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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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

对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

央视国际2004年03月14日23:

09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2004,315我们共同行动,这里是对话节目,明天就是3月15号了,这是让所有消费者感到亲切的日子,十几年时间,315从国外的纪念日演变成中国消费大众一面维权的旗帜。

每年的315都是和春天的脚步一块来到我们身边的,它不断在擦亮着我们的信念和勇气,也带给我们无限的希望。

在315的前夜,在我们的对话现场也坐满了消费者,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大家的光临。

我想作为消费者,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特别的关注,所以此刻我特别希望大家告诉我在平时的消费领域当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也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哪一位可以举手告诉我们您最关注什么。

  观众:

我比较关心药品的安全性问题,因为药品不是一般的商品,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很多时候可能消费者并不能决定吃什么药,或者是不吃什么药,所以更关注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主持人:

谢谢您,请坐,还有哪位消费者。

  观众: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更关心食品安全。

因为民以食为天,但我更关心的是,食品安全的立法和体制。

因为我想知道,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这种大好形势下,怎么通过加强监管,来确保咱们老百姓的饮食安全。

  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请坐,还有哪位消费者关心。

  观众:

不光是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医疗,甚至我们的住房,我们的出行,都可能会有些问题,我们的手机接短信,昨天我还接到你得了多少奖,你来领奖,当然咱们电视台已经暴光了很多类似的欺诈事件,也包括我们在医疗服务当中,在生活买住房这些方面,都有类似的问题。

  主持人:

我想刚才每一位消费者谈到的在消费领域的关注,都跟我们的消费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在中国消协发布的统计数字当中,2003年所有的投诉当中,食品包括药品保健品的投诉占到了10%,其实药品和食品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它们在消费领域也是备受关注的,今天这期对话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的嘉宾,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局长。

我们从大屏幕认识一下他。

  现在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先生,有请。

你好郑先生,大家在大屏幕上一定注意到了您是学生物学出身的,而且在制药行业当中工作了很长时候,从低端到高端做了很长时间,您的生物链是很完整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做这么长时间,会不会对您的为人处事有一些影响。

  郑筱萸:

我讲这个药品是关系人们生命安危的,救死扶伤的,所以我讲在这个行业干特别要注意讲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同时要特别讲究科学性。

  主持人:

您会把这样一种科学性带到您的工作当中,带到您的生活当中吗?

  郑筱萸:

我就这么做的。

  主持人:

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相信,在对待您自己所说的天下大事,也就是天大的事的时候,应该也是以这样的科学态度面对。

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消费者呢,他们关注的焦点很大部分就是集中在食品的安全,和药品的安全,待会儿我们希望您以这样同样科学和严谨的态度,和大家共同来对话我们今天的主题。

请坐。

  在刚才我们介绍您出来之前现场做了一个调查,有一位消费者站起来,她用了人命关天这样的词来形容食品的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您作为主管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的局长,您觉得这四个字形容贴切吗?

  郑筱萸:

我觉得非常贴切,我看到过许多,由于用药不当,或者受到假药的危害的,那一些患者受的苦,而且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的体会。

  主持人:

您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

这个是大家不知道。

  郑筱萸:

当我在当厂长的时候,有一年我得了甲肝,当时为了企业的一个项目,那时候跑上海跑了三次,为了快一点设计好,就在那时候染上了甲肝,当时回来以后住院,住院给我输液。

有一天输液的颜色不大对,平时有点淡咖啡色,那天是深色的,我提了个问题,我说护士这个药不对,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不一样,她说都这样,没问题的,当时我想我是个病人,虽然是个药厂厂长,病了在医院,还是相信人家吧,就打了。

我打了以后特别注意这个药的反应,打了一半左右,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后脑勺有点疼,我自己把这个管子掐住了,我叫护士,护士进来以后说你是不是有点过敏,她就说了这么一句。

