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区城乡统筹比较陶家模式与海龙模式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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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城乡统筹比较陶家模式与海龙模式研究

九龙坡区城乡统筹

“陶家”模式与“海龙”模式比较研究*

九龙坡区委党校　　吴胜杰

[内容摘要]九龙坡区城乡统筹改革在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但是发展面临的问题，反映出在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下，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矛盾制约。

本课题对“陶家”模式与“海龙”模式主要城乡统筹的主体、农民的身份变化、土地处置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同时对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土地集约利用、城乡一体社会保障等深化主城近郊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统筹　陶家模式　海龙模式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作为重庆市首个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示范区，在重庆未出台城乡统筹的统一政策之前，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尤以陶家镇和白市驿镇海龙村最有代表性。

本文意在总结以工业化推动城乡统筹的“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成功经验，并加以对比研究，探讨目前城乡统筹面临的制度困境、现实约束和对策建议。

一、“陶家”与“海龙”的城乡统筹实践

（一）“陶家”模式概述

1.“陶家”模式主要内容。

陶家镇坚持在“社会保障先行”前提下，以工业化推进农民市民化，至2008年底，实现农民变市民288户共788人。

陶家模式的主要举措是：

“两退两换”。

即退出宅基地换住房，退出承包地换社保。

退出宅基地的农民，享受“拆一还三”优惠政策，可在康居村内以250－380元/m2购买自住房、出租房各一套，同时，优先按成本价购买职工公寓或康居村内的门面；对退出承包地的农民，建立政府、集体、家庭相结合的新型保障模式。

农民变市民人员按每月300元的缴费基数办理养老保险，一次性趸缴432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就可以每月领取156元的养老金，共办理参保人员485人，已有147人开始享受高于全市水平的养老金。

集中流转出来的土地用于工业发展，不仅解决了农转城人员的就业，而且大大提升全镇统筹发展能力。

2010年，陶家工业总产值42亿，实现地方财政收入3761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7290元。

2.“陶家”模式的变迁。

由于受土地宏观控制政策影响，2009年原本可以实现“体内循环”的“两退两换”被终结，土地集中流转发展工业模式受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空间受限。

目前，陶家镇“以工促农”主要集中在原有工业园区的完善上，工业用地逐渐实现“由租转征”。

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有限，新批城市建设用地由区里统一支配。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回到“以农促农”的道路中来，通过发展现代观光休闲农业，促进一、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目前已流转5000多亩农地，引进一批都市休闲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二）“海龙”模式概述

1.“海龙”模式主要内容。

地处城乡结合部的白市驿镇海龙村，把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社会保障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和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自我发展能力。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将一个集体负债70多万元、人均收入不足1600元的落后村，变成了一个2010年全村经济总产值达22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超1.2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过亿元的重庆市城乡统筹示范村。

海龙村通过统一群众思想，集中集体土地，发动群众投资投劳，闯出一条以工业化为核心的集体经济道路。

通过动员群众筹资投劳，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工业创造条件，通过标准化厂房出租，留存收益分红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

目前，海龙村共有工业企业153个，年税收贡献近亿，集体收益2010年达到830万元，村公共服务中心设施完备，建起了3520平方的文化休闲广场，1万多外来人员与本村2千余人和睦相处。

2.“海龙”模式的未来。

目前，海龙村正以华西村为标杆打造“西部海龙”，积极谋划实现“两变两化”的二次创业目标。

“两变”即农民变市民，村民变股民。

对于城市规划用地上的农户，将身份由农民变市民，转移涉及的集体资产处置主要用于解决农转非人员的社会保障。

对于村庄规划用地所涉及到的农民把他们身份由村民变股民。

“两化”即土地集约化、产业都市化，就是进一步挖掘集体经济发展的潜力。

通过科学编制村庄建设、土地利用和产业发展等规划，合理布局工业、商业和村民聚居区，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第三产业和特色农业，通过村、社、村民投资发展楼宇工业，由村委会控股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

