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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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
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
我国的农业生产自古以来以种植业为主。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首先对粮食的需要不断加大，因此需要开辟新的农田。
从地理形势来说，传统的农业区的东、南两面为海洋所限制；西面是青藏高原，发展种植业的条件比较差，所以北面很自然地成为发展的方向。
这里所说的北面，也包括西北方和东北方。
现在的内蒙古地区东北的一部分，以及新疆、特别是北疆一带，本是辽阔的欧亚大陆干草原的一部分，自古就是许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动的场所。
黄河流域原先也是间杂着一片片森林的草原，那里的原始居民有农民也有牧民。
直到春秋时期，还是华、戎杂处的局面。
所谓“华”就是种地人，“戎”就是养畜者。
只是到后来，可以耕种的土地才大体上开垦了出来。
有的牧民，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逐渐接受了农耕文明，定居下来，另一部分显然是一步步向北转移，终于进入了塞北大草原。
这是秦统一六国前的大致情况。
所谓“塞”，就是战国时期北边各国为了抵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而分别修筑、后来由秦始皇连接起来的长城。
后来历代修筑的长城，与最初的长城虽然并非同一条线，但走向大体是一致的。
这里要指出，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
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
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
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
而只有沿着与草原毗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所以在那个时候，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稿撰于1977年12月，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不过必须指出，从自然条件来说，塞北地区并非当然不能种植农作物，只是比起内地来，条件稍差一些而已，这是一。
再讲到草原上的牧民，虽说习惯于以乳肉为主食，但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们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植物性食物，离不开茶叶就是明证。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真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
说明匈奴也积存军粮。
《汉书·匈奴传》说得更清楚：
“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
”颜师古注曰：
“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有黍穄。
”可知匈奴是吃谷类，也生产谷类的。
当初匈奴和汉帝国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除了军事上的理由以外，匈奴一方显然也有经济上的打算。
那时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早已发展了种植业。
自此以后，那里一直存在着农耕区。
历史上的许多游牧部族常常想争夺那一带，其原因之一，如果不说是主要原因，显然是要取得那里的农产品。
游牧人确实是不种庄稼，那是因为他们迁徒无常，而种地是以定居为前提的。
久而久之，在他们中间也就养成了厌恶以至鄙视田间劳动的意识。
他们只有很简单的畜产品，用这些东西来向邻近的农耕区的居民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中主要是谷物、用具和衣着之类。
他们常常因交换而发生纠葛，甚至掠夺的事件。
我国北部的广大农区与大草原为邻，自然是经常免不了这种事件的发生。
农区越是富裕，对游牧人的诱引力也就越大。
这是长城以内的种地人与草原上的游牧人经常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既然是在经济方面，那就得从经济方面求得彻底解决。
一、长城内的农民向草原寻求新耕地开辟新的农耕区，总是先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适宜于种植的地方下手。
就内蒙古草原来说，东部的自然条件比西部好，尤其是草原东边各处，像今天的松辽平原更是如此。
在那一带，可能很早就出现了种植业。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燕国的势力伸展到了辽河以东，燕国的长城大约是从现在滦河的中游向东稍稍偏北走向，过了辽河再折向东南，把现在的承德、朝阳一带都圈到了里面。