但是我当时你坚决给我拔掉,护士还是给我拔了,护士刚刚走到门口,我就吐了,然后就发烧,到晚上烧越来越高,血压越来越低,基本要抢救就了,那个时候我就一定要把这个药留下,医院答应了,后来也没留,后来医生告诉我是热源反应,那是药的问题。

  主持人:

您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是药厂的厂长,竟然也遇到了假药的问题。

  郑筱萸:

当时我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回去以后,我对药,原来我们厂对药的质量要求比较严的,所以我更拿这个例子,我想到了我是一个人,可能这样的病人今后还会遇到很多,我们药厂,都有一个药品合格率的问题,追求百分之九十几。

95%,98%已经不错了,后来我想一定要到100%,你留下的1%,对病人来说可就是100%,后来我当局长,对这个质量的问题,我是感到最气愤的。

  主持人:

我相信您有了这样切身的体会以后,在自己内心的天平上,这个生命的分量,会变得越来越重,对你日后的工作也会有影响。

  郑筱萸:

对。

  主持人:

那今天,当别人在您面前谈到食品安全或者食品不安全,药品不安全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滋味。

  郑筱萸:

我觉得作为政府的一个管理部门,而且在从事药品安全管理,我感到责任很重,心里也很着急。

  主持人:

我在想你曾经经历过的生死边缘的考验,可能对你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有更深刻的认识。

比如说我注意到,您在很多的场合谈到自己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能,您用的一个词是"抓手",这个词对大家可能显得生疏一些,您是不是对它有深刻的体验。

  郑筱萸:

这个抓手不是我提的,国务院给我们食品职能的时候,用的抓手,因为食品药品,在我们的管理职能是不同的,药品是从标准的制定,产品的市场准入,企业的市场准入,都是我们负责管理批准的,准入以后的监督,也是由我们负责的,就是对药品的科研、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的监督管理,都是我们来执行的。

但是食品的问题不同,现在食品的管理,是由我们五六个部门,来具体负责的,就算到现在,我们成立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这些职能,各个部门的职能还是没有变。

比如卫生部,技术监督检疫局,工商局,商业部,服务部,他们具体对食品的监督职能,还是由他们,但是我们负责组织协调,综合监督和依法对于重大事故的查处,这个三句话,国务院就把它叫做抓手,国务院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抓手。

  主持人:

但是国务院说你们是抓手,是不是因此,你们就有了相应的权威,在工作当中,就没有任何的阻力和压力呢?

  郑筱萸:

我觉得既然国务院给我们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给我们相应这样的权力,我们就应该大胆地行使,我们没有顾虑,就开始大胆地抓。

  主持人:

如果说在食品安全方面,你们是抓手的话,那么在药品的安全监督方面,可谓就是一手抓。

刚才我们从大屏幕当中了解到,您在制药行业当中工作了40多年,今天面对这样的专家,我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您生病了,生的是非常普遍的病,大家都会碰到,比如感冒发烧,您会怎么办,我们想知道作为一个局长您一般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郑筱萸:

如果我感冒发烧了,如果是一般的受凉的感冒发烧,我简单的方法,赶快用热水冲后背,这是我实践自己发现的。

还有冷水洗洗鼻子,我这个方法介绍好几个人都是有效的。

  主持人:

你为什么不看医生的?

  郑筱萸:

这个方法不行,我就吃药,吃药我一般自己知道,一般的感冒,买一点的感冒药吃吃就行了。

  主持人:

从比例上来讲十次感冒,您会去医院几次?

