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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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探究

汉魏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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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为我国制糖业的重要原料，其生长地域主要在两广、云贵、闽台、川渝一带。

甘蔗种植面积广，产量大，但在今天的水果市场上，它远不如蓝毒、石榴、桂圆等水果那样注目，而且吃甘蔗颇为费事，大多数人知难而退，只有在吃糖时才会同甘蔗发生些许交集。

　　甘蔗在今天的平淡并不代表它在历史上的乏味。

民以食为天。

人们选择什么食物满足口腹之欲，囿于地理、农业、生态、交通、文化等因素，无时无刻不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未有火化之前，先民“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就地取材，因陋就简。

岭南天热潮湿，粤人以蛇为美味。

广东民间娶媳妇，无论贫贱富贵，争聘“善厄厨”“修治水蛇黄鳝，一条必胜一条”的巾帼好手。

至于“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生活中俯拾皆是。

食物在不同历史时空呈现不同价值，甘蔗概莫能外。

这种水果在汉魏六朝曾是王公大臣、文人雅士争先歌咏的对象，在南北朝的互市贸易、外交场合中频繁闪现，以甘蔗为中心的商贸网络蓬勃发展，伸展面广。

今天，人们使用“渐入佳境”等成语，也与甘蔗关联甚多。

一代有一代的饮食风尚，一代有一代的环境故事。

本文拟以相关人事为经纬，探讨六朝历史时空中的甘蔗。

　　一、一蔗三昧

　　顾恺之为东晋著名艺术家，其举手投足，颇受世人关注。

顾恺之“痴人三绝”，其中之一即为食甘蔗“渐至佳境”。

《世说新语》载：

顾恺之为虎头将军，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问，曰:

渐入佳境。

　　通常情形下，人们食甘蔗，会由上而下，先易后难，取顺节而下之势，顾恺之反其道而行之，从甘蔗尾部着手。

这种吃法，在顾恺之那里得心应手，但很难推广开去。

甘蔗乃多年生植物，越往上长，越汁多味美。

甘蔗单位糖分储藏量和与部位离根的距离成反比，人们通常会对靠近根部的部分舍弃不用。

顾恺之标新立异，究竟是作为艺术家的顾恺之有意而为，还是他认定“自尾至本”“渐入佳境”为上佳选择，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顾恺之“渐入佳境”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中国的六朝为一个注重门第精神的时代。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两百余年的天下”。

即使在刘裕代晋之后，门第壁垒依然径渭分明。

甘蔗能成为诸如顾恺之这样的门阀大族的心爱之物，可见甘蔗在六朝时的身价不凡。

这种水果因其汁多疗渴之效，在炎热的南方是倍受欢迎的水果佳品。

甘蔗的生津消暑功能在《南中八郡志》有明确记载—

　　交广有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汁，曝数时成怡，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与顾恺之“渐入佳境”的吃法迥异，交广（约相当于今天两广地区大部及越南部分地区，笔者注）一带的人们发明了“榨取汁”，榨取甘蔗的汁液，在太阳下晒一会，饮之，消除暑热。

这种称为“石蜜”饮料的背后，是榨汁技术在交广一带的广泛流传。

“石蜜”味道特别，属于夏日的流行饮品，也是甘蔗“深加工”的积极尝试。

　　运用之道，存乎一心。

甘蔗在渡过长江、落脚江南的中原士族那里，则为解酒良药。

晋人张协《都蔗赋》记载了甘蔗解酒的妙处—

　　若乃九秋良朝，玄酚初出，黄华浮筋，酣饮累日，挫斯蔗而疗渴，若嗽酸而含蜜，清滋津于紫梨，流液丰于朱橘，择苏妙而不逮，何况沙棠与椰实。

　　酣饮累日，口干舌燥，食甘蔗而疗渴，妙不可言。

张协认为，甘蔗“清滋津于紫梨，流液丰于朱橘”，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远远超过南方两种重要水果—梨和橘，是冠冕大族宴会的必备物。