二、“陶家”与“海龙”模式比较

（一）共同点

1.注重以工促农。

陶家镇和海龙村都是依托近郊的区位优势发展工业。

陶家镇依托九龙园区和西彭铝产业园区,围绕铝产业链建起了以铝精深加工为主的都市工业园，建成了配套的公寓、商业、超市等，带动转户农民快速致富。

海龙村通过建设标准化厂房和一系列配套设施，走出了一条工业富民强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同时，工业发展为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基础，1200亩生态观光农业和优质蔬菜良种试验园2009年产值已达1249万元。

2.注重社会保障。

两种模式都以惠农安农为落脚点，注重农民社会保障。

陶家坚持政策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政府、集体和农民家庭相结合的保障结构，为了解决“农转城”群众的后顾之忧，还设置了五年转型期内市民化人员享受城市、农村的双重待遇，如享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并保留农民子女入学“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

海龙村除按规定应由农户自己承担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全由村集体承担外，还享受土地流转金、集体企业股金分红等收益保障。

3.注重土地集约。

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统一规划住宅区。

陶家镇通过土地整理，进行挂钩置换，实现土地的增减平衡，将节余的土地用于发展工业。

海龙村通过土地租用的办法，将节约出来的土地集中用于项目开发，由村集体统一规划，进行招商引资分配给企业使用。

两种模式都摒弃了原有农地粗放经营，收益不佳的状态，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产出。

（二）不同点

1.主导角色不同。

陶家模式是政府主导，从统筹规划到政策的出台实施，政府都扮演着主要角色。

陶家镇政府围绕农村土地流转、城乡统筹规划、新农村建设等积极探索创新，出台了促进农民变市民试行办法、宅基地退出措施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进而通过“两退两换”的思路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走的是“自上而下”的统筹发展模式。

海龙模式主要依靠“能人治村”，强化村支两委组织建设，通过群众投资投劳，形成村民“自下而上”自发选择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2.身份转变不同。

陶家镇城乡统筹以转变农民身份为突破点，农民通过“两退两换”的方式，自愿转变为市民逐渐脱去农村的“三件衣服”：

承包田、宅基地和承包林，穿上了城市的“五件衣服”：

就业、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

海龙村农民虽然也退出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但仍旧保留农民身份，生产生活方式市民化了。

在未来的发展中，海龙将会依据土地使用性质，部分地解决农民市民化，但农民意愿选择主要是“村民变股民”。

3.土地流转方式不同。

在土地流转的方式上，陶家友爱村、白果村农民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后，身份已发生转变，先期使用土地将逐步“由租转征”，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改变。

海龙模式通过村集体组织，在农户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租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由村集体统一使用和经营，支付给农民一定的租金，是一种具有合作性质的土地流转形式，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原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

（三）两种模式对主城近郊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1.中小企业是事关城乡统筹发展的纽带

作为主城的九龙坡区而言，近几年由于城市化快速推进及主城核心区的“退二进三”，规模以上企业大多入驻相应的特色工业园区，原来布局在东部都市区的中小企业被挤出，它们在工业园区中无法找到相应的空间，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乡镇中小企业园。

大企业发展客观上需要中小企业的配套，中小企业发展不仅削减大企业发展成本，而且促进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中小企业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带来了便利，不管土地流转的方式如何，为城市资源下乡带来了空间和可能。

正是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

对外环时代到来的主城区来说，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不失为一条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2.农民增收是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促进农民增收也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改革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陶家和海龙模式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壮大产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

农民不仅能够享受养老保险、住房优惠安置等优惠，还可以获得股份收益、土地流转收益、房屋出租收益、就业薪金等。

陶家镇鼓励农民就地就业、企业就近雇工。

对自主创业的农民，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家庭经济。

不管是陶家还是海龙村，如果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没有得到应有保障，无论出台什么政策，城乡统筹发展的链条就会因农民意愿缺失而断裂。

至今，陶家和海龙村没有发生因生活困难而引发上访等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可见，保障农民收益不受损是城乡统筹政策得到拥护的关键。

3.土地政策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问题

陶家镇“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模式，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利用宅基地和废弃地，节约土地用于产业项目开发。

海龙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土地连片流转加快了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土地集约利用不仅解决农民变市民后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妥善解决小城镇建设用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经济发展受土地资源要素制约的障碍，有效地突破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瓶颈。