  郑筱萸:

我可能去医院去三次。

  主持人:

去三次,另外的七次就是,要么冲热水,要么就是泼冷水,要么自己买药吃。

感冒发烧谁都躲不过,我们再做一个调查,你感冒的话是去医院还是买药吃,我们举手表决,自己买药吃解决的请您举手。

几乎所有的人都举手,大家都不去。

这里我们有一个和大家一样患病的人,你看他头疼,他发热,流鼻涕,他感冒了。

然后他的选择呢,可能是跟大家一样的,就是自己去买药,而不去看病。

可是在买药的时候又有一些困惑,郑局长您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是新药好,贵药好,还是广告做得药好。

他糊涂了,郑局长有没有糊涂的时候。

  郑筱萸:

我觉得这一点我倒不糊涂。

药是治病的,不一定是新药是好,但是有一些疑难病症,过去的药没有效了,现在一个新药可能有好,一般的病的话我觉得还是老药好,老药被实践证明了,新药前途还不知道,也许哪一天就被枪毙了。

  主持人:

老药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便宜的药。

  郑筱萸:

不见得,看病也不一定要用贵的药品,看病是因病施治,对症下药,你该用贵的就用贵的,该用便宜的用便宜,不一定贵的药就适合你的病。

  主持人:

我想知道一下,郑局长您平时去买药的话,会不会也是根据广告宣传去买药。

  郑筱萸:

有一部分,可能从广告上了解信息,然后决定我的购买行动。

  主持人:

您作为专业人士,很容易从广告当中,来辨别出,哪些是真实的宣传内容,哪些是虚假的广告。

但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未必具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今天王前虎先生在,我想问一下,在消费者的投诉当中,有关于药品广告方面的投诉,量大不大,都是关于哪些方面。

  王前虎: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2000年药品的投诉是9800件,2001年12215件,2002年,8364件,2003年,12820件,其中涉及的主要是质量问题,那么由于虚假广告,假冒和虚假的品质表示呢,在投诉里大概占到了15%的样子。

也就是说虚假广告引发的投诉,比例还是不小。

  主持人:

谢谢您请坐。

我们可能不能否认,郑局长你们的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的,这些监管的力度也是在不断加大的。

但是说到广告,我相信大家在今天的报纸上还能发现一些虚假的药品广告,为什么还依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郑筱萸:

我觉得市场经济正和邪就是要斗争的,有一些企业确实从部门利益出发,唯利是图,黑着良心来挣钱。

既然大家这么相信广告,那么依靠广告,所以广告的真实性与否,对患者用药的安全与否,关系太大了。

所以我们作为监督部门要严格监管,现在有一些虚假广告是避开我们,我们批准他的广告词是这样的,他广告就添油加醋,夸大,夸大的情况就是误导,这种危害非常大。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01年,当时有一个轰动全国的一个梅花K,这个药品假药案,这个假药是当时广西半宙集团的第三制药长,他跟陕西一个杰士杰医药生物公司里面的人联合,半宙第三制药厂原来生产黄柏胶囊,这是纯中药的制剂,后来这个营销不好,厂家非常困难,杰士杰的一个制假分子,这个人姓陈,给他建议,说你按照我给你的这个处方做,做出来以后我给你包销。

当企业在困难的时候,企业忘掉了这个药品质量是责任,是基本法则的,就忘掉了。

结果他就在黄柏胶囊里面加上四环素,想得很简单,都是消炎的,中西结合增强药效,打出来的就是治性病。

这个产品出来以后就销到全国16个省,20多个市,但是20多个市在发现有病人中毒以后,我们及时追查,都收回了,只有惟独这一个株洲市,有五十多个人中毒,还有四个当时处于危重,有一个比较重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成了植物人。

为什么惟独株洲市会出呢,当时这个制假分子做了一个广告,没有经过批准,到株洲电视台,就给播了,这一播了以后广告效应出来了,大家就去买,所以受害最重的是株洲,就是因为广告。

其他省市的我们及时追回,没有造成危害,所以虚假广告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

我想刚才我们在现场那么多举手的朋友当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发烧,在用药和选药的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陷阱,这时候我们就想谁来保护我们呢?