无酒不成席，无甘蔗难以解酒，这有力地促进了甘蔗在中国南方的种植。

　　二、礼尚往来

　　甘蔗在江南广受欢迎，不仅如此，公元5世纪，宋魏对峙，在南北双方对峙的徐州地区，甘蔗成为外交往来的重要物品。

《宋书》载—

　　魏主既至，登城南亚父家，于戏马台立毡屋。

先是，队主蒯应见执，其日哺时，遣送应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

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

求骆驼。

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

　　北魏明确要求刘宋王朝提供江南名产—甘蔗及酒，这份出自外交部门的礼单相信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

如果放在今日，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将甘蔗用在外交场合，这种水果量大价廉，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甘蔗确是北地人们瞻望江南心生向往的重要物品。

　　南北朝隔江对峙，但双方的往来不乏外交活动、亲友探亲、商贸往来、移民迁移等多种途径，藉由这些管道，南地人们食甘蔗的多姿多彩给北地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北地人们对甘蔗有了一探究竟的兴趣。

　　北魏点名要酒及甘蔗，刘宋王朝提供“酒二器，甘蔗百挺”，双方礼尚往来，外交活动顺势展开。

囿于史料，我们不知文中所言“甘蔗百挺”是否为徐州当地所产。

如果是，徐州这样纬度靠北的地方能种植甘蔗，足见徐州当时的气候比现今温暖。

如果不是，甘蔗能抵达两国边境，应有活络的商贸网络将甘蔗推向外交舞台，才不会使刘宋王朝在外交场合中捉襟见肘。

　　甘蔗成为南北朝互通有无的关键商品。

在当时北朝的政治济、文化重心—洛阳，南朝使者前来，北人也以这种水果款待南方贵宾。

《齐书》载—

　　范云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

彪为设甘蔗、黄粽，随尽复益。

彪谓曰:

“范散骑小俭之，一尽不可复得。

　　永明十年（482），齐人范云出使北魏，魏人李彪为范云特意安排了甘蔗、黄粽。

以常理度之，地处黄河流域的洛阳不大可能出产甘蔗，也不会将糯米作为主食，李彪的款待，背后当有强大的商贸网络作为支撑。

　　三、一体两面

　　甘蔗节节向上生长，“颇似竹”，却不像竹子那样坚韧，人若沿枝节稍微用力，很容易将其折断，也因此故，甘蔗“颇似竹”又不似竹的特性，让人们对其颇为留意。

曹操之子、诗人曹植在《矫志诗》中以甘蔗发兴——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

甘蔗味美，杖之必折，巧言动听，用之必灭。

　　在比曹植更早的西汉刘向《杖铭》那里，也以甘蔗的不牢靠引出要陈说的重点—都蔗虽甘，殆不可杖。

怪人悦己，亦不可相。

甘蔗味美，但不能作为供人远行的拐杖。

小人阿谈奉承，巧言令色，不能成为宰辅之才。

　　一枚硬币总有两面。

甘蔗也不例外。

食甘蔗须先咀嚼，后吐渣，先甘后苦，明人洪应明编著《菜根谭》拿它抛砖引玉—

　　趋炎虽暖，暖后更觉寒威;食蔗能甘，甘余便生苦趣。

何似养志于清修而炎凉不步，楼心于淡泊而甘苦俱忘，其自得为更多也。

　　暖冷相生，甘苦相伴，大起大落的人生跌宕起伏，晃动于两极之间，既然这样，何不修身养性，将自己置入“炎凉不涉’川甘苦俱忘”的境地呢?

　　咏物发兴为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甘蔗在其中稳居一席之地，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之解读，足见人们对甘蔗的认识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

如果没有便利的甘蔗物流网络及食用甘蔗的“广泛的群众基础”，相信甘蔗的“一体两面”很难得到如此活灵活现的描述。

　　四、甘蔗网络

　　中国的甘蔗种植究竟起于何时，源于何处，现在尚无准确论断。

不过，《江表传》中一则史料揭示甘蔗“来头不小”，曾经作为贡品被交州进贡给东吴王朝。

　　孙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杨，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杨中，启言吏不谨亮呼吏持杨器入，问曰:

此器既盖之，有油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吏叩头曰:

尝从某求官莞席，席有数，不敢与。

亮曰:

必是此也，问之具服。

　　东吴的疆域东至于海，南到交广，西抵荆巴，北临江淮，“四海之内”各地的奇珍异玩借助朝贡网络汇聚一堂。

身为一国之主，孙亮所食“交州所献甘蔗场”，为人动了手脚，孙亮明察秋毫，了然于心。

　　场，熬制的糖。

“交州所献甘蔗场”，经过熬制，加工而成，很费了一番功夫。

孙亮品尝这种糖度高、纯度净的食品，甘之如怡，无须吐渣，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这种洋溢异域风情的食品，藉由朝贡体系进贡到东吴国都，为国君享用，对甘蔗的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东吴全境对“甘蔗场”的追逐，不难想见。

　　不止在东吴国都，曹魏王宫也有甘蔗的身影。

曹丕《典论》载——常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等共饮，宿闻展有手臂，晓五兵，余与论剑良久，谓余言，将军法非也，求与余对，酒酣耳热，方食干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曹丕与部下谈兵，酒酣耳热之际，“食干蔗，便以为杖”。

以甘蔗为武器比武，为宫中生活增色不少。

在黄河流域腹地的魏国国都，曹丕能随手拈来甘蔗，当有行之有效的后勤系统保证这种宫廷水果的供应。

　　五、结语

　　“现在，甘蔗已是两广、福建和四川广泛栽培的植物;江西、浙江、湖南也有不少种甘蔗的，而且还有着向长江以北移植的尝试。

以前，甘蔗的实物，也曾以珍贵果品的形式，出现于黄河流域的‘富贵人家’食桌上;—特别是后汉以后，两晋和南北朝，黄河流域的人，对于甘蔗，有很大的兴趣。

其实，不仅“黄河流域的人对甘蔗有很大的兴趣”，长江流域的人对甘蔗也兴致勃勃，将甘蔗作为“珍贵果品”。

《宋书·庚炳之传》载，“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进甘蔗，若新发放州”。

刘雍以“进甘蔗”表示对庚炳之的感激，足见甘蔗并非便宜价廉的水果。

　　甘蔗在六朝作为“珍贵果品”，非一朝一夕，突然而至。

应与三个因素有关:

　　甘蔗最早由交广延伸至长江流域，富有浓郁的异域色彩。

人们对这种异域水果充满憧憬与想象，对甘蔗的追逐水涨船高。

这种情形，类似于今日人们对南美水果的追捧一样。

货离乡贵。

当交广将甘蔗制品作为贡品进贡给东吴皇室之后，异域水果变身为“珍贵果品”。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明了甘蔗的种种吃法。

如顾恺之“渐入佳境”，王公贵族将甘蔗作为解酒之物，交广之人榨汁做“石蜜”。

这些吃法促进了甘蔗的种植，也加深了甘蔗在生活中的渗透。

消费与生产齐头并进，让甘蔗的种植面积与日俱增，也使上文提到的刘雍将“进甘蔗”作为礼品成为可能。

　　因为顾恺之、张载、梁元帝等人物的提倡，在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情形下，“黄河流域的人”对于甘蔗这样的南方水果也心生向往。

借助商贸、外交等途径，甘蔗向黄河流域传播。

囿于交通运输、双边关系时冷时热等原因，可在长江流域种植的甘蔗到了黄河流域更加“物以稀为贵”。

了一个形象比喻，“譬如西施、毛姑，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这是基本之理，然后“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这显然是由理通向神的主张，强调理与神的统一。

沈括试图沟通作品的“神”与观者所能悟出的“理”，从而达到神超理得、造理入神。

理是以自然形质（形象、位置、彩色）为基础的艺术之理，神则是理的色彩或表现状态。

神与理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但二者的沟通须建立在”形”的基础之上;无形之理与无理之神是没有意义的;而突出传神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作品的形—比如绘画中大写意作品、书法中的大草作品—但“失形”而不“失理”，超于形后而合于理，合于理后而达到神。

理既是对形的超越，也是对神的约束;神既是形的灵魂，也是理的升华。

形、理、神本质上是统一的。

而“世之观画者”往往不能理解于此，就是不懂神理相融的道理，这正是让沈括感慨的原因。

　　中国书画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一系列审美范畴基础之上的，诸如道、气、形、神、理、意等等，东晋顾恺之就提出了形神关系的命题，此后关于各种范畴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下来。

沈括在继承“传神论”的基础上，对神与理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形与理的关系实际上是形神关系、形意关系、形理关系等问题的延续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古典书画美学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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