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和谐屏边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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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建和谐屏边的思考
对构建和谐屏边的思考
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富裕的社会，是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环境友好的社会，是实现充分就业，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合理文明的社会。
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28个字”。
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阐述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外”。
内外之间互相渗透，不仅内部和谐，而且与外部也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就相对落后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滞后依然是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突出瓶颈，特别是基础设施落后，主导产业不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薄弱，发展中面临的要素供给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加大，社会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管理与城镇化加速的态势不适应等等。
这些问题和矛盾如不解决，必将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所以，相对落后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关键环节上来把握和推进，必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加快追赶、奋力崛起的大局中，以发展促和谐、以创新谋和谐、以文化育和谐、以稳定保和谐，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下面就如何构建和谐屏边与大家作一个探讨。
一、构建和谐社会宜用“太极软功”
《决定》明确指出：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实现社会和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既要积极推进各种改革，但又不能采取过于激进的做法，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要运用东方人的智慧，采取打太极拳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逐步微调，在发展中走向和谐。
（一）以人为本，共建共享
1、保持社会财富与人民收入同步增长。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标准，就是尽量保持社会财富与人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能够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至3000美元时，既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
如果矛盾多发得到妥善处理，就有可能获得黄金发展；如果矛盾多发导致社会动乱，发展就会停滞甚至会出现倒退。
所以，把握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
2006年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大关，达到209407亿元，增长10.7%，总量居于世界前四位。
但是，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
从综合考察社会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16提高到2005年的0.47，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
当然，由于我国城乡差距是造成基尼系数大的原因，分别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的统计都低于0.4。
因此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指标近年来持续上升，反映的是分配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上也体现出了差距。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
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7.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实际增长10.4%。
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50.5元，实际增长7.5%；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70元，实际增长6.7%。
红河州的农民人均纯收为2210元，实际增长11%；全州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收入17100元，实际增长8%。
屏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332元，增长6.05%；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收入14880元，增长11.08%。
由此可以看出，屏边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但起点低，而且增长率低于全国、全省、全州的平均水平。
如果这部分价值被贬低的劳动力要素长期得不到收益共享，可能会悲愤地退出工业化进程，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内，成为被市场化进程抛弃的一员。
当前，国内许多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时期，然而，我们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里，对工业、第三产业认识不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力度不强，招商引资项目的效果不明显，办事效率及服务水平不高，思想观念陈旧落后，由此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滞后。
经济发展的滞后又导致社会事业发展的落后。
先进发达地区财政收入高，地方政府“有钱好办事”，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大，有力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以2005年人均公共基础建设投资为例，深圳为35178元，而我们则不足千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们不仅公共服务建设投入不足，而且历史欠账较多，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无论是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还是从投入与回报对称的角度，我们都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念：
多年来，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为自己所在地方的发展，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已经承担了相应的代价，国家为妥善处理好“改革成本分担与改革成果分享”的关系，让普通老百姓获得相应的回报，能够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实行了免征农业税和粮种补贴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2、就业是民生之本。
就业是人民群众获得收入、维持生计和进一步改善物质精神生活的基本途径，就业问题解决得好和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需要促进就业，就业率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于民生有着根本保障。
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大力发展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
以美、英为例。
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从1750年到1850年的产业革命，工业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城市化率超过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50%以上。
普鲁士国王曾羡慕的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美国在1820年至1920年的一百年期间，开展工业革命和西部拓荒，城镇化率从30%增加到70%。
1790年前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左右，到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大的工业国。
现在，美国有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
这两个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了人口结构性的矛盾，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拓展了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复自然状态，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得到保护，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推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吸纳一千万多的劳动力就业；转移1.5亿左右的农民，会使耕地增加大约1800万亩；同时，城镇化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推进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
改革开放后，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基础日益增强，城市化进程随之加快。