可以想见，那里至少是有一部分跟着就开辟为农耕区了。
西汉时期，那一带由“东胡”人（也就是后来的乌桓或乌丸族）控制着。
《后汉书·乌桓传》上说，“其土地宜穄及东墙”，又说“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大约是一种半野生的植物。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也说，“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
“穄”也就是“稷”，东汉人赵岐注解《孟子》，就曾说“塞外气寒，仅能艺黍稷”，现在北方通呼为“糜子”。
这种作物要求生长的条件不高，宜于气温较低的地方，直到今天，沿着长城一带还在普遍种植，可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种植业当时在那一带绝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里的耕地显然是原来的农民开垦出来的，而且至迟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最先到那里去的应是内地极为贫苦的农民，为数不会是很多。
后来内地，尤其是沿边一带每遇到兵乱或天灾，就有不少人逃往那儿去谋生，如果灾难延长，他们就留下不走，安家落户了。
战国时期以及秦末楚汉相争时期，也有不少内地的农民逃了去，就这样，开垦出来的土地必然是越来越多，垦农聚居的所在也就多少呈现出来一些农区的景象。
虽然在那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这些零散的小种植点至此还有如晨星，但毕竟算是一种新事物的萌芽。
后来游牧部族重复控制了这一带地方后，由于谷物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已经发展起来的种植业也就得以保留下来。
内蒙古草原西部的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可是早期游牧部族侵扰塞南农区的主要进兵路线却正是在这一带。
因此秦和西汉政府都曾经在前沿设置屯田，开辟新的耕种区来配合军事行动。
政府一再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移民。
现在宁夏一带地方，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种植业。
那为数几十万的移民因为不是主动迁去的，可能有的不免借机逃回内地，当然移民区各地的情况也不会完全一样的，但总起来说，那些地方的景观必然还是有所改变，沿边一带的耕种区在不同程度上向前推进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所谓河西走廊。
原来内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草原是接连起来的，汉武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占据了那个长条地带，切断了两个草原上游牧部族的联结。
其所以一定要在那里切开，正是因为有祁连山上的雪水可资利用，而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农耕区，才能有效地控制住那一带地方。
河西走廊新农耕区，像一个楔子插入广大草原内，它南面有祁连山，北面也筑起了一段长城，作为屏障，才得以一直保持下来。
从那时起，西北方有一个内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寻觅生路的场所。
一批批的难民在那里定居下来，从而更加速了新农耕区的发展和巩固。
单从这一点来说，情形是和东北方面相仿佛的。
总起来说，内地农耕区向北扩展的最早一个时期里，垦农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内地。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跑去外地谋生，迁移基本上是自发的。
他们所熟悉的生产劳动主要是种地，所最迫切需要的是粮食，这样，哪里有荒闲的土地，他们也就自然奔向哪里。
空旷的大草原当然是他们奔赴的目标，也正如同草原上的游牧人必然要到邻近农耕区的居民那里去解决他们所欠缺的必需品的补充问题一样。
二、游牧人逐渐参与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推展草原上的游牧人和塞内的种地人既然常常有接触，相互之间也必然逐渐加深了认识，其中包括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方法。
西汉后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了汉帝国，居留边界一带，有的进入长城以内，逐渐在各地定居下来。
环境改变了，生活方式也得必然跟着发生变化。
他们学习内地人，也种起地来。
到了东汉时期，同汉帝国为邻的各游牧部族，如东北方的鲜卑人，西北方的羌人和氐人，由于同大农区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耕稼文明，因而也与内地的农民逐渐趋于融合。
其中不少人还参加了汉帝国的军队，人约有更多的人进入农区谋生，与内地农民杂居；日子一长，也就一步步向农民转化。
这种情况与欧洲古代罗马帝国末期很相仿佛，原因同样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