在城乡统筹发展路径中，土地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严格的耕地保护是出于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考虑，在保持土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增减挂钩和异地置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4.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支撑

城乡统筹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没有周密的政策体系不行，死守政策不创新不行，没有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激励机制不行，必须要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改革创新先行者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的政策改革中，两种模式都勇于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九龙坡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配套改革中，从困绕城乡统筹的实际问题出发，制定了统筹发展中的产业、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在实践中，尊重了基层政府和群众的创造，使得两种城乡统筹发展模式有效探索并取得成功经验。

陶家镇在土地流转及收益分配中的机制创新，就业促进政策中“企业下订单、学校出菜单、政府来买单”的培训模式创新，既解决了农转城人员的就业技能问题，也化解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海龙的发展一直在争议中前进，核心问题还是对土地的利用上给予了包容。

三、两种模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土地政策供给不足

在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重庆城市规模将实现倍增，意味着外环高速公路以内的大片农村将会城市化，九龙坡区西部地区几乎全部纳入城市化范围。

陶家镇与海龙村均与工业园区接壤，工业园区的不断拓展客观上提出了加速区域城市化步伐的要求。

但是，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导致城市建设用地严重不足，制约了城乡统筹城市化路径的发展。

海龙村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但通过全体村民表决，以集体土地入股的方式，在土地上已“种”出了标准厂房，土地用途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而陶家镇“两退两换”叫停，土地流转仅限于城市非规划范围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必然会引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整体效果。

在现有政策框架内，着重强调土地对农村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作用，却回避了土地作为资源要素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土地政策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导致土地政策在“松”与“紧”间摇摆不定。

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再分配，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社会保障推力不够

由于之前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的水平各不相同。

陶家和海龙社会保障的“地方粮票”，甚至高于重庆提出“脱去三件衣服，穿上五件衣服”的“全市粮票”，反过来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不愿城市化的心态。

如陶家镇在“两退两换”时推行的养老保险政策，对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的农转城人员，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只要一次性缴纳4320元，就可从次月起领取156元得养老金。

而按照重庆市2009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必须年满60岁，一次性趸缴16200元，每月虽可领170元养老金，但一旦转户，意味着不再享有惠农和土地分红等其他收益。

虽然新政策颁布前已参保人员待遇保留下来，但今后的转户人员一律按照新标准执行，致陶家在重庆城乡统筹新政出台后转户人员锐减，目前只转了4户。

同样，海龙村若整体市民化，其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将不再由村集体全部承担，目前享有的分红等权益也将消失。

同时，由于土地补偿不到位，补偿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农转城后社会保障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农民城市化的意愿大大降低。

（三）城乡规划视野不宽

由于重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重庆定位国家中心城市的视角来看，整个重庆市的土地利用规划显然滞后于城市化进程。

同时，由于城乡规划体系的分割，市级规划主要范围是对城市进行规划，规划触角一般只延伸到建制镇，乡村规划一般只是各区甚至是村镇因自我发展需要，而进行的适应性短期规划，缺乏前瞻性，导致空间功能分布的混乱，带来重复循环拆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

在最近的2010年九龙坡区土地专项治理中，土地超前违规种上“厂房”的拆迁，导致有的投资者损失竟高达2000万元之巨，可以预见的是“复垦复绿”后的土地，在2－3年内必将涉及土地性质的调整。

在外环范围内，土地规划调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四）政策高悬落地无根

2010年8月，重庆统筹城乡户籍改革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农民转户将穿上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脱掉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

然而，重庆市农办对350名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发现，政府给予适当补偿后愿意退出承包地的有65.5%，愿意放弃住房和宅基地的只有33%。

在不知“五件衣服”质地与厚薄是否保暖的情况下，农民难以放弃原有“三件衣服”而“裸身”进城。

农民转户表现出的谨慎和敏感，主要来源于“两怕”:

一怕补偿“口惠而实不至”。

近郊农民放弃宅基地、承包地，还意味着放弃政府各种惠农补贴、多余房屋的出租收益、村社集体经济收入分红等。

二怕进城保障偏低。

进城后担心子女教育、公共服务、住房等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很难融入城市得到认同。

《2001－2002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每进入城市1人，需要支付各种“公共成本”户均153645元，人均42680元。

