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赤壁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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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赤壁赋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案
周次
第十七周
第一次课
备注
章节名称
第十二单元诗意人生苏轼《赤壁赋》
授课形式
理论课（∨）；实验课（）；实习（）
教学
时数
2
教学目的及要求
1、领略全才苏轼的风采，吸取其人格精华；
2、了解苏轼的文学创作风格；
3、体会《前赤壁赋》语言的感染力，掌握其情、景、理相生的写法。
教学内容提要
时间分配
组织教学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1分
1分
86分
1分
1分
教
学
重
点
与
难
点
1、全面把握苏轼的为人及创作风格；
2、《赤壁赋》“主客问答”、写景、抒情、议论三者完美结合。
客观评价文中所透露的消极情绪
讨论
练习
作业
1、请与寝室同学一起，谈谈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大学生有什么样的启发？
2、你是否同意《前赤壁赋》中苏轼关于“变”与“不变”的看法？
3、自觉阅读、背诵若干首苏轼的词（赋），领略苏轼作品中的美与哲理——词句、思想情怀。
教
学
手
段
多媒体
讲练结合、互动讨论
参
考
资
料
1、《苏轼传》颜邦逸张晶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年3月第1版
2、《〈前苏壁赋〉的原型显现与文化意义》
杨问富《名作欣赏》1992年3月
3、《解脱之后是潇洒》
刘尚义刘玉祥《名作欣赏》1999年6月
注：
教案按授课次数填写、每次授课均应填写一份。
重复班授课可不另填写教案。
第十二单元诗意人生
苏轼《赤壁赋》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领略全才苏轼的风采，吸取其人格精华；
2、了解苏轼的文学创作风格；
3、体会《前赤壁赋》语言的感染力，掌握其情、景、理相生的写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全面把握苏轼的为人及创作风格；
2、《赤壁赋》“主客问答”、写景、抒情、议论三者完美结合。
难点：
客观评价文中所透露的消极情绪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课件讲授、表情配乐朗诵、背诵、讨论
【教学时数】4学时
【教学内容】
1、苏轼生平思想及文学创作风格、成就；
2、月下泛舟，主客对话，作者贬谪生活中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对人生的独到见解；
3、写景、抒情、怀古伤今、哲理思考融为一体；
4、客观辨证地看待文中流露的消极情绪，更加准确理解苏轼其人。
主要教学内容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写的是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
他们在诗、词、文各方面都造诣颇高。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园地里，唐宋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花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
后人习惯上把宋词分为豪放和婉约这风格迥异的两派。
前者往往大气磅礴，飘逸洒脱，而后者则以清丽柔婉见长。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是针对作家创作风格的主要倾向而言的，并不绝对。
历史上的许多词人就既有豪放的词作，也不乏婉约的作品。
比如苏轼，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但他的作品中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凄婉。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苏轼的生平为人，文学创作情况，对词领域的独特贡献，并学习他的《前赤壁赋》。
苏轼的生平及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
他是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著述十分丰富。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读书应举与入仕
自请出朝、出任地方
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
远谪惠、儋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
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
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
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
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
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
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
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
授他河南主簿，不赴。
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
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
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
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
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柠在分歧。
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
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
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
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
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
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
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
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
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自号东坡居士。
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
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
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