我们会吗目光投向朱医生,我们决定还是找医生,医生还我们把把关,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

  朱元珏:

举例子如果说像刚才举的这个感冒的事呢,它是每个人一辈子里头都会得到不止一次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对它有一些了解,所以也知道选什么样的药,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正了解感冒了,真正了解感冒药了呢,我觉得这里面呢从消费者本身来说,我觉得还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能光靠广告,或者是光靠问医生,比如我举个例子,碰到一个发烧的病人来,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大夫我在外面已经都打了吊针三天都不退烧,你说我得的是什么感冒啊,我就要反问他,你打的吊针是什么针呢,他就知道是吊瓶,但是不知道吊瓶里面如果只是葡萄糖水是不治病的,治病的是里面加的药,但是病人常常不问医生里面加的是什么药,很多人都觉得吊针是最治病的。

其实不一定,刚才郑局长这个偏方,我自己得感冒我也不去常常也不吃什么药常常是多喝点水,捂上被子睡一觉,第二天就能上班了,如果是病毒性感冒,或者是流行感冒,就吃一点药,甚至于多吃一点维生素C就可以了,

  主持人:

嗓子有点疼大家就会买一点抗生素。

  朱元珏:

这里面有一个误区,抗生素实际上是抗菌的,它不是消炎的。

  主持人:

曾经有一个数字,说70%的抗生素都是被各地的医疗部门使用的,而在这些使用的抗生素当中,有50%的人,其实是没被感染的,他们也在被使用着抗生素,包括人们自己自发地去买,就是不管自己买的还是医院开的,都在大量抗生素,在中国销量排名前十五位的,这15种药当中,有11种都是抗生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朱元珏:

这个医生也有责任了,不管是不是病毒感染也会开抗菌素,明明知道抗菌素对病毒没用,就像去年的SARS,你开得再好,就是把肽能给他点上也没用,这时候你用肽能实际上就是不对路了,光白花钱,白取得这个药的不良反应,而没有起到治病的作用。

  主持人:

那郑局长,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措施抑制抗生素的滥用的情况。

  郑筱萸:

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造成的危害,我们坚决地实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管理,这个工作接近尾声,就要全部做好。

抗菌素除了少量,我们已经把它明确为非处方药了,都要凭医生处方,因为考虑两方面:

一个是医生开药不当,一个是病人到店里去买药,现在把病人堵住了,都要凭医生处方来买,医生开药的时候,都要对症下药,因病施治,避免这种药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

在你身上培养的耐药菌株会对整个社会有危害,不注意一个问题,某个时候我们要回来没有抗菌素黑暗的年代。

  主持人:

到2003年我们的药品检查合格率连续四年在95%以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非常高兴的数字,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想问问郑局长,另外的5%意味着什么。

  郑筱萸:

1998年我们通过在市场的打假的抽验,当时的数据非常令我担心,当时的不合格率在11%,其他产品在11%还算过的去,药品问题,让我十分感到担心,所以我们从那年开始,我们每年都把市场打假作为重中之重,我们也知道,越做到后头难度越大,我们现在依然在打,这个需要,除了光是我们打,我觉得还不解决问题。

那还需要什么呢,就一个企业,这个第一关,我们企业把住质量关,企业从原料开始进来就得把关,生产过程,要以良好的工作质量,从人的工作质量来保证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不合格产品不能流向社会,宁可自己吃亏,流向社会造成社会非常大的影响,企业要加大职业道德,从事这个行业的非常高尚,但是也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有良知。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因为按照市场经济政府职能转变之后对它的要求,应该变成一个自律性的行业协会。

如果某一个企业的质量信誉不好,整个行业能够对它有所制约。

当然还需要在社会建立一个诚信制度,使那些守诚信的受到奖励,褒奖守信的,要惩处失信的。

让他暴光,甚至有一些搞的倾家荡产。

  主持人: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农村人口占了四分之三,那么对于这么大批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的用药安全,是不是也是你们监管工作的重点?

