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中国现代文学3 第二章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docx

课程中国现代文学3 第二章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docx

《课程中国现代文学3 第二章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课程中国现代文学3 第二章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课程中国现代文学3第二章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

【课程】中国现代文学3_第二章“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

第二章“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

一、“五四”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新文学，是一种同中国的古典文学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学形态。

这种不同性质既表现为精神内涵的区别，又表现为审美素质、艺术形式的区别。

从古典文学走向现代文学，应该说是一场深刻的文学变革。

在这场变革中，小说成为影响最大，同时也最能够代表新文学突出成就的文体。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被后来的文学史家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春雷”的小说《狂人日记》。

这篇小说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鲁迅自己将其称之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1）。

从文学史意义上，《狂人日记》可以被看作一个标志，一个对于中国小说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

它既标志着“五四”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从这里开始中国小说呈现了一种同传统小说很不相同的形态，一般文学研究界将其称之为“现代小说”。

客观地说，“五四”小说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早在晚清时期，就曾经出现了关于小说的改革运动。

当时在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思潮的影响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思想界、文化界人士，倡导小说改革，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曾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

（2）在这一小说改革运动中，一些作家进行了小说创作方面的变革尝试，如苏曼殊、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的小说创作。

在这其中，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和林纾的“林译小说”对“五四”时期的小说变革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影响。

“五四”小说的产生可以看作自晚清以来中国小说整个变革过程的一个结果。

同时，“五四”小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西方文学思潮和小说作品的影响。

西方文学思潮和小说作品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大规模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高潮。

“五四”时期的许多重要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创造》季刊等都以较大的版面刊载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

“五四”小说无论是在精神内涵，还是在审美素质、艺术形式等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学的浸染与熏陶。

当然，西方文学对“五四”小说的这种影响，并非中国小说发生这种历史性转换的根本原因。

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中国作家的思想观念、心理结构、文学感受、艺术思维等方面的变化。

“五四”小说的现代性是在同古典小说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中国人的文化环境在逐渐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到“五四”时期终于出现了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同传统文化具有很大区别的新文化。

新文化影响到小说创作，就促使了小说在性质上发生必然的历史转变。

同古典小说相比，“五四”小说在性质上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五四”小说在精神内涵上突破了旧文化对小说内容的制约，注重用新文化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去表现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心理状态，显示了现代人对生活感受与体验的深入性、细微性、丰富性，使得小说成为表达思想文化变革要求和传播“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

“五四”作家普遍提倡用“写实主义”去指导小说创作，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批判旧文学“虚饰人生”的现象，注重表现生活的原生态、原色调，力图以更贴近生活真实的叙述、描写来展示现实的社会和人生。

鲁迅曾经把受旧文化影响的传统小说称之为“瞒”和“骗”的文学，尤其反感旧小说在生活表现上的“大团圆”模式（3）。

他主张新文学的作家应该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大胆写出生活的真实面目，坦诚地告诉人们人生的真相。

郁达夫也曾经说：

“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小说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人生的真理”（4）。

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写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一种立足于新文化立场的文学信念。

无论是文学研究会还是创造社的作家，都明确地表示要遵从这种信念。

所谓“写实”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而文学真实性原则的提出，则表现了“五四”作家从“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观念出发，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新的理解。

所以，在这一点上，“五四”小说与旧小说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们是从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出发来表现各自对生活的不同理解。

从新的文学价值观出发，“五四”小说在思想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意识。

“五四”小说用这些现代意识来观察、认识、评判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实际人生，表现了同古典小说十分不同的眼光。

体现在“五四”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主要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

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点，“五四”小说充分肯定人的生命欲求、个体权利和人生价值，特别注重抨击非人的社会现象，揭露压迫人、摧残人的社会黑暗势力，希望能够唤起中国人的“人的意识”的觉醒。

鲁迅、叶绍钧以及后来的“乡土文学”作家们的小说，不仅诉说着下层民众的苦难和非人待遇，而且对旧文化熏陶下人们心灵所表现出的封闭、愚昧、麻木、奴性也做了深入的揭露，写出了它们人性的扭曲和人的价值的失落。

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则倾吐着处于被压抑地位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生的苦闷”，对于他们坎坷的生活道路和困顿的人生命运发出了抗争的呼喊。