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
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
的全盘否定新法。
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
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
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
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
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
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
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远谪惠、儋时期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
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
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
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
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
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
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再一次创作丰收。
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
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
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
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
）
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
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提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
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
开设瘸坊，抗策减税。
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
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
”（苏辙《墓志铭》）。
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
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喜读《庄子》。
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
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
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
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
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何适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
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
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苏轼为人及创作
一、视险如夷、谈笑自如的人生气度
一生在北宋变法派和反对党的夹击中，得意时少失意时多：
从仕四十年，有四分之三以上时间在地方上度过，在朝任职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
正如其《自题金山画像》中所自我嘲讽的那样——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他极力的充实自我，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最大限度的加强，能在困难中卓然独立，能在悲哀中排遣超脱。
常以“万水千山若等闲”的气度来迎接政治生活的暴风骤雨：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上片借自然界骤然而来的风雨象征现实的政治生活，词人通过三组形象（一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曰“竹杖芒鞋轻胜马”；一曰“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表现他履险如夷、不为外界一切侵扰所动摇的胸襟与学养。
这里的烟雨与平生已经在词人身心深处得到了统一，它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遁世思想，而是一种平和宁静、绝不激动的心态，陈廷焯《手批东坡乐府》云：
“此足证是翁坦荡胸怀，任天而动。
”
下片写对人生的深刻体会。
所谓“回首向来萧瑟处”，即指刚刚经历的“风雨”、“微冷”、“斜照”，但它们都已经“归去”，也就是一切令人忧与喜的外界条件都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即使发生过，但对词人来说也无忧喜之别，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境界。
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对一切逍遥自得，安之若素，则世间的一切现象在自己胸中都是一样的，本无什么雨忧晴喜可言。
这种境界在他的《无愁可解》中也有表露：
“生来不适愁味，问愁何处来？
”“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着心里。
”
他是那样的淡泊、超然，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对风雨的蔑视，对不幸人生的挑战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着笔似轻而实重，他就是要以轻描淡写的人生气度来压倒人生一切挫折和不幸！
苏轼从政之道充满了荆棘，与其正直而倔强的个性不无关系。
他反对剧变和法治，以其渐变论和王安石变法相对抗，同时又不曲附于以尽反新法为能事的旧党，为此他在党争中屡遭挫折，但始终不悔，也始终不改，即使倍受打击迫害也决不“缄口随众”、放弃原则。
《东坡》一首是其性格的真实写照。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
苏轼也渴望鄙弃仕途的喧嚣而归耕心灵的自由，“莫从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寄蔡子华》）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是这种思想的直接外化。
可他始终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个眷顾现实的人，他生活的小舟，始终未能驶出现实世界。