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原纷乱，人口大大减少，入塞的游牧人更大量增多。
后来的所谓“五胡乱华”，那进入黄河流域活动的所谓“胡人”，其实并不是原始的游牧人，而是多少接受了耕种文明，至少在一个较早时期是如此。
在那纷乱的一个多世纪里，黄河流域的种植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原来广大农区的景观墓本上还是没有改变。
一则是各胡族政权的统治者大都懂得农耕生产对其政权的重要性，再就是一般游牧人当中很多已经习惯于种植，他们不愿意随便毁坏农田。
《宋书·索虏传》记载着前秦苻坚时，朔方塞外赫连氏的卫辰“入塞寄田，春来秋去”。
《北史》里讲到这事，谈得更清楚：
“卫辰潜通苻坚，……遣使请坚求田地，春去秋来，坚许之。
”这是说，塞外的游牧人每年进入塞内种田，秋收后返回塞外。
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应该不是个别的。
卫辰是西汉时早已内附的南匈奴的后裔，他的儿子赫连勃勃最后建立起夏国，列为“十六国”之一，他们已是近于汉化的胡人，懂得耕种本不足怪。
《北史·蠕蠕传》载：
蠕蠕首领阿纳瓌“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也是一例。
蠕蠕也就是柔然，是更北方的游牧部族。
鲜卑族的拓拔部统治了黄河流域以后，柔然就南进到草原的南部。
统治了塞南广大的农区的鲜卑族，现在又用古来汉族统治者对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办法，来对付这新来的游牧部族。
他们从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也筑起了一段2000余里的长城，用来抵御柔然。
那时北边有名的所谓“六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就是位于这道长城以北，从西到东，连成一个长条。
那里的居民当中，有汉化的胡人，也有胡化的汉人，放牧和耕种景观杂然并存，形成一个过渡地带。
后来由这一带的人建立起来的北齐王朝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修筑过长城。
这说明当时北方分界线上双方的矛盾，在实质上并不是什么不同种族之问的冲突，而是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对立，或者二者之间在景观上面的发展变化的表演。
长城虽然还是有保障农区的意义，但已不能说它是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了。
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一般是倾向于从北往南转移，大约是因为比较暖些的地方，水草更要丰美一些。
可是越接近了农区，耕稼文明的影响也就越大。
《北史·高车传》里讲到，原在漠北活动的高车部族，降附了拓拔魏，被迁徙到漠南，“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般的趋势。
原来难得吃到一些植物性的食品，现在能吃到一些，生理上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满足，这是会提高他们对种植业的兴趣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干草原上原始型的游牧生活很不稳定，牲畜传染病和过于强烈的风雪，常常毁坏牧民的大部财产，威胁他们的生存。
这也就是游牧人所十分害怕的“黑灾”和“白灾”。
强盛一时的部落遭到了这种灾难，会突然变得衰弱无力，即使没有外来的武力压迫，也要向远方逃亡；一般原来说得上是富足的牧民，常常因此一下子陷于贫困不堪。
他们都有这个切身的经验，因而对农区居民的比较稳定的生活多少可能会产生羡慕的心情。
虽然对习惯于在空旷的原野上随着畜群转移、恣意驰骋的游牧人来说，让他们在固定的一小块土地上整天弯着腰低着头去摆弄庄稼，又要基本上靠吃粮食来过活，这种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变化，确实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苦楚；但用前面所说的那种痛苦经验来衡量，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也是能够勉强接受这种变化的；尤其是与耕农们杂居过一个时期后，他们可能见异思迁，更容易动起改而种地的念头。
同时还不应忘记，游牧部族中的广大群众是处于奴隶制度之下，他们如有可能，学会了耕种技术和方法，也是愿意加入封建制度下劳动者的行列，借此可以摆脱奴隶制的剥削，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当然关于这种变化过程明显的记载，在古代中是难得找到的；不过从不同时代关于同一地区的历史记载来比较分析，再近代农牧交错区里的发展变化情况，推论起来，也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
一般说来，内地的种田人和草原上的游牧人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很自然会互相影响。
游牧人对种植业越来越加深理解，学会种地，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主动地接受耕稼文明，在一定条件下也参与草原的开垦，其结果自然是加速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