在这些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的旧文化、旧生活的批判，对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对人的生命、自由与权利的重视，都是以往的中国古典小说所无法企及的。

“五四”小说通过体现“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否定了传统小说主要关注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而相对忽视细微的个体人生的倾向，把小说关注生活的重点投向了以个体存在为主的生命现象、人性内涵和人生命运，确立了以张扬个性解放、启迪生命觉醒和改造社会、改良人生为线索的主题走向。

“五四”作家非常重视对细微的个体人生的表现，在表现这些人生时融入了自己深入的个性体验。

他们怀着一颗寻找人、为了人的心灵，投入到大千世界，去观察去描绘在他们眼里所经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生。

“人的文学”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文学理念，也是他们自身所要奉行的生活方式。

他们追求的是对人的理解，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心灵的沟通，在理解与沟通中发现人、认识人。

由于重视细微的个体人生，“五四”小说特别注意对人的感性生命和个体权利被压抑的“痛苦”感受的表现。

“痛苦”在“五四”小说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

这个词所代表的常常不是物质生活或肉体的感受，而主要是一种对人生经验的感受。

“五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把“痛苦”人生作为表现的题材，以此展示出他们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

二、“五四”小说在审美素质上突破了古典小说的构成模式，把小说从注重表现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注重表现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在传统的情节、性格、环境等要素外，为小说增添了情感、情志、意绪、心境以及潜意识等表现内容，使小说的审美素质变得更为丰富而复杂，用以表现人的心灵为主的性格小说、心理小说取代了以讲说故事为主的情节小说，为中国小说开辟了现代化的美学道路。

中国的古典小说是以“故事”为构成主体的小说。

在故事与人物的关系上，小说构成的重心是“事”而不是“人”，离开了故事，人物的形象也就无从展开，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由于这一点，古典小说普遍重视的是对人的外部社会环境、生活关系和性格表象的描写，而对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尤其是深层心理复杂性表现较少。

所以古典小说从构成模式上可以统称为“情节小说”。

“五四”小说打破了古典小说的这一构成模式。

它不再强调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作为小说构成的主体，而追求构成形态的多样化，特别是强调以“人”为重心来组织小说，注重对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表现。

在外部社会环境、生活关系和性格表象之外，属于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情感、情志、意绪、心境以及潜意识等往往成为了小说表现的重点。

在对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表现上，“五四”小说比较注意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开掘那些隐秘的心理内容，力图写出人性存在的深层现象与复杂变化。

这些内容的出现，使得中国小说的审美素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小说不再仅仅承担叙述故事的功能，而且承担了抒发感情、营造意蕴和描写心理的功能。

这样，小说在构成模式上就实现了由古典的“情节小说”向现代的“性格小说”、“心理小说”的转换。

同古典小说相比，“五四”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古典小说以故事为主体，人物附着于故事。

人物的行动与性格都是由故事生发出来的，所以古典小说往往注重从人的外部关系入手来描写人的行动与性格。

在古典小说中，所谓“情节”其实就是人的行动与性格按照特定故事的线索在一定的外部关系中具体展示的过程。

“五四”小说以人物为主体，如茅盾所言“是由人物生发出故事”，而不是为编撰故事去设置人物。

“人物是本位，而故事不过是具体地描写出人物”（5）的一种背景、一个过程。

“五四”小说一般不强调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多采用片段组合的方式表现人物。

在对人物性格、心理的表现上，往往注意抓取人物性格、心理中最突出、最精彩的一点，加以深入刻画。

虽然“情节”作为小说的一个要素在“五四”小说中依然保留下来，但不再像传统的故事性小说那样为了追求故事的曲折性、奇异性而让人物迁就情节。

“五四”作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人物在小说中的主体性地位，情节的发展应该服从性格、心理的真实性和逻辑性。

由于这一点，“五四”小说特别重视对人物命运发展的真实性表现，特别重视真实而自然地写出人物的命运结局，而不是像过去小说那样常常以偶然或巧合的因素去随意改变人物的命运。

由于重视写人的心灵世界，重视写人的日常生活，“五四”小说重点的表现对象同古典小说有了很大区别。

古典小说的表现对象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客豪杰等那些富有传奇色彩和特异经历的人与事，因为只有这些人的人生经历才能构成曲折多变、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才能具有满足那个时代人们审美要求的表现价值。