  郑筱萸:

应该说是这样。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的,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重点。

可是这个监管难度还比较大,大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一个方面,我们在农村的监管人员比较少。

我们一个县,几千平方公里,大概只有十几个人。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在农村游医药贩特别多,相对城市来说特别多。

尤其是城市打假力度加大以后,有一部分转移到农村。

那么农村就是我们正规那些企业,就是管理比较好的企业,有时候没有把经营的网络往农村伸。

什么道理呢?

农村卖的药,一般来说价位比较低,不可能开大处方,高处方,没有太多的利润。

反过来他的运输成本、销售成本比较高,所以有些企业不愿意去,或者去了以后无法生存。

那么游医药贩为什么能生存呢?

相当一部分他用了假药、劣药。

所以我们想今年要在农村两网建设,和解决农民用药问题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准备在全国60%的县乡镇,要把这个监督网络跟流通网络往里面伸,同时想40%左右的村,要能够开一些分店,我想以次来保证农民用药安全。

  主持人:

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挡在您面前。

  郑筱萸:

我主要是在监管方面。

  主持人:

这个难表现在什么方面。

  郑筱萸:

一个就是我们企业的素质非常要紧,如果一个企业出发点就想什么好赚,什么就赚,为了多赚钱有的企业低限投料。

我们说药品给一个企业投料有一个规定,就是95%到105%,规定是投95,有一个幅度的,因为操作不可能非常准确的,有一些企业既然规定95就95投料,这个可能造成的幅度就是偏低了。

还有一些重要的生产企业,以不地道的中药材,或者档次比较低的代替比较贵重的,这个也有一些企业存在,当然也有一些企业管理的问题,管理不当造成的。

除了这个以外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制假售假的长期管理不到位,还有一些地方保护,也可以这么说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这些现象得不到有效的制止,甚至感觉打假不利

  主持人:

我们还可以从微观的工作当中来体会一下你们监管的困难,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来自中国药品检定所的副所长王军志先生。

其实您在工作当中,发现现在的检测是越来越难了吗?

  王所长:

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比较常见的典型就是在中药中,违法添加化学药,和化学成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平常老百姓最常用的一些治疗糖尿病的降糖药,加一些化学药,优降糖可以加进去,对这里面的化学成分的检定,一个是老百姓自己看不出来,那么在我们自己平常的标准中,我们的标准是按中药批准的标准检定,检测的时候也没有检测某一种化学药品的这种指标,所以也检测不出来。

除非在案件发生和打假的过程中的话,要检测。

那么这个检测的话,复杂性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降糖的西药当中有十多种,具体加的是哪一种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把这十多种都要一一做实验,对照,而且要很先进的仪器进行判定。

而且特别是现在这个生物基因工程药物也不断地出现,那么生产生物基因药物的手段更先进了,都是在分子基因水平,对它的判断和鉴定的要求就更高了。

但是这个也请大家放心,这个东西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也在相应地建立这个方法,为国家局的监督检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郑筱萸:

他的检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监督的眼睛。

他检验了以后,我们看真假。

现在造假也有高科技,他非常了解药,他知道用什么东西蒙骗对付你们。

我记得那年就是1998年,抗洪救灾的时候,抗洪救灾一线需要大量的氟哌酸,大量的氟哌酸过去了,价格特别特别低,后来我们就进行检查,一检查呢,安全常规检查高氯酸钾,高氯酸滴定,酸碱滴定看不出,它的含量很高,后来还是怀疑,我们就用高压液相来分析它的图谱。

一看它的含量只有2%到3%,我非常同意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要战胜他们。

但这需要我们投入,需要我们尽心尽责地在那里工作。

  杜刚健:

大家刚才谈到很多,药品监管体制上的问题,食品监管的行政体制上的问题,虚假广告的问题,以及其他的假用药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从监管的政府职能如何理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这些年的政府机构的改革是不断朝这方面在推进,食品药品的综合监管,和具体的审批问题,如何有效结合,我认为这是我们行政改革体制当中从立法层面需要考虑的。

大量的行政案件都依靠我们的行政部门执法有困难,我们需要在行政执法上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同时加大司法执法的力度。