起起落落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诗中充满愁眉苦脸的浩叹和廉价的乐观，他有的是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心理品质，这也是其诗攀上高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被贬惠州，就把气度带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被贬儋州，就把气度带到儋州——“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笑容天下难容之事！
二、嬉笑世俗、敢于违时的人生精神
诗成了作者宣泄生活情绪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作者将自己的“嬉笑怒骂”皆行之于文，《洗儿戏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
作者以诗人的眼光敏锐观察政治、人情、世态，目光如炬，异常敏锐地看出了其中的某些本质东西，因而其诗也出之以“异端”面目。
他身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主观上只想对封建政治“补台”，感受到了改变不了，必然会引起深深的怨愤，于是，他常常借助超脱、飘洒、不着世情的行为来抗争，这一点和李白相似。
当他被贬惠州时，写诗曰：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以这种近乎玩世的放达态度来对待正在执政的政敌的迫害，难怪要再贬海南了。
据曾季狸《艇斋诗话》载，苏轼这首《纵笔》传到京城，宰相章敦读到诗中“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一句时，冷笑说，苏轼还这样快活吗？
于是把他再贬儋州。
这是绍圣四年苏轼六十二岁高龄时发生的事。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苏轼是一条傲骨铮铮的硬汉子。
被贬儋州后，行为更为不羁，他用椰子酿酒，用椰子壳做帽子，不以远谪为意，而以“违时”自傲，请看其诗《椰子冠》：
“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
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苏轼已将切肤之痛，化为违时之言了。
三、珍视亲情、看重友情的人生品性
“无情未必真豪杰”，从苏轼诗词可见他超脱于身外之事牵挂于身边之情，算得上一位多情才子，他的创作不流连于个人遭际的狭窄范围，对亲情爱情友情也多有咏叹。
人处逆境情更真，虽遭贬谪，但不影响他对情谊的珍视，甚至因为分离之痛，他对亲情爱情的体验更为深刻，谱写了一曲曲真情之歌，闪耀着熠熠的情谊之光。
人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子由渑池怀旧》以及《戏子由》等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苏轼对弟弟的手足深情。
最为感人肺腑的当属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囚京城御台史狱中，“自度不能堪”以遗子由之作（选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
”
生离死别犹言爱，这便是爱的极致了。
撼动人心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便是苏轼爱的极致，情的极致。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
1075年，诗人年届四十，妻子王弗亡故十年，在正月二十日夜，诗人遥想千里之外妻子的孤坟，不胜悲凉，写下这首情深意切的词，体现诗人对妻子永志难忘的真挚而纯洁的感情。
苏轼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交往极广，酬答之作也不少，如《八声甘州·寄参寥子》、《南乡子·送述古》都是写给友人的佳作。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与王安石观点迥异，但私交却很深，对对方“胜处，未尝不相倾慕”，唱和之篇颇多。
由此可见，苏轼的友情不带官场争斗的痕迹，使我们感受到一种难能可贵的纯净的美。
四、正视现实、积极向上的人生取向
苏轼旷达相处“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然诗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乐呵呵的满不在乎，谪居的境遇像一条绳索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屡屡碰壁，怎能没有离骚和愤激的情绪呢？
他也将人生的痛苦凝结成诗，化为心灵的呼喊，可是他又不像李煜那样悲观和绝望，即使痛诉“世事一场大梦”，即使下大狱，受苦刑，九死一生，再流放到偏僻之地，还能写出“大江东去”的境界，还有“把盏北望”的思想，这样的人生是不能责之以消极的。
谈禅论道也好，自我麻醉也好，说几句“吾心久已降”（《西江月》）、“壮怀销铄尽”（《吴江岸》）的牢骚话也好，究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不仅深谙人生之理，尤其善于调剂自我，化解苦闷，再轻装前行。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是一首积极进取的诗章。
苏轼诗词是苏轼人生的一部经卷，印记着他的生活轨迹，体现着他的生活情绪，有曲曲折折，有乐乐哀哀，其主调是明朗的。
苏轼曾在《贾谊论》中批评贾生“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不能“忍”和“待”，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可见他是不赞成那种一旦不行便悲痛忧伤，一蹶不振的生活态度的。
《冬景》就是力述其心志的一首好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
”
历来文人骚客，赞春者居多，赞冬者甚少。
与明媚的春天比较起来，冬天显得太萧瑟，太无生气了。
诗人一改常习，颂冬赞冬，给冬天赋予了生意盎然的风采，意在启迪人们珍惜时光，达观为怀，积极向上，在一切环境中，不改青云之志，即使秋去冬来，也要像菊花那样坚贞不屈。
生活中的苏轼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主张，从未消退。
他在地方任职能积极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实行宽简政治，政绩甚佳。
甚至在他反对变法之时，也不懈怠手中的公务，任杭州通判期间，忙于处理囚犯，连除夕之夜也不能早点回家，《都厅题壁》诗云：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在徐州时曾领导人们和水灾奋战十五余日，保住了一城百姓。
正由于有着这样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孜孜不倦，从未走向消极颓废。
苏词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苏轼的“以诗为词”就是开创了豪放一派。
用“豪放”来形容一种风格，始自唐代司空图的《诗品》。
在唐宋时代，“豪放”这种风格所包含的特征十分宽泛，它有既豪又放的双重意义。
举凡豪迈、雄壮、奔放、疏狂、高旷等都可以归之于豪放。
到了明代，评词家将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如张綖云：
“词体大约有二：
一体婉约；一体豪放。
婉约者欲其词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从此“豪放”作为一种风格，便专指恢宏刚健、豪迈磅礴的一面。
最先用“豪放”评述苏词的是南宋人曾糙，他在《东坡词拾遗》里说，苏词“豪放风流，不可及也”。
苏词豪放风格的表现方法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特别注重将慷慨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