三、古代边疆屯田的作用讲起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来，必然要联想起我国历史上的屯田。
屯田是古代封建王朝对抗游牧部族的一种特殊办法。
安土重迁而又经营分散的农民社会，对付来去飘忽的草原骑士，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供应前线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在选定的战略地点上屯驻军队，凭武装保卫而就地开垦耕种，提供军粮，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秦汉两代的屯田，从军事观点来说是成功的。
这里想指出两点。
一是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屯田限于西北方面，东北方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至少其规模和意义不能与西北方面相提并论。
这主要是因为偏东部分防守的前线就在大农区的边缘，军需供应问题不大，而西北前方距离后方很远。
另外一点是，那时西北方面的屯田大都没有扎住根，而是随军事行动的结束或退却而消失了。
其主要原因仍然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
有些地方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建立据点，可是当地发展自然种植业的条件很差，要靠人为的办法来维持，这在古代对一个耕稼国家来说是非常吃力的。
《宋史·夏国传》记载着北宋政权为了同西夏对抗，在今青海省乐都县北设置了一个“震武军”，而“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
“熙”是“熙河路”，“秦”是“秦凤路”，即今甘肃省的陇西和陇东两部分。
有一次双方作战，西夏要想乘胜攻下震武，他们的一个将领叫察哥的说“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就自动退兵了。
“病块”的意思是，宋朝保有那个据点，就得支应军需，而维持供应是极其困难的，那个据点对宋朝来说是个包袱。
写《宋史》的人说，当时“诸路所筑城砦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
“关辅”是关中“三辅”的简称，也就是今陕西省的关中区。
那里从唐朝后期开始，由繁荣转向衰落，到北宋时，更由于支应西北方前线长期作战而继续衰落了下去。
这就说明，在没有发展种植业的条件的地方建立军事据点，结果会把后方的农耕区也给拖垮的。
当然，在那里设置屯田，也是难得维持下去的。
我国历史上的屯田，主要是在西北，而西北恰恰发展种植业的自然条件比较差，这就决定了它的效果不佳。
唐代前期对付塞外游牧部族在军事上是成功的，当时也在一些地方办过屯田，可是在带动当地的种植业发展上面效果并不显着。
以后的几个朝代，虽也还有屯田这个名色，实质上却另是一回事了。
总起来说，我国古代的屯田，从扩展农垦区的角度来评价，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以一时的军事目的为主，而只把开辟农耕区作为配合的手段，那是难得有成效的。
耕稼文明的影响的扩展，应该是一种经常的过程，一定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
在我国历史上，游牧于塞外草原和居住在内地大农区的部族发生冲突，其反动者是双方的统治阶层。
对双方的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来说，却是生活资料生产方面的相互影响和融化。
这是自然的发展趋势，而屯田只是人为的因素。
四、后起的塞外部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下的新垦区对内地的大农区来说，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早先主要是在西北方面，自唐朝后期起，却转到东北方面去了。
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形势变化，而这一变化应该说是并非出于偶然。
这同种植业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情况有关。
内地的种田人和草原上的游牧人，在多少个世纪的接触过程中，互相影响，在毗连地带逐渐形成了一个过渡地带。
实质上，那是种植业向草原里渗入的结果。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牧区对农区毫无影响，而只是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讲，人口总是不断增加，也就需要逐渐扩大生产活动的基地。
要在人口已经密集的农区里开辟广大牧场，事实上是不可想像的。
再就牧区来说，单靠游牧这种原始型的生产活动，是养不活很多人的。
有效的改变这种状况的前提是创造条件保证草原人口的物质需要，首先是食物的供应。
同农区有过长期接触的游牧人，尤其是他们的统治者，首先会考虑到发展种植业的。
《北史·突厥传》里记载着“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
突厥族是怎样因此而变得强盛的呢?
