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胡适的文化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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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胡适的文化观

浅析胡适的文化观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胡适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对中国近代文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胡适的文化观更是影响了一代学人。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胡适热，胡适的文化观更是成为大家普遍研究的课题。

文章拟就胡适文化观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做简单的分析。

一、初步接触中西方文化及影响（1891——1910）

胡适文化观的形成与其幼年时接受的私塾教育和后来留美学习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胡适留美前他接受的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七年的留美生活中，胡适系统的学习了西方文化，而且体验了西方的政治文化生活。

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影响，才逐步形成了胡适的文化观。

（一）幼年私塾教育对胡适文化观的影响

胡适幼年时代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为其培养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胡适的父亲为绩溪名士，家中藏书丰富。

胡适五岁启蒙，在绩溪老家接受了九年的私塾教育，在这段时期里胡适通读了《律诗六钞》、《孝经》、《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四书”、“五经”等书，这开阔了胡适的视野。

家庭文化的熏陶更使胡适学习传统文化得心应手，在这时期胡适不仅看一些经文，更喜欢看经文的评注。

幼年时代的私塾经历为以后胡适文化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比如，早在接触进化论前胡适便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自己说“这些都是从司马光、范缜、王冲那里学来的”。

[1]私塾经历给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即使后来留学美国期间胡适仍坚持研习经史子集，特别是在其后的“整理国故”中作了巨大贡献，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是其把握传统文化现状提出文化主张的基础。

（二）上海求“新学”对胡适文化观的影响

1904年胡适离开家乡跟随三哥到上海求学，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

当时学堂只开国文、算学、英文三门，在这时期胡适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介绍西方的书籍。

胡适在此阅读了《明治维新三十年》、《新民丛报》一类新书，这使他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现代，从国内转到了世界。

他开始如饥似渴的呼吸新鲜的空气，汲取新的知识，追随着时代的浪潮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1904年胡适改进澄衷学堂。

这里课程相对完备，使胡适能够较多的接触西方科学文化。

在这期间，对胡适影响最大的书籍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书中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被胡适所接受，胡适也因此将原来的名字胡洪梓改为胡适，意为适者生存之意。

在胡适早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维新领袖，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坚持介绍西方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剖析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2]在中国思想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对胡适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说，他那个时候“受了梁先生的恩惠”。

这主要是两部梁启超的著作对胡适思想的影响巨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个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胡适一生都十分崇拜梁启超，思想上自然倒在梁启超一类改良派人物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于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新成立的中国公学，这是一所由留日学生开办的新式学校，在这里胡适大大的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也接触到了更多的西学。

学校的一些教员是外籍的，这让胡适对西方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期胡适开始用“适之”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后来胡适说“这几十期的《竞业句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

[3]这段经历使得胡适在七八年之后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中做一个开路人。

二、留美期间胡适的文化观（1910——1917）

1910年，胡适以优异成绩官费赴美留学。

经历了半个多月的航行后，胡适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使得胡适直接的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4]的爱国主义目的。

这一时期是胡适西化观点形成的主要时期。

在康奈尔大学，胡适最先选择的专业是农学，后来改学文科。

1910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文译出影响巨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不衰。

之后胡适译出更多的外国作品，这使得胡适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一层次的了解。

在美优越的生活与国内水深火热的国情对比，使得胡适在思想中渐渐的习惯了西方文化，日趋崇拜西方文化。

1914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次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授业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门下。

在这段时间里对胡适影响最大的人是杜威，并且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胡适自己的回忆，他之所以转入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

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胡适师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受其影响至深，实用主义把“人的问题转入现代西方哲学”。

胡适接受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

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和哲学以及政治和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5]对实用主义的崇拜使得胡适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渐渐地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更是对他以后西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三、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主张（1917——1925）

当袁世凯请出孔子幽灵，准备窃国称帝之时，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第二期改为《新青年》）杂志，倡导科学与民主，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一）新文化前期的文学革命主张