从1978年到2006年，小城镇由2176个增加到20312个，城市数量由190个增加到663个，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93个，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有26个，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2006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3.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
但是，我国大约70%的人口是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
2006年末13亿人口中，就业人员为7.6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仅为2.83亿人。
同时，我们又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又新增劳动力上千万，再加上农村有1.5亿至1.8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大规模转移，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业不足，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难点。
3、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
一个和谐的社会,要有稳定的物价，为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生活提供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走高。
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生猪受去年疫病影响，生猪存栏量下降，导致供给减少，再加上国际上一些主要产粮国家用玉米转化成乙醇作为石油的替代能源，导致饲料价格普遍上涨的原因，最高涨至4%左右，最明显的就是近段时间内的猪肉涨价。
今年“五一”过后，全国平均五花肉、精肉由每公斤13.00元、16.60元，上涨到今日的14.40元、18.00元，涨幅分别达到9.72%、7.78%，比去年同期涨幅高达47.22%、42.22%。
虽说生猪及猪肉价格适度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生猪生产，但上涨过快将带动其他肉类及禽蛋等副食品价格和餐饮业价格上涨，影响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而且容易因为粮食这个源头产品的上涨，造成通货膨胀。
在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要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不能由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还要以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密切配合，进行适当调控。
现阶段国家的宏观调控，一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建设项目重点向三农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倾斜，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困难群众生活。
二是通过央行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并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控制投资过快行业的信贷规模，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投资预期，同时小幅上调贷款利率，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三是通过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增加粮油播种面积、调节国内粮油供求、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投资体制改革等措施，积极发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增加有效供给。
四是对房价、外贸、资本、股市、外汇汇率和宏观经济整体进行有效调控。
4、缩小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使我国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因为市场经济竞争的汰弱留强，讲求效益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让收入差距扩大再所难免。
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
西部地区不仅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万元，西部地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
国家虽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但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资本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像吸管一样把其他地区的企业吸引到它的周围，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从而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
这种产业集聚的吸管效应，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欧洲的工业集中在鲁尔地区，美国的工业集中于五大湖地区，日本的工业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这四大工业地带，同样也导致了工业国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市场强调效率优先，是最有效的经济机制，但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平。
我国为了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宏观调控来实行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讲效率。
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报酬，首先富裕起来。
二次分配讲公平。
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
譬如，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西部地区教育投资,同时实行高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
国家积极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等等。
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
通过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发展民间慈善事业，促使富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
只有通过这三次分配，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二）全面发展，同步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目前，全世界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有32个，它们的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81%左右，仅美国就以132216.85亿美元的GDP占全球GDP的31%。
包括中国在内的192个不发达国家，其GDP只占19%，所有发展中国家的GDP总和还不如美国一个国家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主要源于知识差距。
以美国为例，它在一百多年前的1900年，就拥有了400多万项专利，发明直流电和交流电，开创了电气时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信息时代也是由美国率先开始，处于互联网最顶端的13台根服务器，均由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统一管理。
美国不仅可以获得大量的财富，还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监控。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美国这种创造知识、输出知识的国家，它们可以利用手中的知识限制其他国家，我们称之为头脑国家，另一种则是接受知识、引进、使用知识的躯干国家，它们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要接受相应标准和规则的限制。
我国就属于躯干国家，目前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无法掌握，只能向拥有技术的企业购买，而企业只会出售元件，不会出售技术，同时，也为了保证他们产品的销路，出售的元件并不是最好的，使得我们的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质量不能保证，销售量就不能保证，利润也没有保证，形成恶性循环，让我们处处受制于人。
以机床为例，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是每个工业国家的战略产业，决定着国家制造业的精度。
机床按照精度可以分为普通机床（生产线）、子机和母机三个精度，一般来说机床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比它本身精度要低一个等级，所以普通机床无法制造子机，子机无法制造母机。
我国母机床的水平比发达国家要差上十几年，就是这十多年的差距，需要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投入来进行研制，因为母机床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机床的落后让我们的制造业、汽车业、航空业比外国整体落后，不是因为设计不行，而是设计出来，机制工艺达不到精度要求，同时这也是我们无法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最大原因。
虽然“中国制造”摆满全球货架，但我们只是“加工厂”，而不是制造强国。
我们要从躯干国家转型为头脑国家，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竞争，更需要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为人才是兴业的定力。
只有教育，才能培育出人才。
实践证明：
经济发展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而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
