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中控制企业从属求偿原则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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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中控制企业从属求偿原则初探
破产法中控制企业从属求偿原则初探
一、对从属求偿理论的评价
1.从属求偿理论的重要贡献
如前所述，从属求偿与拒绝求偿在法律的实效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那为什么在破产法中不直接规定对母公司的求偿予以拒绝呢？
我认为，这正是当年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者的高明之处。
因为，只要母子公司在法律上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它们按照企业法人制度的原理，只能视为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
一旦母公司拥有对子公司的民事债权，按照"债权人地位平等"这一破产制度的固有传统，在法理上就不能剥夺它对子公司提出求偿的权利。
而公平原则是指导破产案件审理的最基本原则·，破产法的公平受偿原则要求在债权人之间进行公平的财产分配，针对具有特殊身份的母公司的债权，就只能从法律制度上另辟蹊径，规定母公司应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
换言之，从法理上要拒绝母公司求偿的权利，因为必须要跨过企业法人制度和债权平等原则这两大障碍，显然这在现代法制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只能另外寻找一条在法理上能够站得住脚的途径。
而从属求偿理论所要解决的，只不过是破产财产的分配顺位问题，各国破产法基于各自的政策需要和利益衡量，对于破产财产的分配顺位问题一直都有各自相应的规定，这在法理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
显然，从属求偿原则在法学上的这一创新，其理论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深石原则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提供了母公司可否向子公司主张债权，以及是否应劣后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或优先股股东求偿的一般原则，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公平清偿显然是各国破产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破产法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但从属求偿原则并不是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反动，而是对公平清偿原则的弥补或深化，它摒弃了形式意义上的公平清偿，追求的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我以为它不仅没有背离破产立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反而恰恰符合了现代民商法的发展潮流。
2.从属求偿理论的缺陷
深石原则第一次构造了从属求偿的公平理论，并与传统的工具理论区别开来。
就从属求偿的理论基础而言，公平理论代替工具理论是一个进步。
这一发展在整个公司集团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有效地阐述了从关注形式上的僵化概念到实施某一法律领域基本政策的重大转变──从形式主义到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转变，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这一理论毕竟又是建立在十分抽象的公平原则的基础之上，缺乏法律规范要求的可操作性，至今还没有比较明确具体的适用标准，我认为这是从属求偿理论的一个致命缺点。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台湾公司法在吸收美国法院判例确立的"深石原则"精髓的基础上，对这一原则的适用条件、法律后果等方面均作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许这也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立法传统上由来已久的区别使然），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从属求偿理论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区别
当前，许多学者仍然习惯于将从属求偿理论纳入到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领域进行研究，如朱慈蕴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和陈莉的《美国公司法上揭开公司面纱的理论和实践》。
我以为这对从属求偿理论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因为，从属求偿原则毕竟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法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机制，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法理无法在理论上对从属求偿原则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解决不了从属求偿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原本从属求偿理论的产生就是美国法院拒绝使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创新结果。
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如果母公司违反了'公平和善良风俗'的原则和诚信义务，则将母公司的求偿列入从属地位是对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一种救济措施，这不涉及到不顾公司实体的存在和揭开公司面纱的问题"·。
具体而言，我认为从属求偿理论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起码在以下二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1.二者适用的目的不同。
适用法人格否认法理是为了完全否认子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让母公司（股东）直接承担责任；而适用从属求偿原则是为了限制母公司的受偿顺位。
2.二者适用的领域不同。
法人格否认不仅在破产法领域适用，而且还在合同法、侵权行为法以及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领域被广泛地适用；但从属求偿原则一般仅在破产法领域适用，尽管台湾法律规定该原则适用于破产、和解以及按公司法进行的公司重整或特别清算程序，但毕竟它的适用范围是远远不如前者广泛的。
或许，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不能套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来解释或取代从属求偿原则的问题。
我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1.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核心是否定子公司的独立人格，并在此基础上，让母公司对破产的子公司的债务承担直接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针对母公司向破产子公司提出的求偿要求是绝对拒绝的。
这是因为，如果法院认为子公司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母、子公司被看作是一体时，母公司的求偿将被看作是基于自身向自身提出的，这是法理上都不允许的。
这时法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母公司求偿的有效性问题，而不再是求偿的顺位问题了。
而从属求偿原则解决的却是母公司的求偿顺位问题。
2.如果用法人格否认法理来解释，必然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
适用法人格否认法理，必然以否定子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为要件，但既然子公司连法人资格都不存在，在我国破产法规定只有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才能破产的时候，怎么又能让子公司破产呢?