“五四”小说则主要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通过对这些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的表现来发掘人的内在心灵，提炼其中所包容的深入的人性内涵，因为只有在这些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中才能发现人性与人生的普遍意义，才能展示现代人对人的理解以及建立在这种理解基础上的审美要求。

瞿世英曾说：

小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写人生，只有在那些平凡的人们身上，才能看到人生的真正意义。

现代作家从这些人们身上“领会了人生的意义，看清楚了人生的真相，创造的冲动永久催促他们，同情的血流，继续地在身体里鼓荡”（6），这才有了小说的出现。

所以“五四”小说的现代性，既体现为重视写人的心灵世界，又体现为重视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

三、“五四”小说改变了古典小说过于程式化的表现形式，为中国小说在艺术上确立了自由化的表现原则，在小说的结构方式、叙事方法、表现技巧、语言表达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的变革，使得小说的艺术形式日益朝着比较适合现代人接受要求和欣赏要求的方向发展，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形式的现代化转换。

“五四”小说对中国小说艺术形式的变革突出表现在结构方式上。

古典小说主要采用固定的体式如章回体、话本体、笔记体，同时以“故事”作为小说构成的主体，因此其结构方式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点，主要以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线性结构为主，强调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纵向逻辑关系。

“五四”小说不再强调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作为小说建构的主体，而追求结构形态的多样化，有的小说在“故事”的构造上不再具有明显的讲求时序线索的历时态情节化特征，而更多地表现为时空交错的共时态情节化特征，尤其是“横断面”小说和抒情类、心理类小说的大量出现，更显示出不同于古典小说的新结构现象。

同结构方式的变化相联系，是叙事方法的变化。

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主要是以故事“讲述”为目的的全知叙事。

这种叙事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外在和超越叙事过程的叙事者存在。

叙事者从整体到具体、从过去到未来掌握着所有关于事件的情况，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行为动态无所不晓。

这种叙事方法的主要功能是在于头尾毕具地讲述故事，由叙事者详细介绍故事的情节线索，明显提示人物的性格品行，甚至直接出面对事件和人物加以主观评价。

“五四”小说所采用的叙事方法主要是以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显示”为目的的特知叙事。

这种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叙事者不再具有全知全能的功能，叙事者已融入叙事过程之中，成为叙事过程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他只能叙述他所了解到的叙事内容而避开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他也不再参与对事件和人物的评判，而只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展示视野之内的事件过程和人物行为，对人物关注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外部言行而是尽量深入到内心深处，用叙事者主观体验的方式加以表现。

由于叙事方法的变化，小说的表现技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古典小说在表现技巧上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

无论是写人、叙事、摹景、言情，古典小说多是从固定的套路出发，作品与作品之间往往互相套用或重复，形成胡适所说的“套语”现象。

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免俗。

“五四”小说由于遵循自由化的创作原则，其表现技巧更加具有创造性和个性化。

总的来看，“五四”小说是采用具体情景化的写法取代了古典小说程式化的写法。

具体而言，“五四”小说所普遍使用的一些表现技巧，诸如片段组合的结构技巧、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段、细致真切的环境描写、定点透视的场面描写、深入细微的心理描写、隐喻式的象征描写等等，都为此后的现代小说奠定了艺术基础。

“五四”小说在语言方面的变化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现代小说艺术形式的特征。

同诗歌、散文不同，“五四”小说语言的变化并不主要表现为语言形态的变化，即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因为古典小说中相当多的作品也是用古代白话来创作的。

“五四”小说对古典小说语言的革新主要体现为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有两点：

一是由“公众”化表达向“个人”化表达的变化，二是由“讲述”性表达向“显示”性表达的变化。

古典小说所采用的语言主要以传达“公众”化的社会经验为主，在功能上是“讲述”性的。

这种语言的最大特征是以讲解的方式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和描述人物的行为动态，尽量照顾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力求眉目清晰地交代故事，在语段和语句之间的衔接关系上比较注意过渡性转换。