可以想见，部族的首领是不会叫那些难民去放牲口的，他们的牧群用不了那样多的人照看，再说维持这样多人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当然要让他们从事自己熟悉而又为牧民所需要的耕种劳动。
对种植业有了一定理解的突厥首领显然懂得，发展一些种植业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可是种地得有足够的劳力，现在自动逃来的大量内地难民，正好提供了这个条件。
他们有意识地利用这一机会，果然强盛起来了。
这样讲也并非完全出于想像。
《旧唐书·突厥传》里有一段叙述，可以作证。
据说突厥的默啜可汗向唐朝皇帝索要谷种和农具，唐朝政府给了他们3000件农具，种子四万余硕（“硕”即“石”，为石字的大写，与斗字在当时写作“*[豆+斗]”字同）。
史官评论这事说，“默啜浸强由此也”。
这是游牧人完全由自己有意识地经营种植业，而唐朝的人也了解游牧部族会因此而更强大起来，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突厥的经验，其他游牧部族都是看得见的，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自然主动地跟着走，因此在空旷的草原上去发展植物性的食物的生产，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随着时代的推移，种植业一步步渗入草原，景观的转变越来越看得清楚，这就扩大了过渡地带。
后来在这过渡地带建立起来的政权组织，不再像是以前匈奴那样的“行国”，而是多少接近于农业社会，具有一定封建性的国家。
唐代以后，东北方面契丹族建立起来的辽国，和西北方面党项族的夏国，就都是如此。
它们那里既有种植业，又保留着游牧的传统，对内地农业社会的军事威胁不再像过去的纯游牧部族那样只是一时性的侵扰，而是经常性的了，因而威胁也更为严重。
它们比起以前的“行国”来，实力更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多了种植业这一物质基础部分。
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辽和西夏两国来比较，后者对北宋的威胁要小一些。
这一点要用两国国内种植业发展的不同程度来解释。
那时西北方面比较可观的农耕区只是现在的宁夏地区、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一些地方，西夏只统治了前两个地区，并且以宁夏区为其根据地；而宁夏区是不大的，所以夏国的首领赵元昊说：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的确反映了养畜业在地方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辽国的情况就不同了。
它兴起于大草原的东南角上，那里除了南面与塞内大农区为邻，东面辽河流域各地也早就有了种植业，先后建立起来的高句丽、勿吉（靺鞨）、渤海等国，都有比较固定的边界，虽然也有游牧人活动，毕竟是以定居的农民为主，这就是说都是基本上属于农业社会类型的。
契丹族人的经济生活，当然很受耕稼文明的影响。
《新五代史》上记载唐朝末年，契丹酋长阿保机在其据点“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再加上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宜于耕种，那里的种植区得到更好的发展，是很自然的。
《辽史·食货志》说：
“……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
……”后来他们又占了燕云十六州，国家的经济重心更向种植业上面转移。
形势的这种变化，自然促进了农耕区在过渡地带的发展。
辽国有五个京（即首都），南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都在塞内，自不必说。
东京（今辽宁辽阳）和中京（今河北平泉东北）也在汉代的辽东和辽西两郡境内，早已有了些农耕区的样子。
上京临潢府，位于今西拉木伦河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界内，那里的自然条件是宜于种植业的。
《辽史·地理志》有“地宜种植”的话，可知当时已有人垦耕。
看来辽国的这五个“京”，是摆在五个种植业比较发展的地区之内，这就反映出种植业在辽国控制的过渡地带内的发展情况。
这是西夏比不上的。
发展种植业是需要更多得多的劳动力。
契丹原来是游牧人，人数有限，所以建国之初，统治者显然是把发展种植业看做加强实力的重要途径。
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他们采取了从外地迁入人口的办法。
他们对邻近的耕稼国家用兵，把俘虏来的大批大批的渤海国人、高丽人，特别是汉人，一般是在同一个地方掠来的人安置在一起，就在那里设置州县，而且就用俘虏的故乡的名字作为新设州县的名称。
《五代史》里面讲到，在今辽宁省朝阳县境内有一个汉儿城，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居民点。
大约当地人习惯于这样来称呼它，所以就沿用下来了。
把这些种地人掠来，他们比前代的游牧人有更为明确的用意，那就是分给他们土地，叫他们耕种。
古代的征服者常常是尽量动员本国本族的人去打仗，生产方面缺乏人手，用异国异族的人来补充。
契丹统治者也是采用这个办法。
就这样，辽国境内草原部分的开垦进展的必然很快。
当然，那些种地的人当中一定也有契丹族或者其他族人，但主力还应该是汉人。