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胡适尚在美国，即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向《新青年》投稿，不久胡适便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

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加入了《新青年》杂志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胡适为宣传新文化运动，抨击复古思想，大力提倡白话文，提倡文学改良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放弃的态度。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开起了文学革命的先河。

胡适同新文化运动中大多数人一样，将抨击传统文化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孔教”。

孔子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儒家学说也被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

胡适等人认为，要抨击传统文化，宣传西学首先要打到孔家店，因此胡适将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的伦理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

这是从当时的中国帝制结束不久，封建宗法伦理仍紧紧束缚人们思想的现实出发的。

这一时期胡适发表了《贞操问题》、《美国的妇人》等几篇文章，抨击中国传统三从四德的伦理思想对妇女的禁锢，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并积极宣传西方文化。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内涵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胡适认为只有提倡白话文才能使中国抛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胡适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又以白话文发表多篇文章。

在《文学改良刍议》上，胡适对旧的文学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点，肯定历史上的白话文大师而贬斥传统文士的文章。

鲁迅称“胡适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6]我国的新文学便是从这一时期产生，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的，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

（二）新文化后期的“整理国故”思想

1919年，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访华，胡适随从担任翻译。

这一时期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逐渐冷淡，与一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观点有了一些出入。

在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胡适提出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大力宣传实验主义哲学，因此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将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四点：

（一）、研究问题；

（二）、输入学理；（三）、整理国故；（四）、再造文明。

[7]其目的不过是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少谈主义”的主张。

胡适认为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都是研究问题的结果。

所以他主张多研究问题，而对外来的学理只把他看做是研究问题的参考。

对旧的学术思想胡适主张用科学的方法重新估定他的价值，他认为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再造文明。

他强调说“这个文明不是笼统的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

[8]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主张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出现严重分歧，由于观点不同他们再也不能同路了。

胡适这一时期的主张前后是有矛盾的：

从起初猛烈抨击传统文化，大力倡导西学到后来慢慢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这是与胡适幼年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之深和实验主义哲学改良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传统文化对胡适的影响至深，如果让胡适完全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实验主义哲学的改良主义更让胡适对传统文化改良成近代文化充满了幻想，这是胡适思想上的一个弱点。

胡适由于实验主义哲学与自身教育经历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他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是没有可贵之处，只是不适应现在的社会现实，这表明胡适此时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肯定其有可贵之处，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不适合现今这个时代而已，这些观点与新文化运动众多领袖包括胡适自己之前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从事教育之中胡适也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他对中学生毕业国文应达到的标准提出了四条：

（一）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

（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三）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四）人人有懂得一些古文文学的机会。

[9]这表明胡适在教育中仍然对学生的传统文化功底有较高的要求，并非将传统文化束之高阁或加以批判。

由于对传统文化还抱有幻想，胡适在北大任教期间提出了“整理国故”的思想。

“国故”即中国传统文化，“国故”本来是一些封建文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目的是抵制新文化运动，实质是抵制西方新文化的保守思想。

他们大力鼓吹“国故”的优长之处，攻击西方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多对这种思想加以抨击。

胡适认为传统文化有其可贵之处，如加以改造可成为新文化，但“国故”中亦有“国渣”与“国粹”之分，这就要求我们将“国故”中的“国粹”挑出来加以宣扬，而将其中的“国渣”与之抛弃。

1919年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是提出来了。

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0]这便是胡适所谓新思潮的全部内容。

胡适说“新思潮对于旧文明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

[11]胡适明确把“整理国故”当成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做对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做“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保守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

国粹”是传统文化中对当代社会有益的积极部分；“国渣”是传统文化中阻碍时代前进的糟粕部分。

所以胡适提出整理国故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

那么怎么整理国粹呢？

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批判的态度”。

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

具体方法和步骤就是：

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二步是寻出每种的前因后果；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实意义；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12]胡适这种“整理国故”的思想主张反对对旧文化的盲从，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要求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创造新价值。

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胡适便投入了整理国故的实践中，他对中国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都做了新的考证。