其次，他善于写人、咏物、状景时，以奔放豪迈的形象，飞动峥嵘的气势，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同时，他还善于创制铿锵的音调表现出豪壮的声情。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全词显示出一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清·徐釚《词苑丛谈》）的气象。
开头“大江东去”两句，用高度凝练、概括而又形象的词语，将在广阔悠久的空间与时间中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一笔收尽，气魄恢弘；“故垒西边人道是”至“强虏灰飞烟灭”是咏古，感情高昂而浓挚；词中描写的赤壁江山，大气磅礴。
故前人乃称此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歌之”（俞文豹《吹剑录》）。
但是，“豪放”并不能囊括苏词的整体风格，苏词应是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兼备。
苏轼曾自评其书的风格是“刚健含婀娜”，体现在词中“刚健”是其主导面，而“婀娜”则为其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句话，苏词表现出刚柔相济的整体风貌。
以婉约词风而言，苏轼在继承的同时仍有创新。
较之前人，其格调较为高远典雅；感情较为真实健康；艺术风格也从秾艳转为清新；表现手法更加轻灵活泼，缠绵委婉，常常能“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
”（刘熙载《艺概·词概》）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一词，张炎《词源》称赞为“愈出愈奇，真是压倒古今”。
再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诗词曲语汇释》说：
“墙里佳人之笑，本出于无心，而墙外行人闻之，枉自多情。
”留下的是一片莫名的怅惘与失落。
《蓼园词选》云：
“‘柳绵’自是佳句，而次阕尤为奇情四溢也。
”所谓“奇情四溢”，是指作者善于提炼、概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件并给以艺术表现。
生活中一方自作多情，另一方则毫无察觉，这本是常见的事，作者却把它组合在一起，制作出“墙外行人”的“多情”与“墙里佳人”的“无情”，以及“笑”与“恼”的巧妙对比，在“墙外”“墙里”的回环往复中生发出奇情、妙趣。
王士祯《花草蒙拾》评之曰：
“‘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
苏词的主要风格就是旷达（旷放）。
从作品的数量看，苏词表现的“放”，也就是疏狂不羁、通脱豁达、潇洒飘逸、高洁特立的旷达气质的词要远远多于表现“豪”这种风格的词。
而这种旷达气质又恰恰是苏轼最典型的个性。
胡寅《酒边词序》说苏词表现出一种“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指的就是苏词寓意高远，意境空灵、非粗非豪，具有清旷高超的风韵。
如《念奴娇·大江东去》中的“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等词语都带有旷达的色彩。
苏轼对宋词发展的最大贡献
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者，并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其最大贡献就在于对词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开拓，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成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
清人刘熙载：
“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
苏轼对词境开拓的巨大意义，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坡词提要》所指出的：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
至柳永为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
”南宋人胡寅《酒边词序》说：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
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苏轼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奠基人。
苏词的革新意义和美学价值，在于继柳永之后使词发生了意义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又一变”，为词这种文学样式的品位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条件。
苏词格调既高，故为当时学人所崇尚，据《碧鸡漫志》卷二记载晁补之、黄庭坚、叶梦得等都是苏词的传人。
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
一派传于南，代表词人有叶梦得、陈与义、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在南渡后的词坛一时成为主流，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于南宋别开宗派，遂与苏轼并称“苏辛”；
一派传于北，传人则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金源，水名；史称“金”为金源）。
元好问是金源大家，《蕙风词话》说：
“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
”
前面我们谈到的都是关于苏轼的生平思想及词的创作及风格，其实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全才，除了词以外、他还擅长书法、绘画、诗、赋等各方面，成就斐然。
下面我们选取苏轼黄州期间所作千古传诵的《前赤壁赋》，来领略他潇洒超脱的情怀。
写作背景
宋神宗熙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苏轼与其政见不合，于是被迫自请离京外放。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朝廷中属于新党的几个御使，抓住苏轼诗中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予以弹劾。
于是神宗下令将苏轼拘捕人京，下狱严加审问（“乌台诗案”）。
亲友惊散，家人震恐，苏轼自己也作了死的准备。
后因苏辙和其他大臣的多方营救，方得免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名为朝廷命官，实际是个囚犯，生活艰难，行动亦受到监视。
他有诗自述这一时期的生活说：
“我谪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饿疑死矣。
”（《送沈逵赴广南》）后来他回忆当时处境，还心有余悸，“晾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
”（《谢量移汝州表》）
苏轼的思想是儒佛道兼容。
如果说自请外放密州时，还只是因政见不合而仕途受挫，影响不大，思想上仍是以儒家用世为主，那么遭受乌台诗案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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