清朝李调元写的《出口程记》里面讲到朝阳县新出土的辽碑，上面刻着寺院的地户，每块地都标明四至，称某方某家地，与内地一个样，证明那里当时已近似内地的农业社会了。
西夏的统治者也晓得这个办法。
《夏国传》上说，“得汉人……若脆怯无他使者，迁河外耕作，……”河外指的是河西走廊，那里的可垦地比较有限，又远离心脏地区，所以效果不能与辽国相比。
继契丹族之后兴起的女真族活动区，早已有种植业。
其中居住在辽河下游的东边的“熟女真”，熟悉耕稼之事，更不待言。
《金史·兵志》里讲到，早期的情况是“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又说“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证明他们与草原上的游牧人不完全相同。
建国初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
为了此事，金太祖派人前往视察，派去的人带回当地的土壤给他看。
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对种植业是很有认识的。
后来他们灭了辽国，自然继承下来了原辽国境内已经开垦出来的农田，并且更加扩展。
进入中原以后，内地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耕稼文明的影响就更大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自然更得到促进。
还有一个奚族，原来在今内蒙古赤峰县一带游牧，唐朝初年已内附，受农区的影响自然很深。
《新五代史》上说他们“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襟，秋熟则来获”，是会种庄稼的。
赤峰那一带又是宜于耕种的，必然陆续开辟出来不少农田。
奚族后来并入了契丹。
女真征服了辽国之后，把奚族人迁往临潢、泰州、咸平一带，即今西拉木仑河和辽河流域，而把一部分女真人安置到奚族人的故地。
《金史·食货志》上说，奚族人迁到新地后，“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多安其居”，又记述了女真统治者还问过“女真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
”有人回答：
“闻皆自耕，岁用亦足。
”这都说明，那时的西拉木仑河和西辽河流域各地以及今赤峰县一带种地都是很普遍的，而且是包括了各族的人。
大致可以说，在辽、金两个朝代接连统治的三个多世纪里，往北到西拉木仑河和西辽河流域草原上开垦出来的农田显然增多了。
由一向空荡荡的草原变为居民颇为稠密的农业社会，即使仅仅是基本上的转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也不能把这种发展情势设想得过分。
就拿客观条件比较好的大草原的东南角来说，开辟出来的零散的小耕种区在辽阔的草原上还是与大沙漠中的绿洲差不了许多。
北宋中期的王曾曾去过辽国，他所写的《行程录》中就是说“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厂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拓，……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充有，絮车帐，逐水草射猎，食止糜粥沙糒”。
这里描绘的正是农牧过渡地区的情景，游牧景观还很显着，给一个来自内地的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特别是他提到了“所种皆从陇上，盖虞吹沙所壅”，可知当时那一带种地是实行大垄，从而也可推知，从那里更往东直到现在的松辽平原，大约也都一样，原因都是风沙太大。
又《三朝北盟会编》里面载有北宋宣和年间许亢宗的《奉使行程录》也讲到，“出榆关以东，山川风物与中原殊异”。
描写沿途所经各地都很荒凉，仅仅咸州、同州一带（约为今辽宁省开原、昌图一带），“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穄黍”。
当时金国统治者驻在地是“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
基本上还是牧区的景象。
总起来说，塞北草原，尤其是它的东部，从南北朝以后，开垦出来的土地逐渐增加，流落到那里的内地种田人越来越多，草原上的游牧人也越来越对种植业有了认识，这是一方面。
可是在古代推广种植业，首要的条件是要劳动力多。
出塞的汉族农民虽说断断续续不算少，但进入了一望无垠的草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接近于稳定的种植点，但广阔的原野上仍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
草原的主人还始终是为数有限的游牧人。
东部的情景是这样，再往西去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另一方面。
不过无论如何，种植业是向北推展了，古代的长城再也不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了，塞南、塞北之间的冲突再也不是原始的游牧人与农业社会之问的矛盾了。
有趣的是，女真人建立了金国之后，他的北边又兴起了一个蒙古族，为了抵御这个游牧部族，女真人在边界上也筑起了一道长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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