他所谓的整理度条件：

1.校勘；2.必不可少的注释；3.标点；4.分段；5.考证或评判的引论；6.索引，这是一般的整理原则。

谈到具体整理国学的方法他说“一、用历史的眼光扩大研究范围，它包括过去的文化历史。

二、有系统的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三、用比较的研究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13]这是胡适“整理国故”的经验。

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最大的成绩在于：

“一揭穿认真做假和尚的道士、神会、和尚是个大骗子。

二老子比孔子更老，孔子确实像老子学习过。

三并不要打倒孔家店，宣称自己是尊孔派，四双线文学的新概念，一条是古文文学，另一条是白话文学。

”[14]可以从上面看出，胡适在对“国故”的整理后，对传统文化进一步予以了一定肯定，并从以前的打到孔家店成为了尊孔者，也不再只强调白话文，而将古文与白话文并重，这是胡适文化思想上的一个转变。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开创了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我国旧学的新局面。

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这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的。

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高潮之时，胡适在这个时候却说“发现一个字的古意和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15]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给青年人开的“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这就难免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是胡适始料不及的。

四、环球旅行中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1925——1935）

1925年，胡适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在这一时期，胡适更为系统的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文化观的新认识。

（一）对中国文化的新认识

胡适说“什么是中国文化？

为中国文化下个定义是不容易的，我也不试着下定义，我只讲他在历史上的变迁。

中国文化是一个很老的民族文化，在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里，在一个地大物博的环境内，向无很大文化上的劲敌，而所遗下的产物，这是历史上的看法，离开历史便无文化”。

[16]他分析中国文化有四个特点：

第一、因为是古老的民族，所以富于惰性而尚保守；第二、因为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所以思想很迂腐而不走极端；第三、因为在地大物博的环境内，所以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第四、因为无文化劲敌，所以竞争进取之心非常薄弱。

[17]根据上述的认识，胡适认为传统文化只有精神方面的作用，因此只有将传统文化放在宗教中研究才有价值。

他宣称“今天我讲的中国文化只限于精神生活——宗教方面，而且只用历史的眼光谈一谈研究方法”，于是他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民族有何种宗教？

第二、中国民族的宗教所经过的变迁是什么？

第三、这种宗教受外来影响若何？

第四、收了影响之后的反应如何？

[18]胡适根据古代文献中表达出来诸子学说及其思想阐述了上述问题的具体内含胡适最后声明说“我今日不过以历史的眼光及研究方法略说一下，至于确定的答案，我们现时还不能预测，但我以为用历史的研究法是比较可靠一些的”，[19]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化观念，虽不甚完整，但基本格局已定，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富有惰性和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只限于精神生活的文明。

（二）对西方近代文明新认识

1925年，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胡适提出用学术救国的观点，他在鼓吹学术救国的同时，又提出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因此他写了一篇《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里系统的阐述了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

文章开头他为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

文化是一种文明形成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第一次对文化下的解说，简言之，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接着他又批评了那种把西方文明视为物质文明的见解。

他认为，凡是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

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他解释说“从前东方民族受西方民族压迫，往往用着中国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于是崇拜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讥笑而贬斥西洋文明为物质文明”。

[20]胡适认为西方文明不仅物质文明高，而且精神文明也超过了东方文明，他说“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文章，不曾实质的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过多大影响”[21]。

他认为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18世纪革命的口号，这不仅仅是纸上文章，而且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对比，胡适认为“东方文明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文明最大特色是不知足”[22]由此引申，他认为：

知足安于简陋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愚蒙，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知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然而西方人认为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整体、社会主义运动等等。

[23]胡适认为西方文明是精神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

从胡适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东西方文化优劣的判断上主要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注重实际，这主要是胡适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产生的。

五、中国文化再评价及“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1935——1949）

（一）孔子的再评价

“打倒孔家店”这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口号，曾不胫而走，影响中国思想界数十年，胡适当年也曾以反孔战士的姿态驰骋在新文化运动的战线上。