若考虑物价指数和征地补偿标准的提高，据测人均成本不低于10万元。

目前，各项政策执行既缺乏可行的标准，更不知应由哪级政府来支付。

（五）资源要素流通不畅

资金短缺是现阶段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虽然重庆在探索“三权抵押”贷款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渴，但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自由流动的障碍。

“三权抵押”贷款对象主要针对已积累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农户，放款仅限于自有可控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更是因农业风险大、回报率低而出现的“慎贷”、“惜贷”，尤其是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更加“嫌贫爱富”。

由于担保、抵押、质押要求繁多，导致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严重困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按照土地法规定，农村建设用地只允许本集体经济组织按用途使用，原则上不允许进入市场交易。

土地所有权不发生改变，城市资源要素就无法流向农村，“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就难实现。

如海龙村尽管集体经济比较发达，但标准厂房和康居社区房屋并无完全产权，不能抵押，要想在基础设施建设向银行贷款难度很大。

（六）多头管理体制不顺

从重庆市出台的城乡统筹政策举措看，对地方政府的有益探索缺乏调研，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导致一些政策在执行中难以前后对接。

如前述市、区养老保险在年龄、缴费比例和享受标准上不尽相同。

还有关于户口的迁移问题，因婚嫁增减人员以及户口回迁的大中专生，在转户前如何确定集体资产分配上的权益以及分配的大小；在转户后因婚姻关系的迁入人口，能否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目前均无规范解释，难以操作也带来一定社会矛盾。

九龙坡区大2007年设立统筹办，专职负责协调城乡统筹工作。

目前，虽然统筹办机构依然存在，但其职能却逐渐弱化，城乡统筹难以形成合力。

同时，由于区、镇在经济发展职能方面各有侧重，尤其镇域范围凡是涉及城市建设用地区域，全部纳入区土地储备中心管理或工业园区用地，由区统一的资产经营集团开发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整体开发，但其负效应是大大削减了镇级经济发展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乡镇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

四、加快近郊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分析

在城乡统筹改革试点中，九龙坡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法律和制度上的困惑。

无论规划体系和国土管理制度，还是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都以二元城乡结构为基础形成了庞杂的二元制度体系。

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点初衷本来是要改变二元结构，但现有制度空间又是以二元结构为基础，九龙坡乃至重庆的城乡统筹不得不在这种悖论中摸索前进。

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制度供给必须破除二元禁锢。

（一）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

1.完善农地集中信托流转机制。

坚持“有利于节约利用土地，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原则，对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允许村社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土地打包以集体名义委托或成立信托投资公司，将整理后的土地以出让、出租等方式让土地进入市场，在保持农地不减少的情况下，盘活农村集体土地。

九龙坡区作为城乡统筹的先行试验区，对于陶家和海龙的发展模式要继续以宽容态度保持“封闭”运行，在一定时期内给予一定程度的探索空间。

2.规范和完善“地票”交易。

实践证明，“地票”交易在耕地保护、城市反哺农村、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进城后的保障和发展能力方面是大大有利的。

目前，无论是城市近郊还是远郊农村，都存在大量闲置可复垦的土地。

但是，关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成效的核心因素没有解决，即放大的土地收益如何分割？

“地票”交易政策必须在农户、土地开发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在全市开展大规模的跨区域土地流转，解决城市建设用地不足问题，从而加快重庆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步伐，改善以城带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结构。

（二）加快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1.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在现行的二元制度下，土地和住房是农民的两大生活保障。

要改变部分农民即使让土地摞荒也不愿放弃承包经营权的“恋土”情结，必须在就业、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建设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只有建立起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担负的城乡无差别保障体系，才能有效化解城乡户籍差别，实现人口向城市集中，土地向城市集聚。

2.实现新旧政策制度的无缝衔接。

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供给不足是导致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方面，应当以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新保障待遇至少不低于先前保障待遇为原则，实现新旧制度的无缝衔接。

如陶家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先行”以及海龙村集体经济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已明显优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政待遇，应考虑保留先前已参保人员的保障待遇，或者统一提高农转城人员现行的社会保障标准。