“五四”小说所采用的语言主要是表达“个人”化个体经验为主，在功能上是“显示”性的。

这种语言的最大特征是以呈现的方式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和描述人物的行为动态，具有面向个人诉说的特征，注重叙述过程的自然状态和个人感受，不太讲求叙述过程的明显的因果关系和逻辑线索，在语段和语句之间的衔接上不过分注重过渡性转换。

二、文学研究会等作家的小说创作

“为人生”的文学是“五四”时期最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出的文学主张，但实际上这个主张代表了当时相当多作家的文学观点，形成“五四”小说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创作倾向。

“为人生”的文学，其含义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要求文学要真实地表现现实人生，尤其是表现那些平凡人们的苦难人生、黑暗人生、卑微人生，如实写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二是企图通过文学来传播一种启蒙主义思想，唤起“人的觉醒”，促进“人生的改良”，即如当时一些作家所希望的“从这黑暗世界里，促进人人的觉悟，解脱了眼前的一切束缚，根据着人生的究竟，创作人类共同享受的最幸福的世界。

”（7）这样一种对文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生写实派小说的特点：

第一，强调小说要承担现实的社会改革的功能，要能够反映“人生问题”；第二，认为小说必须遵循一种“写实主义”或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崇“真实性”原则，反对虚构人生；第三，主张对人生抱有一种批判性眼光，着力发掘人生的缺陷；第四，艺术上追求“精细的观察，逼真的描写”（8）。

以“为人生”的主张为导向，人生写实派的小说创作聚集起一大批包括鲁迅在内的有才华的作家。

人生写实派小说对“五四”小说的最大贡献是在于通过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使得小说真正成为了接近和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文学。

新潮社是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一个早期新文学社团，以编辑《新潮》杂志而得名。

它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主要作家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叶绍钧等。

新潮社的小说创作大多以下层平民、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着重表现下层平民生活的艰辛与不幸的人生遭遇，同时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对个性压抑的感受。

杨振声的《渔家》写胶东沿海渔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和遭受的社会压迫，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妇女凄凉悲苦的一生，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婚姻方面所遭受的人生挫折，都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新潮社的小说作家较早接受了新文化精神的影响，开始表现出个性解放的要求，注意用人道主义思想来认识人生问题，对不合理的旧制度、旧伦理、旧风俗采取了比较严肃的批评态度。

杨振声的《贞女》写一个未婚夫死后仍必须过门守寡的女子，终因难耐寂寞的痛苦而自尽，控诉了旧伦理、旧婚姻给青年女性所带来的不幸。

俞平伯的《花匠》写花匠将花枝强扭成奇形怪状，象征性地表现在不合理的制度和观念下，人性被扭曲的现实，表达让人性自然发展的要求。

但是，由于新潮社的小说处于“五四”小说的起步阶段，很多作品表现出在艺术上的不成熟性，鲁迅对此曾批评说：

这些作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9）

杨振声（1890—1956），山东蓬莱人，是新潮社很有代表性的作家。

“五四”时期他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受文学革命影响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贞女》、《渔家》和中篇小说《玉君》。

《玉君》是一篇在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

小说写一个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少女反抗家庭包办婚姻的故事，从中表现“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对爱情自由、个人权利的追求精神，同时表达对旧文化环境下家族权威和礼教伦理的批判意识。

这篇小说初步表现出“五四”小说的一些特点，如注重性格描写和心理刻画，特别是对人物内心复杂情感的表现较为突出，在叙事模式上采用了第一人称的特知叙事。

小说的缺点是仍然受旧小说的一些影响，过多照顾叙事的故事性线索，导致情节拖沓、结构较为松散。

文学研究会是“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大力倡导者，也是当时在小说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文学团体。

尽管“为人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创作原则，但是由于这个文学团体的作家来源比较复杂，成员之间的生活背景也不尽相同，所以从具体的创作实践来看，文学研究会作家在对“为人生”的理解上并不完全相同。

如冰心、王统照注重强调人生中的“爱”，痛感人生中“爱”的缺失，主张用“爱”来解决社会问题，引导人生方向；叶绍钧更多关注现实的卑微人生现象，注重揭露人生中的种种弊端，希望用社会改造的方式来改良人生；庐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面对现实的冷漠人生，注重倾吐对人生孤独、寂寞的苦闷；许地山则主张宽容地看待人生的缺陷，希望用宗教精神来净化人生。

