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的指挥真的有错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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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的指挥真的有错吗
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的指挥真的有错吗？
核心提示：
正是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
“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
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
”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
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
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国民党方面观察：
“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阵地战术），改攻为守。
”他们的判断是：
“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
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
”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作者：
黄道炫，出版：
社科文献出版社
原题：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军事政策再理解——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是最引起注目的一次战役。
正是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
多年来，广昌战役已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当时中共中央总体战略的错误。
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不无惊讶地发现上述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
本文以广昌战役为中心，试图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一战役及其背景的尝试性复原，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
一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
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
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
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
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
“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
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
”提出：
“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
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
“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
”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
“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
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
“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
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
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
”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
“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
”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
“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
”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
“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
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
“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
”
应该指出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
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
“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指出：
“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
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
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
“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
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林彪还进一步指出：
“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
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
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
“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
”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
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
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原因时就指出：
“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
”“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
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则强调：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
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
”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
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
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
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
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
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
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
当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
不过，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否认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到：
“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而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主要体现就是“短促突击”战术。
二“短促突击”战术
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运用“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调动国民党军实施歼灭战，以打击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保持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
这一战法，和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创的在苏区外围进行大兵团伏击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
中革军委期望：
“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红军相继展开硝石、浒湾等战役，并取得一定成果，但这一作战方针遇到难题也很明显。
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
时任红13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
“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
”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
当时，人们普遍认同：
“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对在防御中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
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
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
”
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到：
“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
”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
“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
”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
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
这一战术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
“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
”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
“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
”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
“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
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写道：
“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
“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
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
“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
”“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
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
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
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
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
“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
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
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
中革军委强调：
“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
”“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
”
李德也谈到：
“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
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
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谈到：
“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
“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对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
”林、聂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电文中就提出：
“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
”这一思路在林彪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中进一步得到发挥。
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
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到：
“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
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
正如林彪所指出的：
“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模范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
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
”林彪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
他们要求各级干部：
“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
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
”李德还特别提到：
“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
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
”强调：
“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
”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提出：
“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
”强烈主张采用更灵活、广泛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
事实上，广昌战役初始阶段的战役思路和林的这一意见有相当的一致之处。
三广昌外围的运动防御
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后的第一个县城，距红色首都瑞金百余公里，为瑞金的重要屏障。
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
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
该路军计划：
“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
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
”总计出动兵力在11个师左右。
在向广昌进攻同时，国民党军东路军在福建建宁、第六路军在江西龙冈同时发起攻击，迫使中共分兵应付。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
李德回忆：
“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
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
”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
“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
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
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
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
”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余地已很有限。
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
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
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就谈到：
“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
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
”
根据红军一贯的运动战原则，中革军委确定防御广昌的基本方针为：
“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
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嵌制其他方面。
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嵌制和调动敌。
”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则发表社论强调：
“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
”“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
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
”所以，虽然在苏区这一纵深地区红军已经构筑了一些防御阵地，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过短促突击的局部运动战，达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国民党军深入苏区的目标。
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
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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