我们在法制国家大量是司法部门处理,如何在立法上如何完善执法职能的同时加大司法职能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

您怎么看待执法和立法之间的关系。

  郑筱萸:

当然讲法制,我确实讲了一个完善的过程。

去年一年我们查的案子,查出假药医疗器械200万起,是不是这些问题都得到严厉惩处了,我觉得不见得,有一些就需要我们跟公安部门跟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去年比较成功的跟公安部合作,捣制假窝点将近一千个,跟公安部门配合,把那些无证无照的两万户取掉了。

那么从案子上来说是越打越多,但是案值少了,过去我们案值的话十几万,平均下来也有几万,前几年还几万,现在逐渐降低。

因为打假深入后,这情况就好转。

确实这几个方面,包括我刚才讲处罚力度,都有待实践当中,我看在今后,都应该加大这种力度,有待今后立法部门今后再具体修改,还要进一步考虑。

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主持人:

刚才很多嘉宾跟您交流了,很多普通的消费者还有问题要跟您交流,我们听听他们的问题。

  观众:

郑局长您好,在我国生产药品当中97%都是仿制药,而新药所占的比例仅有3%。

您对这个数据有什么看法。

  郑筱萸:

这个问题很现实,我看不少人尤其在入世之前对这个问题谈得很严重,你看我们国家97%都是仿制的,入世以后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你去仿人家你就完了。

很悲观,感觉到入世对我们冲击很大。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不是这么想的。

我说可能最大的危险不在这个地方。

而是在于你仿制药品的质量提高成本下降。

我记得1993年1月1号,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专利了。

也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专利期的,不可能我们去做仿制,这就违反了,我们也不会批,专利局也不同意。

所以现在仿制,是合理合法的仿制,关键是提高水平。

话又说回来,中国这么伟大一个民族,民族得有创新精神,我们还得有创新药,这几年大家意识到了,在仿制的同时,我们尽量多地投入在创新。

那么讲创新药前面讲了,国际上现在创新一个药,几亿美金,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也要有投入。

不可能像过去,过去我们记得当时要求销售额1%,3%,那点投入我看是不够。

所以我们的企业,自主创新的这种责任还落到我们企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么像这样的企业得有投入,国家得有投入,那么来支持创新,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确实未来会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缺乏竞争力,如果一个创新是你的,那么在国际上市场上很多都是你的,所以这个创新对我们很重要。

这几年通过大家努力很可喜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自主的创新药已经批准上市了。

  观众:

郑局长您好,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应该是对于药品行业的开发具有监督权,对药品开发具有审批权。

它被称为一种肥差。

我想问一下,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您如何来避免在审批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

  郑筱萸:

我们在这个管理上面呢,我们应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就是正面教育,使我们的队伍明白他的责任,明白他的使命,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他通过正面教育,不愿意做的事情叫不愿为。

第二我们在管理上采取分段,相互之间有制约,你这个暗箱操作不可能在你一个人做完,它分很多段,相互制约,这个叫做不能为,你想做做不来。

第三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希望大家举报,我们将严厉制裁,使他不敢为,我想我的招就这几招,我们对于这方面是非常严格和严肃的,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制药企业要对这样一种行为,发现这种行为,不管发生在国家局的哪一个部门进行举报,大胆举报。

  主持人:

其实我们刚才现场这么多观众向您提问,我觉得您这两天一直在被提问,您是政协委员,在开两会期间很多人遇到您都会向您提问题,他们遇到您的时候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郑筱萸:

问得最多的是关心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健康发展的问题,就是怎么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问题。

当然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有的时候会解决问题,好多过去政府想解决的,想关的,下行政命令关不掉的,市场能解决,是吧?

但是作为管理部门,我觉得我们的管理方式,从计划经济到了市场经济的转变,过去我们可能就是行政命令,一刀切切掉多少,多少小规模的一刀都把它砍掉切掉了。

我觉得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我们不能这样简单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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