（三）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现实利益

1.完善退出补偿标准的合理化和可操作性。

“农转城”过程不仅伴随着土地等资源在城乡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而且伴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重大调整，农民进城后终究要退出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

退出土地应按照市场原则予以合理补偿，标准明确化，并督促及时兑现。

退出的承包地、宅基地通过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后会产生的增值收益，应通过税收转化为财政由一个公共部门再分配、再补贴给农转城人员，确保农民能穿上材质不错的“五件衣服”。

2.确保农转城人员的社会心理能真正融入城市。

从长远来看，农民转户进城只是市民化的开始，真正的市民化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因此，在户籍改革中设置3－5年的过渡期，农转城人员既保留土地收益权，又享受城镇居民应有的权利，这不失为促使农民由“半市民”成为“真市民”的良好举措。

但同时，要重视农转城人员居住习惯、情感、风俗、文化等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应通过消灭就业歧视和身份差别，不断创造进城工作居住的需求和条件，建立健全城市社会保障，培养城市归宿感的办法来逐步解决。

（四）推进城乡科学规划

1.抓紧编制非城市建设用地规划。

按照重庆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进一步细化分区规划，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城镇人口建设用地规模。

在城市化进程中，分区规划会不断修正和完善。

因此，建议在外环以内可反向规划，重点是对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农业区域、历史文化等非城市建设用地进行控制性和保护性规划，依法统筹划定各类禁建区和限建区，确保非城市建设区的产业安排，也有利于据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确保非城市化区域的发展。

2.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和连续性。

通过规划确定的村庄规划区建设范围应该具有法律效力，在以后修编的规划中应该保持连续性，而不能朝定夕改，避免将村庄规划区改变为其它规划区或项目建设用地。

即使是在城市化扩张逐步向郊区拓展的情况下，也必须按照法定程序修编，在确保生态环境和功能结构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城市周边集体承包地经过政府审批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

（五）破除农村投资樊篱

1.破除非城市建设区域投资瓶颈。

非城市建设范围可在保持耕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农户在原宅基地基础上与社会资本合作建房并给予完全产权，以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一、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也可采取海龙村集体经济入股的方式，调动村民的闲散资金，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资产。

2.进一步强化财政金融改革。

财政改革的重点是建立一个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金融改革重点是为不能进入市场的农村资源搭建实现价值的桥梁，通过农村金融政策和体系创新，依靠重庆本土农村商业银行，为农村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等农业生产经营项目提供贷款。

笔者认为未来重庆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一是完善农村“三权”抵押贷款产品供给，加强风险防范；二是积极争取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向农村延伸，拓宽农村融资渠道。

（六）提升各级政府统筹发展能力

1.提升政府服务农村发展的能力。

建议将农村发展的各项政府职能统一到统筹办或农业发展局，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对农村发展项目实施“一站式”办公，让统筹城乡服务农村发展根植于干部意识之中。

同时，要整治政府职能部门队伍，把“怎么管”落实为事前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督，处理部门“拦路虎”，提高部门服务质量，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2.弱化政府主导强化民主意识。

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介入的程度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如政府主导下“陶家”模式干群对行政资源和特殊政策的依赖性较大，自我创造性不够。

而自发形成的“海龙”模式唤醒了农民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易于带领群众通过市场寻求深入发展。

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多的话语空间，就可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创造奇迹。

*注：

此文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市行政学院2010年立项课题成果,课题为《九龙坡区城乡统筹“陶家”模式与“海龙”模式比较研究》,批准号：

CQDX2010B—019.

参考文献：

[1]刘昌用，付海.双溪模式：

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干部意识.第二届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论坛暨纪念建国六十周年高层经济论坛论文集,2009.11.

[2]蒙长伦.“十二五”九龙坡区城乡改革何处去.[Z]九龙坡区委办领导参阅,2011.9.

[3]吴胜杰.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突破.[J]农村经济,2008（12）：

34－37.

[4]吴胜杰.统筹城乡改革“九龙坡模式”的经验与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10（4）.

单位地址：

九龙坡区石坪桥冶金二村100号　　邮编400051

作者简介：

吴胜杰（1975－），男（苗族），重庆市酉阳县人；讲师，研究生，九龙坡区委党校科研专职校务委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附：

立项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