3.作为子公司的外部债权人来说，以从属求偿原则为由，主张母公司劣后受偿，往往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理由说服法院完全否认子公司的法人资格。
否则，如果能有足够理由使法院否认子公司的法人资格，就可以迳行向母公司要求承担直接责任，这样不是更有利于充分保障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吗?
第三章对我国确立从属求偿原则的立法建议
一、我国破产法确立从属求偿原则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关联企业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控制公司利用其对从属企业的控制与支配，对从属企业巧取豪夺、过度操纵等不良现象，已是屡见不鲜。
南环公司破产案只是其中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的一个案件而已。
有的媒体甚至揭露，现在的许多上市公司只不过是母公司的"提款机"。
然而，只要控制公司作为破产企业的债权人身份依法可以确认，而立法又不能进一步跟进，作出详细的规定特别是有关控制公司从属求偿原则的规定，控制公司利用破产的手段进行转移财产、逃废债务，从而损害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的。
随着我国金融证券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国家证券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的明显加强，上市公司破产的现象将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
届时，控制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债权在破产财产分配时如何处理，在我国破产法中尚无控制公司从属求偿原则规定的情况下，必将成为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一个难题。
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我国破产法中很有必要确立控制公司从属求偿原则。
立法中确立这一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子公司的破产案件时，就可以充分运用这一原则，公正地确定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阻当控制公司使自己的债务首先得到清偿，从而更好地保护子公司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使破产法的公平分配原则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审理的企业破产案件中，相当多的普通债权人是国有银行，破产企业的控制公司利用破产法的漏洞逃废债务，其结果往往实际上是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所以，一些有识之士明确指出，破产立法中确立控制公司从属求偿原则，"对国有公司尤其是对破产或托管金融企业意义重大"。
我国破产立法确立这一原则，还将有助于对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实施有效的限制，以保护我国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外国公司纷纷到我国设立子公司，外国公司在我国的子公司破产案件也随之出现。
如1992年7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中国第一宗涉外公司破产案件，即深圳市友谊纺织品商行申请宣告深圳市富友塑料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破产案之后，这类案件迅速增多·。
外国控股母公司常常与子公司发生大量的关联交易，许多母公司利用其控制、支配条件，对子公司拥有巨额的债权，如果我国破产法没有相应的解决这一问题的规定，一旦子公司破产，母公司反而还可以作为债权人参与破产财产分配，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我国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我国破产法确立从属求偿原则的立法模式选择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从属求偿原则向来有两种主张，即绝对从属求偿和相对从属求偿。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立法例来看，对从属求偿原则的立法模式也基本上存在绝对从属求偿和相对从属求偿二种。
前者如我国深圳特区在1999年5月6日由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条例》。
该条例第16条规定：
"股东对国有独资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不得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
显然这一条例对深圳经济特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也是适用的。
根据这一规定，当国有独资有限公司破产时，其股东也应从属于其他债权人受偿。
而我国台湾公司法第369条之七的规定，采取的显然是相对从属求偿的立法模式。
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绝对从属求偿理论主张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一律从属求偿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可取的；而相对从属求偿理论则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要求证明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了不公平的行为，但要证明母公司对子公司所实施的不合理行为的困难很容易成为司法执行上的障碍，这又势必使这一原则的实施大打折扣。
所以，这些学者提出，应当综合二种理论的长处，在立法时规定，当子公司破产时，母公司的债权原则上应次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受偿，但若母公司能证明其债权是基于公平原则成立，法院又予以承认，允许母公司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均等受偿。
我们不妨将这种模式称之为推定模式，我认为这种做法无疑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然而，这种推定模式的适用，并不能排斥立法中对从属求偿原则的适用要件作出严格、具体的规定，相反，它与立法中规定从属求偿原则的适用要件（不妨称之为严格条件的立法模式）是完全能够相辅相成的。
具体来说，立法中从属求偿原则宜采用上述推定模式，由于在这一立法模式下，母公司需举证证明其债权是基于公平原则成立，但因为公平原则是一个十分笼统、抽象的概念，母公司要完成充分证明的任务确乎不易，因此，立法中应考虑对适用从属求偿原则的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母公司就可以较为方便地、有针对性地举证证明其并不符合适用从属求偿原则的构成要件，法院在此情形下则允许母公司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均等受偿。
我认为，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平衡母公司与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应是符合破产法公平清偿的根本原则的。
第四章从属求偿原则的适用对象
对于从属求偿原则适用的对象，一般地认为仅限于从属公司的股东，即使是在主张从属求偿原则适用于控制企业的一些学者那里，也未能明确地就从属求偿原则的主体要件进行必要的探讨·。
石静遐虽然已经意识到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如她在界定从属求偿概念时，已经特别提出关联公司包括母子公司、附属公司等?
