，并对市场风险加以特别关注；操作风险也存在量化困难，新协议第一稿并未提出任何计量方法。
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在新协议修改稿中给出三种计量操作风险的方法：
①基本指数法，即以某种单一指数（如银行总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来确定应对操作风险的必需资本量。
②标准法，即把银行业务按公司资产、项目融资、零售等类别加以区分，分别计算操作风险指数，再乘上某一固定比例得出所需资本量。
③内部测试法，这一方法的技术要求最高。
在计量每种业务的风险时，银行都必须根据内部数据计算操作风险指数、引致损失事件发生的概率以及事件发生后的损失程度，再以所得数据与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相应比例得出资本需求量。
鉴于计量方法比较复杂，且合理性有待验证，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许多银行以最低资本的20％作为应对操作风险资本的做法，准备以这一比例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2） 计量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协议中根据银行业务错综复杂的现状，改造尤其是创新了一些计量风险和资本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旧协议相关内容过于僵化、有失公允的遗留问题，而且使新协议更具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计量资产风险权重的标准法是在1988年的旧协议中提出来的，新协议仍以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原方法的基础上作了重大改进。
首先是OECD成员国的标准地位退居次要位置，主要是按外部信用评级的高低进行风险权重的计量，即使要对资产进行主权风险评定，也要求银行依靠自身的风险评估或是根据一些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定结果而定。
这就基本上消除了风险权重上的国别歧视，有利于信用风险确定中信用标准的回归，也有利于纠正非OECD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融资市场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其次是增加了风险级次，在原有风险权重的基础上，增加了50％和150％两个级次（对公司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产的风险敏感度，从而体现出资产实际上存在的多样性差别。
鉴于标准法在信息充足性、时效性，方法的科学性以及信用评级的客观公正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协议修改稿中更主张有条件的大银行提升自己的风险评估水平，打造更精细的风险评估体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精致的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资本金计算方法。
为巴塞尔委员会提供决策支持的美国国际金融学院甚至认为，通过这套计算方法促进银行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评级体系，是新巴塞尔协议的一大核心内容。
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资本金计量方法分两步进行。
首先是计算每个债项的风险权重，公式为：
其中：
是指资产的风险权重；
是违约后债项的可能损失；
是债务人的违约概率，巴塞尔委员会将其定义为债项一年的平均违约率；
是债权的到期时间；
是对的调整函数，依赖于；
则由另一公式决定，即
其次是确定每个债项对应的最低资本金规模，公式为：
，其中,EAD是违约时的风险暴露，对于表内业务来说，巴塞尔委员会将其定义为资产负债表上的名义未清偿额；而表外业务的EAD则可对照表内项目计量或由银行根据内部评级系统确定。
显然，基于内部评级的资本金计量方法成功与否的关键是LGD、PD、EAD以及M等四个输入参数，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银行可先由监管机构确定其中的LGD、EAD及M，条件成熟后，再全部由银行在对内部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自行确定。
推出基于内部评级的方法，巴塞尔委员会不仅要为资产风险权重及最低资本金要求找到一套科学、合理的方法，而且要为坏帐准备金的提取打下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和金融工具的定价提供重要依据。
（3） 资本约束范围的扩大
针对各界对旧协议的批评，新协议对诸如组织形式、交易工具等的变动提出了相应的资本约束对策。
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规模经营15%的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或者这类投资的总规模超过银行资本的就要从银行资本中减除相同数额；对于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证券化的资产，则重新制定了资本金要求，要求银行提全、提足各种类、各形式资产的最低资本金；此外，还充分考虑到了控股公司下不同机构的并表问题，并已着手推动与保险业监管机构的合作，拟制定新的相应规则来形成金融业联合监管的架构，以适应银行全能化发展的大趋势。
2、 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从新巴塞尔协议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强化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提
出了较为详尽的配套措施。
这反映出巴塞尔委员会仍然没有轻视银行作为利益主体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作出违背监管规则的逆向选择、并由此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
有具体目标又有行为规范和措施的监管当局就显得尤为重要。
巴塞尔委员会希望监管当局担当起三大职责：
一是全面监管银行资本充足状况。
银行可以分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判断银行是否达到充足率的要求，判断的依据主要有银行所处市场的性质、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以及以往的风险化解记录；其次是根据银行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提出高于最低限度的资本金要求；最后在资本规模低于最低要求时，适当进行必要的干预。
二是培育银行的内部信用评估体系。
前面提到巴塞尔委员会鼓励银行使用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风险计量方法，这种方法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层次。
对每个银行来说，都有一个由基础法向高级法过渡的阶段，监管当局在这一阶段的内部信用评估体系培育职责就是给出四个主要输入参数LGD、EAD、PD以及M中的前三个，并促成这一阶段的尽早结束。
在此基础上，还要及时检查银行的内部评估程序和资本战略，使银行的资本水平与风险程度合理匹配。
三是加快制度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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