这种种对“为人生”理解的不同，实际上也形成了他们小说创作的不同的内容取向与艺术风格。

叶绍钧（1894—1988），又名叶圣陶，江苏吴县（今苏州）人。

先后做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编辑过多种报刊杂志，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文学事业。

叶绍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坚实地实践“为人生”文学主张的作家，其主要作品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等短篇小说集。

对于他的小说创作，茅盾曾经这样评价说：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

”（10）茅盾的评价显示了叶绍钧小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关注和对社会下层小人物命运的重视。

叶绍钧这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以教师为主的小知识分子的生活。

通过写小知识分子的生活，来反映在当时黑暗、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生活的艰辛、困顿，以及小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精神压抑。

《饭》写乡村小学教师的穷苦与凄凉。

吴先生同他所教授的学生一样，都生活在衣食不保的贫困状态，为了保住一个“饭碗”，不得不忍受着来自上司的欺侮，以人格的扭曲来换取一家人最低限度的生活。

《抗争》写面对生活贫苦的威胁和统治者的压迫，身处底层的中小学教师的抗争。

但是这种抗争又因为自私、软弱的性格弱点而流于失败。

郭先生是这些教师的代表，他带头罢课，鼓动教师们抗争，最后却被枪打出头鸟，丢了饭碗。

郭先生失败后，心灰意懒，陷入一种悲观无奈的境地。

《潘先生在难中》是写小知识分子灰色、卑怯生活的一篇力作。

小说通过写潘先生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苟且偷生的生活，表现这类小知识分子人性的萎缩和人格的扭曲。

小说最出色之处是利用细微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比较透彻地写出了人物特有的精神状态。

茅盾曾称赞潘先生形象的成功，认为作者充分写出了这类灰色人物“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11）的性格特征。

叶绍钧这时期小说的又一个主要内容是写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揭示在当时黑暗社会里人生的痛苦，表现被压迫者、被欺凌者的悲剧命运。

《这也是一个人》（又名《一生》），写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涯。

她十五岁嫁人，饱受夫家非人的虐待，丈夫死后又被像牲口一样卖掉。

小说由此揭露在旧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的现象。

《苦菜》通过菜农福堂的生活经历，表现农民的贫苦与艰辛，也表现当时具有新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生活的重新理解和认知。

在这些具有新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来，劳动应该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但长年的贫苦与艰辛使农民产生了对“种田”的惰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到1927年之后，表现出一种向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靠拢的倾向。

短篇小说《夜》表现“四一二”事变对于人们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屠杀政策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以及人们对这种白色恐怖的反抗意识。

192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曾被茅盾誉为当时的“扛鼎”之作。

这部小说通过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和“革命救国”两次人生理想的幻灭，表现当时中国社会动荡的时代风云对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揭示他们人生命运的历史悲剧性。

茅盾对这部小说有过如下评价：

“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是，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

”（12）

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叶绍钧是比较遵从“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

他的小说虽然不是一味追求客观冷静，但比较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自然状态的表现，尽量用忠实于生活实际的笔墨来叙述与描写生活，对生活能够保持一种平易、朴实的态度，像《潘先生在难中》这样的小说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方法：

“我不大懂得什么叫写实主义。

假如写实主义是采取纯客观态度的，我敢说我的小说并不怎么纯客观。

我很有一些主观见解，可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

”（13）叶绍钧的小说很讲究剪裁布局，在结构上十分严谨，这大概同他一直在小学、中学做国文教员的职业经历有关。

他的小说语言质朴无华，但很注意锤炼，特别擅长真切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

他对自己的写作在语言上要求非常严格，曾经这样说过：

“讲究的语言就是讲究的内容的具体表现，脱离了语言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总之不是文艺了。

”“文艺就是组织得很惬当的一连串语言。

”（14）

冰心（1900—1999），本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1918年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读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后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归国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领域都卓有建树。

冰心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通常被后人称为“问题小说”，原因是她的小说注重对人生问题的探讨。

在她的小说中，涉及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最为关心的一些现实人生问题，诸如家庭、婚姻、道德、信念等等。

她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以促进社会和人生的改造。

这些小说触及到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矛盾和黑暗现象，反映了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人生积极的关注和思考。

冰心的小说在当时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