，但她也仅仅是从研究跨国公司的破产问题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了非常简要的介绍，并没能针对我国当今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关联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基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关联公司的形成与表现形式比较复杂，我认为对于适用从属求偿原则的主体要件很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一、破产企业的股东
所谓破产企业的股东，是指依法申请开办破产企业并对该破产企业享有股权的投资者。
对于股东的界定，应该不能象有的学者提出的仅仅包括法人，也应包括个人。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破产企业的股东，有的时候会存在名义股东，即破产企业的部分股东，虽然登记为股东，但实际并无出资，也未对破产企业进行过经营管理，更未从破产企业领取过股息红利。
这种情形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比较多见，甚至《公司法》颁行以后还大量存在。
当破产企业破产时，对这些名义股东是否还应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关于股东的确认标准问题，而我国公司法至今对此问题并无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是必须从从属求偿原则适用的根本起因来考察。
之所以要对股东适用从属求偿原则，只不过是因为某些股东对破产企业从事了不公平的控制行为（这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而所谓的名义股东，实践中一般很少能够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要对企业进行控制则几乎不可能。
既然如此，当名义股东对破产企业享有债权时，仅仅凭他是名义股东就要求他的债权从属劣后受偿，应该是不符合公平原则。
当然，也许还有人会说，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所谓"干股"现象，即某些党政机关及其领导或工作人员，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没有向企业进行任何投资的情况下，攫取了企业的股权，成为该企业的股东。
往往这样的所谓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是最不公平而又是最为有效的，难道对这样的名义股东也不需要适用从属求原则吗？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本就不能认定这类股东的合法股东资格，而应迳行否认他们的股东地位。
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就不是同一个问题了。
在这里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那就是破产企业的原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后，却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破产企业破产时，对新老股东如何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对这一问题，我认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前所述，股东资格的认定尚需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换言之，工商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生效的条件，未经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应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因此，破产企业的老股东在法律上仍然是股东，只要根据其他的条件需要适用从属求偿原则的，则仍然应当适用。
至于未经登记的新股东，照理似乎不应适用这一原则进行限制，但必须看到的是，实际经济生活中，这种股东对破产企业的实际控制是存在的，有的根本上与正式股东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对新股东不进行从属求偿的限制，客观上会放纵那些不依法办理法定手续的新老股东，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一法律漏洞，让老股东不对破产企业享有债权，而让新股东对破产企业享有大量的债权，从而进行"债权规避"，转嫁债务风险，这无疑会有损于破产企业的普通债权人的利益。
因此，对此类股东也应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二、非股东的控制企业
我们在上面所探讨的破产企业的股东主要是指"利用资本参与机制而建立的关联企业"的股东。
这里所谓的资本参与，是指通过持续持有他公司股份以取得股东地位并凭籍表决权的行使以控制股东会及董事会。
除此之外，关联企业还因合同机制和其他手段如出售控制权、表决权协议、从事联锁等形成·。
如何利用合同机制来建立关联企业，主要取决于是否通过合同明确约定一方（控制企业）享有指挥另一企业（被控制企业）的权利，他方（从属企业）负有服从这种指挥支配的义务。
一般来说，这种控制关系不仅包括控制公司对关联企业成员公司的业务经营的指挥和支配，而且包括利润、资产在关联企业之间的移转。
其表象特征表现为统一的财务管理，而支配性则是这种合同型关联企业的根本特征。
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集团暂行规定》第18条就有这样的规定，即核心企业经其子公司股东大会或全体股东特别决议通过，可与子公司签订支配性合同，直接行使原应由子公司行使的部分权利。
具体而言，对以下存在支配性合同关系的控制企业，都应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1.承包人（承包企业或个人）。