具体来说，就是以义务教育为躯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两翼，公办教育、民办教育成为双腿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教育的腾飞。
教育能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据舒尔茨的人才资本理念来计算，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
我国普通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600元至1000元，技术工人的工资为2000元至4000元，对企业的调查也表明，37%的新增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近10%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而农民工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同时出现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要实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举，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提倡民办公助，进一步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满足企业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同步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协调发展，提高效益
1、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协调发展。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五个统筹”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统筹城乡发展。
城市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的中心和枢纽，对农村的发展无疑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
同时，农村又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基础和支持作用。
而我国长期以来，却因种种原因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要切实改变城乡二元状况，就必须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兼顾，努力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
既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补互利，又要运用现代生产手段、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空间整合，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增加城市发展活力和动力，以此达到城乡合作与良性互动，逐步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协调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在时间上保持一定幅度的高速、持续、稳健发展，而且要在空间上统筹兼顾，形成一种各地区相互协调的整体发展。
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差距是1.69倍，2006年中国最高薪20%的人士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相差18倍，与财产计，更相差70倍。
可见，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已经到了不容坐视的地步。
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这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布局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
从1995年开始，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开始由向沿海倾斜转变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1999年首次明确提出开发西部的历史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和进一步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再次重申要统筹区域发展，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视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并由此简单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
然而事实是，任何社会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
单纯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发展犹如单条腿走路不稳。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前三个统筹更多地体现了新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则更鲜明地突出了新发展观中的“可持续”。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环境的恶化，再加上只顾眼前利益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大量实施，使生态严重失衡，导致自然灾害频繁，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必然选择和共同发展战略。
我国于1994年也公布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阐明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对策。
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贯彻实施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也就是要协调好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系。
如果说立足国内市场扩大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内在根本的话，那么，扩大开放拓展国际市场则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外在动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也更为显著。
因此，采取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开发新兴市场和国际市场，则成为我国顺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的又一必然选择。
2、构建和谐社会关键要提高效益。
2006年我国GDP达到209407亿元，比2005年增长10.7%，固定资产投资达109870亿元，投资率占GDP的50%以上，GDP的增长主要靠投资驱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大小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投资巨大，而收益不大，以经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来看，中国80年代是3，现在升至5，比80年代需要更多的投资才能取得相同的经济增长，而韩国的则是2。
我国投资效益低的原因主是有以上几方面：
一是国营企业坏帐增多。
1993－2000年间，6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营企业，而到2003年，国营企业的坏帐占银行坏帐的23%。
二是投资仍以资源型产业、资源加工型重化工业为主。
这些产业投入高、效益低、回收周期长、环境污染严重、资金积累能力弱，因而不能为生长能力的扩张提供充裕的资金来源。
三是国债投资投向效益慢的基础设施项目。
四是追求“政绩”的投资冲动。
五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六是腐败决策导致投资失败。
今后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必须认真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提高投资效益中的“主力军”作用；二是改变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树立效益观念。
现行的政绩评价体系，“唯数量论”现象比较严重。
在这种考核标准的刺激下，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
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具体要求。
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将能耗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当中去，这也是“效益优先”执政理念的具体落实。
三是必须解决好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
逐步降低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采取多种措施鼓励非国有经济扩大投资，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
二、和谐社会视角下屏边经济发展的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和谐统一。
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差异和多样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正视社会矛盾、分析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矛盾，求同存异、增同减异，维护社会团结和睦。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影响着社会的和谐。
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素质性和结构性贫困是我们最大的县情。
尽管近些年我县经济发展不断加快，GDP增长都保持在10%以上，但这种发展和变化却是建立在过去低水平、低基数的基础上的，与内地大力度的建设、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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