但当年的反孔目的是追求思想的解放，实现资产阶级学说的传播。

当时的胡适尚且年轻，言行不免有些偏激，在后来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缓和下来。

后来的胡适对孔子和孟子都相当的尊崇，对宋代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还加上了一层徽州乡谊，更是十分崇敬的了。

他后来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笼统地去打孔家店，而应该给孔子以正确的评价。

1934年3月到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说儒》的、长达五万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给孔子作一个历史再评价。

胡适又将孔子与耶稣相比较，认为都是亡国之民梦想的“救世圣人”改变社会的预言。

胡适这时候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他之前的抨击反对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自相矛盾，也反映出了胡适对东比西方文化后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二）“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

1935年，何炳云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鼓吹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改造社会，引起国内文人的注意，因此展开了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讨论。

当时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分为折中派、全盘西化派和复古派，何炳云等十教授即属于折中派，企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用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

当时的胡适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折中派，胡适为表明自己推行西化的决心以及反对复古派及折中派，发表了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1935年，胡适在给何炳云的公开信上说“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这种的倾向……现在有人说折中，有人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新文明，旧文明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种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中调和上去的”。

[24]胡适虽然表明自己是赞成“全盘西化”理论的，但他的认识事实上是一种历史的自然折中论。

他反对妄谈折中，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仍是历史的自然折中论，在实质上与折中派是相接近的，可以认为是折中派，但与折中派不同的是胡适认为达到折中的方式是“全盘西化”。

这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以后的文章里，胡适便不再用“全盘西化”的口号了。

1935年6月，胡适发表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他在文中说：

“‘全盘西化’却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

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们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可以不成问题了”。

[25]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中论妥协了。

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折中派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26]

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

两个口号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胡适这种思想的产生可以说是从小传统文化对其至深的影响与其以后接触的西方文化经历两方面造成的，他既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又不愿放弃他研究多年的传统文化，他的文化观最终成了中西两种文化的杂合体。

他相信只要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用西方先进的文化改进传统文化就能使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洗礼下发扬光大，这种观点实际上将胡适带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深渊。

六、胡适晚年的文化观点（1950——1962）

（一）胡适晚年的文化观

胡适去世前两个月应邀参加“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

在会上做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仍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东方的古老文明，以至于苛刻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

他说“我们东方这些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

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

一个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是我们东方人应该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27]

胡适上述观点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甚至推翻了他以前对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肯定。

他继续主张向西方学习，“充分世界化”，并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做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文明，因为他认为这种文明可以充分运用人的智慧来寻求真理，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使用。

他所说的这些话都是他35年前的老话，虽然老话重提，但由于他的偏激，此话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及对胡适的暴风雨式的围攻。

胡适也因此而心脏病骤发，带着他的西化理论在两个月后与世长辞了。

（二）胡适文化观的评价

胡适对传统文化首先来说是有所重视的，他并没有像鲁迅等人对传统文化抨击那么猛烈与偏激，而是公正的认为传统文化中有精也有粕，有可贵之处但不合时宜，这正是他致力于整理国故的出发点。

如何评价胡适的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认为：

第一、胡适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方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显然具有反宗法专制的革命意义和进取精神。

第二、胡适又是一个历史学家，能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文化发展交流演变的复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态度，主张“整理国故”，并在此过程中分清“国渣”与“国粹”。

他攻击旧文化的衰颓与腐朽不遗余力，而对老子孔子的评价以及对白话传统小说他也不乏肯定与表扬。

对西洋文化有时也能看到他的“历史因袭的成分”，这就使他的认识能够比较切合实际比较科学。

第三、但是，胡适囿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拒绝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外国人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到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方文化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中国文化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观点今天看到确有一些不当之处，但在当时胡适的文化观点确实是比较先进的，他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惰性”，并且辩证的分析了传统文化的优缺点，将其扬弃，在当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一代学者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与国家命运的担忧，是胡适的资产阶级立场与时代的局限造成的，但其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1]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