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主要表现为在承包经营期间，承包人要上缴利润或承包费给发包人，而承包人依照合同规定享有对被承包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这种承包期间的经营管理权，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的规定，是一种完全的经营自主权，承包人据此享有对被承包企业进行完全的指挥支配的权利。
因此，被承包企业作为从属企业发生破产时，法院对作为控制方的承包人应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2.承租人（包括承租企业或个人）。
企业租赁经营合同，是指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规定对企业被告自主经营的法律关系。
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条例》，在这种合同关系中，承租人以租金的代价换取了对企业的完全的控制、支配权利，因此，一旦企业破产，承租人的债权也应劣后受偿。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集团暂行规定》第19条规定：
"核心企业及其子公司承包、租赁的其他公司，在承包、租赁期间视为企业集团中的子公司"，可见，该地方性的规章的制定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企业承包、租赁关系中，业已存在的控制与被控制的这一事实。
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的放开搞活的进一步深化，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企业经营方式，如委托经营、信托经营。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两种经营方式，实际上也必然导致企业的控制与被控制现象，对于由此导致的被控制企业发生破产时，控制企业也应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兹分述之：
1.受托经营人。
委托经营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它是委托合同的一种。
其基本内容是，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受托方为委托方根据合同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并依合同收取经营管理费用。
委托经营的对象是委托方所有的企业。
将企业委托给其他企业经营管理是西方国家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也是改变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我国，将国有企业委托给其他企业去经营管理，是企业改革的一种新思路，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一种方式，是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一种方式。
这种委托经营合同也应看作支配性合同，在受托期间，受托人对企业享有完全的控制支配权利，因而，当被委托企业发生破产时，受托人对该破产企业的债权亦列入从属受偿的范围。
2.信托管理人。
利用信托机制来经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我国企业改革的另一种新的举措，它已经在我国开始尝试。
根据信托法的基本原理，信托（trust）主要以信任（confidence）为基础，它是当事人基于信任关系，为追求相互间经济上、社会上或其他目的，一方将财产权移转或设定于他方，使他方按照信托的目的，为第三人利益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方式与委托经营不同的是，信托受托人根据合同不仅获得了对财产的经营管理权，而且获得了远比委托经营合同的受托人更为重要的权利――对财产的处分权。
由此可见，在信托经营合同关系中，信托受托人对企业所享有的支配权是相当大的。
如果被受托人经营的企业发生破产时，对信托受托人仍应适用从属求偿原则。
综上所述，考察从属求偿原则的适用主体，必须从关联企业的形成方式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凡是基于投资关系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公司的业务经营或人事安排的，其相互之间即为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关系；凡是一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存在着统一管理关系的合意，如支配性合同和具有支配性质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企业租赁经营合同、委托经营合同、信托经营合同，亦应认定其相互之间为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一公司与其他公司通过出售控制权、表决权协议、人事联锁等方式形成控制关系的，也可以构成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关系。
关联企业在法律上可表现为由控制公司和从属公司构成，而二者的形成主要在于关联公司之间统一管理关系的存在。
这种关系往往籍助于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实质上的控制。
因此，只要存在实质上的控制关系，一旦从属公司发生破产时，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权即应列入劣后受偿范围。
当然，大家也会注意到，本文后面主要是从母公司或股东的角度来论述从属求偿原则。
这主要是考虑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母公司或股东对子公司的控制、操纵一般表现得比较突出、明显，需要我们着重进行论述；同时，也是从本文的篇幅考虑，对其他控制企业的情况就不可能一一展开研究。
尽管如此，我以为本文以后的论述和结论对其他控制企业应该也是同样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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